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贾兰坡院士遗作一篇及相关通信四件

作者：贾兰坡等撰，林桂榛整理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六日辛未

          耶稣2016年12月14日

【整理者按】这是一份据贾兰坡院士、牟小东居士手稿真迹整理而成的珍贵文献，内有贾兰坡院士遗作一件及相关通信四件，分别是：贾兰坡亲笔书写及贾兰坡、牟小东合署的书评文稿一件，贾兰坡亲笔致信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尤在一件，贾兰坡亲笔致信牟小东一件，牟小东亲笔致信尤在二件。此五件真迹构成了一则新版《新眼界》的出版故事，故事梗概如下。

1983年5月21日，牟小东致信新版《新眼界》责任编辑尤在，说：杨钟健院士遗孀王国桢女士嘱他给新版《新眼界》写篇序言并取代王序，后知王要求牟自署姓名（非代王而拟）故坚辞，经协商后而由牟出面请贾兰坡写序言，贾兰坡已同意，并请出版社宽限交稿时间。1983年8月6日，贾兰坡亲笔写好了5000余字《新眼界》书评，并附300余字给责编尤在的信说明其写作情况；次日即1983年8月7日，该书评及致信发出，且当晚贾兰坡又致信牟小东说明书评寄出情况并寄去副本一份。1983年8月22日，牟小东再致信责编尤在，询问贾兰坡的《新眼界》书评是否收到，并说贾兰坡将《新眼界》误写为《新观察》了。

贾兰坡院士（1908—2001）是古人类学家，牟小东居士（1921—2011）曾任北京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杨钟健院士（1897—1979）是古生物学家。19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继“走向世界丛书”之后，后又编印“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且后者实是前者的续编；1947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钟健《新眼界》一书，就收在“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之中。

据版权页，该新版的《新眼界》一书出版于1986年11月，责任编辑是尤在（尤在或为笔名）。惜贾兰坡亲笔及贾兰坡、牟小东合署的5000余字书评，新版《新眼界》并未采用，原因不详。新版《新眼界》采用的序言或书评，是许德珩先生《把〈新眼界〉推荐给青年读者》、王国桢女士《新版前言》两文，而书中所署的写作时间分别为1984年5月、1984年元月。

本次整理，校补文字标（ ），校正文字标［ ］，个别书写中重复文字的删减及标点符号的改动不出校注。该书评及书评引文的某些词汇与当今用法有异者，当视作当时用法，故一律存真不改。为今人阅读方便，在不影响文章原义的前提下，整理者已对该书评某些长段作了再分段处理。

另，该书评中括注的页码系新版《新眼界》页码，可见当时贾、牟已获读得新版《新眼界》清样。

——曲阜师范大学林桂榛识 2016/04/20

【贾兰坡等书评稿】

杨钟健先生三十七年前出版的《新观察［眼界］》一书的简介

 杨老的著作，特别是旅行记和散文，我们虽然看过不少，但这本书我们俩从前都没有见到过，只知其名而不知内容。最近我们才分头看了看，看完之后，学习到不少的东西，觉得有把它介绍给广大读者（的）必要，因为这本书虽然是37年前出版的，但它对一些青年仍有一定的教育义意。

这本书，实际上是写他1944年4月下旬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将近两年的旅行记。杨老其人我们是知道的，他一生爱好旅行，但他的旅行并非专游山玩水，而是有他的目的，是想在旅行中发现和他研究有关的东西。正如他在开头所说的：“其实人生需要新的生命，源泉，新的刺激，人人如此，不过在学自然科学的人，尤为迫切。能时时有新的材料发现，可以使他的内心常保青新，足以鼓励追求前进的勇气。”（P.5）

