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杨改兰惨剧，以文化建设生活共同体

作者：秋风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十四日己亥

           耶稣2016年9月14日

甘肃农妇杨改兰屠杀四儿女而后喝药自杀，其夫亦喝药自杀，人间惨剧，触人心弦。

不幸，在此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解体之时，如此引人注目之事，迄今也难见严肃、深入的调查性报道，只有碎片化的观感，政府不那么中立的信息，以及自媒体上慷慨抒情的言辞和点评之洪流。悲愤、怨恨、无奈的情绪在虚拟空间中发酵、传播，但事实是什么，人们无从了解；如何解决问题，人们也顾不上思考，很快，又会有其他冲击性新闻扑面而来，人们再次激动一番，而已。

以《盛世的蝼蚁》为代表的自媒体抒情辞，多把杨妇杀人、自杀归咎于贫困。然而，即便杨妇处在极端贫困状态，其残忍屠杀子女之恶，也不可原谅。更何况，以目前有限信息看，杨家不算赤贫，有摩托车、三轮车、电视、手机之类的现代生活用品。

或许可以确定，杨妇有某种精神异常，未必是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异常，而是文化、社会意义上的精神异常。有人说，让杨妇走上绝路的乃是精神上的绝望，此之谓也。

而此种精神异常之根源，虽然可能与贫困相关，但不必是贫困，而另有原因，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有篇文章的标题已经说出：《甘肃惨案的背后，是农村治理的溃散》。

贫困永伴人类，不同时代、地域社会之好坏，恰表现在有没有“社会”，以其较为亲密的共同体生活纾解贫困，尤其是其所可能带来的抑郁、不安、绝望。《诗经·小雅·大田》云：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此诗描写西周封建时代井田制下基层共同体内之生活青苔：邻人收割庄稼时，有意遗留谷穗，以供生活贫困的寡妇捡拾维生。这也许不能缓解多少贫困，但至少给寡妇以希望。

这正是后世儒家青睐先王井田制的原因所在。从效率角度看，井田制并不经济，但有孟子所说之重大的社会文化之好处：乡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概言之，井田制有助于维系比较紧密的共同体生活，对此，《诗经》有全面而精彩的描述。活跃于二十世纪初的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据此还原了封建时代中国人的共同体生活形态，生活于其中，人际有浓浓的爱、敬之情。

不过到孔子时代，井田制还是崩溃，至战国时代，完整的农户土地私有制趋于稳定。在此制度下，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活动，故内在地有离散化倾向；但另一方面，农户在变动不已的市场秩序中，时刻面临重大风险的冲击和不确定性之困扰。

法家以为，农户以及整个国民的这种离散化状态，最有利于国家权力之集中控制。儒家则以为，这种状态是非人的，人缺乏共同体生活，难免焦虑、不安；一旦遭遇不确定因素冲击，必定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因而绝望、厌世。儒家主张建设共同体，以安顿人的生命。

可以这样说，儒家过去两千多年在中国社会发挥之基础性作用，正是建设共同体。历史上，或者由于外族冲击，或者由于政治动荡，或者由于自然灾害，社会一次又一次解体，而儒家一次又一次重建之，其关键正在于，在特定的经济社会脉络中，重建公共生活形态，由此可做到“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距离我们最近的重建共同体之主体是宋代儒者，在士族社会解体之后平铺的平民化时代，他们建设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制度。祠堂以祖先崇拜仪式构筑了地方公共生活空间，本有离散倾向的农民在神圣的公共生活中，与族人产生休戚与共之感，借以发现、扩充生命之意义，而有诗书传家、荣宗耀祖之行为。

此制度同样是经济活动之高效率平台。纵观千年以来之中国各地可见，凡宗族制度较为完善的地方，市场秩序普遍较为良好，民众较为富裕，反之则民众较为贫困。过去已千年来，经济、财富之南北差距、东西差距，正由社会发育程度所决定。

