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十九日戊戌

          耶稣2017年11月7日 

唐文治是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南菁书院的代表人物。由于唐文治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担任过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无锡国学高等专修学校校长，他的教育思想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唐先生之贡献却不特在教育，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也十分有特色，而这些一直未被以往的研究者过多关注。本文尝试从唐文治从学经历及相关著作出发，尝试“描述”唐文治先生的哲学思想形态。我们会发现，唐文治先生的哲学思想实以易为宗，而融汇汉宋、熔冶朱王，于传统之学术无门户之见，而能汲取各家之长，并从当时中国之实际情况出发，以“正人心，救民命”[1]为其学术的根本目的。

本文的叙述以时间为主轴，但又不特如此，希望能以唐文治先生生命中的一些特殊事件为引自，带出对其思想形态特色的叙述。

一  接受性理学

唐先生的思想形态的形成与其从学经历有密切关系。唐文治先生出生于太仓，太仓是理学家陆世仪的家乡，太仓临近无锡、苏州，而明清两代两地产生了一批思想家，如顾宪成、高攀龙、顾炎武，有所谓“太昆先哲”之说[2]，这样的学术环境对唐文治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从唐文治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乡贤对他的影响。唐文治对“性理学”的接受，就与太仓昆山的学术环境有密切关系。

唐文治六岁开始从父学习，逐步研习《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3]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开始接触“性理学”，尤其是朱子学。这一方面与他的父亲唐受祺及其故乡太仓的学术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授业恩师王紫翔的学术倾向有关。

《性理救世书》卷三载：

文治十五岁时，先大夫授以《御纂性理精义》，命先读朱子《读书法》与《总论为学之方》，其时已微有会悟。逮年十七岁，受业于先师王文贞公之门，命专治性理学。[4]

唐受祺以朱子学作为唐文治的学术启蒙，并让唐文治从王紫翔学习，而王紫翔熟悉陆陇其、李二曲等人著述，留心“濂洛关闽之学”，在唐文治看来“学问造程朱之室”[5]。在王紫翔的指导之下，唐文治进一步研习朱子学著作。《自述》“清光绪八年十八岁”条载：“分日读《朱子小学》、《近思录》、《性理精义》、《学篰通辨》、《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等，兼抄《王学质疑》、《明辨录》细读之，觉醰醰有味。读《孟子》，乃更有心得。爰摘录‘大全’诸先儒说，并录王师笔记，作《读孟札记》，理学乃日进。”[6]这一时期，唐文治研习的都是朱子学基础文献，这些文献对唐文治早期的学术性格影响较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学质疑》为清代学者张烈所作，此书于阳明学门户之见甚深，全面攻击阳明学。[7]王紫翔本人接触理学的过程中，《王学质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至少在表面立场上，唐文治是“宗朱”的[8]。但在这一“宗朱”立场背后，也有些潜流需要我们注意。首先是对《孟子》的研读，唐文治十分重视《孟子》，而《孟子》一书影响了唐文治对于心性、政治的看法。《孟子》中对“性情”的一些看法，影响了唐文治日后的一些学术选择。其次，受家乡学术环境和唐受祺的学术态度影响，唐文治在这一时期，已经接触到了陆世仪的思想。《思辨录劄记·续思辨录题词》：

吾乡陆尊道先生，隐居讲学，体用兼备，余幼时读其文，服膺其为人，顾于《思辨录》未尝细读也。[9]

陆世仪对唐文治的影响在太仓先哲中最大。我们需要特别注意陆世仪的学术倾向，即“在清初朱子学当中，陆世仪于朱陆异同问题主调停态度”[10]，也就是在哲学上，陆世仪对心学的“排斥”要较一些朱子学者弱的多。关于陆世仪的思想，陈来先生指出：

他在开始志学时曾经历过类似王阳明的悟道，体验到人心与天相通，人皆有此心此理，他称这个体悟为“识仁”。但后来发现，如果要依靠这个体悟去达到圣贤，其结果反而愈离愈远，所以说这只是起手处，不是究竟处。他后来认识到，人虽皆有此心，但必须有治心之法，才能逐渐接近圣贤之域，这个“心法”就是“敬”，或“敬天”，他称这个认识为“识敬”。所以他后来说“予起手初得力一仁字，后来又得力敬字、天字”（《思辨录辑要》卷二）。从此以“居敬穷理”为宗旨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11]