他还告诫青年说：“我国一般人，往往安土重迁，以老住在故乡为乐，以旅行为苦，所以往往终生在百里之内，其眼界当然是很小的。此在今日，当然不合时代。现在的青年，需要随时追求新的地方。地方走的一多，心胸自然扩大……总之，要向外边走，走的地方越多越好。能走到新的地方，自然最好。即不能向新的地方走，而旧的地方的重游，也往往有益，因为可以发见［现］以前所未发见［现］的事务。”（P.6）

“……如能看到新采出的标本，无论新种也好，旧种也好，心中常感到愉快。我想学其他方面学问的人，当然有同感。此等精神，名曰追求的精神，也就是科学研究不可少的精神。新材料、新知识、新眼界，然后达到科学的进步。老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在外国早已过去，在我国尚有人视为时髦。故纸堆中，诚然也有新的材料，可以扩充吾人的新眼界。然真正的新知，还是寄托于实在的事物上。”（P.6-7）

杨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每到一个地方来不及休息，即到博物馆、大学和地质调查所等有关部门进行参观、访问和与同行讨论有关的科研课题，不浪费一点有用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的东西。这和那些为图几大件而力争出国的人相比，距离相差有多么遥远！

我们都和杨老共事多年，对他知之甚详。他之所以令人敬佩，是他为人正直，愿为科学奋斗终身，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特别是他那种不懂得知识私有和不遗余力地提挈青年的精神，一直为人们所乐道。他对人生观，在这本书里作了这样的描述：“因人生最高目的，在追求真理，增进人类知识，从而谋人类的福利。人生最有意义的工作，不在保守已有的知识，及传授于下一代；乃是在已有的知识上，再加上些知识，再以之传于后代。”（P.7）这是为人师者的警言。

杨老对于博物馆事业十分关心，他在这本书里对陈列馆的性质也作出了扼要的叙述：

“查陈列馆之主要作用有三：一为研究中心，无论什么东西均可为研究对象。无论什么材料，均可为搜集目标。譬如煤则搜集所有之煤作此科研究，乃至用具、衣物，无一不然，此即纯粹研究科学精神。而工业方面之进展，亦有不少陈列馆。如纽约目下之科学陈列馆，将各种战争工具，如飞机枪炮等，均为陈列，日益求精，自有进步。一为保管文物。一切实物既经搜集，自当排列次序类别，妥为保管，方可免散失。而此乃陈列馆最大功用。我国文物非不多，而因无适当保管之机关，乃至毁于兵火，毁于摧残，乃至流落外洋，实为可惜。其第三功用，即为通俗教育。将重要标本陈列以后，定期公开，使民众得随时观赏，自有无上之教育功用。”（P.37）

现在我们看了这段文字，好像是“老生常谈”，其实并不然，现在有些大学和博物馆还不太注意科研工作，认为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博物馆应以陈列为主；而实际上不研究，教学也不会深入，不研究也不会有好的陈列。现在我们还有的博物馆摆摊出卖文物，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

他对当时我国文物保护不当，甚为不满。他参观了美国的文物保管的情况之后说：“在美国谈不到古迹。然若与我们古老国家保存古迹之情形相比，也真令人惭愧，美国人虽无古迹，但对有历史意义之地方，却加意保留。如华盛顿第一任总统就职之宣誓地点，在纽约瓦尔城，其地有一华盛顿像，并述明其地方之意义。在近郊华盛顿当年进兵之地，其当时古老房舍，均尚保存。这虽是一百六七十年之事，但看我国一百年以内之历史古迹，保存多少，即不胜其惭疚。”（P.37-38）

杨老也把外国人的许多好处介绍给我们，说他们有很多人都不辞辛劳的工作，许多事习惯于亲手做，很少依靠别人。有一次美国著名的脊椎动物学家罗美尔教授约杨老于星期六，到他的乡间住宅过周末，并参观附近阿摩斯特的地质标本时，他写道：“晚间与罗氏倾谈美国古生物学进展经过，及现况甚详。第二天，我方起床至外，见伊正推除草机在剪草，满头大汗，知他在星期日还有重要工作。他说购此房后，一切改良与修理之各工程，均伊抽暇所干……此等劳作，在洋人本甚平常，不以为异。如邱吉尔之私宅，即由伊亲手作成者亦不少，何况一大学教授。不过在习知于我国知识阶段之情形的我来看，自不免有很深的感触，……”（P.61-62）

