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老百姓，芸芸众生，个人甚至家庭、家族的穷通得失、悲欢离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整个世界，全部人生；但对于世界和历史，不啻纤尘，毫无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毁灭可以是一个悲剧，但在彼“非人”眼里，即使死百千万亿，不过是一串数字。记得一个电影镜头：希特勒口沫横飞之间，一伸手把眼前的地球仪拨的滴溜溜转，那个球上的生灵的遭遇，不是可以想见，而是历史已经作了证明。然而，战火终于熄灭，人类继续生存，彼希特勒“而今安在哉”？

 

我不曾直接遭受过德国法西斯的暴虐，却经历过日本法西斯的侵害，我唱过“卢沟桥，二次动刀枪。抢占了黄河北，又占我扬子江。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屠场，哪一个见了不心伤，咿呀嗬嗨！”所以我曾“少小存心打日本”。还没等我长大，日本就投降了。赫章县城大操场汇集全县十六条龙灯，欢庆胜利。那个场面之壮观，民情之激昂，不说绝后，确实空前。所以，我一直憎恨日本皇军，从而卑视甚至敌视称道日本皇太君（即皇军）的家伙。

 

鼎革之际，年仅弱冠。参加小学教师培训，从事教育工作，最初那一段经历，我已写在《志学前后》里。那是应邀之作，囿于编者所限字数，实在挂一漏万，简略得很。然而既已写成而且印行，也无可奈何了。该文写到一九五六年任教于赫章中学。现在就从那一年续起罢。

 

 

 

一九五六年元月十日，我满怀信心地决定与十五岁时由母亲包办结婚的妻子离婚，事实是已经分居了两个整年，根据是《婚姻法》：“男女一方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时，准予离婚。”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此时此地的法律是不作数的，这是一起依法提出的离婚案，引起许多纠纷，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元月十四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十分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对他们的进步作了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兴高采烈，精神振奋，希望在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做出贡献。我这样的准知识分子，也私自制定了个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内容早已忘记，不外是做好本职工作，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等。二月，由肖清祥接任铅丰小学校长，调我到教育科筹建教研组，任组长。调区小学校长徐仁芳、白果小学教导主任胡谦昌和刘宗道老师的夫人杨莲春为组员。

 

去年年底，我、袁桂荣、王永寿三人组成的视导组，已对四、五、六区中心小学和葛布民族小学进行视导检查。今年上半年，拟跑遍其余各区中心小学和矿山、兴发两所民族小学。根据李登峰县长指示，新任一小校长是农会出身的党员干部，不大懂学校教育，要教研组帮助他搞好开学工作。视导工作的常规是听取学校校长、教导主任的工作汇报，检查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计划、行事历等文字资料，检查教师学期教学计划、课时计划（教案）、班主任工作计划、学生作业，分别组织教师和学生座谈或个别交谈，向当地党政领导汇报，征得同意之后，召开教职工大会作出视导总结。在一小的视导总结，是集体讨论之后请刘老师在会上作报告。

 

第二站是三区铅丰小学校。这是我的老窝，肖清祥新从可乐调来当校长，他也才离开一年，一切还按老规程办。我向朋友说了李县长不同意我报考大学的事。她很难过，甚至流了泪，说她的几个要好的同学，男朋友都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个初中生……，于是我决定报考。视导组经过矿山民族小学，到窝皮寸兴发小学（二区中心小学），我给组织部长周玉启打电话，说我要报考大学，他同意了。在窝皮寸，我告诉鄢道明，毕节师范将办一个专招在职教师的中师班，问他愿不愿意去学习。他很乐意，我就给科里打电话，给他个名额。中心校的校长徐广纯，是我表哥，一九五四年我从兴发小学调铅丰小学，他由教导主任升任校长。

 

广纯长我六七岁，一九四四年他以赫章县政府勤杂人员身份参加青年军，其时我还在水塘中心小学上五年级。一九五二年暑期，全县小学教师照例在城关一小集中学习，除了时事政治之外，主要学习《防疫简要读本》和有关教学业务的一些文件。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各百多人。编为两个分队，一个中队，我任中队长，成立学委会，我任主任。在正式学习之前，我们都到了城关。一天我同几位女教师站在一起，看见广纯走进一小办公室。我问一小教师孙月华：“那人是谁？”孙答：“部队复员的，大概想找工作。来过几次了。”我说：“他是我表哥，但他认不得我。”孙说：“那你不帮他点忙？”我说：“再说吧。”第二天，我和七区小学校长彭德宏走到中街，广纯从鄢家巷边石坎上跳下来同德宏握手。德宏说：“我介绍一下，这是二区的陈校长。”我说：“陈绍炎。”广纯参军之时，我还不曾叫这个名字，他问：“陈校长家是哪里？”我说：“在西屯。我们是老表。”他大悟，说：“我三爹家。”谈到他找工作，我建议他到区政府去写个介绍信过来，县里正需要教师。

 

