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辱伤人，理应无罪；司法改革，势在必行

社评

鲁人于欢，于2016年4月14日，因目睹其母遭受过分凌辱而伤人致死。近日，聊城地方法院判决其无期徒刑。此案甫一传出，几乎阅者哗然，批评判决不当而为于欢呼吁者，俨然已成为舆论主流。何以如此？值得深思。

依据报道，考察案情，原不复杂：于母苏某，向人借贷，因无力清偿，遭暴力催债，逆受11人之摧折侮辱一小时余。

死者杜某，更为渠魁，竟在于欢眼前，以极其下流之手段，对于母施以侮辱。于欢男儿，不堪其辱，愤而反抗，持水果刀，乱刺施暴之徒。四人受伤，其中杜某自驾就医，中途死亡。

照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理所当然。然而面对无期判决，举国之民情舆论，近乎哗然而不肯接受，为何？因为它悖逆了最起码之人伦常情。

古今中外，大凡善良法制，必以人情伦理为其重要基础；至于悖逆人伦而强恃法律，则自来为治国者之大忌。对此要点，深受儒家思想浸润之传统中华法系，不但有特别之注意，而且有高明之处置。

以复仇为例，实为人类文明之普遍现象。而吾国自秦汉以下，历朝律典之明文，大率皆禁止复仇，而于行法之时，尤其在司法运作中，又根据具体案情而予以相对缓和，甚至于有所鼓励。之所以禁止复仇，其理由在于家国天下之和平秩序必须维护；之所以鼓励复仇，其理由在于天生自然之人情伦理不可悖逆。

每有复仇类案件发生，必在国法与人情之间，发生各种较量，为防止社会撕裂，传统文化又有天理一目为之折冲。

三元之间，既离且济，构成传统中国法政世界“天理－国法－人情”之基本结构。凡遭遇人伦案件，历代名公皆在此三元结构中，予以权衡妥当，必求本于天理，顺于人情，合于国法，而完成良好之裁判，而所谓合于国法者，又往往以不违为准则。此间实蕴含有治国理民之大智慧，亦为传统民本法学之精义所在。至于极端情况，则传统名公之做法，宁可失于一时一处之国法，而不可悖逆普遍高悬之天理，与夫永久长存之人情，实乃更为可敬可佩。

论语有言：孝悌为仁之本。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着眼处，皆在于孝悌具有建构良好秩序之巨大能力。孔子作《春秋》而荣复仇，与此要点，似为逆行实则同归。

然而，晚近之百数十以来，天理涤荡，人情浇离，国法嚣张，思之令人悲从衷来。三元如此，而欲和合天下，治理国家，不亦难乎？念往年之夏俊峰案、范木根案、贾敬龙案等，若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三元结构中加以裁量，则断不致于逆乎人情而刻薄寡恩，而其判决亦必然可为大众所普遍接受，进而建立更高之司法公信力。

惜乎！三元结构之不存也！而今于欢一案，生母在眼前受辱，又无公权可援救济，方此之时，若不举刀而刺，于欢不独不可以再为人子，亦不可以继续为人也。此实为古今人情之至大，于此情境，当政不可不慎。

故而，就其眼前而言，于欢伤人，出于人情至善，理有必然，无可厚非。法律对于伤人害命，虽有一般禁令，然而对于此一特别案例，则不宜将其作归罪处置，即或归罪，亦必当轻刑。如今之判，自长远考虑，必定得不偿失。

况且，伤者死者之四人，或受伤或致死，皆有自己之重大过错在先，更不可主要归罪于欢。母辱伤人，虽终致死，理应无罪；民事纠纷，国法可依，另当别论。另一面，就其长远而言，借文化复兴之大势，吸收传统智慧而介入司法改革，可谓势在必行者也，若能在更高基础上，重建“天理－国法－人情”之良好司法结构，则更是造福当代，遗惠子孙，善莫大焉者也。

（时亮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