他到科罗拉多州首府顿佛（现译“丹佛”）参观自然科学博物馆时，还谈到：“古生物标本亦不少，脊椎化石有一大梁龙骨架，及许多沧龙，陈列甚得法。在此无脊椎古生物专家。修理者兼管一切，名蓝恒木，年已八十五，尚工作如常。据云彼于五十七岁时，始对修理化石感觉兴趣，已将近三十年，工作未断，深可佩服。伊正作一禽龙之模型，预备作交换之用。”（P.92-93）杨老写的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言简意赅，这对那些身体未老而思想先衰的人们不无教育意义。

在这本书里还写了许多具有高尚科学精神的人和事。当他访问三藩市（即旧金山）斯坦佛大学地质系时，见到主任布拉克·威尔德，除了介绍该系设备和实习所用的标本外，并介绍了许多位地质学家及有关地质科学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曾在我国山东、陕西、山西、四川等地调查过地质的当年已八十五岁的著名的地质学家威理士。他介绍这位地质界的大师说：“八十五岁的人，看去当然有些龙钟。不过他的精神很好，视听均尚健全。这样年纪的人，并一生作地质工作，当然贡献很大。不过有些人一到老年，往往好作理论工作，或者仍固执自己已往见解，作不合实际之结论。威氏虽年老，却无此病。彼有一文，讲及地质构造，以示其子，子为习物理者，看后告之曰：‘爸爸！你的理论全错了!’他当即改正，并与子合作，将该文全部修正，用二人名义发表。此等虚心态度，诚可取法。”（P.108-109）我们有极少数所谓的科学家，不仅固执己见，还常常掠人之美，据为己有。看了杨老这段介绍也不免有所惭愧。

有时他还拿外国的情况和当时国内对比，他（说）：“有一天到贝克来（现译伯克利）后边的山坡，俯看海湾大桥，及金门大桥，此山此水，以前均为荒鄙之地……不多年即成为世界有名之城市。我立国将近五千年，到近年始言建国。这国如何建法，当然大费气力。……看我各城市及乡村，有什么财产和值钱的东西，新工业未兴，旧农村破产，房屋多为简陋不堪者，人民十九在死亡线上挣扎。以如此之国家，而要跻于四强之列，当然人家瞧不起，而自己也有难为情。”（P.113）

又1945年4月12日回到纽约，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之后他写道：“罗氏正午得病，四时许即不治而逝，为脑出血症。当日晚上，副总统杜鲁门，即宣誓就总统之职。次日灵柩移到华盛顿，白宫致祭，十四日即移到海德公园安葬。时间虽短，而一切布置及仪式，十分有条理而庄严。此事若在我国，不知要经若干日之筹备，及设立多少委员会，尚未必能如人家之好。由此可见人家之办事精神。”

杨老在参观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介绍该馆主持人亚让堡时说：“……亚氏于德人进入巴黎之后，被囚作战俘，运往德国集中营约半年，才被放出返巴黎。当（亚）氏在集中营时，曾撰一本讲化石人类之小册子，已印出，可见他们科学家，无时无地肯放弃本位工作。”这和杨老不屈不挠的治学精神竟然如此相似。在十年动乱期间，杨老被关进“牛棚”，后来虽然因病放出回家住宿，但还未恢复自由；但他偷偷地写了30多篇论文。当时所谓之“造反派”问他为什么还在写文章？他作了这样的慷慨激昂的回答说：“你们斗我是抓革命，我写文章是促生产。”这是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回答！

