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与义以为上

作者：郭齐勇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孔子文化与中国道路：孔子研究院“春秋讲坛”学术讲演录》，刘续兵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初九日庚寅

         耶稣2017年7月2日

讲座提要：解释儒家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内涵，指出“仁者爱人”的意思与仁者的生命境界，介绍几位现代民间仁者的风采，如白芳礼、张丽莉、桂希恩、吴天祥等人的事迹。本讲座又讲了“义以为上”的意思与“仁义”的合称与古今义士，并以信义兄弟孙东林等的事迹为例，阐发“仁义”的现代价值，特别是草根阶层的人的生活信念。

一、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观念，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之道和常行之道。“五常”是仁、义、礼、智、信等五德，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总结，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是中华民族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五常”最重要的是“仁”“义”，尤其是“仁”。“仁”是中心的中心。

1、仁者爱人

孔子界定“仁”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不仅反对人殉人牲，甚至对用像人形的土俑木俑去陪葬都表示厌恶。有一次退朝，孔子闻知马厩被烧了，他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关心的是人，而不是马（及马所代表的财产）。他关心的人，包括饲养马的普通劳动者。这种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句是说，似尧舜这样的圣人恐怕还担心做不到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说一个有仁德之人善于推己及人，自己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启发、帮助别人，让人家自己也在社会上站得住；自己上达了，同时启发、帮助别人，让人家自己去通达起来。能近取譬，指能够从自己身边选择（人和事作为）榜样。仁之方，践履仁道的方法。

什么是“仁”呢？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启悟别人，让别人自己站得住；自己通达了，也要帮助别人，让别人自己去通达。人们都可以从自身、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孔子的意思不是外在强加地使别人立或达起来，而是创造一种气氛或环境，让人家自己去挺立自己的生命，在社会上站得住并通达人间。这才是仁人的品格。这是讲“仁”的内涵的“忠”的一面。

“仁”的内涵的另一面是“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例如我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就是“中”，讲的是人的内心。孔子讲内在的“直”德，就是内不自欺，外不欺人，反对巧言令色，虚伪佞媚。“忠”又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内心真诚的直德的不容已的发挥。“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实际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尽己”与“推己”很难分割开来。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之普遍和谐之道。“仁”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

 2、仁德的生命意境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里仁即处在仁的境界之中。我们居住在哪里呢？居住在仁里面。我们老汉口就有居仁门、居仁里。择，古人讲择业、择友、择邻。自我选择、追求生命的境界，不选择仁，哪能叫智慧的选择吗？

认识到“仁”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不管生活是穷困抑或安乐，都以“仁”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儒家将“仁”作为人生的目的。没有仁德的人，经不起困顿、贫贱的考验，也经不起安逸、富贵的考验。不仅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是考验。人的一生，会遇到无数坎坷，也会遇到安乐，这是锻炼自己的心志、人格的机会。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这个意思。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贱，君子也不接受。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即使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也未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

“仁”有草根性。我做小孩的时候，常听家中老人讲：“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将心比心”，“秤平斗满不亏人”等。我的双亲时时省吃俭用，顾念一大家人，唯独克扣自己，真诚地待人。家中并不富裕，但邻居有难或逃荒讨饭的来了，祖父母、父母亲都是解囊相助。