正式报到，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分册登记，以便于安排住宿和编学习组、桌次。前者交生活费，后者因无工资，按大灶标准报销。小学教师黄大堃，黔西人，上过一年高中，从专区师训班毕业分配来赫章一小，为人阴阳怪气，一脸奸笑。他填报到册其中两项：职务：教师儿，是否党团员：不一定。经办人给我看，我觉得此人刁顽，置之不理。一次我对孙月华说：“你们那位师训班同学太无聊。”告以彼填表的事，月华说：“还有更无聊的哩。”从荷包里掏出一纸递给我，上面的字是：“孙老师：我给你写这封信，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没有什么，我也就没有什么了。”最后是签名。细谈才知道，孙是结了婚的，黄也有老婆儿子。间或碰上闲谈，黄对我总有几句奉承话，什么中流砥柱啦、甚至英名领导啦，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总以为并非真心，意在嘲讽。一天中午饭前集合，我正通知一些事项，黄站在队伍中喊“中队长！”声音不大，我本已听见，但不予理睬，各自讲话，他恼羞成怒，说：“儿喽，说话都要敷水。”我也动了气，吼他：“黄大堃，你充哪个的儿？”并上前指问，队伍立即混乱，人们围上来劝阻。争吵虽无粗话，却也激烈。袁桂荣时为一小校长，站出来高声指责黄无理取闹，往后，这事就被说是水塘派派性的表现。学习结束后，我们建议从民办教师队伍中选拔徐广纯和郭长炯二位为公办教师，因为他俩的才能，在公办教师队伍中都不可多得。教育科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徐同我到二区窝皮寸小学，郭同徐仁芳到五区恒底小学。第二年两人都升任教导主任。

 

结束二区的视导工作，就到八区。八区中心校在胜陶乡即野马川，校长袁桂荣，是一九五四年春季从城关小学校长任上调过来的。桂荣长我十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其叔袁月恒老先生任校长，桂荣曾给我们上过几天课。我高小毕业后考入毕节弘毅中学，又在这里和他同学，而且和他同在一处搭伙。他曾在赫章县政府任过科员之类，一九五○年参加过农会工作，后转入教师队伍，一九五二年任一小校长。他有学问，有为人处世的经验，工作认真，学校管理有条不紊。个性刚直，我们两人都有这个缺点，有时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桂荣喜篮球，当时风气，每天下午有机关之间的篮球赛。全县教师集中学习期间，也组成个球队，队名鲁迅，推我为队长，每天约县机关球队赛球。一天，团县委书记周光宗约我去他的办公室，给看一件省团委转来的匿名信，说：“陈绍炎在赫章组织篮球队以鲁迅为队名，是对鲁迅的大不敬。”我说：“这有什么，苏联就有高尔基球队、保尔球队。”周说：“苏联是苏联，国情不同。他们那里，孙子可以和爷爷用一个名字。中国不行，中国讲究避讳。你给改了吧，免得逗狗叫。”这句话好听，又在理。我同桂荣商量怎么改，他提议改为“赫章教工。”我说：“改墨特，因为赫章原名墨特川”。最后就定了“墨特”，男女队员都制了球衣，印上袁写的“墨特”两字。

 

六月初到水塘小学。水塘乡是民国时期全县十六个乡镇之一。城关叫金钟镇，一九五○年合并划为第一区。全县八个区，八所中心小学，三所民族小学。因其地人烟较稠，所以水塘小学论规模，论教学质量都属于中心小学之列。此时校长是郭应康。

 

郭应康，水塘乡人，长我九岁。读过威宁简易师范。一九四五年我们高小毕业时的数学教师。当年他插班读毕节师范二年级，比他的学生高一级。一九四九年读完中师二年级，回来任水塘中心小学校长。一九五一年参加小教班学习之后，任城关一小教导主任，主持学校工作。次年其家庭被划为地主，调四区可乐小学。其后调回城关一小当主任，再调水塘任校长。资格虽老，能力却不太强，好开玩笑，却心胸狭窄，对学生严格，有时不免粗暴，教学业务，主要由其族叔教导主任郭长炯负责。本来，各中心小学负责人都是县政府选拔任用的，论资历才能也是一时之选。但陆续分配来一些科班出身的中师生和调来的更有学历的人，这些领导人就有些不孚众望了，其时区里无人分管教育，全区学务统由中心校长管理。位虽不高而权重，不免有人羡而且嫉。

 

结束了水塘小学的视导工作。我和袁桂荣、周修仁、刘永芬、郭琼华十来个人一道，乘货车到毕节，在那里复习一个月，准备参加高考。七月十五日上午考语文，专区教育科长到考场巡视，下午考完地理，他就派人把我叫去，说把我撤了，不要考了，让我就去教中学，并且派我立即到贵阳参加教育厅举办的北京语音训练班学习。当时的革命纪律是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我于是当了赫中的语文教师。张科长认识我，是在一九五四年二月的毕节专区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上，我作为赫章县教育界代表出席。其后他赴威宁和石门坎，两次到铅丰小学视察，并指导工作，同我有较多的交谈。

 