在这本书的开头，也曾有过这样的话：“战争虽然为人类残酷的悲剧，但却具有建设性的推动性，使人类文化，继续增高，并且使人们的眼界，另辟新天地。所以凡是中外历史上的变乱，均多少有些此等作用。”并且还说在战时：“人人均须舍弃旧环境，另行奋斗，以适应新环境。其结果，当然发生两种现象。一种是淘汰作用。其不能适应新环境，或若干不幸的人们，由此逝去。一种是免于淘汰和悲剧的人，再为奋进，以创立新的局面。”（P.7-8）

从这些话里好像他在提倡战争，其实并非如此。他出国的时候，正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潮，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希望经过这次战争打出一个新社会、一个新世界来。我们知道，他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狼狈情况的。在昆明时，由于逃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把研究室搬到郊区一座破庙里，把几只煤油箱子叠起来，既当书橱又当办公桌。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新环境、新局面；但他不会安于这样的生活吧！由于对当时的社会不满，都希打碎旧世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来。他也说过：“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呈献于我们面前的，当然为另一新的新世界。”（P.9-10）他对抗战一直抱着必胜的信念。

本书有多处表示对旧社会的愤恨。他有一次和他的夫人王国桢女士从四川北碚到陕西华县省母，对旅店有这样的描述：“有一天因赶路，昏黑夜半，到了沔县。任司机开入一店中，得一室，室户无门，窗无纸，木板上打开铺盖，用破席遮着窗户，以阻寒气。院中空无一物，依墙有席棚一，则大毛厕也。虽严冬，尤臭气逼人，脏无可下足处。如此草草一夜，次晨整装上车，临上车时，举头望店门，其上有斗大四个字，则赫然‘花园饭店’也。”（P.11）

也曾描述过他在歌乐山的情形：“在歌乐山住在一个场面很大的旅馆，每日八十元。然房间小如监牢，床上被褥，已成黑色。脸盆也莫有。毛房之脏，不能容足。当日会到甘肃油矿局运输处处长张先生，一问我们住的是这个旅馆，便立即警告我们，要小心行李，因据说在此旅馆中，行李失掉，是没有人可以负责的。”（P.11）

当时所谓之“大旅馆”尚且如此，更不说那些“鸡毛小店”了。我们都是过来人，深知其中味，光蚊子、虼蚤和臭虫联合袭击就够戗。只有那些肯于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人，才能吃这样的苦，耐这样（的）劳。杨老在解放前除了个别的省份或自治区外，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对地质古生物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他之所以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钦佩和尊重，不是无因的。

杨老爱祖国爱家乡之心，处处表现出来。他在巴黎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部分之后说：“我国骨化石之留落于国外最多者，除瑞典之乌普萨拉，美国之纽约外，当以巴黎为最多。当年桑志华、德日进等在我国桑乾河及河套一带所采之化石，连同石器等，大半均在此陈列或储藏。浏览之余，盖感吾人有急起直追之必要。”（P.179）1945年3月末，当他一下船登上祖国的大门——上海之后又感慨地说：“总算回到国内了，而现在所住的，已不是租界，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只有以此自慰。计此次出国，在国外共一年十一月又八日。布置稍定，齐出外吃饭。三人到一宁波饭馆，随便一吃。因手中尚无国币，在饭铺只好以美金十元付账，柜上找零，亦用美钞，可见上海美钞之流行。国土固然是中国的国土，然看此情形，不能不稍打折扣了！”（P.229）他处处好像是在发牢骚，其实并非如此，他倒是个实干家，他生前对我们也说过，“不知自己的短就不会有进步”。