今日亦然，当然，对比更为突出，北方、西部之社会问题更形严重。杨家惨剧之根源恐怕在于当地社会之全面解体，乡民共同体荡然无存。原因很多：历史上，当地的宗族共同体发育本不完整，故无力抵御二十世纪猛烈的政治冲击；八十年代工业化启动后，由于经济落后，最为优秀的人口持续流出；乡民内部组织化程度较低，二十世纪中期建立的替代性乡村组织形态——村集体，也严重扭曲，公共权力私人化。在此，形成贫困与社会瓦解之恶性循环，农民没有希望，生命日益黯淡。

其实，类似杨妇式惨剧，亦见于其他共同体瓦解之地。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曾发现，在不算十分贫困的湖北某些地方，老年人自杀率异乎寻常的高；原因正在于，家庭解体，共同体解体，衰老的生命没有着落，惟有自杀以逃避。

更进一步说，共同体解体而令生命丧失意义的现象，不只存在于乡村，同样存在于城市。由于经济活动聚集，人口较多，尤其是年轻人流入较多，在城市，表面上，此问题不甚严重，但实际上，略加观察即可发现，当代中国城市也处在普遍的共同体匮乏状态，某些人群因此处在彻底孤寂、完全被人遗忘的状态。媒体曾报道，南京一对退休副教授在家，双双死亡数天，才为人发现。恐怕有不少城市人口，未来难免这一悲惨结局，那么，生命意义何在？

故杨家惨剧实有普遍意义，清晰揭开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之最严重者，那就是，没有社会，共同体匮乏，人处在离散状态而不得其所。贫困不过是此事实之后果之一。仅瞄准贫困，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大方向是：在剧烈变动了的社会废墟上，重建国民共同体生活之可行形态。

从杨家所在村庄的扶贫工作，已可见在共同体匮乏状态的扶贫，是多少地无力。当政府准备解决贫困问题时，无法依恃在地的社会组织，只能从遥远的外部选派干部下乡，这些干部则依托早已丧失权威的村干部。外来干部下乡，难以获得关于各户村民生活状况的局部知识；村干部因无乡民共同体之约束，而普遍地以权谋私。结果，政府花费大量资金，但事倍功半。现在又提出运用大数据精准扶贫，则其离具体的人情越来越远，效果实难预期。可见，由于乡村社会解体、缺乏内生的权威，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陷入两难困境：急躁的国家权力，日益依赖外部官僚和冷冰冰的技术，这又进一步推动乡村社会解体。

面对当下中国的难题，必须摒弃物质主义的思考方式。在杨妇那里，物质上的贫困最为显眼，因此，政府决心加大物质投入，知识分子似乎也高盛呼吁政府多花钱。然而，物质贫困之根源在共同体生活之匮乏，导致乡村和城市民众焦虑、抑郁甚至绝望的，正是共同体生活之匮乏。又有人说，杨妇遭到“排斥”。其实，当地根本没有乡民之组织化，何来排斥？如果说有什么排斥，那也就人人相互排斥。

反之，在传统宗族制度保存相对完好、因而村民有共同体生活的地方，比如我所说的钱塘江以南地区，村民的精神状态普遍略好一些。而在中、西部地区，各种神教迅速传播，也仅仅因为，它们能为离散化的村民提供共同体生活，让其生命重新获得意义，但其中蕴涵诸多严重文化政治风险。

我的结论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兴起礼乐，重建城乡共同体生活形态。有些热心人士已在作此努力，如廖晓义女士在曲阜等地以大同理念，建设“乐和家园”；至于遍布城乡的广场舞，恐怕也是身在离散化城市中的民众自我重建共同体之自发努力。

由此种种努力也可看出重建共同体生活之端倪：在中国这样的非神教文明中，共同体生活形态之重建，实为文化重建。基于此，我对社会重建之前景颇为乐观：今天，中国已走上文化重建之路，则今日我们见证之共同体匮乏综合症，也就是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