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和平】究竟在何处安身立命?——从朱子叙述张宣公南轩夫子的内圣之道反观今日国学教育之重点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7-07-16 13: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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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在何处安身立命?

——从朱子叙述张宣公南轩夫子的内圣之道反观今日国学教育之重点

作者:赖和平

来源:《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三日甲辰

          耶稣2017年7月16日

 

 

一、引言

 

“公讳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国忠献公之嗣子也。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又命往从南岳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所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厉,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远矣,而犹未敢自以为足,则又取友四方,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盖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覆不置者十有余年,然后昔之所造深者益深,远者益远,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其于天下之理,盖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实有以见其不能已者。是以决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笃于君亲、一于道义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为也。”——(《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文公文集》卷八九,《四部丛刊》本)“栻闻道甚早,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宋史张栻传》卷四二九)以上引文均转自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页一二三九和页一二五九(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今日我们谈张南轩先生,通常之理路,是讲其生平、家世、游学、事功等等,因为这些史实是最易寻出,而且一讲,大家似乎易听明白。这似乎也是我们当今讲国学的朋友们最能理解的部分。这种讲法看上去是继承了我们的传统文史脉络,实际上今天讲的朋友因为基本上不像前贤之信有“二帝三王之道”,故其实这种讲法是很接近新学制后的新史学,持一种所谓冷静的、客观的立场。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解读以上两则文献,则非常隔阂,基本上不会切入其所谈之内在的基本精神。

 

另一种稍好的谈法是,直接切入其忠孝仁义的层面,也就是直接进入人伦道德的维度,这是我们今天讲国学的朋友认为比较正宗的国学讲法,因为大家都以为讲国学是为挽救我们今日世风之危机之方法,而世风与道德关系极大。这种讲法虽然理直气壮,其弊端是容易走向索然无味的道德教条,一切都显得不自然,不是发自内心道德要求,而是外在的一种迫使,讲的人往往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出于“弘道”的愿力,还是出于私心想以道德教条来约束他人,经常不能够深切体验孔子所谓“人不知而不愠”真实的含义。听的朋友也觉得自己道德需要改进,自己甚至怀着负罪感想到国学里面求忏悔。这种态度当然不会去理会所谓“孔颜之乐”究竟是怎么回事。统而言之,这种讲法容易导致禁欲主义,缺乏生命应有之活泼机趣。

 

又一种方法,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以常见的带有西方哲学传统的对宋明理学的解释框架,对南轩之学,详细分析之,颇能够进入其甚深之义理,令人信服。凡是受过哲学系训练的朋友,对此并不陌生。虽然这种自诩为客观的西方哲学式的解读方式似乎离西方哲学本身的内在价值追求也有隔阂(见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及超越论的现象学》第一部分结束的章节里说:“所有我们这些人,并非哲学的写作匠,而是由伟大过去时代的哲学家培养起来的人,我们为真理而生存,而且只是以这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真理之中,并且只愿意以这种方式存在……,我们已经从最一般的方面意识到了这一点了,即人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和它在人的整个生存中的结果,决不是只有只有单纯私人的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限定的文化的目的的意义。因此,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是人类的公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一点呢?在我们个人的内在使命中,对于我们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真正的存在来说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同时本身就包含有对于人类的真正存在的责任。而人类的真正存在只是作为指向终极目的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如果它确实能实现,也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我们真正是哲学家——才能实现。”页28,王炳文译 商务版2008),今日我们讲国学的朋友,能够到这一步的,也不是很多。这种方法之弊端是,讲者不一定有亲身之体验,听者听完后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在自己身心入手,或者根本不会想到需要从自己身心下手。如果我们讲国学的朋友只是除了讲别的学问外又多了一种学问,听国学的朋友只是除了听别的知识外又多了一种知识,那么我们的国学教育就永远没有上路。

 

而笔者由于昔日在盐亭先师、蒙古先师处得闻先贤之讲法,方知我们书院、精舍等等先贤确实有一种与现代学术不一样的路子。这个路子其实并不复杂,关键是讲者和听者、所讲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物,都须和自己切身的状态联系起来。拿现代学术的话来说,就是,文本的秘密必须在解读者心中重新展开,而且须以解读者之心与文本人物之心跨越中西古今互动!这样,文本就活起来了,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愉悦的。如果讲者也这样带着听者进入,听者也会逐渐感受到原来自己可以身处其中,亲自体验。所谓历史的文本便对讲者和听者都起到了激励之作用,促使读到听到的人内心发生变化(此点现代学术大师伽大默尔在论述德国的“教化”传统时有许多启发之处),而逝去的先圣先贤之精神也就真真实实地传承到讲者和听者得血脉之中了。

 