他在本书的最后说：“我所谓新的希望不是别的，就是一种自信。九年以前，空前困难，我们那时政治军事等情形，那样的无根基，然尚能支持危局，终于看到敌人的覆败，得到最后胜利。倘非上下俱有坚强之自信，恐早已精神崩溃，还谈什么抗战建国。今日无论如何，有此几濒于亡而未亡之国家，又有许多真诚爱国与真正想为国作事的人士，除非自己不干，如干，决无不成之理。”（P.239）“中国依然胜利定了不亡之基。然中国并未翻身，反而有再被压下去的危险。这自然是危机，然并不是无有办法的。能有办法，不但不至被挤下去，反而可以切实翻身，作一个名实相符的现代化国家，此等责任，即在青年肩上。”（P.241-242）

总之，我们阅览了这本书，给了我们许多四十年前的国内外的知识。他对各国风俗人情也描述得很有趣，好像引导我们到各地作了一次有意义的旅行。解放之后，祖国各族人民得到了新生，他的工作劲头就更大了。1978年9月，他81岁的高龄还去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现场会议，不但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还到野外参观和考察冰川地质现象。到1979年1月15日因胃出血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2岁。在我们所看到的一本装钉硬皮的《新观察［眼界］》的衬页上盖有“八十不老”的椭圆形印章，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多么热爱生活、热爱工作。

贾兰坡、牟小东

1983年8月6日于北京

【贾兰坡随文致编辑信】

尤在同志：

现将我们写的《杨钟健先生三十七年前出版的〈新观察［眼界］〉一书的简介》，寄给您，请查收。

（一）关于本文的名称也详细考虑过。用“书评”感到不合适，因为“评”就得“吹毛求疵”，所以使用了现名。“简介”比较容易处理。

（二）这本书是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恐怕现在很难买到，读者不易看到原书。所以把我们认为有教育意义的段落，抄下来介绍给读者。使读者不看原书也能了解本书概貌。

（三）原文的词句，虽然现在看了感到有些别扭。这是解放前和现在用语不同的原故。所以我们除了印错的个别字和某些标点略微改动外，一概未动。这本书印错了的字非常多。

这篇文章的写法、体裁、用字以及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否合适，请您把关，如有不当，请代为改动。

       敬礼

贾兰坡敬上 83年8月6日

（收到后请复信）

【贾兰坡致合作者牟小东信】

小东同志：

今天总算交了差。稿子于本月七日寄给了尤在同志。

玆把稿的副本寄上，请审核是否有误。有误可索回更改。

    敬礼

贾兰坡 敬上

88［83］年8月7日晚

【牟小东致编辑信A】

尤在同志：

王国桢同志月前嘱我给杨老的《新眼界》一书写篇序言，原以取代王大姐之作，所以答应下来并已动笔，后来才知道她要我以自己的署名发表。我想不甚妥当，表示坚辞。经协商，我推荐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同志写此序言。现已蒙贾老同意，不过需要推迟几天，要六月中交稿。知此书付排在即，故特此奉告，请再宽限些时日，一俟贾老定稿，当即送寄尊处不误。余容再陈。

致以

      敬礼

牟小东 1983.5.21

【牟小东致编辑信B】

尤在同志：

贾兰坡同志日前寄上的《新眼界》简介，谅已收到。贾老把书名写成《新观察》了，想早经改正。我于本月中自哈尔滨开会归来，仍随许老（德珩）在西山撰写他的回忆录，九月中可以返回城内。如蒙赐函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号商务印书馆夏燕同志转即可。余容再陈。

致以

      敬礼

牟小东 1983.8.22

（《临沂大学学报》编者按：因贾兰坡、牟小东先生皆已作古且我们不了解其亲属情况及联系方式等，故刊发本稿未经著作权人事先同意；但因不涉及隐私而只是学术讨论稿，我们相信贾兰坡先生生前及贾兰坡先生等的亲属不会反对该书评等公开发表。另，本稿著作权归著作权人所有，本刊刊登之后的样刊等寄贾兰坡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办公室转去贾兰坡先生亲属收取；若该所未能或无法转给贾兰坡先生亲属，敬请贾兰坡、牟小东先生亲属见本刊出版信息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以便取得相关著作权益。）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