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民族魂——《中华历史精神》之四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二日丙申

          耶稣2017年1月9日

（一）鲁迅批判

讲到民族魂，就不能不先批判鲁迅。

有人称伟人，其实是最大的伪人；有人自诩是中国鹰，其实是祸害中国的鹰犬；有人称中国脊梁，其实是打断中国脊梁的棍；有人被举为民族魂，其实是毁灭民族的邪魂。

国人错认伟人久矣。《礼运》说：“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这才是值得我们崇拜的中华圣人，真正的伟人。那些不能通达人情、洞晓义理、明白利害所在、不具备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情怀者，何足言圣人伟人哉。

鲁迅作为小说家，或有可观，作为杂文家则不入流，文品人品皆不入流。它的杂文确实揭露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和国民精神疾病，但指出的病因和开出的药方完全错误，无异于火上浇油，只能让丑恶和疾病变本加厉。因此，它虽然也批判某些政治社会问题，但自己却成了中国更大的问题。

鲁迅式的批判恶意洋溢，只有破坏性而毫无建设性，比批判的对象更坏更有害。这不是治病救民救国救社会，而是利用小说杂文反孔反儒反中华。我称之为反华的思想急先锋。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也曾喜欢毛鲁文章，觉得毛氏磅礴有气势，鲁迅尖锐有深度。后来读多了佛经道藏儒典，再翻看毛鲁，才发现错误多多不堪卒读，邪气滔滔难以忍受；才发现自己曾经多么愚顽，庆幸自己回头有岸。对圣佛的感激有多大，对毛鲁的憎恶就有多深，而自己的责任就有多重。

越是邪说，越会在局部枝节问题上说些真话真理。马列理论和鲁迅文章能够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迷惑性，要因就在于此。但是，它们的世界观、生命观和价值观存在着原则性错误，越是原教旨的马国，人祸越深重；鲁迅地位越高的时代，愚民和奴才越多，甚至全民拜倒在全能神的脚下！

现代学人群体，以鲁迅名声影响最大，也最富有欺骗性破坏性。当年浪迹海南，向人问路，被一本正经地误导以歧途。那只是耽搁一时半会而已，算不了什么。但我还是返回找到指路人，以一顿拳脚一本正经地郑重酬谢了他一顿。鲁迅柏杨们反方向的误导，让人背道而驰，甚至万劫不复，让东海差点回不了家。回想起来依然后怕，对这两个一本正经的指路人无比厌憎，不打不快。

柏杨歪嘴解经，薄舌说史，轻言浮语，指鹿为马。鲁迅更加刻薄险恶，更富有欺骗性。它大义凛然地颠倒黑白，无知无畏地抹黑中华文化、道德、圣贤和历史，最容易让没有建立基本人格和人生正见者误会儒家、误入邪路。

比忘恩负义更可耻的是恩将仇报，欺师灭祖、弑父杀母又是恩将仇报的极端表现。倒孔反儒就是文化灭祖和道德弑父。“以怨报德，刑戮之民也。”社会性的倒孔和政治性的反儒，比一般以怨报德更加可耻，恶果更严重。

鲁迅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日本人的国民性加以对比，认为中国人充满“民族劣根性”。殊不知这种“劣根性”，并非民族性而是政治性的，是清朝偏离儒家、五四倒孔反儒所致；“日本人有着质朴、认真的良好的国民性”，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在汉唐宋以来始终尊崇中华文化，其“国民性”根基在儒佛。

鲁迅批判的民众的劣迹劣根多发生在倒孔反儒的民国，与儒家没有关系，儒家毫无责任。清朝纵有一定责任，也是次要的，主要责任要由五四伪启蒙派和民国各政府来负。

没有民族劣根性，但有文化劣根性。古今歪理邪说，文化品质恶劣，所以信奉邪说的群体，流行歪理的社会，品质都很恶劣，这就是文化劣根性。如果说“民族劣根性”是鲁迅的诬蔑，文化劣根性就是东海的发明，与鲁论针锋相对。