我们民族素有尊师传统。县委书记刘大嵩告诉我，在他们山东老家，教师很受尊敬，哪家有红白大事，总是请老师坐上席。在赫章其实也是如此。我在毕节读书的时候，私心以为中学校长比个县长还有地位，中学教师的道德学问文章和声望，一般乡镇长是不可比的。所以，我以严恭敬畏的心态对待这新的工作，力求不负领导厚望。学生是带出来的，最有效的“带”是教师的榜样。教书育人不只是灌输知识，知识也不是一桶水，可以想灌给谁就灌给谁。我任一年级甲班班主任，我们班集体确实做到团结而勤奋。无论任何活动都走在前头。学生何镜全在铅丰小学时我把它超升一级，到中学后还想跳级，每夜十二点关灯之后，自备蜡烛在教室里用功。有老师起夜多次发现，反映给主持工作的刘主任，刘主任叫我劝他不要这样玩命。这样的思想工作，没有几个班主任做过吧。可惜他读到初二就回山东老家了。姜寿南（后改江枫）后来真跳了级，提前一年毕业。

 

寒冬的一个中午，几个女生到我宿舍，围着火盆烤火。我在一边伏案读书，听到她们嘻嘻的笑，我问什么事？谁也不说话，你望我我望你地笑。我再问到底什么事，一位递过来一个信封。我一看明白了，是未拆的邮件，寄自人民银行，无疑是所谓的求爱信。我说：“给我做什么，我不看，人家寄给你，你怎么处理是你的权利。”她说：“你叫我们不谈这些，我们就交给你。”我说：“我叫你们不谈，是现在你们还没得资格谈，你们的嘴还搭在爹妈的碗边哩。将来出息了，有成就了，不但要谈，而且要挑选个更好的。”她问：“这信怎么办？”我说：“你不谈是你的权利，人家追求你也是人家的自由，不必报告领导，不要害人家。”她问：“这信呢？”我说：“看也行，烧也行，你自己处理。”她把信丢在火红的木炭上烧了。我说不害人家是有来由的。五区区委书记陈某人给党员学生王秀云写了封恋爱信，王交给了组织，陈遭到县委书记刘大嵩的当众斥责：“学校是培养建设人才的，不是给你培养老婆的！”

 

因为同学生年龄悬殊不大，所以很能谈知心话。刘宗道老师表扬说：“小陈这一点我们做不到，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信任他，什么话都和他讲。”

 

 

一九五七年元月至二月，毕节专区九个县（含水城县）的中学教师（少数民族教师除外）集中在毕节中学（今毕节卫校）肃反学习。通过听报告、学文件，个人检查交代，群众帮助，最后认定了九个历史反革命，戏称“九大行星”。这期间，赫中负责人刘宗道主任、织金中学校长——我在弘毅中学上初三时的班主任未婚的刘贻祯先生、织中的教导主任（已忘记他的姓名）、一位教美术的姓何的未婚女教师、我和王道卫多有聚会，两位主任想当红娘，我是两位刘先生的学生，沾光恭陪末座。专区张承业科长也参与过。一次席上张科长问我：“赫章有个鄢道明，你认识不？”我说：“认识。就是我大姐的儿子。”问：“他是怎么开除学籍的？”我说了：他进入毕师从在职教师中招的中师班，由于学员文化程度悬殊过大，教师为了照顾多数，所以要求太低，学不到东西，他给我写信要求退学，我不同意，他没回来。宗道先生也知道此事，叫我劝他安心，利用机会自学。但他不安心，连续来信。我虽是他亲舅父，却只长他两岁，觉得不好过分管人，就回信说你自己拿主张吧。他就跑回赫章。随后学校相继通知开除团籍、取消学籍，他失业了才向各级领导写信。张说：“回去给丁应芳讲，给他安排工作算了。小年轻人嘛。”我回来后向丁转达了张科长的话，丁满口答应。而实际上他又打电话问了张科长，才照办的。学习结束，因错捕入狱的张五灿老师要求到赫章，我们同车回来。

 

三月，从报上知道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不曾得见全文。接着是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内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四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赫章县委也开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了有关文件精神，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但不准作记录。宋福均老师听了传达，赞颂毛主席的双百方针“高瞻远瞩、博大精深。”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兴盛，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我不知从哪里得到个小册子，印上毛泽东的《报告》和康生的阐释性的讲话，康生说：谁倒霉，我就同情谁。（大意如此。）我视为宝贝，反复研读。才过两个月，形势急转直下。六月，《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毛泽东的《报告》正式发表，话就不那么说了，最重要的是加上了“六条标准”。原来，这是预谋，深信不疑的人全上当了。但我颇庆幸，我不曾攻击过党，因为我不曾受过歧视，在许多人眼里，我是破格重用的，还以我作为攻击县委（其实与县委无关）的借口；我也不曾攻击过党的政策，我对农业、农民和农村也从未留心，一无所知。

 

暑期，按教育厅的通知，学校派我到贵阳学习。由共产党整风一变而为共产党打击异己的反右运动，已是轰轰烈烈。通街是大幅宣传标语，商店橱窗里陈列着储安平等人的丑化“模特儿”，储的舌头吊出尺多长，上书“党天下”。看的人毛骨悚然。一天，街上见到邮局次日下午五点出售《收获》创刊号的广告，大喜，早在赫章就从报上见到《收获》创刊的消息，即到邮局预顶，说未得征订通知。这是多好的机会。我提前赶去，才三点半，排在第五，买回来爱不释手。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艾芜《百炼成钢》、康濯农村题材的小说主人公叫申玉枝，老舍《茶馆》连续读下去……。