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同时，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据《论语·先进》，有一次孔子与几位弟子交谈，孔子说，如果有人愿意用你们，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刚强果敢的子路抢着说，自己愿去治理一个有一千辆兵车那样规模不大的诸侯国，如果它处在几个大国的夹缝中，外有强敌，内有灾荒，大约三年，我可以使该国生存下来，能让国民个个有勇气且懂方略。孔子听后，微微一笑；又问多才多艺的冉求，你有什么打算呢？冉求说，若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请我去治理，三年时间，我可以使人人富裕，至于礼乐制度文化方面的建设，则要另请高明。孔子接着问喜爱礼仪的公西华，你打算怎么样呢？公西华说，我不一定能拿得下来，但愿学习而已。宗庙祭祀活动，国与国间的外交盟会之事，我愿穿礼服戴礼帽，做个司仪。孔子问曾参的父亲曾点，你怎么样呢？曾点弹瑟正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说，我与他们三位不同。孔子说，没有关系，不过是各人说自己的志向而已。曾点说：暮春三月，穿着春装，与五六个青年同学，六七个孩子，一道在沂水河边洗澡，又到祈雨的舞雩台上吹风，然后一路歌声，走回家来。孔子感叹说，“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呀！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领略到孔子的意境。孔子平日鼓励学生们积极到家国天下去从事管理工作，可在这特殊的场合，却认同曾点的情怀。这表明孔子儒家在入世的追求中，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儒家宗师孔子自强不息，努力奋斗，乃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方面，孔子也自得其乐，随遇而安，他有从容气象，悠然胸次，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曾点深知夫子之志，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人人各遂其志。孔子的人生境界有其超越层面。

 3、现代仁者的风采

（1）蹬三轮的白芳礼老人

白芳礼生于1913年，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

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将近90岁。1994年，时值81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钱交给了学校，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后来，白芳礼老人后来成立了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非常简明地说了办公司的宗旨：“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不知道的人以为白芳礼老人当了董事长，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轮车，而且加大了对自己的压力。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每天要挣30到40元。

2001年，白芳礼捐出了最后一笔钱。年近90岁的他已无力再蹬三轮车，也无力再经营他的支教公司了，就在车站给人看车，还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捐出这笔钱以后，老人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女儿白金凤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说打退堂鼓的话。

这位老人在74岁以后的生命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2）最美女教师：张丽莉

张丽莉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教师。今年5月8日晚，正当该校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时，一辆客车突然失控撞上停在路边的另一辆客车，被撞客车猛力冲向路边的学生，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张丽莉老师，奋不顾身去救学生，自己被卷入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造成高位截肢。她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被广大网友誉为“最美女教师”。

张丽莉常说：“无论是亲情、友情、师生情，每一份爱，都需要我们以无私的付出去维系，以真诚的沟通去经营，只要我们用心去关爱每个人，我们的世界就永远是充满阳光。”她的学生张旭很小就失去父亲，和重病缠身的妈妈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2009年，张丽莉接手张旭所在班工作，听说张旭的遭遇后，从自己每月不足1000元的微薄工资中，拿出100元资助他。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细心的张丽莉每次都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把钱交给张旭。

在与学生日常相处的过程中，张丽莉让每一个学生都学会懂得爱。只要班级的孩子生病住院，张丽莉都要到医院去探望，并在下班后抽出时间照料。她还会组织同学集体去医院探望，每个同学只需送上一个水果，上面贴上对患病同学的祝福语和心里话。用她的话说：虽然只是一个水果，但情义无价，它是一份同学的真情，一份真诚的关怀，我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每一名学生都懂得关心身边的朋友，关爱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让真爱渗透到每个孩子的心灵。

（3）以仁爱作为医务工作者的良知：桂希恩教授

桂希恩，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因其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2004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99年7月，桂希恩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调查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发现该传染病是艾滋病，随即向河南省上蔡县政府报道疫情的严重性，但未获理睬。相反，河南省当地政府以“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上蔡县的经济发展”为由，宣布桂希恩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强行阻拦他进村开展更多调查。为了尽早获得该村疫情更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他被迫秘密进入上蔡县，并在多位热心村民的帮助下悄悄深入文楼村调查。同年10月，带着上蔡县文楼村的详细调查报告去北京，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疫情的调查结果，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