低劣的主体文化，会摧残人民的德智，导致族群的恶劣。概乎言之，仁本主义族群最优，人本主义一般，神本主义较劣，其中伊教又劣于耶教。物本主义最劣。当今世界上马邦人素质最差，根本因在此。物本主义族群，拜物教也。没有外敌的时候，它们就千方百计寻敌树敌，或者采取各种方式自相残杀自我毁灭。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和后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就是马族自毁的两大方式和工具。

若非愚极恶极，绝不会制造出这两种工具来。比较而言，后者的自毁性更加强大。如果说饿死几千万是计划经济的功绩，计划生育消灭的胎婴和减少的人口，远远不止几千万，罪孽更加深重，后果更加严重。

信仰邪知邪见，崇拜暴力暴君，反对正理正义，排斥正人君子，这些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福报问题，是命贱福薄的特征。这样的人，即使“有陨自天之福”，也承受不起，很容易转福为祸；这样的势力，即使一时兴盛，也持而不坚，很容易衰败灭亡。

反儒必恶，反儒必劣。五四开始大量国人迅速去儒家化、去中国化，堕为劣质人；由劣人组成的社会便是下流社会，由劣人组成的民族便是劣等民族。这就是反儒崇马造成的文化劣根性。五四之前，劣化之门已由慈禧悄悄打开。这只老牝鸡利用义和团杀西人，又杀害戊戌六君子，已自绝于中华，自绝于儒家。

言归正传。鲁迅的“民族劣根性”论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为马列主义鸠占鹊巢提供了方便，为马帮革命、专政和暴力改造等等政治暴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经过各种中华自伐、民族自侮、文化自毁和自相残杀等运动，中国人确实空前恶劣化了。

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前仆后继地被深度摧毁，成了文化劣品和道德废品。鲁迅自己就是个充满邪见的妄人和毁人不倦的狂人。所倡导的赤化是草菅人命、摧残人性的赤祸，所指引的道路是毁族灭国的绝路。要真正救国救民救孩子，必须批倒批臭鲁迅，重新回到中华文化正道上来。

鲁迅错误很多，大错有四：

其一、“民族劣根性”说是对我们民族的诬蔑；其二、“仁义道德吃人”说是对中华道德的诋毁；其三、嘲孔斥儒是对中华圣贤和文化的攻击；其四、“吃人”说和“奴隶”说是对中华历史的无知抹黑。

鲁迅有很多言论受到广泛赞赏，其实似是而非，根本经不起思考。这里挑选几句予以驳斥或揭发。

鲁迅说：“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睁眼说瞎话。五四之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错误的中国人很多；五四之后，敢于抹黑自己的文化、圣贤和历史的中国人特多，鲁迅就是其中最猖狂的一个。

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东海曰：自侮是向下的车轮，载着毫无自尊自信的人类，向兽道前进。多有自侮圣贤、自毁文化、自伐道德的人的种族，永远倒退，永远没有希望。

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东海曰：其实中国本来有路，赤化之后，便没有了路；其实中国人本来是人，倒孔反儒以后，渐渐就非人化了。

鲁迅说：“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分不清楚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浑人也。

鲁迅说：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的，若文人偏要装做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东海曰：文人尊重圣贤，工农尊重文化，本是正正当当的。若文人偏要野蛮化，反孔反儒，鼓吹仁义吃人；工农偏要从事政治和教育，就不仅肉麻而已。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东海曰：凡是反儒的知识分子，即使知识如何丰富，如何渊博，也只能做助纣为虐的奴才和颠倒是非的蠢材，厄于暴政或死于非命是不必以为冤枉的。

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云。无知。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何尝反对鬼神？五经和论语中论及鬼神处甚多。

鲁迅说：“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

这是恶意栽赃。古之学者为己，儒家在道德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政治上“春秋责备贤者”，不会苛责民众。民国时反儒派占尽上风出尽风头，虽有过崇儒读经的呼吁，可惜呼者应者皆寥寥无几。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云。这四种人古来以儒门为多。反掉儒家，四种人越来越罕见，越来越多的是另外四种人：没有脑袋的人，断了脊梁的人，拜权拜金的人，以民为敌的人。