也就是从个人生命历程上来看，陆世仪接受了王学的一些内容，其朱子学立场主要在于对“敬”的接受，在功夫上强调“敬”的作用。唐文治日后对朱子学的强调，在“敬”的功夫上也表现的较为明显。

陆宝千先生在《清代思想史》中指出：

吾人所应注意者，康熙时代民间之朱学，大体为“王学化”之朱学，即彼等心目中之朱学，乃自“王学透镜”中所讲之朱学，非朱学之真也。[12]

这里陆宝千就以陆世仪为例来讨论朱学的王学化。姑且不论陆氏所讲“非朱学之真”是否的当，他所说的“王学透镜”值得我们注意。陆宝千指出，民间的朱学之所以称得上是朱学，主要由于重视“敬”，但他认为“以‘敬’字贞定良知而不致流荡，虽以宗朱为名，实为王学化之朱学，非朱学之本来面目”[13]。陆宝千还指出民间朱学注重经世，这也是陆世仪思想的特色[14]。对陆世仪的研习，影响了唐文治对朱子学的接受，对唐文治重视“经世”也有重要影响。

甲午年，唐文治受沈增植提示，开始细读陆世仪著作。《思辨录劄记·续思辨录题词》言：

甲午岁（1894），东人构衅，亟思研究兵学，吾师沈子培先生告之曰：“子盍读《思辨录》乎，其论兵学一卷，他书所不能逮也。”余乃细读之，始知其于天文、地理、河渠、兵刑、礼乐、政治、文艺无所不包，可谓学贯天人，敻绝当世，乃叹向之所见者小矣。[15]

唐文治细读陆世仪的初衷是为了研究兵学，但读过之后，则进一步了解了陆世仪学问的全体。当时中国内外危机加重，唐文治十分重视经世之学，陆世仪的精神气质与唐文治多有默契之处。而在紧接着的乙未年（1895），唐文治的父亲“辑太仓陆桴亭先生遗书告成”，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四月，唐文治本人又重印《陆桴亭遗书》，陆世仪的著作也因唐氏父子的整理而得到流传。[16]

二  汉宋兼采：南菁书院的影响

唐文治早年接受性理学的情况大致如上。唐文治的思想中不仅有宋学（性理学）的一面，还有汉学的一面，而其接受汉学直接与在南菁书院的求学有关。

唐文治于1885年入南菁书院学习，直至1889年赴京参加礼部试，前后历时五年[17]，期间跟从黄以周、王先谦等经学大师学习，汉学上受二人影响较大。由于赴南菁书院之前，唐文治接受了大量的理学教育，这点使他有别于南菁书院其他学生[18]，而此也引起了黄以周的注意，《自述》言：

（黄元同）闻余讲宋儒之学，甚喜。语余曰：“顾亭林先生有言，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不可歧而为二。圣门之教，先博后约，子其勉之。”复教余训诂义理合一之旨。先假余陈北溪先生“字义”，余钞读之，逾月而毕。又示余所著《经义通故》（后改名《经训比谊》），余亦摘其精要者钞录之。又于藏书楼纵览诸书，自是于经学、小学亦粗得门径矣。[19]

此段，黄以周对唐文治好理学的态度其实颇为微妙。黄氏父子主张“汉宋兼采”，对于宋学并不排斥，但仍以汉学为主。唐文治喜宋儒之说，在黄以周看来并非不可接受。但是我们看，黄以周首先以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之语告诫唐文治“不可歧为二”，实际上是希望唐文治不要偏于理学而忽视经学。再则，顾炎武此语却是偏向于“经学”一面，含有顾炎武对他所理解的性理学（包括程朱与陆王）的批评，他所讲的理学也是讲经学的理学。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再看黄以周所言，其实其态度也就较为明确，他指示唐文治“先博后约”，也是针对清学所认为的理学之弊而发，即防止心性义理之学堕入所谓“禅学”。黄以周还是希望唐文治能从“训诂”而明“义理”，此“博”更为明确的则是指“礼学”。示之《北溪字义》或许可以看成暗示唐文治理学当中也讲究训诂求字义，而示之《经训比谊》（即《经训比义》）则态度更加明确，此书黄以周言：“欲挽汉宋学之流弊，其惟礼学乎？或云‘礼为忠信之薄’，是言一出而周衰；或云‘礼岂为我辈设’，是言一出而晋乱。学术不明，而治术敝。”[20]黄以周还是希望唐文治能沿着这一路数前进，而不至于有所谓宋学之流弊。

