【陈玉聃】王阳明的完人之问与心学之问——读郦波新著《五百年来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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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14 13: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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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阳明的完人之问与心学之问

作者:陈玉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六日乙巳

            耶稣2017年11月14日

 

  

 

《五百年来王阳明》

郦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光明书话】

 

如果说近年来,我们看惯了种种心灵鸡汤式的国学解读、名人传记,那么,郦波教授的新著《五百年来王阳明》,这部对王阳明其人其思的解说,行文虽有“亲民”之浅白,内里却不乏“明明德”之深刻,因其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两个终极问题: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两者作为核心主题统摄全书,使读者带着问题深入王阳明的人生变迁和思想发展,并以此为镜,观照自身。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指向了王阳明,也指向了儒学两千年的根本:内圣与外王、修身与平天下、克明俊德与协和万邦的融贯。它不是要营造“无牵累的个人”的“小确幸”,而是要让人在时代中、在家国天下里反省自己的内心。

 

究竟是天资愚钝者更容易成为一代完人,还是天才绝顶者更容易成为一代完人?这便是作者的“完人之问”。笔者很认同书中的判断:太聪明的人,尤其是天才,要走到圣人与完人这一步,反倒无比艰难。愚钝者常认“死理”,认准目标便勇往直前,不会回头也不受诱惑。聪明的人,却往往在利益和价值上做过多的考量,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而失去了正道。在郦教授的品评中,曾国藩这“半个完人”终究稍逊王阳明这“一个完人”,我们又或可推论,在更高的层次上,聪明的人若有所执守,成就无疑更胜一筹。“结硬寨、打呆仗”的曾国藩,将既有的“理”发展到了极致,为人之方正不必多言;然而,自小心思活络甚至有些叛逆的王阳明,却能推陈出新,立心立命,成就一代宗师。

 

完人之问的核心,或可在书中所载王阳明与乔宇的对话中管窥。乔宇本人正如王阳明一般,爱好广泛,才学不凡。但后者却为他下了断语:“世人多巧,心茫茫然”。这不由让人想起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不可或缺,但道是根本的统摄。这甚至可与西方哲学中的源头主题“知识即美德”相互参照印证——知识指向终极的理念,“意见”所涉则是纷繁的事物。王阳明给乔宇三个字:专、精、正;若能由诸艺之专精着手,或可升华为正道;这大约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格物致知,是王阳明早年格竹而不得之后的大彻大悟,也与西哲所思并无二致:超越“意见”之上,才可窥见普遍性的理念。

 

当然,对于阳明心学而言,“知”并非全部,知行合一才是成就完人的根本。郦波教授此书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将王阳明之德、言融于剿匪戡乱等不凡事功之中,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全书反复提及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词,大约就是“事上练”。中国传统里对知行关系的讨论,至此可谓大成。有意思的是,自苏格拉底之后,西哲也分为两派,一派偏重纯粹的哲思,另一派则注重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实践对美德的认知——以反省内心之《沉思录》流传于世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罗马皇帝奥略留,大概就是西方“事上练”的最佳代表。

 

阳明心学的“完人之问”,从“事上练”到“致良知”,最终在“天泉证道”之四句“彻上彻下语”中得到了解答: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郦波教授称之为阳明心学非常关键的“大总结、大升华”,这并非过誉。前两句是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合一,后两句则是知行的合一。这四句不可不谓精炼,不可不谓深邃,不过,若说知行合一无可争议,笔者针对前两句仍存疑惑之处。无善无恶之世界观,如何导出有善有恶之人生观?或者说,意何以一动而遽分善恶?论述“无善无恶”时,王阳明曾举出著名的杂草之例,证明善恶本无边界,可以互相转化。那么,人生观中的善恶之分又如何确立?“杀戮、仇恨、贪婪、极端”乃至于恐怖主义,是否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善?或者说,天地不仁,无分善恶,而善恶之分,皆由人所定?这是否又与西哲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之说相应?由是观之,阳明心学,不论是非,就其“完人之问”来看,不仅是儒学两千年发展的结晶,也与西方古典思想中的某些精要之处不无暗合,可相参照。

 

客观而言,郦波教授在“心学之问”上的展开,似不如“完人之问”那样详尽丰富。因为这所涉及的,已经远远不是阳明心学本身,而是其背后两千年的儒学传统,在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因何无力这一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主题。作为一本介绍王阳明其人其说的通俗读物,郦波教授此作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系统、缜密地作出解答,而在于为读者开启了两条思路。其一是中日行为之对照。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受心学影响之深,当是毫无疑问的,这既有日本学者的判断,又有章太炎先生的佐证。那么问题就在于,阳明学为何在故乡不能如在异域一样结出硕果?是中国人抛弃了心学吗?似乎并无证据。其二是中西思想之对比。此书虽以阳明心学为主题,其中两处涉及西学的文字却尤为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在解说“阳明格竹”这一重要事件时,以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为对照,认为旧有理学之“格物”,其失败在于形式主义的倾向,而后者却开辟了实验主义科学,阳明格竹与伽利略格球的对比,正可以解释近代中西发展道路的差异。我们似乎还可进一步追问,实验科学是否就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奥秘?王阳明对“格物”理学的超越,又为何没有走向科学,而是开创了心学?如果说,这代表了中西近代之“分”,那么全书最后一句话又戏剧性地让我们的思绪转向了中西未来之“合”:(王阳明)的伟大的灵魂和人生智慧,将永远诗意地栖居在我们这片神州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正是德国哲学宗师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也正代表着海德格尔对近代西方思想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反思和批判。

 

杜维明尝言:心学所体现的宽广的人文精神,应该成为所有地球人的参照。反过来说,在世界其他文明的参照之下,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心学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借用心学先导陆象山之语:“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五百年来王阳明》,虽立足历史,却以“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这两个终极问题指向当下、指向未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王阳明的智慧,大约并不只会诗意地栖居在神州大地上,也会与四海先哲的思想,共栖于世界,与天壤而同久。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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