鲁迅有句名言：“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其实鲁迅自己和那些追随在全能神后拍鲁迅马吃鲁迅饭的马知才是苍蝇，在中华文化和圣贤的身上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发见了文化的缺点和圣贤的伤痕。

钱理群在《鲁迅眼中的真实毛泽东》中说：“鲁迅常能从事件中提炼概念：称这些共产党领袖是奴隶总管、革命工头。鲁迅认为，这些人一旦掌权，他就可能反过来奴隶别人。这个就形成他对共产党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权了就要奴役别人。”这不是明知其恶、明知是纣而相助吗？

钱理群提到，鲁迅曾和冯雪峰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摘自钱理群讲演录）如果鲁迅对“将来革命胜利后”的可怕早有预感，却依然公开支持，只说明此人是多么缺乏正义感、责任感和仁爱心。“胜利后”鲁迅自己或许逃得掉，那些逃不掉的人怎么办？广大国民怎么办？

钱理群有句名言：“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包括北大。”他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信仰。没错，可是他推崇的鲁迅，自己终身丧魂失魄没有信仰，而且是儒佛道信仰的破坏者。中鲁迅思想之毒者，重则沦为恶性利己主义者，轻则成为精神丧家犬，终身彷徨歧路。

丧心病狂这个成语值得深长思。病狂因为丧心，丧心必然病狂，病狂者与人为敌也与己为敌，不是害人杀人，就是自弃自杀，个体如此群体如此，一个社会、民族和国家也是如此。倒孔灭儒就是民族性的丧心失魂。一个没有民族魂的民族和社会，什么恶间奇迹创造不出来！

鲁迅思想流毒深远贻害无穷，不批倒它，中华就挺不起脊梁骨、召不回民族魂！我早就指出，要重新中国化，重建中华，必须推开三座邪神，包括文化神、道德神和全能神，文化神就是鲁迅。当然，这里的文化道德政治都要加上引号。鲁迅是反中华文化的急先锋，全能神更是反华思想的集大成和反华势力的总头目。

鲁迅的反儒思想，为马列主义和唯物信仰的普及清除了主要路障，为“大革文化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民族劣根性”说，成功转移了国人对政治和制度问题的拷问，并为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鲁迅的歪理邪说及其硬骨头的伪姿态，最适合被毛帮利用来给现代奴隶制涂脂抹粉。

或认为鲁迅是会被利用了。没错，孔子和鲁迅都会被利用，但两种利用，性质大不同。利用孔子，是假仁假义，假借久了，可能弄假成真；利用鲁迅，是反仁反义，反对久了，必然越来越邪，越来越恶，穷凶极恶，不可救药。因此，利用孔子的势力，多少有些底线；利用鲁迅的人物，肯定不是东西。

或说鲁迅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性正是儒家所缺乏”，大谬。儒家充满“内自省”“吾日三省”的自省反思精神，充满恶恶贱不肖贬退讨及“责备贤者”的批判精神。鲁迅的“反思”和“批判”具有毁灭性：先毁己后毁族。反思自己只停留于恶习，批判现实却妄言“民族劣根性”，从根本上摧残人性和民族魂！

崇鲁绝无真君子，鲁门最多软骨头。说鲁迅为硬骨头，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硬骨头源于真信仰，鲁迅连伪信仰、邪教信仰都没有，只是个学问无头、文化无根、丧魂失魄、歧路彷徨的浪人和文痞，奢谈什么硬骨头。注意，信仰特指生命信仰。即使是邪教，只要是真信仰，也不乏硬骨头。

我说过，孙中山弃医从政，鲁迅弃医从文，是中国的大不幸。它们自己就是问题和麻烦的制造者，恶疾制造者，将中国病从轻变重，从小变大，直到演变成不可救药的绝症。当然，孙鲁有别，孙只是庸医，德智低弱而已；鲁则是恶医，开的是邪方，用的是毒药。