唐文治亦能了解黄以周的苦心，在南菁书院学习期间，他逐步了解汉学，在经学上也颇为用心，尤其是参与了王先谦主持的《皇清经解续编》的编纂。但是，唐文治并未沿着黄以周的路数前行，他对宋学还是颇多关注，其作《陆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宋明诸儒说主一辨》即可以看做其宋学兴趣的延续。但也可以看到，这种兴趣中也多了几分对峙宋学流弊的味道，《陆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直接认为陆象山之说同于禅学而异于孟子[21]，而《宋明诸儒说主一辨》颇得黄以周欣赏，其关键就在于强调“敬”，而反对“静”，对阳明、甘泉等人的心学讲法颇有批评[22]。

在这一时期，唐文治对易学的兴趣开始萌发。我们可以看到，唐文治于经学不似黄氏父子以礼学为中心，唐文治自己的思想诠释中，《周易》占有核心地位，这一特点一方面与宋学的义理阐释十分接近，宋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多与《周易》有直接关系，而另一方面，则又吸收了汉学的成果，尤其吸收了黄氏父子的研究。唐文治选择经学，由于其宋学取向，加上当时汉宋兼采的背景，他更多的选择了易学，而易学对唐文治整个思想的建构又十分重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对《周易》的解释构成了其阐发思想的重要文本。

光绪十二年（1886）唐文治接着赴南菁书院学习，此年“初治《易》”[23]，并得到黄以周的指导，认为应“贯通汉宋，自成一家”，并将自己所著易学著作借给唐文治阅读。唐文治注《易》的兴趣渐渐产生，从此有关易学的著述不断，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其易学成熟著作《周易消息大义》[24]。

唐文治成熟的易学思想可谓是“汉宋兼采”，并用易学贯通其对其他思想的阐释。例如在《紫阳学术发微》中解释朱子“已发未发说”时，唐文治认为其精义本于《周易·复卦》，并专门有《朱子已发未发精义本于<复卦>说》一文，认为“已发未发之旨，若广而求之，则流行于日用事物之间，即普遍于六十四卦之内；若反而求之于心，不若专玩复卦，简而易知，约而易行也”[25]。在《阳明学术发微》中，唐文治为阳明学术辩护，认为其通于经学，而阳明所通之经，在他看来首先是《周易》。

此种贯通汉宋，一个重要的观点则是将易学与心性学连接在一起，认为“心性之学，孔子仅于晚年论《易》中及之”[26]，讲“文治尝即理以求《易》，以为《易者》，心学之书也，其大义备于《乾》《坤》，而始于《复》”[27]，他用《周易》的“消息”作为人心变化的根据，如讲“操存，阳者，息也；舍亡，阴也，消也”[28]，唐文治重视《复》卦意义正在于此。当然，也需要指出，唐文治理解的心学并非陆王心学，而是广义的“心性学”，他的“心学”可以视作“心性学”的统称。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唐文治在南菁书院时期接受的经学，尤其是易学，对他后来的哲学思想建构意义十分重大。但同时我们还需要指出，唐文治接受汉学，但又站在义理学的立场上，对训诂之学有所反思。《读思辨录劄记》言：

余沉溺于训故者数年，自卫守好古之训，其实只泥古耳。读先生此言，不觉心目俱开，志气大奋。[29]

唐文治重视训诂，但反对泥古，他通过训诂，还是要追求后面的大义。《续思辨录》言：

乾嘉诸老多诋宋儒以意说经，不知宋儒非以意说经，所以不墨守故训者，乃因圣经之言而反之于身也。即如《易·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公之意，未尝及言行也。而孔子释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与尔靡之。”周公之意，亦未尝及言行也。而孔子释之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可见孔子释经，所言必事之反之于身。若程朱之说经，真得圣门家法者也。[30]

