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先生“儒化”宣言一出，举世哗然，骂声四起。康晓光是我对之认同最多的当世学者，眼见众口滔滔，自然想起而为之一辩。但还未开口，就已有人斩钉截铁地断言：“冼岩（闲言）就是康晓光”，然后附和者众。为避嫌疑，我本不想再趟此浑水。但这一回樊百华先生在其长篇鸿论《“替代阳谋”、“仁政”和其他》中，一再提到“冼岩（闲言写作组）”，这倒使我有了一个理直气壮与之理论的理由。 
    
    一，首先正名，说说所谓“冼岩（闲言写作组）”
    
    从何清涟女士由“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每天工作24小时，大概也无法写出这种风格多样的大量文字，并阅读海量般浩大的信息”、从而暗示冼岩是“国安部的写作班子”，到樊百华先生“闲言写作组”的提法，冼岩个人摇身演变成了令樊百华等西方民主自由救国论的信徒们咬牙切齿的“写作班子”。冼岩本来自愿作一个何清涟女士所描绘的“网路幽灵”，仅仅以文字与公众交流，并不亲身介入言论界、思想界的纠葛。但人非太上，难能免俗，在各种“身份质疑”的追剿下，冼岩终于现身于上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某个学术座谈会，与自由派的刘军宁、秋风，新左派的韩德强、杨帆对簿当场。当然，这种现身仍然不可能堵塞天下好事者悠悠之口，他们仍然可以演绎：这个出来的冼岩莫不只是一个替身？他后面说不定还有一个阅读班子、一个写作班子？ 
    
    人类的猜忌心是不可战胜的，冼岩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能够证明某件东西确实有，却万难证明其确无。以后，如再有以“身份”相质疑者，冼岩唯有恕不奉陪，请断言者自行举证了。 
    
    
    二，说说康晓光的“智囊”身份 
    
    
    这又是一个身份问题，我原来一直奇怪，为什么许多所谓自由民主人士往往辩论还没开始，就能“发现”对方的身份或动机有问题；说是讲理，七绕八绕，总要把思想之争演变成身份之争或道德批判？我原以为这些帽子高手都是师法文革，再现姚文元遗风。最近终于弄明白了，这其中很多人确实不是在有意搅浑水、故作陷害，而是真心实意地认为凡与自己“持不同政见者”都身份或动机“有问题”。换言之，持这种身份论或动机论的人往往道德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们的智力。 
    
    这些人的智障根源于自以为天下事或者说中国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民主；而且这个答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它既是普世真理，又已经被光辉典范所证明。不承认这样的答案，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朝廷鹰犬或者御用智囊。如果你的“不同政见”只是在他们的“普世真理”之外另作蹊径，他们或许还会相信你只是“认识问题”；如果你的见解竟然与他们的“普世真理”发生冲突，那无疑就是在有意捣乱、居心叵测了。 
    
    在这些手持葵花宝典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一切问题都早已有了答案，根本无须再作求索；一切答案都在书中写着或西方摆着，唯一问题是看你敢不敢挥刀自宫。对于这种偏执自信，中国人并不陌生，半个多世纪以前，对这种人有个专门称呼，即“布尔什维克”--历史往往重复，唯有标签不同。 
    
    今天的布尔什维克比之半个多世纪前的先辈并没有什么进步，其自以为绝对真理在握的神情与王明、李德们并无二致；其所依恃以支撑自信的东西也差不多，一是普世价值，二是先进示范。就普世价值而论，自由民主价值的崇高性比之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价值颇有不如，因此在上个世纪制度实践优劣未判之际，自由主义在争取人心方面一直屈居下风；就先进示范而言，成功经验都有其成功的具体条件，经验有其具体性，成功有其时效性，如果历史已经证明依据于19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社会主义迅速崛起的具体经验并不具有普世意义，那么这一次冷战终结的经验为什么就能普世呢？ 
    
    与冷战终结相伴随的世界性“第三波”民主化进程的实际表现已经在否证自由民主成功的普世性。就连极力颂扬西方民主制的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开始走向民主化的国家面临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如重大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等等；这些国家在服下自由民主制度这剂补药后，所希望根治的病症不但未见好转，在很多情况下还导致病情恶化。 
    