 

没学几天，突然宣布解散，各自回县参加反右运动。我们毕节专区的几位一起买了车票，天不亮就摸黑上车。车上还有个小集体，是卫校毕业的青年男女，嘻哈打笑，旁若无人，真令人厌恶，甚至有人取出二胡“杀鸡杀鸭”地刺耳欲聋。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客车突然“抛锚”，驾驶员自行检修。毕节县燕子口中学的叶祖耀老师取下他囊中的二胡，奏一曲《二泉映月》，再一曲《空山鸟语》，前者悠扬婉转，后者欢畅清脆，给“杀鸡杀鸭”的喧嚣画了个休止符，这耳朵才得安宁。

 

赫章搞政治运动从来不会落后，这时已揪出几个人来批判，陈彦伍、黄槐等，主要罪名是反对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一个北方老干部批判黄槐：“黄槐就是黄木鬼，是鬼不是人，讲的是鬼话。他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我们说是搞好了！”农业合作化好不好，我一点不知情，说不上来。但这样的批判，使我想起一句话骂倒马克思：什么马克思牛克思！

 

十二月，赫章县小学提前放假，教师都集中到县，食宿于城关一小，开展反右运动。起初，有几个老师还来我这里小叙，往后就没人来了，风言风语也飞遍全城。就说赫章教育界有个小集团，主要成员都是水塘人，而且以我为首，不但把持赫章教育界，还有政治野心。这之前，税务局股长孟庆仁调教育局任副局长，不到两个月，被打为右派，经不住批判斗争，乘夜跑到后河边，挂在一株柳树上，“畏罪自杀”了。形势之严峻恐怖，可见一斑。赫中遵照地区颁发的校历，继续上课。有些学生跑到一小看大字报，回来告诉我，一听之下真叫人生气、忿怒……思来想去，也就坦然，随他去吧。

 

县委组织部长张广德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你的大字报多得很，揭下来让你挑你也挑不动。你不要去看。”我问：“为什么不能看呢？”张说：“老实告诉你，群众意见也不一定都符合事实。你的脾气不好，如果有不符合事实的，你有什么表现，人家更忿恨了。你不要去看。什么问题需要你检查，我们会告诉你。”我感谢这种关怀，心情平静多了。

 

学生告诉我大字报的一些内容。有人批我作风腐化，另一个指责他避重就轻，不抓要害。肖某某大字报标题：“向陈绍炎开火”，另几个人的标题“肖某某是陈绍炎的头号走狗”。有人画了一张《水塘派联系图》，总部注明“赫章中学陈绍炎”，分支机构有“教育局丁应芳”及几所中心小学的校长、主任。学生还以为是我们的秘密被检查出来的，当然不是。可叹这位先生“机关算尽太聪明”，立功心切欠考虑，给总部和支部各安插了一面旗，居然是红旗而不是黑旗或X色旗，犯了忌讳，被人指为替水塘派歌功颂德，揪了出来，连带他在旧政权下的黑色历史，成了历史反革命，判处劳改。

 

有人就“墨特”队名分析批判，说：“墨指墨索里尼，特指希特勒。陈绍炎要建立法西斯王国。”罪名大的吓人。因为太离谱，也太无知，反倒不觉得可怕。十五年后我见到县革委给郭应刚的处分决定，说郭是墨特学会成员，长期为陈绍炎效劳。

 

我姐的儿子鄢道明重新安排工作了，当然参加运动，写了大字报《我的舅舅陈绍炎》，我十五岁娶的那个老婆刘朝德，已经分居不往来三年多。有人帮她代笔写了大字报，揭批“陈绍炎和牛永芬。”本来都是姓刘，却硬编人家姓牛，以示侮辱。致使我母亲伤心地说：“这样的亲戚，不认了。这样的媳妇，早点离掉好。”

 

 

一九五八年元月二十三日，一早起来，天气黑沉沉的。天穹像一口大锅，劈天罩下来，一头搭在太和山顶，一头搭在青山锦屏岩。黄泥坡的文风塔，半截戳进天里头。这样的天气持续好些日子了：不见风霜雨雪，干冷干冷，阴沉阴沉，一派荒芜，死样脱气。除开学生，无论遇到谁，都躲避我，或者掉过头或者顺着眼，总之不看我，自然也就无从搭腔。午饭时，段兴燡通知：“老师们，吃饭后立即到县府大礼堂开会。”

 

我当然知趣，独自走进大礼堂：密密麻麻已坐满了人。我插进几个陌生人中间，落座时，余万奎从后排伸手来示意借我手里的书，我把书递给他，自己却失去了掩饰的东西，目不斜视，木然瞧着主席台上的画像。几个头头脑脑，仿佛都有一副骄矜之气、踌躇之志。

 

通常，这种集会，秩序总不会好。女人编毛衣，男人抽香烟，又都叽叽咕咕，嘈杂不断。今天大不相同，人多而挤，热而不闹，鸦雀无声，死样的寂静。刘文汉主持大会，说：“人都到齐了，下面请刘政委讲话。”县委书记刘大嵩是最早到赫章的领导干部之一，人们一直称呼他刘政委。

 