唐文治多为宋儒之经学辩护（如《紫阳学术发微》为朱子经学辩护），在他看来，宋儒解经恰是遵守“圣门家法”，而不墨守成规，后儒可以发挥出先儒没有讲出的道理，孔子既是如此。可以说唐文治此种态度应是受朱子“三圣易”说法的影响，与朱子对于《周易》以及圣人阐发的态度一致。[31]

三  熔冶朱王

在南菁书院学习期间，唐文治基本上不太接受陆王心学，这一方面与他之前接受的朱子学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黄以周等人的态度有关。但正如我们前文指出的，唐文治接受朱子学主要透过陆世仪，加上他对《孟子》的偏爱，其实他思想中已经潜藏了一些心学要素，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唐文治在日后的为学中，对心学，尤其是王阳明学术逐渐开始接受。

南菁书院时期之后，唐文治最重要的老师当属沈增植，光绪十八年，唐文治受业于沈增植门下。光绪二十三年（1897），受沈增植提点，唐文治进一步阅读高攀龙的著作，并做相关校勘工作，作《高子外集序》[32]。其中《高子外集序下》专门为高攀龙所讲的“主静”“静坐说”辩护，认为“静”的功夫不能缺少，并调和“静”与“敬”的关系，在唐文治看来“众人者，多欲者也，多欲故只能学静而人心不至于日肆”[33]，静的功夫对于一般人克服欲望来说不能少。此文引陆陇其对王阳明和高攀龙的评价，而专为高攀龙辩护，而对阳明则无专门辩护。但此文对于“静”的态度也与南菁书院时期有些许变化。

民国三年（1914），唐文治开始编《孟子大义》，“采用朱注”，但“发挥新义”，关注“察识扩充”等问题，而注意“警觉良知”，唐文治由孟子而关注“良知”问题。民国五年（1916），唐文治编《大学大义》成，“用郑注本，参以朱注及刘蕺山”[34]，郑注本也就是所谓《大学古本》，而阳明即用此本对峙朱子学。此外，刘蕺山虽然纠正王学之流弊，但颇尊阳明学。此书虽“参以朱注”，但十分突出“知”以言“良知”，对诚意十分重视，而对朱子《大学》“格物”之解释不取。这就有了接受阳明的可能，因为阳明对《大学》的解释也重视“诚意”，并由“致知”综合《孟子》“良知”而进一步言“致良知”。

民国六年夏，唐文治“编《先儒静坐集说》一卷。自李延平先生始，至李二曲先生止，其中尤以高忠宪公静坐说最精密。”[35]这又可以视作对静坐的进一步阐发。唐文治对高攀龙的重视可见一斑。而高攀龙的思想其实颇为微妙，高攀龙尊程朱，但亦是侧重于心性修养，按照黄宗羲所说，高攀龙的某些学说其实只是为了自别于阳明，很多地方可以说与阳明颇为一致[36]。可以说，高攀龙的很多思想在实质上是“折衷朱王”的，很多地方兼采阳明致知之义。[37]对高攀龙的接受可以看做是唐文治接受阳明的又一个契机[38]。

另一个契机则发生在唐文治对朱止泉（朱泽沄）的接受上，而接受朱止泉本身就与唐文治接受朱子学的取向有密切关系。

民国十二年（1923），由于编辑《朱子全集校释》之机缘，唐文治从学生宝应刘翰臣那里得到了王懋竑、朱泽沄关于朱子的注释文献。后吴宝凌赠送唐文治《朱止泉先生文集》四册，唐文治“细读之，见朱止泉先生论朱子于己丑岁后，专用力于‘涵养须用敬，讲学则在致知’二语，因之精义入神。阳明编晚年定论固非，然谓朱子胶于万物而不知涵养者亦非也。乃知止泉先生于朱子之学，终身服膺，寝馈更胜于白田；且编有《朱子圣学考略》及《朱子分类文选》二书，尤为精密无伦”[39]。我们可以看到，唐文治对朱止泉评价极高，认为其超过王懋竑，而止泉之妙处，在他看来主要就在于对朱子“涵养说”的发挥。