对孙中山思想和鲁迅文学，不妨有所肯定，不能过度抬举。孙中山为国父，此国必无君无父；鲁迅为民族魂，此族必丧魂失魄。民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后来变本加厉，君为暴君，臣为盗臣，父多兽父，子多逆子，君臣相骗，父子相残，夫妻相卖，兄弟相杀。

（二）文化弑父派

一些反儒派喜欢摆出一副饱读经书的样子不懂装懂。别说四九之后，就是之前的五四的反儒名家，也毫无经学常识。比较而言，鲁迅虽然缺乏经学修养，多少读过些古书。但可以肯定，鲁迅没有通读过四书五经。古书分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若通一经，或者通读过四书五经，了解了圣贤的伟大儒家的真理，就不可能再那样轻薄诋毁无忌惮。

民国大师中，真有经学功底和大师风范的很少，唯康有为、熊十力、钱穆、马一浮等寥寥几位。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几个略有经学修养，非常有限，皆未见性。章太炎胡适鲁迅顾颉刚蒋梦麟傅斯年柳亚子钱玄同徐志摩季羡林辈，不三不四，浪得虚名而已。章太炎有大儒和革命儒之称，其实浅尝辄止，乱解儒学，误导社会，晚年方才有所悔悟。

大多数都是好摆文人架子、惯耍名士派头的半吊子，或以刻薄为风趣，或以轻浮为风流，或以狂妄为风度，或以无礼为风骨，到老都是个无礼无畏的轻薄子。

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宋高宗之世，将不乏人，宰相则虚设已久，其中贤者，也不过矜气近名而已。所谓矜气近名，就是恣逞意气，虚浮张扬，追求名誉。这四个字用在民国多数大师身上，倒很合适。

《大禹谟》提醒：“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意谓不要违背天道以求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以满足一己的私欲，两者都是政治大忌。

从己之欲，损民利己，是特权主义的特征；逢迎民众，违道干誉，则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前者之恶，人所易知；后者之劣，世所难察。民国知识群体最最热衷干的事就是“违道以干百姓之誉”，逢民之恶，哗众取宠。

话说回来，民国虽然反儒成潮，但大多数文武名家多少受过儒学熏陶，多少保留着仁义精神。像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等人，虽没屠过龙，毕竟见过龙腾。人称“三造共和”的“六不总理”段祺瑞，曾读过八年的私塾，在祖父督导下打下了一定文化根基，还能写旧诗作古文呢。

四九以后大量马家知识分子更加低劣，身为奴才而不自知，学马列学毛著学鲁迅，以硬骨头自诩，不知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的软骨头、逢君之恶的大帮凶或为虎作伥的小奴才！反儒反掉了为人为政待人处世的道德常识，把自己弄成了无知无畏无耻的小人而不自知。呜呼悲哉！

嬴政坑儒，尔朱荣、朱全忠分别对北魏和唐末的百官士夫大开杀戒，王夫之认为那些死者自有取死之道：“人士之大祸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仙欺嬴政而谤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阴阳其意于汴晋，恶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于咸阳，歼于河阴，沈于白马，皆自取之也。”

按照王夫之的逻辑和眼光判断，被毛氏和毛帮害死的知识人更是“道之贼也，德之弃也，死之徒也。”其物化恶化程度，是秦廷的博士、魏廷的公卿百官和唐廷的衣冠清流都望尘莫及的。死于嬴政者四百六十多，死于尔朱荣者两千多（或说三千多），死于朱全忠者三十多，死于毛氏者更多了。

百年风雨沧桑，好东西百学不成，坏东西一学就会，民主化至今无望，全盘北化即马家化一举成功。追根溯源，反孔反儒是第一因。反儒是最大的文化反常和道德反动，反掉了中华之根，民族之魂。清朝因偏离王道和杀害儒家而衰亡，五四反儒更是背道而驰，先亡国后亡天下是必然的。

无父犹自可，弑父太可怕；无儒犹自可，反儒太可怕。反儒就是文化弑父，必然导致思想、道德反常，进而导致社会、政治一切反常。反掉仁义礼智信，人必不人，国必不国，一切不仁不义无礼愚昧欺诈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或沉滓泛起。百年中国为此提供了彰明昭著的证明。