刘大嵩武高武大，虎臂熊腰，走到前台正中，大声宣布：“赫章教育界有没有个水塘派，辩论了几十天。今天大家和陈绍炎辩论。”并且指着我说：“陈绍炎，你上来。”下面一片吼声“叫他上来。”

 

我不曾也不敢“上来”，只是前去，走到台前，掉转身来，屁股对着台上，面对群众“我说、我说”的狂叫。

 

听着人们的揭发批判，我想到是要作检讨的，掉脸问：“可以作记录吗？”刘大嵩答：“可以。”我从荷包里掏出铅笔和笔记薄，对每个人的发言作了几个字一条的记录。刘大嵩插一句：“刘文汉，拿个椅子叫他坐下记。”刘文汉推给我一把藤椅。

 

发言的人们义愤填膺，一个比一个高声，一个比一个激动，但我的耳朵一直听着，手也不曾麻木。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记不准有几个人发言，到刘文汉宣布会议暂停，叫我先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从政府后院篮球场边土墙门洞出来往赫中走，突听背后有脚步声，掉脸仔细辨认，是段兴燡。我明白，他是奉命监视我的。怕我学孟庆仁的样。不是谁仁慈同情我这条小命，是怕这个反革命大案定不了，他们立不了功，升不了官。

 

走到宿舍，发现房门已经装潢一番，白纸黑字的楹联：“反动分子企图资本主义再生；水塘集团妄想封建王朝复辟。”横批：“反动透顶。”不用问，是何斌的手笔，撰句者是谁，就猜不准了。也许是集体创作吧。对于这样天字顶级的称颂，我是不敢承受的。其实他们也明白，陈绍炎不会有这么大的野心。连他们自身在那里尽心效忠，拼命效力，也不过期望一个副局长光宗耀祖。无非是陈绍炎的罪越大，他们的功也就越高。梁兴顺在韭菜坪因一屋子癞蛤蟆而扯旗造反，只是砸门牌、砍电杆、种洋烟，不过几百乌合之众，闹了几天，不曾抢物扰民。被周西成活捉后，周缝龙袍给他穿上照相，称他梁大王，同是一种伎俩。“妄想企图”云云，不过是加诸我身的“龙袍”而已。好笑的是，当天气齁齁的几位勇士，三个月后，我们又一同在平山林场监督劳动。这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吧。阿弥陀佛！

 

第二天刘大嵩和刚从省里调来加强领导的县委副书记姜毓萱，带着一个抱文件夹作记录的张邦君来到我宿舍，刘说：“情况已经明朗化，水塘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袁桂荣、彭德宏、徐广纯都是国民党员，骨干分子，原本是公开的敌人，暗藏下来的。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没有历史问题，一直受到重用，相信不会反党。不过，你和他们搅在一起，真要拉开阵线，明火执仗的时候，你怎么办？站在那一边？”我说：“我工作中有缺点，生活上有错误，我认真检讨，我愿意接受处分。”姜说：“生活作风的问题，都是小事，一律不讲。关键是政治问题，争夺政权问题。”我说：“我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我从来不曾反对过党，连想都不敢想。”刘说：“这个我们相信，但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了，个人英雄主义也是个人主义，这是万恶之源。发展下去就会闹独立，搞小集团，同党对立。”这话，我是相信的，表示愿意作深刻的反省，检查交代；但我确实没有反党意图。姜说：“你要深挖思想根源，深挖这种思想发展下去的严重危害性。他们几个与你不同，他们是有野心的，有行动的，你知道的要全部揭发，不得包庇隐瞒。你即使不说，他们也会包不住要说的，那样，你就被动了。”刘说：“党的政策是明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我们相信你会正确选择的。”我说：“我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深感痛悔，一定深刻反省，认真检讨。”姜说：“那好，从今天起你就什么也不做，写好你的检查。”

 

从这天起，每天都有一名常委到我这里来，看我已写出来的书面检查。从中提一些问题深入追究，联系引申，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某些言行的危害性。也就是思想批评从严。不管来的是刘、姜或张广德、周玉启，都有张邦君抱着个文件夹跟随，有时也动笔记点什么，却从不发言。

 

从这天起，我虽然仍享受着教师食堂的饭菜，但不能上桌，由掌勺人单独给我盛汤、菜，各自盛饭，单独进食。不是我有了什么传染病，而是成了敌人，打入底层，被人家专政了，虽然没有经过什么起诉，更说不上定谳。

 

元月二十九日，学校派人通知，叫我带上检查到县委去。几个常委端坐一屋，命我读检查，读完后有人说了话，总之是通过了。叫我等候通知，在大会作检查。这回算松了一口气，似乎我这个圆圈，比阿Q画的要圆一些。

 

一九五八年元月三十日下午七点，在赫章县政府大礼堂庄严的主席台上，刘大嵩宣布我作检查。我站在台上主席的位置，向暌违了七天的干部和教师们宣读了我的检查。宣读完毕，刘大嵩讲话，我记得这么几句：“陈绍炎的检查是县委通过的，以后他还要继续检查，交代问题。从他的身上，你们要吸取教训。他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有点小聪明，有点工作能力。他曾经八次申请入党，县委委员们大都同意了，我不同意，我说他不成熟，有个好党员带着，他是个好干部；让他负责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他就要闹独立王国，最后走到反党。”他还点名批评某人老奸巨猾，居然称陈绍炎英明领导。“老实说，陈绍炎是你们这些人捧坏的……”没等他说完，我就被带回学校。