唐文治如此接受朱止泉，并作此评价并非偶然，与之前他对高攀龙的接受关系密切。朱泽沄“其用心更在于阐发朱子生平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有系统地阐发朱子学中尊德性之教，力辩以朱子学为道问学之失”。[40]朱泽沄宗朱与王懋竑颇不同。而对顾宪成、高攀龙等“主静立极”之旨较为推崇，“朱泽沄亦提及主静的工夫，认为学者不从静下手，断无入理”[41]。王懋竑颇不同意朱止泉主静、未发之说，而这些则被唐文治接受下来。唐文治之后所编写的《紫阳学术发微》基本上采用了朱止泉的说法，甚至认为朱止泉“上契朱子之心传”[42]，对其推尊尤盛。其透过止泉，而更加向内理解朱子，特重视“涵养”“尊德性”一面，这些为其学术的进一步转换，留下了空间。

民国十三年（1924），唐文治作《重刻朱止泉先生朱子圣学考略序》，其间言自己学术经历：

文治少年有志程朱之学，年十七读陈清澜先生《学篰通辨》，知阳明先生《传习录》之非，十八岁以后读《朱子大全》并陆稼书先生《读朱随笔》、吴竹如先生《评朱子记语》，爱其剖析之精，然反而求之朱子之书，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偶称述之，不过为口耳讲贯之助，未尝得躬行实践之方也。中年服官荏苒，无进德。岁在癸亥，年五十九矣，讲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及门诸子编辑《朱文公集校释》，乃始闻宝应朱止泉先生有《朱子圣学考略》一书，亟求之，则闻其家仅存二帙，刻本钞本各有一。爰乞金坛冯梦花同年转假刻本读之，然后知止泉先生真得朱子之心传者也。……[43]

在唐文治自己看来，自己真正理解朱子，并不在早年之阅读研习，而在接触朱止泉之后。此文还谈到阳明对朱子的理解，他讲：

专求朱学于实者，固当以此书药之；而求朱学于虚如阳明先生者，又恶能有所借口乎？[44]

在他看来，阳明是求朱学于虚，虚强调心性之学，实侧重辞章训诂。此时的唐文治，基本上认为阳明对朱子学的误解主要在于认为朱子少尊德性一面，而如果像朱止泉这样系统阐释了朱子学，就不会有阳明的误解。这种用虚实理解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思路，一直贯穿到《阳明学术发微》[45]。

民国十六年（1927），唐文治编《紫阳学术发微》，我们可以看到，此书对朱子之阐释特重“已发未发”之问题，强调朱子“尊德性”的面向，言“涵养须用敬”颇多，强调朱子言仁，但基本上很少谈“格物”的问题。此书专门讨论朱子之经学，书中数次反对以所谓的汉学考据轻视朱子学，有兼采汉宋之特点。更为微妙的是，此书专门有《<朱子晚年定论>发微》一卷，专门涉及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其卷首按语言：

窃以为阳明之论朱子，不考其平生为学次第，举其《集注》、《或问》、《语类》之说，一扫而空之，仍不免卤莽灭裂之病。然其所引朱子晚年涵养之说在己丑以后者，亦未可遽以为之失而概废之。……文治窃谓：读先儒书，当先辨其是非。其言而是者，虽出于中年，未尝不可以笃信之；其言而非也，虽出于晚年，亦当慎思、明辨，知其或有为而发也。《晚年定论》确有中年而误以为晚者，有中年而其言是者，有晚年有为而发者。然亦确有晚年专主于涵养者。[46]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唐文治已经先为朱子学的倾向定了一个是非，即朱子学有很强的“涵养”“尊德性”的讲法，并且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因此不能因为有些文献早晚不同，而否定朱子学涵养的面向，阳明虽有卤莽灭裂之病，但不能否认阳明对于朱子强调涵养材料的指出。这一态度已经十分微妙，可以说背后潜藏着某种“会通朱王”的味道。[47]

