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法：法儒两家的多轮交锋——董仲舒春秋决狱的背后

作者：沈玮玮

来源：《人民法院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廿三日辛巳

          耶稣2016年4月29日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大儒，凭借春秋决狱而在中国司法史上留名。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核心在于强调论心定罪，故决狱过程“时有出于律之外者”。

 汉代儒生的崛起与地方历练的影响

在董仲舒被汉武帝赏识之前，因过于信奉天人感应之理，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上奏，严明皇陵祖庙两次失火之因乃灾异所致，遭武帝罢废为中大夫，遂以教授《公羊春秋》为业。不过，时隔一年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仍以天人感应对答，一举成名，并借此机会系统地阐释了“大一统”学说，极合武帝打造中央集权统治之意。

一战成名之后，时年45岁的董仲舒并未得到在中央任职的机会，而是曾两度被派往地方王国任职。第一次是在成名后不久即前往曾经尚武的“七王之乱”之首吴王刘濞之地，担任粗暴蛮横的武夫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刘非乃武帝兄长，亦有谋反图霸之心，对声名大噪的董仲舒相当礼遇，将其比作曾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然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将其驯服，打消了其造反的图谋。董仲舒在江都为相六年，以儒家公羊学为指导，采阴阳五行，祈雨止涝。第二次是在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被荐任为同样是武帝兄长的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比刘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暂的4年后，董仲舒以有疾为由辞官。

在武帝削藩之后，委任地方或被视为渐离政治中心而遭疏远的预兆，更何况是远离长安的江都和胶西。不过，刘非和刘端乃武夫出身，将大儒派往地方，也是武帝刻意安抚削藩后的地方王国之民心，企图彻底改善地方不时溢出的强调霸道的法家意识流。将董仲舒置放到颇为粗鄙和彪悍的地方王侯身边历练，意在检验儒家王道思想的功效。并非纸上谈兵的董仲舒没有让武帝失望，在10年江都国相任期内作出了不菲的政绩，而且彻底贯彻了其所主张的天人感应学说和春秋大一统学说。这些都被武帝看在眼里。董仲舒对天人感应学说持之以恒的坚守，使他在地方执政期内藉此普度众生。15年的官场历练在董仲舒看来不仅实践儒学经义已足矣，也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儒家经义主义的影响力，所以在他尚未到60周岁时，便全身而退。毕竟在武夫专政的诸侯之地任职有动辄得咎的危险，且称病辞官也符合儒臣之惯习。

致仕隐居与儒家的以退为进

按照常理，告老还乡是董仲舒作为儒生的当然之选，但他并未就此彻底隐退，也未回到家乡广川郡（今河北衡水），而是迁居到长安的一条陋巷，别有种“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隐士风骨。

须知，汉代的隐士普遍隐于民间，他们多是在自己的故乡或是四处游走，以占卜或传教等方式生活。西汉时还出现了朝隐的现象。而且，董仲舒尤擅长公羊学，在景帝时即为经学博士，开坛讲学，广招门生，其学生后来也与他同样成为诸侯王国的国相和长吏。以讲经传教的方式继续活跃在首都思想圈，以维持儒家持续的影响，正是董仲舒深居陋巷的初衷。

这样说来，董仲舒从官场退出是有目的的退出，是一种以退为进之策。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以75岁的高龄病逝，这距离他隐居长安的陋巷已超过15年，足见他逗留在长安并非真正以安享晚年为目的。

据《后汉书·应劭传》称：“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狱，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不过，《春秋决狱》这本书相较于其成名作《春秋繁露》相差太远。《春秋繁露》可以视为阐释西汉中央集权理论的扛鼎之作，而《春秋决狱》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套简单的案例/司法裁判手册，其失传于后世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董仲舒动了编写儒家裁判操作手册的念头，应该是当时司法被儒家经义不断入侵的真实写照，司法界急需要一套案例指导用书助其引经裁判。这也或许是张汤在通过数次问计于董仲舒的过程中，传达武帝的圣意所致。因为作为酷吏代表的张汤，不可能由衷地接受儒家的引经决狱，否则司法裁判会失去基本的准则，酷吏所推崇的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便不攻自破了。这也是后世批评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因。张汤亲自陋巷问计，基本都是未决的朝廷大案，在大案上犹豫，求教于儒家之经义，无疑是为儒家思想占领司法制高点创造机会。这无论如何也不是酷吏张汤心甘情愿所为，很可能出自武帝的授意。

君臣对弈与司改交锋的微言大义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武帝为何不微服私访，亲至陋巷问政，做出礼贤下士的表率，这岂不更符合帝王的形象塑造？

一则，是因为微服私访、礼贤下士都是将儒家思想视为圭臬的君王惯用的手段。以法家为意识形态的武帝，不可能因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其在地方的政绩而迅速转向儒家。虽然他在晚年有这样的意思。因此，张汤作为武帝心腹，成为了沟通法家和儒家的关键人物。张汤和董仲舒的多次对谈，也就成了法家和儒家思想的论辩。故而，董仲舒后作的《春秋决狱》不得不“言之详矣”。

二则，“数遣张汤”表明当时的疑难大案在儒家经学逐渐兴盛的背景下，繁多且棘手。随着五经博士的设立和博士弟子的出仕，充斥在武帝官场的儒家知识分子愈来愈多，儒生参政使得仁义和教化成为关乎王朝大政的正统，臣民规谏便获得了充分的正当性。于是，贤良对策、吏民上书都成了经常性的政治活动。董仲舒被武帝发现也是基于这样的契机。

因此，武帝才会多次派出法家酷吏首领张汤去接触儒家仁义领袖董仲舒的精髓，而且授意作《春秋决狱》为案例指导或司法裁判手册，试图改变法家酷烈深刻的司法形象。

这已经表明，武帝此时意在通过司法试探以酷吏为代表的法家旧势力，和以循吏为代表的儒家新势力双方的容忍限度和协同为治的可能。沈家本曾言，“使武帝时，治狱者皆能若此，酷吏传亦不必作矣。”这无疑是儒法已有隔阂的写照。

就此而言，“数遣张汤”可被视为武帝所主持的第一轮儒法协同司改的非正式会谈。此事在《后汉书·应劭传》中寥寥数笔，为的是强调同样是春秋决狱大家的东汉大儒应劭对武帝发动儒生司改的承继，且应劭也同样撰有《春秋断狱》。

以《春秋决狱》惯用的“微言大义”之解读方法来重新审视这段故事，可以窥视武帝、张汤和董仲舒三者之间在史书中难以言说的关系，更凸显了在武帝以儒家经义改革司法，进而引经入律的过程中，法儒两家多个回合隐秘但激烈的交锋历程。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