2001年5月9日，程金、程雪梅、马强夫妇带着不满1岁的儿子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患者，来的路费都是桂希恩提供的。考虑到艾滋病患者如果住进病房可能会吓跑其他病人，医院将一栋闲置的旧房子安排给病人住，但是这种安排遭到了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为让艾滋病患者享有平等的生命尊严，证明与艾滋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桂希恩毅然将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5天。 　　那几天里，桂希恩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自己家里进行。他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可能。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希恩也从不让助手抽血。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桂希恩不慎将抽过血的针头扎在了自己的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2004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武汉市，登门看望了桂希恩，感谢和赞扬其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得到了中国和世界媒体的广泛报道。2009年12月1日，桂希恩教授应温总理之邀，一同在北京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就艾滋病防治现状座谈。2010年2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谈到医生们的医疗作风时，他特别提到了武汉大学附属医院桂希恩教授的事迹。温总理说：“其实我也受到医生们医疗作风的感染，我认识的医生不是很多，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非常想在在线访谈上宣传一下他。他是武汉大学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是防治艾滋病的专家。他为了调查艾滋病的情况，走遍了祖国各地，甚至因为一些误解而受委屈。但就是这样一位医生，许多艾滋病病人把他当成朋友。”“我到他家去过，艾滋病病人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同桌吃饭，在他家里留宿，他们夫妻两个人睡在地上，而把床让艾滋病病人睡。”

（4）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

1944年出生，湖北钟祥人。曾被表彰为武汉市劳动模范、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学雷锋先进个人，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曾52次义务献血，4次跳入长江救人，无数次为不相识的人慷慨解囊。

1990年11月，46岁的吴天祥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数年间，他接待上访群众万余次，处理问题近万个，积极为贫困户解难。为帮军属解决住房困难，曾骑着自行车在武昌与汉口之间跑了7趟；为了疏通一居民院的公厕和下水道的管道，跳进窨井清除障碍；为了资助有困难的群众，省吃俭用。

1998年初，吴天祥在汉口开会，看到一家馒头店生意不错，一打听是一位农民做的，便认真向这位农民请教，一口气买了150多个馒头扛回武昌，分给几十名下岗工人，鼓励大家：“下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靠要，怕的是观念不变！”吴天祥还拿出1000多元钱帮助这些下岗工人开起了馒头店，仅此一项就安排了40多名下岗工人。武汉市五色织布厂是家特困企业，吴天祥要了该厂100名最困难职工的名单、住址，利用业余时间一一走访，提出下岗工人进社区的思路，并亲自在积玉桥街砖瓦巷社区试点，100名工人全部就业，进而向全社区推广。仅此一项举措，全区3000多名下岗工人走上了再就业的岗位。

吴天祥后来当上副区长，工作忙了，群众找他确实难了。面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吴天祥比谁都着急，上任不久，他便将家里的电话向全区几十万人公布，叮嘱家人，不论谁在家，群众打来的电话都得认真记录。吴天祥说：“联系群众不是做给领导看的，百姓找我，不方便怎么行？”如今，曾经得到吴天祥帮助的一个名叫石竹武的人，已办起了自己的工厂。今年春节，他告诉记者：他新年的第一个愿望是等赚了钱为老吴建立扶贫基金；第二个愿望是积蓄资金，办一家敬老院；第三个愿望是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让孩子长大了也像吴天祥那样做人。

吴天祥坦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一名淡泊名利的人很不容易。他说：到我临终之前，“只要老百姓说：老吴一生清清白白，是名好党员，我就满足了。”

二、义以为上

“义”是“五常”之一。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仁是亲亲的扩大，义是敬长的扩大。他又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即是说，出言破坏礼义，这就叫做自己残害自己；自己认为不能以仁居心，不能由义而行，这便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类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道路。把最安适的住宅空着不去住，把最正确的道路舍弃不去走，可悲得很呀！

1、应该与正义

仁、义二者的内涵有所不同。“敬长”、“从兄”，表达了“义”含有“敬其所当敬”的意思，即行仁有一定的范围、等级、边界和分寸感。

“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下》）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每个人都有不应当做的事，把它扩充到所肯干的事上，不做一切不应当做的事，就是义。人能够把不挖洞跳墙（即不偷窃）的心扩而充之，义就用不尽了。人能够把不受轻贱的实际言行扩而充之，有惭忿之心，自己所有的言行都不会遭致别人的轻贱或贬斥，那无论到哪里都合于义了。在这里，“义”含有尊重别人的所有权，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和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的意思，那同时也就是尊重自己，守住自己的本分。