 

事后听说，有人私下议论，这家伙不简单，要不揪出来，不晓得他会干出什么来。廿三日批斗我，廿四日就把袁桂荣、彭德宏、郭应康等揪出来批斗。事后得知：三十日我检查交代，三十一日，毛泽东命令撤销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长、交通部长和森林工业部长的职务。他们定然也写过检查，不知检查的深刻否。

 

 

教师队伍里开展许多场次批斗会，我未得躬逢其盛。往后听说，这些被斗者，有的前几天还是批斗人的炮手。所谓批斗，内容有的真实，但更多虚构，这从二十年后的改正可知。当时则一概列为罪行。被批斗者除被侮辱外，被罚站，被推搡。一个跛子还给彭德宏一记耳光。没过几天，他作为坏分子被清除，早已湮灭无闻。我也不愿提他那个名字，虽然我脑海里还显现出他在面前一跛一拐，躬身不迭的形象。

 

我倒好。赫中教师不多，在饭厅里烧几炉火，分别围坐；给一条凳，让我坐在炉边，手执笔和本子，记录我认为应记的东西。中学教师，毕竟高一个层次，批判也算尖锐，却没有粗鲁言语。抑或因为我是头目，上边有所交代，也未可知。每天批判会时间不长；记不确切，次数也不多。

 

三月，小学开学了。开除的坏分子回农村劳动，教师都回校上课。右派们降了工资，留在县城。每天到大沟边抬石头，这是劳动改造的热身。我也不能特殊，被指派为工地筛石灰。活路不重，却脏，特别是风吹灰起，呛得人难受。我这回算知道劳动人民的伟大（承受力）了。

 

中学开学，张永来当校长，此公江西人，从军区下来，虽为知识分子，却是军人性格。身为党员，政治上自信；与我无任何牵连，不避嫌疑。公馀有暇，也可能忙里偷闲，敢同我聊天。一次疲倦了，在我的床上倒头便睡。他叫我管卫生室，不过给学生发点指名要的药物。他创《赫中校刊》，要我当编辑，刻蜡纸、油印，一人包办。开校运会要我为他写开幕词；为《校刊》写报道、写小诗。学生熊庆仙长跑中摔倒，我带学生用担架抬到医院。他说他将向县委建议让我留校监督劳动。可能也说过，但绝对办不到。五月间，我被送到新筹办的平山林场，原来教育系统的右派们都在这里，恰似旧书上画的“无常”的高帽上所写“你也来了！”

 

名为林场，既未确定所辖地域，也未组建领导机构。调一位生产大队长来管这群右派，也招了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这位颜队长个头矮，驼背，视力也不大好，为人忠厚，动作迟缓，说话轻言慢语，非常和气。成天带我们上山 “砍山”。平山堡周遭的山林，都是灌木丛，中有柞树，可以养蚕，为建柞蚕厂，必先砍除柞树之外的一切树棵。每人镰刀一把，清晨八点从住地财神庙出发，走到工地，稍事休息，大伙动手砍山，就派人回住地挑饭菜。带孩子的两位女右派留守做饭，单身女性也上山。先是颜队长命令作息，倒也不累。过后县里派来书记和厂长，也曾亲自上山视察，然后确定新招的一位工人任记分员，每天收工时丈量各人砍山面积，以考勤绩。

 

我那天到场已过午，袁桂荣独留庙内，为场部写材料。我新来乍到，搭铺铺床，进进出出，发现住寺庙厢房一间小屋的一个少妇，著一身红，放肆地瞅我。我悄悄问袁其人为谁，袁说：“你不认识？亲戚哩。”我问：“什么亲戚？”袁说：“老七的大嫂。”明白了。所谓老七，是已经调离赫章的一位毕节籍的女教师。

 

一天，母亲使从弟仁军背一支猪腿送来，我就到厢房这家借一付碗筷。进门向家主老太太喊：“伯娘，跟你家借一付碗筷。”老人满面堆笑，掉头向碗柜里拿碗。红衣人叫她三四岁的儿子：“小华，起来让姑爹坐。”我说：“不要开玩笑吧。”她说：“开玩笑？还怕是冤枉你的。我们到赫章去看过你。”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她说：“你大忙人嘛。你的相片我家多得很。”老太太笑着递给我碗筷，我接到手就出门。不几天，她也进了场当上工人。在一起劳动，有说话的机会。她告诉我，五四年我到毕节开会，帮老七带信到家，信上就说是她的男朋友。但我一直没到家去，害的老人念叨：“这小伙怎么不来，开会真个太忙。”苍天在上，那时节，我不但没和她谈情说爱，连想都没想到她。世间好多事，真是弄不明白。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尚且说不清楚，何况上千年的历史，那么多人的言论行为。

 

