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大道不行,儒者关心政治很正常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7-06-22 11: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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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朱高正:大道不行,儒者关心政治很正常

受访者:朱高正

采访者:柳理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廿八日庚辰

          耶稣2017年6月22日

  

【导言】

 

无论是酒席上,还是喝茶聊天,朱高正的气场都十分强大,健谈善辩,直言无隐。

 

但是,走进岳麓书院延宾馆,一见到中堂悬挂的孔子像,他长揖至地,执礼甚恭。

 

在笔者接触过的台湾学者中,朱高正属于特别招媒体关注的类型。

 

作为学者的朱高正,博览群籍,学贯中西,既精于康德法权哲学的研究,又善解周易与儒学。而另一方面,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台湾前“立法委员”的朱高正,即使早已淡出政界,却又常常忍不住站出来批评台湾时局,比如最近他批蔡英文是“傀儡”、预言“台湾三五年内有动乱”。

 

今年63岁的朱高正,出生于台湾云林县,197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1980年赴德国波恩大学深造,主攻康德哲学的研究。198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民权学说》,被哲学权威刊物《康德研究》评为当代研究康德法权哲学的必备著作。但是,他似乎并不满足于西哲的学历背景,常常会强调自己是朱子后人,朱熹第26代嫡孙。在大陆讲学时,他对易经、朱子学、阳明学的解读很受欢迎,易学专著《周易六十四卦通解》、《易经白话例题》在学界很有影响。

 

在传统文化里浸润多年的知识精英,常出两类人:要么精研学理,深格深致;要么高调任事,经世致用。这两者其实都需要足够的定力和勇气。出入于学界与政界、身兼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的朱高正,则经常以身兼“才气”“正气”和“匪气”来夫子自道。他认为,一个儒者关心政治是件很平常的事,能够为治国平天下、造福苍生而效力,当然要乐于去做。他还说,哪怕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光有温良恭俭让,在乱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还得有些匪气。

 

那么,身处平承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如何接续传统学人精神,审时而动,顺势而为?如何既担负文化传承的使命,又关切国家民族的时务?中国大陆以国家工程的方式力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此写入“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如何看待这一举措对中华文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21世纪的中国,能否开出中华文明第三周期?

 

2017年6月初,台湾著名学者朱高正应邀赴岳麓书院讲学,期间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以下为整理后的访谈实录:

 

  


朱高正先生接受凤凰国学专访

 

凤凰国学:最近看到您评价蔡英文的执政,还讲到了三五年内台湾可能会有动乱,这跟您研究《易经》有关系吗?

 

朱高正:长久以来我看这些问题都很准的,常常言人所不敢言。我在1993年元月写过一封公开信,叫做《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批评当时李登辉大权独揽,却为所欲为,会将台湾从盛世转为衰世。这封信传遍全球华人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从1993年元月份到现在整整24年了,台湾是从盛世转入衰世,从亚洲“四小龙”的龙头被踢出去了。

 

什么叫做衰世?我对衰世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所谓“衰世,是指大道不行也,私欲横流,贤能隐退,乡愿当道,凡事没是没非,无可无不可,要真出了什么大事,先拖一阵子,拖到大家懒得再追究,问题就算解决了”,这就是衰世。你用我这句话的标准来检验台湾过去24年,无不若合符节。

 

凤凰国学:我看到您的经历很有意思:从政的时候是叱咤风云,治学的时候从西哲到中哲,两边融通。怎么评价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比如说30到40岁,40岁到50岁,你对自己的定位有过评价吗?

 

朱高正:我是一以贯之的。我先讲几个小故事给你看。

 

我6岁的时候,爸爸带我上幼儿园。爸爸就跟我讲,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如果被人欺负的话,就找大姐姐。才第二个礼拜,一天上午,幼儿园大概在不到十点钟就会发一些饼干、糖果。有一个大个子把我的饼干、糖果抢走了,我就找大姐姐,说那个大个子把我的饼干、糖果给抢走了。大姐姐跟我说明天补发给你,因为今天的发光了。我就很不高兴,我说他还没有吃掉啊,我现在就要要回来,否则你明天再补给我,他会又把它拿走了。大姐姐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麻烦?我跟她讲,我爸爸说我要是被欺负,就找你,你不能及时给我公平的处置,我跟你抗议,退学。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抗议、退学。回去我跟妈妈讲,我说还不如回家帮妈妈照顾弟弟。我爸爸回来也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这是我幼儿园时候的个性。

 

我小学五年级有一次考试,发考卷的时候,因为考卷上少写了个+号,被老师打了两下手心,我很不以为然,我又不是故意不写的,老师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干吗打人呢?此仇不报非君子!下次发考卷、打手心之前,老师说:要分数的过来。我就去排队。排到我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讲,老师,我是96分,你给我多了2分,我是退分数的。老师一看,搞错了,就把98分改为96分,当众表扬我,各位同学要向朱高正同学学习,非常诚实。然后我还是站在那里,老师喊下一位,我不动。老师问我:朱高正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我说老师,我们少写个+号就要打两下手心,而这个本来要扣4分的,你把它搞成扣2分,你怎么给我交待?老师气炸了,出去吸了一根烟回来,说全部都不用打手心。我就变成了英雄。