“义”是对事情“应当”与否的判断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义”的主要含义是“公正”，是“应当”，是“正当”，是“正义”。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前引孟子所说“义”是人所当行的路等等，都是对孔子这些思想的发挥，也是对“公正”、“正义”、“正当”的肯定。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道义”。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然正人，弗予为义。”（《春秋繁露·仁义法》）朱熹讲“义”是“行其所当行”（见《朱子语类》卷六）。综合起来说，“义”含有社会公正性与正义性、行为正当性的要求。特别在权益与义务、奉献与索取的矛盾中，作为做人标准、道德原则的“义”要求我们尊重别人的权力和利益，克己、正己，不获取不应当获取的东西，把道义、公正放在首位，行其所当行，处其所当处，以公正之心，行公正之事。当然，在专制主义的等级社会里，应当这样做，不应当那样做，也含有不逾越尊卑、贵贱等级份位等界限的含义。

“义”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义行”指合宜、得当的行为。在“应然”、“应当”的要求中，包含有克尽职守、发挥才能，对社会、家庭尽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等等的内容，包括尽职尽责、尊老敬贤、爱幼护弱、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相互帮助、打抱不平等等。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义”在内心，是对是非善恶的正确果断的裁决，这既是道德情感，又是道德判断。义行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义务感的实行过程。因此行义即自觉自愿地按“义”这种道德原则行动，正直勇敢，是很高尚的道德行为。民间成语“见义勇为”、“慷慨就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正辞严”、“义愤填膺”都表达了社会大众对维护社会正义、公正的呼唤与褒奖。

2、义以为上

“义”所含有的“当然”、“应该”，不是功利方面的，而是道德方面的，因而是无条件的。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发挥陈淳对“义”的“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的解释，十分精到。他说：“无条件底应该，就是所谓义。义是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之要素。一个人的行为，若是道德行为，他必须是无条件地做他所应该做底事。这就是说，他不能以做此事为一种手段，以求达到其个人的某种目的。……若是有条件地，他虽作了他所应该做的事，但其行为亦只是合乎义底行为，不是义底行为。”[1]无条件地求社会的公利，别人的利，是义的行为的目的，义是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凡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都必以无条件地利他为目的。孟子强调“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仁义已根于心，所行都由心之所出；不是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不把仁义作为工具、手段来使用。民间江湖“义气”更不能与我们这里所说的“义”同日而语，那是一种更低层次的哥们义气，在一定意义上是牺牲社会群体和他人的利益的，因而恰恰是不义的。

简略地说，义是应当，即无条件地做应当做的事。义又是合宜，即在某种情况下办某种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的办法。正如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所说，行义的人，无所为而为，其行为不能以求他自己的利为目的。那么，义与利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必须排斥一切求利的行为吗？如果此利是公利，为公利的行为是否正当呢？在什么条件和范围内满足个人的私利，满足到什么程度，才是正当的呢？

中国古代道德哲学家并不排斥而是主张在道义指导下的义利之统一。孔子虽然不多谈利，但肯定人民的富庶，即人民之利。孔子也不反对获得私利，还支持他的弟子子贡经商赚钱。孔子只是希望人们面对利益，看它符不符合道义，再决定取舍。他提出了“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原则。在取舍之际，他主张以义为标准，强调求之有道，对于不符合义的富贵，视之如浮云。

3、“仁义”的合称与古今义士

“仁”与“义”，字面上合称为“仁义”，早在《韩非子·五蠹》中就有：“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礼记·曲礼上》中也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但实际上，将“仁”与“义”的概念内涵并举在一起，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有了。

1993年，在我们湖北的荆门，出土了一大批原始儒家的竹简文物，这些资料表明：孔子及其后学所继承创造发挥的仁、义等观念，最迟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在我们荆楚大地流布和发挥影响了。例如竹简《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根本；《五行》强调“仁、义、礼、智、圣”；《忠信之道》说明忠是“仁之实”，信是“义之期”；《唐虞之道》重视“爱亲尊贤”，仁义并举；《语丛》中又有一些言论重申孔子的教诲，把“仁”规定为“爱人”、“爱善”，又把“义”规定为“善之方”，“德之进”，事之“宜”。