恶势力的成长和成功，有赖于邪恶的环境、土壤和气候，有赖于歪理邪说的泛滥和大量暴民、刁民、愚民的支持。一个恶势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功的地方，必然是很坏的地方，其政府和领导阶级肯定不行。盖遏恶扬善赏善罚恶，是政府和领导阶级的基本政治责任。

反儒的群体和民族，必然野蛮化邪恶化，贫富都不行。钱穆说：“文化不长进的民族，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只是害了它。”此言发人深省，说的虽是唐时回纥，其理则通乎古今中外。任何文化不长进的群体和个体，穷斯滥矣，富了更烂，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是害了它。马邦的暴发户们（包括权力暴发户和财富暴发户）就是最好的例子。

孔子说：“诬文武者，罪及四世。”文武是圣贤为王，圣王；三十年为一世，四世是一百二十年。据此，五四反儒派诬蔑孔孟、毁谤圣贤的重大罪孽和恶劣影响，要一百二十年才有望消除。五四距今已一百零六年，还剩十四年。那么，彻底清算现在就应该开始了。

非常欣赏一句无名之言：“你不给历史一个交待，历史就会给你一个交待。”说得太对了。历史因果历然，是混不过去的。对于过去的罪恶，只能以真诚忏悔和现行功德去争取消解，而不是千方百计遮掩甚至美化---这么做，只能延续恶因，继续恶业，让恶果更加沉重，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要相信天道的公平、因果的公正和历史的公道。欺诈有效也有限，骗得了一国骗不了一世，骗得了一时骗不了历史。假冒伪劣恶的东西，无论怎么粉饰神化，终究要裸出本相来的。全能神和它树起来的鲁迅之类欺世盗名的偶像，终究要还原为一地污泥和垃圾。当代儒家就是奉天承运来还原它们的。

国人弃如敝屣的东西，日本人却收藏得不错。日本明治维新有一个中心思想：和魂洋才，又称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由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主要指儒家道德，日本以之为民族魂。桥本左内也强调学习西方目的在于“补助我义理纯明之学”，主张“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日本维新成功奥秘在此。

日本一个小小岛国，居然犯我中国八年之久，最后靠了美国出手才打败之，战后又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政治制度和物质科技各方面却越来越落后，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又不如民国。我们要自强要振兴要雪耻，就必须深入探讨其中的文化政治原因。靠自欺欺人的横店功夫，徒然遗笑天下。

中国愚昧狂乱不是日本武力来犯的借口，但日寇凶恶残暴也不是中国拒绝反思、安于愚昧的理由。声讨日寇之罪是一回事，反思自身之病又是一回事。易经系辞说：“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孟子说：“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反思是为了不再被侵受辱，为了改过自强复兴中华。

或说日本畏威不怀德，是不了解日人。日人极尊汉唐宋，是畏威更是怀德。无德之威则非日人所畏，元朝两次侵犯，日本坚决抗战，就是最好的证明。明清的文明程度有所降低，日人尊重程度也随之降低。五四以后倒孔反儒，举国如狂，被日人极度鄙视，也大大刺激了日人的文化骄傲和领土野心。

侵华大恶，但不妨碍日本人尊儒和一定程度的善良。尊儒和善良就是很多日本企业家的成功奥秘。企业家吉田忠雄说：“我在17岁念高中时读到一本书，给我印象十分深刻，便是‘除非你将你所得利益，设法与他人分享，否则你这一生不会成功’，这就是善的循环，它给了我成功。”马邦大多数人不能成功，少数人侥幸成功但不能长久或下场悲惨，根本因就是不善，循环的不是善而是恶。

于此可见，民主自由启蒙重要，文化道德启蒙更重要，于国家于个人都重要。致良知就是最好的启蒙。格物致知是知识启蒙，诚意正心是道德启蒙，统归于致良知。如果当时五四群雄有一定的致良知功夫，他们何止于此，中国何止于此。