 

我是一个儒者。我太太在德国怀孕之后,我把她送回台湾待产,我说你帮大儿子想个名字吧。她就命了一个名字,叫做朱慕丘,仰慕孔丘的意思,我算了一下笔划,这个笔划不好,所以我就改了一个字,改成了朱仰丘。作为一个儒者,能够为治国平天下效力,造福苍生,我们是乐于去做的。所以关心政治是很平常的事。光是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在这种乱世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凤凰国学:您对《周易》的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高正:高二。我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从高二起就没有中断过。高三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近思录》、《传习录》。你看,我的《易传通解》、《近思录通解》跟马上要出版的《传习录通解》,这三部通解将会成为我的代表性著作。今天下午我就要在岳麓书院讲《传习录》,我认为阳明去世近500年来,没有真正建过功、立过业的人,读阳明都很难贴切,我应该是极少数能真正了解阳明的人。

 

凤凰国学:跟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吗?

 

朱高正:对啊。我讲了很多别人都不敢讲的,包括王阳明的胡说八道、任意随性,引用经典常常误引、漏引一大堆,从来没有一个大儒像他犯这么多的错误,没有人敢讲,我敢讲。他自以为是对的,其实不尽然。一定要看到这些,你才知道阳明的伟大在哪里。

 

我对我的先祖朱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我的先祖在两个大问题上犯了错误,第一个是少阴和少阳搞颠倒了,第二个是大衍筮法,卦一那个一,没有放回去,800多年来没有人指出来,我在前年出版的《易传通解》里面纠正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我先祖的崇敬。王阳明有讲,“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这句话就深得我心。我想我的先祖要是知道,在他去世之后800多年,有一个后人能指出他的错误,他一定会很高兴的。真正的君子是这样的,不会去遮遮掩掩,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朱高正著《易传通解》

 

我对传统文化有极深的感情,也是正因为这样,最近这几个月,洛阳那边的洛阳太学院邀请我担任首任院长,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洛阳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一带一路,洛阳就是“一带一路”的水路陆路的起点,所以我最近在倡议,要把洛阳定位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特区试点。我们过去搞经济特区,包括最近的雄安特区。经济特区搞多了,有人说要搞什么政治特区,我说你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没有自信吗?我们过去这38、39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因为政治体制做了有力的支撑。我们现在不需要政治特区了,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特区。我希望在20年内可以让洛阳成为东亚文明圈的文化首都。

 

你看欧盟的文化首都在哪里?就在魏玛。为什么选择魏玛?主要原因就是两个大文豪,歌德和席勒在那边结识。洛阳比魏玛强太多了。20年是什么概念?20年后中国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希望那时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包括我们的和谐思想、阴阳互藏互补、王道政治的思想能够发扬光大,而我认为“一带一路”就彰显了这个主题,我们是开放的,包容的,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凤凰国学:我注意到您最近讲到,中华文明要开出第三周期。我很好奇您所理解的第三周期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有什么特点?

 

朱高正:最早提出第三周期的人是雷海宗先生,在抗战时期提出来的。他是研究大历史的人。

 

我们应该从汤因比谈起来会比较好一点,汤因比在1961年出版了他12卷本《历史的研究》,他从宏观的角度,他不是研究一国的兴衰,而是以文明做单位,把人类历史上比较重要的26个文明作为他历史研究的目标。他发现文明的发生、茁壮、兴盛、衰亡就像个人的生老病死一样,他就提出了challenge and response这种所谓挑战、响应——你对挑战,响应好了,你就不断地上去,当你这种创造力薄弱了,回应得不好,就消亡了。那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的全部都完蛋了,就只有中华文明在11、12世纪,以孔孟思想为基础,成功地吸收了域外的大乘佛教而焕发出新容,据他讲的就是新儒学。

 

所以中华文明开出第二周期,是以朱熹为代表的。他作为集理学之大成者,他的伟大在哪里?他的伟大就是说,儒学从东汉以后支离破碎,五经博士为了解释经文的一个字,动不动上千字,最高记录两万字解释一个字,难怪说皓首穷经,读到头发都白了,经还没读完。再加上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之后到隋文帝灭陈,公元589年一统天下。在这410年之内,天下统一就只有20年,也就从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到公元300年八王之乱爆发之间这20年。读书人要安身立命怎么办?结果不是去信佛教就是信道教,儒学不断被边缘化。等到唐朝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基本上还是遵循汉儒治经的格局,韩愈开始把孟子的地位提高,还有李翱的《复性书》,开启了北宋初年孙复、石介、胡瑗、欧阳修、王安石他们这些,然后就出现了北宋五子,就是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程颢、程颐)。再到朱子《近思录》的编纂,这就代表新儒学的完成。