林场招批工人，办个技术学校，抽几个右派上课，有我，也有刘永芬。过几天就不要我，我自然明白个中因由：一是不让我同刘继续交往；二是书记借此公报私仇。这位书记太粗，非仅指形体而言。他通过朋友，想让我给他介绍一位小学教师，偏偏人家已有朋友，我直言谢绝；况且我认为殊不般配。这下沦为奴隶，他鸣鞭示威了。所以，几乎每次训话，都要点我的名，也不忘提及刘永芬。在劳动上找不到纰漏，却因为几天没刮络腮胡而被斥责为对现实不满。

 

那本是度日如年的岁月，创痛都麻木了本就迟钝的记忆。一天，正在车浪附近砍山，突然通知紧急集合，立即返回街上场部。一路上谁也不敢交谈，心里却在打鼓：是不是美蒋武装入侵，是不是哪里发生反革命事件，抑或我们中哪一个将要被捕……，不知工人和学生们作何感想。右派，至少是我，心里一阵阵凄惶。胖书记站在高处发言，原来要大跃进，炼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

 

劳动任务大大加重是肯定的，没有惊险，不是政治上的腥风血雨，也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我还真有些激动：说是三年不种庄稼都有饭吃，这就稳了心；腾出手来炼钢铁，搞工业，强国强兵，跟老大哥并肩携手，美国鬼子何足道哉。这是多么豪迈的事业！正好在这大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基本的自我要求，劳动不能落后。俗话说：力气是个怪，今天用了明天在。年纪轻轻，正是使力的时候。

 

建高炉的第一步是选定地址，领导一句话定夺。其次是清除树棵，平整场地，修通道路。工作面宽，人手众多，一拥而上，进展迅速。主体工程是筑高炉，这就非壮劳力不可。打夯这种活，不是谁都能够胜任。炉体渐筑渐高，撮箕盛土递不上去；用绳子勾吊倒是办法，却赶不上趟；最方便的是抛土，每级站个强手，背对炉体，底层有人把土端到面前，抛者手捧撮箕使劲往头顶上抛，上一级的人接住就势往更上一级抛。速度之快，真令人目不暇接。谁要走神失手，就会造成损伤事故，追查下来，分析开去，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好在身强力壮，眼明手快，干的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率性脱光膀子，吼起号子，俨然是光荣的劳动者。我惭愧，从小四体不勤，无任何技艺，只能下苦力。高炉建成，背运矿石。那天偏偏下雨，虽不大，却不停。冒着微风细雨走在泥泞的山路上，也是一路欢声笑语。龙惠鹤一路山歌，声振林木，大出风头。本人穿胶鞋跑滑路而未闪失，也备受赞扬。累是很累，但肚子饱足。行李留在住处，炉房上没有睡觉的地方，什么时候歪着躺着，舒个懒腰眯下眼打个盹，肯定会有的，却印象全无了。直到领导叫我回场部，一算日子，才发现过了十四天。

 

林场要在雪窝碗厂附近建一个分厂，分派几个右派和几个工人，由场长率领先去安营扎寨，借住在老百姓屋里，自设食堂。徐正云她们几个女的做饭。我们的任务是平屋基、筑土墙，抬木料、割茅草晒在山上，待晒干后背回来苫房。集体出勤，劳而不苦，晚上还可以就着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看书。在这里不到一个月，通知我带上全部行李到赫章。我报告说有些衣服在平山，请假往取。这天正好星期，我托人叫来刘永芬到一户五保户家，告以情况并告别。我们共同认为：我是极右头目，没有历史问题，最重是劳动教养三年。都快一年了，再苦再磨，一咬牙就挺过，总有个出头之日。内心是沉痛的，却强作镇静，也不怨尤。这种心情，彼此相差不大吧。缠缠绵绵，时间不早，我非走不可了。刘说：“我送你一程。”我说：“你包了，周胖子正找茬呢。”她说：“不怕，死都死在一起。”我突然脸热心跳，自愧还不及女人有胆量，就说：“好，走吧。”我抱着一包衣服走，她紧凑在一侧，并肩走过平山堡小街，直走到水库坝上，走上松林小径，她才转身回去。都曾几度回首，却不曾流泪。有泪，也是往心里流的。吉人天相，居然没碰上一个认识的人。

 

 

第二天，背上行李到赫章，被放置在监狱的行政拘留室。过了一夜被送到毕节德沟。这里借民族语文学校校舍，集中了一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旧官僚、商人、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或嫌疑人……近百人，名义叫政训队。这才发现袁桂荣也在这里，还有我们上初中时的地理教师李南风先生。

 

这里离城不远，却偏僻荒凉。已经进入冬季，一天比一天冷。管理人员全为警察，一脸严肃，气氛紧张。我感到了问题严重。看来不单是右派问题，人家要拔高一档，作为反革命来落实了。自知没有反革命野心，更没有言行，但不可不慎重从事。偶然碰上袁桂荣，道路以目而已。十目所视，彼此心照。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平山和彭德宏一起被带走之后怎么又来这里，而彭德宏为什么不见。不敢搭话啊。

 

我所在的这个组，大都是毕节人，三个大方人，每天上午学习，就是读报纸社论，认识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然后结合实际，反省罪恶历史，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叫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的历史单纯些，从学校读书到学校教书，就这么两件事，从未参加过反动党团。说了几遍就滚瓜烂熟。不几天组长传达，要我作小组记录。这很好，专听别人的，信笔作记，力求准确完整。这当然不是难事，反而觉得平静轻松了许多。