    反之，权威主义在东亚一些国家却有惊人表现。四小龙不用说了，中国自己近20年来的社会经济表现和它的权威主义取向即同时受到举世瞩目。依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组织（这是两个被公认为具有自由主义立场倾向的国际组织）2003年所公布的全球治理评估报告、世界发展报告及透明国际年度报告等各国资料，康晓光先生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比较：在与中国条件相似、相对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口规模比较大、国土也比较大的一些国家，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欧洲的俄罗斯、南斯拉夫，非洲的埃及，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以及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几个地区和国家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中，虽然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最低，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好（比较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长平均值），腐败居中，贫困的指数相对来说比较低，基尼系数也居中。 
    
    从这个角度看，正象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被实践证明优越于王明、李德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样，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邓小平道路显然也优于照搬西方样板的“第三波”民主化模式，也即是优于樊百华们的信念主张。当然，看问题可以有多个角度；角度不同，镜中映像就不一样，由此就可能衍生多种判断、多种主张。同一种病，在西医看来是病毒侵入，在中医看来可能是阴阳失衡。两种看法都能够作为治疗疾病的依据。它们所描述的，分别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由于不同镜像都由本相而生，所以都可以作为影响对象的依据。 
    
    如果在自然科技领域尚且可以采用现代科学体系之外的不同视角、不同疗法，那么在本来就众说纷纭的社会领域，当然会存在、也需要多种视角。因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理论至今不能、或许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统一性，某些自由民主人士所臆想的“终结历史”只可能是痴人说梦。关键在于，对不同方案的评判取舍不能依据某种方案所得由产生的绝对观念、普世真理，而必须依据对具体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分析判断。抽象说，中西医两种方式都能治病，但具体到某一病例，方法当然有高下之别；决定这种高下优劣的，就是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如果西医的方法虽能治病，但是需要开膛破肚，恰巧病人又孱弱不能承受，那么纵然西医的疗法可能治疗更彻底，恐怕人们也只能选择见效较缓的中医保守疗法；如果中医虽能治本，但其药方需要以传说中的千年灵芝为引，那么恐怕人们只能退而采用仅能治标的西医疗法。 
    
    上述问题对于自以为真理在手、因而满怀着十字军义愤的樊百华们来说都不是问题，他们的逻辑倒也单纯：既然观念所描述的理想比现实“好”，那就应该付诸实施；既然人家美国已经成功了，这就说明此观念普世可行，说明中国也得照做；不照做就是逆世界潮流的恶魔，赞成不照做者就是智囊、帮闲。因此，他们主张用自由民主的标尺来丈量一切；而在与他们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遗老遗少们却主张用另一种绝对观念的尺度、即马克思主义的尺度来丈量一切。当初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绝对观念对社会进程的窒息，邓小平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求解脱；执政党好不容易才挣脱的这种精神樊笼，樊百华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戴上去--只不过换个标签而已，其客观效应同样是取消当代人的自主探索和选择，将历史进程“固化”在绝对观念所指定的“唯一”方向上。 
    
    自由主义者虽然以“自由”为名目，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即有自由之精神。不需要任何实证，就可以将“持不同政见者”虚构为“智囊”或“写作班子”，这集中显示了某些民主自由的口头主张者本身既不民主又不自由的作派。如果自由主义也只能对它的附和者、不关痛痒的异议者讲自由民主，而视其反对者为寇仇，这与其它“主义”又有何分别？被樊百华先生所一唱三叹的秦晖，更提出什么“自由先于主义”，意即凡要和自由主义者进行讨论，首先必须赞同或践行自由主义主张，这和欧洲中世纪时凡要与天主教信徒讨论首先必须信主否则火刑伺候，现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凡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理论首先必须成为革命队伍之一员否则必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其在争夺话语霸权的意义上如出一辙。秦晖的取巧之处，也无非是把自由主义与其它主义的区别由是否赞成“自由至上”、“自由优先”偷换成为“要不要自由”而已。 
    
    上月的北京之行，也首次见到了康晓光。当时“智囊”之说已在网上甚嚣尘上，但我所接触到的北京学者，无论左中右，对“康是智囊”之说无不嗤之以鼻。一方面观念虽易使人偏执，但并非每个人都会因此丧失常识理性（那个自言“一个人可以没有专门的知识学问，但不可以没有健全的常识理性”的人，仅凭他口口声声“智囊”、“写作组”，即已可知他到底还剩余了多少常识、多少理性）；另一方面，凡是对康晓光的处境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产生“智囊”的想象。 
    
    康晓光关于政治的文章，在国内原来只有《战略与管理》可以发表；现在连《战略与管理》也关闭了，他的文章只能在网上传播，专著也只能在国外出版。这样的“御用智囊”，倒确实古今未有。 
    
    三，我所理解的“仁政” 
    