 

我给新儒学这样来界定,也就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凸显了《易传》《大学》《中庸》的重要性,来弥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命、天道的缺憾,再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熔铸而成的新儒学。所以当新儒学一出来的时候,你佛道的高人不读他的书就讲不过他,于是重新取得了主流的地位,而且不仅在中国,还带到朝鲜、越南、日本,朱子学就成为东亚文明圈的中心地位。

 

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讶异地发现在哲学辞典里面,朱子的栏目比黑格尔还长。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朱熹的伟大,后来才知道,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鼓励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讲一句老实话,欧洲的理性主义就是山寨中国的新儒学,套一句伊川的话,“性即理也”。我是专门研究康德的,我对莱布莱茨、伍尔夫熟得要命,他们都受中国的影响,所以我在读康德时就觉得太简单了。康德对自由下那么复杂的界说,用孔子四个字就讲出来了,什么叫自由?“克己复礼”,朱熹解为“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这样叫自由,用《中庸》《大学》的话,那叫“慎独”。我们称为圣人,康德说这叫自由的人,是自由王国里面的人,对吧?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说今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跟欧美真正平等的对话才要开始。

 

我们讲第三周期是什么?如果你了解第二周期的开创,就是在儒学面临被边缘化的严重危机时,在这么多有心人士努力之下,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凸显了《易传》、《中庸》、《大学》这些儒家经典的重要性来弥补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命、天道”的缺憾。性、命、天道,谁在讲?《中庸》在讲。《易传》在讲什么?讲屈伸、往来、消息、盈虚、鬼神的变化之道。《大学》是讲治国平天下,然后汲取佛、道两家的长处,熔铸而成。朱熹的《近思录》其实就是新儒学的纲领,你要讲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要追本溯源到《近思录》这一部经典。

 

   

 

朱熹《近思录》

 

从鸦片战争以后,传统文化的地位一落千丈。到五四被认为旧文化应该要舍弃掉,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一路下来,抬不起头来。等到70年代初,出现“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初,学界才仿效马克思·韦伯的那个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现说原来“四小龙”背景都是有儒家文明在那儿支撑,儒家的地位才开始受到重视。1984年我在德国看到了一本厚达600页的德文著作,翻成中文叫做《儒家共产主义》。

 

现在中国这一条超级巨龙起来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很重要的支撑?如果我们对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都缺乏自豪感,缺乏文化自信,那我们还再谈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所有自信的根本。现在经济上的成就,大家自信有了。如果说现在我们要开创中华文明的第三周期,我认为周、孔、程、朱这个主干,一定要抓住,然后要吸收近现代的西方文明,面对世界、面对未来,把所有好的域外文明都吸收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们就可以开拓第三周期。而“一带一路”在我看来,就是最好的一个实验,一个实践。

 

传统文化进入国民教育两大问题可善用台湾资源

 

凤凰国学:大陆现在以国家工程的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您怎么评价这个官方行为对于传统文化本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需要警惕什么现象?

 

朱高正:今年元月25号这个意见书出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实一年半前,光明日报刊载过陈先达先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我那个时候看到陈先达先生这篇文章,读了两次,那时候还不认识他,我推断他应该是80岁上下,是个老大学生,否则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对传统文化很熟,对马克思主义也熟。后来我就问了我的一个学生,要他帮查一下陈先达是谁?他说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老主任,两年前他82岁,现在是84岁。

 

在这一年半里面,我跟很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人讲,要读这一篇,这是纲领性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推广传统文化才不会迷失、不会走偏。所以说我认为今年两办的这个意见书写得非常好,而且非常的开明、包容,大家就有一个依循的方向。我觉得要鼓励民间去创新,政府也应该做一些有效的调节、管理,这是必要的。总的来讲,我觉得形势非常好。当然,千万不要把搞传统文化变成搞复古,不要搞得到最后学一些奇奇怪怪的、装神弄鬼的一大堆,比如乱背经典,只会背,而不懂经典内容是什么,不要弄成这样。

  

凤凰国学:就您对台湾经验的了解来看,传统文化要进入到国民教育,最大的问题会在哪个地方?

 

朱高正:有关四书五经进入中小学课程,2014年我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高峰论坛上就倡议过。现在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教育部发通知说进入课程,而且不限于语文,要全面地进入各科。我发现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师资的问题,师资培训。另外一个问题是教材,现在很多都是用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编的那个教材。我认为,要善用台湾的资源,台湾有大量快退休的、或者已经退休身体还不错的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他们教《论语》《孟子》都教了几十年,可以请到大陆来做师资培训。特别优秀的人可以留下来,跟课题组的人一起来编教材。这样师资的问题、教材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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