深深认识到，儒学是仁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血脉，就是民族魂，民族精神，同时是最优秀的人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性。当仁学成为世界第一学科、仁道成为全球信仰的时候，大同理想就水到渠成了。

深深认识到，反孔是最大的恶，尊孔是最大的善；灭儒是最大的罪，弘儒是最大的功。只要弘儒，一切过错都可以原谅；如果反孔，任何功德都不足挂齿。反儒派都是灾星，必有恶果，除非脱离政治社会，遁入佛道两家，争取出离三界。换言之，反儒派若不改过自新，只能皈依佛道，否则自绝慧命，苦海无边。

深深认识到，倒孔反儒是百年人道灾难的最大根源，政治性反儒派是最大的反动派，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最大祸害。让体制内反儒派有所转变或不敢公开反儒，结束了百年反儒恶潮，是习近平一大功勋，比反腐更重要更有意义。东海极端痛恨毛而有限拥护习，原因在此。

（三）民族魂在此

中国人的人格，中华民族的族格，主要是由六经和儒家塑造的。儒家的道德原则和思想核心是五常道，所以，这就是中华魂或民族魂。孔子是集儒家之大成的大宗师，中华文化的最高代表，故可以说，孔子就是民族魂。

孔子是双重的集大成。首先是集中道文化、王道政治之大成。《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其次是集伊尹、伯夷、叔齐等德性之大成。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上》）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美孔子：“天下君王至于圣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之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启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关于孔子、孔学就是中华民族之魂，我有《真正的三代表和民族魂》一文亦有阐述。儒家是真正的三代表：代表中华文化，代表中华文明，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儒家作为三代表，就是中华魂，即中国的国魂、族魂，中华思想和价值的源泉。孔子即身成道，即人即道，身与道俱，与儒家、与中道、性与天道、五常道都可以划等号。

五常道就是民族魂，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和精神；就是硬道理，比一切道理都硬；就是普世价值，比西式价值观具有更高的普适性，普适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人类。遵循五常道的人是最好的人，遵循五常道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遵循五常道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

儒家是国民最大的保护神，良知是个体最好的护身符。打倒孔子，民族就失了魂；摧残儒家，中国就没了家，国民就难免为无道缺德的“东西”所鱼肉。良知败坏者，不是吃人就是被吃，而吃人者也终将承受各种形式的惩罚和命运的嘲笑。

之所以说良知是最好的护身符，因为良知是道德和智慧的高度统一，有利于维护身心健康生命安全和提高人生保险系数。自古圣人（圣王）无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和寿终正寝，历代大儒若杀身舍生，必是为了成仁取义而主动“找死”。

因为孔子可以代表儒家，儒家可以代表中华，与中华划等号，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所以，反孔反儒就是反华，是最严重最根本的反华。这个定论，确凿无疑，无可改易。反儒是指从根本上、原则上反对儒家，如文化上反四书五经，道德上反仁义良知，政治上反道统和民本。

反儒就是反文明。反儒不仅会反掉中华文明，也会让一切文明都失去立足点。五四以来追求民主自由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此。民主自由不可能在道德的荒漠上建设成功。建设民主，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追求自由，需要相当的良知内力。

岂止反华而已？反儒更是反文明、反道德、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生。熊十力说佛教有反人生倾向，然哉。不过，佛教是出世法，有此倾向，理所当然。儒佛二字值得深长思。儒为人之需，仿佛五谷杂粮，人类不可或缺；佛则非人，以人生为苦恼，以三界为火宅，倡导厌离，追求寂灭。

对于“反儒就是反华”这一观点，一些愚民和外道不能理解，可以理解。出我意料的是，居然有儒友表示异议。儒家强调华夷之辨，儒家代表中华，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这都是儒学常识。盖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和文明共同体，中华文化的主统是儒家文化，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儒家文明。界定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和族群边界的是文化和文明。

或谓“反儒即反华”论，易遭误会，树敌太广，不宜发表。太不了解儒家了。儒家择善固执，当仁不让，以传道解惑、弘扬正理为己任，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有那么多顾忌忧虑？明儒吕坤说得好：“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