因为年老体弱者居多，又不曾定下罪名，所以劳动不太重，进城背米，到黑泥坡挑碳（这要花一整天），挑试制水泥的羊肝石，都是各自尽力而为。不过也明白身份，不敢偷奸耍滑，似乎要用劳动的诚实证明交代的不虚假。所以，真是人人尽力而为的。有时候，也会有干部到组里来深入了解，或对某一人提出一些问题，态度虽然严肃，但并不凶恶。至于是否成为压力，只有各人心里明白了。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做过贼自然就会心虚，这说的是常人常性。

 

一天早餐时得知，一位队友夜间自缢身亡，这自然是当天的讨论题目。人人都发言，也是一个调子：党的政策英明，群众的眼睛雪亮，坦白交代才有出路，蒙混过不了关。自杀是坚持反动立场，与党和人民对抗到底，死有余辜。最后免不了联系自己，做一番向党交心的表白。我记录大伙的发言，也给自家写了几句。心里的话是：死者太糊涂，你若有死罪，还让你活到今天？能活就活下来，留得青山在总会有柴烧；万一活不下去，也不可悄无声息的死掉。

 

傍晚，组长通知：我们组派一个人去看守死者尸体，另外还有一个人相伴。明天补瞌睡。我抢先报了名。另一组来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半老者，现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大概没什么文化。他来了也不多说话。坐个小凳子，背靠墙壁打盹，棉大衣从胸部盖到膝盖以下，不多会就打起呼噜。我坐在电灯下，读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死尸停放在屋中间的草席上，衣履完整，面部蒙一张白纸，无声无息，肯定不会起来逃跑。队领导只消叫人锁上门就得，为什么还要叫我们来守呢？在我，则是一个锻炼胆量的机会。漫漫长夜我也眯糊过吧。一个死人，两个活鬼，同在一间屋里过夜，是多么难得的经历呀！好像高尔基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吧。

 

人为万物之灵，其实比笨猪“灵”不到哪里。农村宰年猪，通常是邻居两三家同一个日子，请一位屠夫，烧一锅开水，轮流作业。第一只猪杀翻在地，第二只猪吆到现场，等待开水的间歇，它在灶火和宰凳之间游来走去，悠然自得。毫无惊恐之意，更无逃避之心。待到锅里的水滚开，屠夫们揪住它的耳朵和尾巴，抓住后腿，将它连拖带提弄到宰凳上，它才敞开喉咙嚎叫……

 

论阳历，一九五八年即将结束。为了庆祝大跃进的丰硕成果，迎接新的更大的跃进，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新年元旦，队领导布置各组排练文艺节目，开个迎新晚会。所选节目，当然经过审查。参与排练的人们，晚上不参加学习讨论。这就使这所一直阴森沉寂的校园在夜晚有了丝竹之声，显现出一丝活气。桂荣参加了他们组的大合唱，所唱歌曲中有“一条大河波浪宽”，他站在后排，唱的很投入，很动情。我眼眶都热了，无可奈何啊！

 

晚会是热烈的，演出虽然平平，一直掌声不断。谁都明白，此时此地，政治是压倒一切的。在我个人，会后却增添了无限凄惶：万象更新了，我人呢？瞻念前途，心惊肉跳。更有白发红颜，何以依恃，我是天下不孝不义之人么？我流了泪，随后也睡着了。第二天元旦，放假休整。在校园内游来走去，一腔心事，不知道写在脸上没有。谁也不顾谁，谁也不问谁。

 

一九五九年元月二日上午，政训队紧急集合，出门发现，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武装，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肯定要拘捕人了。我想：会不会抓我呢？……全体鸦雀无声，当官的上台讲话，首先是宣传共产党的宽严政策，其次是斥责抗拒不交代不认罪的反革命分子，最后宣布对一些人进行处理，宣布逮捕十二个人。我记得印象清楚而深刻的是上面喊：“曹典谟。”下面应：“到！”应声站起来走到前面的是我们组的杜洪清，原来他是隐姓改名的反动军官。及至喊“袁桂荣”，袁桂荣站出来，紧咬牙关，面不改色，宣布他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反动小集团水塘派头目之一……我的心蹦跳起来，下一个就是我啦。然而不是……

 

十二位遭逮捕法办，立即被戴上手铐，由武装警察带离现场。

 

然而我也逃不脱，被宣布为反动集团水塘派头目之一，极右分子，处以劳动教养。散会之后，收拾行李，被装上货车，押送到毕节的所谓“大监”（十二年前常常在大门口球场玩篮球的地方），住进了行政拘留室。晚上同犯人们一起看反特电影，至今连片名也记不起来。想起年迈的母亲她能想象我住在什么地方吗？想起命运相同的恋人，她在哪里呢？突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我于是背诵全诗。我于是发现，背诗，是消除烦恼，分散心思，自我安慰的好办法。每有情况，我就背诗；环境纵然变化，积习一直未改，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

 

联系地址：贵州省赫章县老干局

刘孟转陈绍炎（收）  邮编：5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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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