窃以为这是我们今日讲国学最缺最需要的讲法。细细沉思,为什么我们培养了那么多文史哲方面的本科生、硕士、博士,但是我们仍然明显感觉缺乏国学师资呢?原因很可能就是我们对这种传统的先贤的路子生疏了。当然,可能我们在面对今日之听众,需要对此古法作一些创造性变革,但是其基本精神与坚持将生命真实的状态融入国学经典之中,这个核心原则恐怕不能丢掉。

 

本文就是站在这个立场,希望对南轩先生的内圣之道有初步之探索,以利于自己的身心气质之变化,如有可能,或许也有利于阅者与听者之身心气质变化吧。

 

从以上比较有限的引文中我们应该明显感觉到,张宣公所学,有异于我们今日通常所谓“学”的意义。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轻易放过。因为现代教育体制下的教育与之实际上差别最大之处或者叫做中国教育的“古今之变”就在这里:所学何事?所学为何?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别,我们要向古人学什么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国学教育最终就与先圣先贤的智慧血脉接不通。或者就会像许多海外汉学家如列文森先生或海内的研究者如李零先生一样误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已经属于过去的时代了。

 

既使按照以上我们引用的朱子的叙述(后面将会简述,实际上朱子究竟是否能够评述南轩,尚是一个问题),南轩的学习至少有以下步骤:

 

“公讳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国忠献公之嗣子也。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

 

这首先交代了南轩的基础非常好:有名有字,而有字就是“有志”,这和我们今天的教育不大一样。自从我们民国初年的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我们教育的“修身”课变成了以讲“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品德”课,我们以前的所谓“立志”,沦落到今日的找个好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确实涉及到天下范围内的所谓“现代性”问题。这里暂且不详论,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价值立场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华夷之辨”的问题:究竟要不要以人的价值和内在自由为高贵的追求目标和标准!

 

接着朱子说南轩出身世家,这一点,我们中国现在的时代基本上不具备了,主要是世家没有了。我们的常听闻的例子基本上都是如这二代、那二代之类的反面的情况。但是日本的文化性质的世家似乎还比较健全,而且听说欧洲美国反而还保留了这个传统,所以他们的文化比较有根基,有创造力。然后朱子说南轩“生有异质,颖悟夙成。”这似乎是属于先天资质好,可遇而不可求。但是我们中国传统其实有一套讲法,就是父母广行善业、积累阴功可以有望生子孙仁厚聪明。这里朱子那么谨慎的用笔居然使用“异质”来赞美南轩,恐怕南轩确实有些异于常人之处。但是从后面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异质绝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理解的聪明伶俐、某方面的特长、甚至什么特异功能什么的禀赋等等。

 

出身世家的南轩,“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这应该是身教加上一些言教,这个条件也不容易,南轩的父亲及其过从之人也非等闲之辈,所以一句“忠孝仁义之实”,应该是隐含了许多非常难得的学习资源。简单地说就是“亲师友”,这个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中,也是非常少见的。而南轩可能亲近的师友少时可能有与张浚志同道合的朝中大臣,而且还很可能有出世之高人如被誉为千年一出的大慧宗杲禅师等等。我们于此反身自问:我们学习国学亲近过哪些师友?我们亲近的是些什么样的师友?先贤说“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非匹夫非穷也;道德之所不存,虽王天下非通也。”我们今天因学习国学而亲近师友是按照这个理念在践行吗?还是只是看谁的名气大、谁的地位高、谁的声望广来决定亲近师友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学教育的基础!离了这些基础,不但国学教育开展不利,学习不利,而且有可能完全成为负面的伤风败德之行:本来为了敦品厉行、澡雪精神、转化时代弊病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也变质为世俗的依草附木的堕落之因!

 

朱子接着叙述:“既长,又命往从南岳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这是一种我们现代教育更加缺乏的形式:参学。和我们近来忽然流行的游学完全不一样。游学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怎么游、从谁游,关系就太大了。龚鹏程先生在论述中国传统中的“游的文化”时有详细说明。南轩先生所从参学的乃是当时声望极高的传承了大程之学的龟山的再传弟子胡宏。这里也似乎也看得出张家实际上仍然是坚持士大夫价值立场,因为按照外人的认识,张浚与禅门大师大慧宗杲交好,若其真认可禅宗之方法甚于道学的方法,那么他应该会命南轩随侍宗杲禅师。以至于南轩初谒胡宏时还费了些周折:

 

初,南轩见先生,先生辞以疾。他日,见孙正孺而告之。孙道五峰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见他说甚!”南轩方悟不见之因。于是再谒之,语甚相契,遂授业焉。南轩曰:“栻若非正孺,几乎迷路!”

 

这里南轩参学于五峰的故事对我们习惯现代教育活动的人来说需要深入发问的是:南轩究竟到五峰那里参什么学?