在敬与静的问题上，唐文治也很独特。《紫阳学术发微》引陆陇其之语，陆陇其不喜言“静”，专门主敬，而唐文治言“静”较多，认为对于“主静”不可以偏废，不可以一概扫除。这就与很多主张朱子学，强调“敬”而反对“静”的态度颇为不同了，也与唐文治早年的态度有了些许差别。

更进一步的是在民国十九年（1930），唐文治开始辑《阳明学术发微》。《自述》言：

自明季讲学之风，流弊日甚，于是王学为世所诟病。实则阳明乃贤智之过，其倡致良知之说，实足救近世人心。日本服膺王学，国以骎强。余特发明其学，都凡七卷；其中四大问题及阳明学通于经学二卷，颇为精审。较之二十年以前，喜辟阳明，自觉心平而气和矣。[48]

这里对于阳明学的态度，唐文治自己已经指出，更二十年前大为不同，他没有指出不同的转变内在的机缘是什么，只是从外在提到了阳明学受日本重视而国强。如果透过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思想的内在接受上做出一定的解释，即唐文治所接触的学术，无论是高攀龙还是朱止泉，都已经有了很强的内在化倾向，而这些也影响了他对朱子学的接受。再加上唐文治一贯重视“救人心”，那么此时他对阳明的态度转化是十分自然的。

《阳明学术发微》同样汉宋兼采，前文已经指出，他专门用易学去讲阳明学通于经学，当然其它经典也多有涉及，认为“阳明学贯通经学变化神明”。同时，该书还专门从汉学的角度去谈阳明改用《大学古本》的问题，认为此“实与汉唐诸儒合”[49]。同时，此书还专门论及“心即理与性即理浑言未尝不同”，从人伦之理的角度，会通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哲学基础，而在此问题当中，高攀龙再度登场。该书卷五、卷六则专论“阳明学通于朱子学”，认为两家殊途同归，而特别强调“涵养”。

唐文治对阳明态度的转化，从学术经历上来看，并不是突然的。同样在此年，《紫阳学术发微》也最终完成。可以说唐文治通过此两书最终形成了“熔冶朱王，汉宋兼采”的学术特点。到唐文治七十岁时，讲学已专门讲王龙溪、钱绪山、王心斋，对心学他有进一步的吸收[50]。民国二十八年（1939），值抗战之际，唐文治又专门讲“王阳明先生‘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学，可以正心救国”[51]，其对阳明学态度于此可见。

四  立言宗旨：孔学救国

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唐文治先生强调阳明学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在于“正心救国”，而这可以说是贯穿其一生的“立言宗旨”。唐文治先生学术生命，其观点前后有所变化，但其“孔学救国”的主张则始终不变。“正人心，救民命”可以说是他在那个时代为学的一大主旨，而唐先生本人的经历，亦可以说是此主张的反映，无论是创办交大之工科，还是无锡国专之讲学，抑或赈济乡里，都是以此为目标。其学虽有所变，但实际上却是围绕此点而寻找思想资源。唐文治先生于阳明学如此，于朱子学亦如此，认为“吾辈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52]，认为朱子学是救世之良药[53]。前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唐文治先生进一步了解陆世仪的一个契机是为了时局而想要研究“兵学”，背后依旧是“救国”之动机。

《续思辨录》一段话颇能体现唐文治先生为学与此一宗旨的关系：

《周易》上下通则为泰，上下隔则为否，故当世人心学术之通与不通，实与气运相维系。方今天下士大夫蔽锢极矣，吾辈诚能砥德砺行，明体达用（以理学为体，以经济为用），裕修齐治平之业而一以贯之，有以化士人门户之私，而祛其诐谣邪遁之习，如此而裁成辅相，固可渐措于治平，即使吾道不能大昌，而世有孝弟忠信之人，少留天地之和气，大兵之后，或可得硕果以绵延一线，此区区勉人为理学之苦心也。[54]

易学是唐文治哲学的根底，研究易学实际上是为了探寻变化人心的根据，找到学术与人心的关系。唐文治先生讲“明体达用”，其一生为学、办学、为政可以说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其学术的变化，则是为了更好的探明这一“体”，唐先生的苦心可以说是我们在研究其学术变化的同时所必须要体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