原始儒家多次将“仁义”并举，以爱亲为仁，尊贤为义，或者说，仁是“爱亲”的推广，义是“尊贤”的推广，认为两者可以互补。这些关于“仁、义”关系的界定，既爱亲又尊贤，既源于血缘亲情，又突破了血缘亲情，修订了亲亲、尊尊的原则，非常值得我们肯定。

战国时的孟子进一步阐发了“仁义”的内涵，我们在前边已经讲过，孟子多次谈到“义”，“义”是无条件的道德原则，它是“应当”“当然”。孟子还强调仁义的内在性，他认为“性由心显”，肯定了仁义礼智这些道德价值源自本心，“义”在内心就是对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义行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义务感的实行过程。荀子也极大地肯定了“仁义”，他持守了孔子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认定礼是由仁义所生，礼治本质上也是仁政，礼义是社会认同的道义原则。后来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宋代以后，理学家又进一步阐发、推崇，“仁义”的内涵进一步得到深化，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仁义”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中的精义、内核。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践行“义”的品格的光辉典范人物。例如战国末期刺秦王的“荆轲”、椎击秦始皇的汉相张良、唐代安史之乱中散尽家财抗反贼的颜真卿、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南宋抗金爱国将领岳飞、誓死不将元的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清将领史可法、“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创立民国的国父孙中山等等。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仁义”等信念的感召。“仁义”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受民众的拥戴，无不与其践行“仁义”的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

三、“仁义”的现代价值

1、“信义”兄弟的意义

信义兄弟：湖北黄陂人孙水林、孙东林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孙东林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地区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他对民工的承诺。当晚，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兄弟俩的诚信之举深深打动了全中国的人。

信义兄弟的事例告诉我们，仁爱、信义等基本价值，今天仍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我们的广大民众，仍然信奉着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核心观念。它充分说明了，信义、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诚实守信，孝敬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2、草根民间的生活信念

仁、义、礼、智、信的相互制衡。例如仁与礼，仁为礼之内容，礼才不致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礼为仁之节度，以礼节仁，过其所爱曰侵。故仁爱、亲情，不是没有节制的。孟子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儒家讲仁者安仁、居仁由义，居住在仁里，把仁作为最佳处（里、宅），即以仁为境界，行走在义的道路上。人人都走的路是大路。义是路，礼是门。我们汉口有地名叫“循礼门”。礼把仁与义的秩序、节度规定下来，而仁、义、礼、智、信之间有张力，君子人格的养成，正在此张力中实现。

从前面所讲的人物其及事迹可知，在我们的民间社会中，仍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都遵守着“仁、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信念。

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本人的祖父母、父母亲那样的人，包括“文革”后期，1968至1970年我在湖北天门县杨场公社插队落户时周围的农民老乡，我当工人时道两湖、浙江几家大工厂培训两年间遇到的一些工人师傅，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所有这些人以不言之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弟与周围人的精神性的东西，其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孝慈、正直、良心、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家训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忠于职守，与人为善，德福一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和《四书》的一些内容。

但是，“五四”以来，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负面的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尔虞我诈，内斗内耗，我们出现过一些丑恶的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人们往往就会把帐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承担责任。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大大地弘扬出来。比方说，老百姓中，其实有很多相互关爱的品格与事例，我们要把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留存的仁爱忠信，仁义礼智信等的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我觉得仁爱、忠信、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不仅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而且是在民间有根源的活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把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有生命力的、有内蕴的价值启导出来。

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引导。面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等诸多问题，我们的传统核心价值有着重大意义。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养、整饬吏治、加强廉政、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等方面，传统核心价值观仍有效用。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极具有草根性，只要我们有文化自觉，善于启导，协调整合，仍然会成为我国发展的软实力。人不可以没有文化理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培养一代代人风，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同时着眼于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续。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因此而可大可久！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