 

以下就更精彩也更切入核心问题了:

 

“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所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先生一见,知其大器”这一句说明南轩当时之学养基础和状态已经具备承受圣贤之核心价值。所以虽然是初次见面,“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也就是见机将孔门最高法门指示给南轩。孔门论仁堪称孔门的传心法要,现在五峰面对这位年轻人就直接以儒门之心要启迪之!“公退而思,若有所得也,以书质焉。”南轩和其师五峰当时究竟如何应答的,朱子及后来的记录皆不详,但是既然是“退而思”后,才“若有所得也”,而且是“以书质焉”,那么很可能当时南轩并没有悟到孔门心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可是朱子的转述,因为朱子最终走的是“理性主义”路线,异于龟山传下的所谓“道南正脉”重视“实证”和身心的“神秘体验”的路线(详见陈来先生《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一文之精彩分析),那么很可能朱子是按照其理性主义的路数推测南轩“退而思”后才“若有所得”的,因为孔门论仁作为心要,恐怕不是“退而思”才到达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学教育来说,最困难的还不是这种儒门内部的路线差异,而是:先圣先贤所证的仁究竟和我们在现代教育知识体系下对“仁”的“理解”相差几何?

 

任何受了一点文史哲训练的朋友都很容易收集到几乎所有的孔门论仁的句子、引语,但是究竟和我们自己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究竟体验过“仁”没有?我们的体会是在口舌上还是在内在里?

 

下面是南轩的老师印证肯定其弟子的话:

 

“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就是说对南轩信中所描述的对仁的体证完全认可。到这一步,当然已经很不容易,但是尚不表明南轩乃大器之人。得少为足之徒甚众啊,但是南轩:

 

“公以是益自奋厉,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

 

研习到此笔者甚为感慨,南轩得到其师首肯后“益自奋厉,直以古之圣贤自期”是可等大发心。联系到朱子开篇说南轩“生有异质”,就更明白其异在何处了:发心异、志趣异、动机异。所谓禀赋深浅者,求道希贤之切与非切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南轩作功夫如此之诚之切,简直让人相信朱子说的“颖悟夙成”了。

 

更为可贵的是南轩“所造既深远矣,而犹未敢自以为足,则又取友四方,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基本上属于善才童子五十三参了。我们很难明白的是:“所造既深远矣”确切指什么?如果真有这个可以深远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为什么在已经“深远”之后,还需要“取友四方”呢?南轩“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究竟是什么意思?

 

“盖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覆不置者十有余年,然后昔之所造深者益深,远者益远,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

 

“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覆不置者十有余年”究竟是在做什么?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为什么会“昔之所造深者益深,远者益远,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住在平实之地呢?我们今天不是常说“道在平常”、“生活禅”吗?为什么我们说的不是“道”、不是“禅”而仅仅是平常生活?看来这里面恐怕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吧。

 

南轩“于天下之理,盖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实有以见其不能已者。是以决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笃于君亲、一于道义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为也。”

这里南轩“实有以见其不能已者”的是什么不能已呢?

 

朱子还非常诚恳地说:

 

“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

這就更令人要追問了:朱子是走的“漸修”之路而南軒是入的“頓悟”之門?“銖積寸累”真得能夠到達嗎?南軒“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究竟什麼是“大本”,什麼又是“有見”?為什麼先有見之後仍然需要學習、仍然需要做功夫?

 

三、小结

 

以上简单之分析,至少我们对当下的国学教育有个反观:我们究竟意识到先圣先贤所谓的“道”这个东西没有?我们的国学教育面对中小学生和普通民众更多属于耳濡墨染式的、启发式的“诗教”方式。但是对于担当比较重要任务的国学教师或者比较重要的党政部门的领导(今日之新的士大夫),我们也只是讲讲风花雪月式的或理直气壮式的所谓国学吗?再看看本文开头的哲学家胡塞尔的话:

 

“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是人类的公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一点呢?在我们个人的内在使命中,对于我们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真正的存在来说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同时本身就包含有对于人类的真正存在的责任。而人类的真正存在只是作为指向终极目的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如果它确实能实现,也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我们真正是哲学家——才能实现。”我们国学教育的应有的责任和使命难道不是这样吗?

 

恐怕不反观这个问题,五年十年后,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后,我们发现国学还是没有生根!我们或许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学教育运动,但是最后发现不单于世道人心之轨正无助,于自立立人的先圣贤精神几乎仍然是相隔,而且我们自欺欺人地堕落在国学的深坑中而不自知,岂不悲哉!

 

故而不顾自己本身之愚钝浅薄,而为此文与诸师友共勉,以期不负列祖列宗、先圣先贤之恩也。恳望诸师友指正!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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