    以己度人，我理解康晓光与我一样，同样是作为中国人，关注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我们和那些真诚的自由派、新左派在出发点上并无不同，同样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走好、民众能够少受苦难，只不过由于对病理的认识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因此对症状的判断不一样，开出来的药方也不一样。我自己很希望能够被说服以作出改变，从而可以与某种更流行的观念趋于一致。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足可以说服我的事实和道理；不仅如此，前来“说服”者很多并不准备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更热衷于戴帽子打棍子。象吴思、王思睿般愿意且能够进行理性讨论者，在普世价值或“共同底线”阵营已属凤毛麟角。 
    
    我所理解的康晓光思路是： 
    
    1，由“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践效果看，普选制不适合于中国这种国情的国家。 
    
    2，由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风波及前苏联、东欧1990年代的政治转型实践看，中国转向普选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3，所以，西方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可能仅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宪政民主制的普适性只是一个从先验观念出发、却不断遭到实践否证的理论假设。 
    
    4，反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表现引人注目，它与东亚四小龙的经验一起，共同昭示了“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5，这说明，社会进步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中国问题可以立足于中国国情找到新的出路。
    
    6，20年来中国社会既创造了惊人绩效，也积累了许多问题，现状不可能原封持续，需要作出改进。 
    
    7，既然自下而上的普选制不可行，那就只能仍然依托于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体系，并对此进行改进。 
    
    8，这种改进用官方语言说就是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 
    
    9，当前对执政能力的提高构成根本限制的是意识形态的虚置与合法性的倒置，官方传统的意识形态与试图强国富民的实际作为背道而驰，且相互扯后腿；执政能力不但得不到合法性的支持，反而被削弱。 
    
    10，康晓光的合作主义国家构想和现代仁政理论主要就是着眼于解决这个问题，即为执政者锻造一种新的合法性，使意识形态能够与政府强国富民的努力方向一致，相互支持。 
    
    11，这种新的合法性理论能够在强化和支持政府行为好的一面（如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同时，又对政府行为不好的方面（如精英联盟、权钱交易）作出限制，它在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同时又规范了政府行为。
    
    12，仁政在古代中国未竟全功，而是迭遭反复。但在当代，它的可行性大增。仁政在当代中国可能成功的关键与普选制在西方成功的关键具有某种一致性，那就是资本等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已经壮大，现代社会再非吴思思考时所依据的官吏一强独大的格局。
    
    13，当然，即使这样，仍不能保证仁政作为政治制度方案可以成功，但它作为合法性理论，肯定优于现行理论。在可行性方面，它比之其它方案的优点是可以缓缓而进，无须推倒重来。虽然它未必能将社会改造得很好，但肯定不会导致更坏（民主化转型则可能导致更坏）， 而只会或多或少导向于善。 
    
    14，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各种已知方案中的次优选择。它的不完善之处，可以通过开放性来予以完善、补充。它虽然发韧于古代，但并不排斥各种现代价值观念，只是拒绝可能导致不测之险的普选制。 
    
    按我个人的判断，合作主义国家和现代仁政社会有两种可能的前景：1，它有可能只是一种中期性的替代方案，中国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宪政民主的道路上来，因为后者毕竟是迄今为止最适用于经济发达社会的制度形式；2，也有可能，中国可以从合作主义国家和现代仁政社会中走出一条能够长期发展的新路，为人类的政治进步贡献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模式。
    
    无论如何，它都是中国在当前阶段上最适宜的选择。
    
    四，回应其它批评
    
    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一文发表后，在一片骂声中，最多的是象樊百华先生这种“连一般[自由民主人士]常见的冷漠、矜持、虚骄都不要了”的“粗暴”宣泄，外加一些康晓光先生所描述的“之所以喜欢民主，仅仅是因为民主是他所珍爱的价值。民主有用更好，没用也无所谓，他都一样喜欢。什么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国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只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的“走火入魔”。其实，康先生还是低估了民主魔咒的魔力。中咒的人是绝不可能承认民主“没用”的。对于他们来说，观察世界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观念“判断”；他们对于“民主没用”的标准答式是：人们谈论民主政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指的是为人类历史所证实了的长时段的效果；很少有人认为民主化在短时间内必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对于这种自以为可以知后五百年的“长期论”迷信者，凯恩斯的声音最为震撼有力：在“长期”中，我们都已死去。
    
    更有一位“脑袋空空、大话乱说”的陆兴华先生，说什么“谈政治学或宪政问题我自己觉得应守一条自律原则：就是，不要居高临下地把问题说死，而应把问题谈得越来越开放，把问题说活”--不知道他“见过”哪一种“政治学”是象他“觉得”的这样“自律”：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又说什么“制度和立法的事，应交给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去定夺，不应让康晓光这样的学者知识分子篡夺走”--“制度和立法”都由立法机构“定夺”，那知识分子还发什么言？所谓“民意”又如何形成？
    
    这位离开**斯**夫就不会说话的先生，偶一放下拐杖乱说大话，立即原形毕露。显然，他既不知道真正的思想言论的“开放”性正是依靠不同的人分别从不同角度“把问题说死”、然后相互碰撞而形成的，而不是靠他所“觉得”的只让挖茅坑不让拉屎的“自律”；开放社会的所谓“民意”，也是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多种声音的竞相表达中形成的--只能说这个人其实并不知道他自己所说的那些梦话究竟有什么含意。
    
    在这场标榜自由民主的仁人义士们对康晓光的大围剿中，有针对性的理性声音寥寥无几，堪称理性讨论的代表作是自称“对政治和儒学均无专门研究”、署名juechao的作者在网上发表的《对康晓光先生“建国大纲” 的几点疑问》一文，该文对康晓光提出了三点质疑。
    
    juechao提出的三点质疑（1、“合法性” 完全是“辩护”和“欺骗” 吗？合法性真的与效率无关吗？2、红色政权真的是“全盘西化” 吗？3、“混合政体” 能归结为“仁政” 吗？）都有其道理，但过于“抠字眼”，也误解了康的原意。兹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一一作答如下：
    
    1，合法性当然不完全是欺骗，合法性本身也有成功失败之分。合法性要能够成立、能够被受统治者接受，必须有实际行动和效果的配合。康晓光所说的欺骗，是针对其理想化的观念表述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合法性宣示都从未真正兑现过，都可以说只是一种“辩护”和“欺骗”；有限的实际行动和效果，正是配合使“辩护” 和“欺骗”成功的手段。
    
    从被统治者的切身处境来看，统治者愿意“辩护”和“欺骗”比仅仅依靠武力压制好，有实际行动和效果配合的“辩护”和“欺骗”比没有实际行动和效果配合的“辩护”和“欺骗”好。但是不管怎样，对不同合法性的评价和比较，不能看它说得动不动听，只能依据其实际效果。
    
    2，中国的红色政权当然没有真的“全盘西化”，但其主体设计（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西方舶来的，康晓光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指其“全盘西化”。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盘西化”，也只是这个意思。正如juechao文章所言：世界上何曾存在“全盘西化” ？任何民族借鉴外来文化（包括政制），都不能不受制于传统和国情而有所变通。
    
    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民主人士与提出“中国特殊论”的康晓光的区别，仅仅是制度或道路设计究竟是以西方主流观念和标准示范作为出发点，还是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作为出发点。
    
    3，juechao指责说：康晓光设计的“体现仁政特点的新政”，包括了结社自由、法团（社群）主义、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平衡制约等等主张，这些都是借鉴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康晓光却将这种“把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 的“混合政体” 称为“仁政”，刻意回避了“民主” 二字。juechao因此很为“民主”抱不平，甚至将问题追溯到作者是否“诚实”的人格高度。
    
    其实，juechao误解了康晓光。现代政治学关于民主制的核心定义是普选，有真正自由、公平的普选方可称为民主制， 否则即不能称为民主制，那怕你同时兼有结社自由、法团（社群）主义、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平衡制约等等特征，也不能妄戴民主的帽子。
    
    不错，结社自由、法团（社群）主义、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平衡制约等等，正是民主政制的主要支撑；但正因为它们是导致民主制成功的重要因素，康晓光所设计的仁政才会借鉴它们作为支撑仁政成功的要素。juechao的误解说到底还是黑白二分法在作怪，和秦晖一样，将仁政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区别由是否赞成“自由至上”、“自由优先”转换成了“要不要自由”。
    
    五，结语
    
    理性争论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通过互动不断剔除误解和误会，逐渐接近真问题和真分歧，最终就解决问题达成一定共识。我相信康晓光先生发表“儒化”宣言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引发思想界的大讨论。鉴于当前民间学界普遍弥漫的“民主救世论”氛围，就象我当初提出“自由主义让路”一样，康先生的某些表述，或也有“矫枉必过正”的考虑。 
    
    以上解释、辩护，仅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意见，欢迎各种不同见解批评、指正。
    
    写于2005年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