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转精的《周礼正义》点校本

作者：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经学文献研究中心）

来源：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6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十二日庚子

           耶稣2016年5月18日

《周礼正义》86卷，是晚清卓越经学大师孙诒让（1848—1908）的代表作。其重要版本，一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铅印本——乙巳本，二是清宣统楚学社1931年湖北篴湖精舍递刻本——楚本。1987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本，列入《十三经清人注疏》。点校者经学功夫深湛，点校精当，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2015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周礼正义》汪少华点校本，作为许嘉璐主编、王云路李建国副主编《孙诒让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汪少华点校本与王文锦、陈玉霞点校本（以2013年第2版第4次印刷本为据，以下简称“王陈本”）相比较，可见前者改正标点、增补校记大约3000处，具有以下四大优点：

首先，补充了孙诒让《周礼正义》批校本的数百处批校。这部孙校本，现藏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王更生先生1972年在《国文学报》创刊号发表《孙诒让先生著述经眼录》披露孙校本“有仲容手批墨校，蝇头端楷，弥足珍贵，目睹手泽，如亲芝宇也”。汪少华前往台湾阅览了这部孙校本，过录了全部批语，采纳到点校中。例如1750页“此颁禽亦谓分予之群臣，卿大夫士也”，“卿”原讹“即”，孙校本改为“卿”，因为“群臣”不限于“大夫士”，还包括“卿”，即3331页郑玄所注“群臣，卿大夫士也”。又如4198页“凡屋之中脊最高处谓之极，上覆以瓦谓之甍，下承以木谓之栋，三者上下相当”，“三者”指“极”、“甍”、“栋”，原讹“二者”，孙校本改正。再如357页引段玉裁云：“凡二本字乖异而用一废一，曰从。如萧或为莤，郑大夫从莤读缩，杜则从萧是也。郑君从杜，萧与茅为二，大夫、许君莤茅为一。”“郑大夫”原作“郑仲师”，与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原文一致。孙校本改作“郑大夫”，有其理据：354页郑大夫云：“萧字或为莤，莤读为缩。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去，若神饮之，故谓之缩。”可见“从莤读缩”的是“郑大夫”。孙诒让214页引《后汉书·郑兴传》“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建武六年，征为太中大夫”之后说“注凡引郑大夫义，皆其遗说也”；15页引《后汉书·郑兴传》“兴子众，字仲师。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之后说“仲师作《周礼解诂》，与郑大夫兴为二郑”，可见“郑大夫”是郑兴，“郑仲师”是郑兴之子郑众（郑司农），可见段玉裁将“郑大夫”误作“郑仲师”是父冠子戴。

其次，改正了王陈本的校对疏误。王陈本《本书前言》自述“以乙巳本做底本，以楚本做工作本。用乙巳本和楚本逐字对校，先用铅笔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然后再进行点校”。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的过程，校对疏误势必不少，因为乙巳本印刷粗劣，模糊不清。其中乙巳本正确，因疏漏而误从楚本，这就影响了点校质量。例如1231页引《司刺》注“过失，若举刃欲斫伐而轶中人者”，与3425页《司刺》注合，王陈本则从楚本将“若”讹作“者”误属上句（1022页）。又如为了说明“昔夕古字通”，38页说“王逸《楚辞章句》引《诗》云‘乐酒今昔’”，与《谷梁传》“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管子》“旦昔从事”都是“以昔为夕”。王陈本从楚本“引”讹作“同”，遂致破句：“王逸《楚辞章句》同，《诗》云‘乐酒今昔’”（31页），令人误以为《楚辞章句》同《管子》或《谷梁传》。也有乙巳本正确，因误判而从楚本。例如《汉律》有“矫诏害”、“矫诏不害”，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矫先帝诏害》指出“《汉书》凡言坐矫诏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记》亦有之”，批评《义门读书记》以“害”为衍文“盖未考《汉律》也”。3517页孙疏“如《汉律》所谓矫诏害者”即是引《汉律》。王陈本误判而从楚本，将“矫诏害”改作“矫诏书”，出校（2920页）：“‘书’原讹‘害’，据楚本改。”新校本有纠正各本讹误，例如646页引《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薨于北宫”，“薨”是“夢”之讹，卫侯未死，而是做梦，《左传》下句“见人登昆吾之观”可证，于是出校。还有改正王陈本排印错讹，例如662页“应门、雉门、皋门外，虽不为朝，而皆有廷……贾疏谓‘阍人掌中门……’，非也”，“应门雉门”、“阍人”排印讹作“应问难门”、“间人”（王陈本547页）。新点校是以王陈本做工作本，再度核对乙巳本和楚本，就便于最大程度地纠正各种疏漏错讹。

第三，改正了王陈本的标点错误。由于《周礼正义》涉猎广、考证深，且是节引，文义理解难，标点错误在所难免。王陈本标点错误，一是叙述语误为引文，例如220页“彼注云：‘具所当共。’谓以所当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废阙”，王陈本误将孙疏“谓以所当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废阙”作为所引注文，置于引号内（179页）。二是引文误为叙述语，例如245—246页引《小宰》注“法谓其礼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当共”，王陈本误将“戒具，戒官有事者所当共”作为孙疏置于引号外（199载黄帝六相，其名有当时、廪者、土师、司徒、司马、李”，照《管子·五行篇》的解释，“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王陈本误将“当时廪者”合一，“六相”就成了五位（3105页）。五是书名、篇名、人名、地名误标失标，例如2570页“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赵注说“此三大国史记之名异”并解释了得名之缘由，孙疏明确说“彼三书”，王陈本未将“春秋”、“乘”、“梼杌”标书名号（2137页）。又如3513页引《谷梁传·成公五年》“晋伯尊遇辇者不辟”，“伯尊”《左传》作“伯宗”，是晋国大夫。王陈本标作“晋伯尊”，施事从“伯尊”误为“晋伯”，“尊”成了形容词（2916页）。再如3591页引《管子·事语》“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这一“齐”正如2595页孔广森对《管子·事语》此节的解释：“齐，中也，与《尔雅》‘距齐州’之齐同义，亦言中州之国大，负海之国小。”王陈本“齐”字标专名线，“齐”下标逗号（2981页），视作齐国。六是破句，例如1255页引《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怀春”毛传“春，不暇待秋”，孔疏：“传以秋冬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尽，不暇待秋也。”王陈本将毛传标作“春不暇，待秋”（1042页），则没有时间的急迫就变为允许延期的两可。有的破句甚至与原意完全相反，例如3400页引《檀弓》郑注：“时子般弑，庆父作乱，闵公不敢居丧，葬已，吉服而反。”孔疏说得很明白：“庄公以三十二年薨，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立闵公。庆父作乱，闵公时年八岁。”而王陈本将郑注标点为“时子般弑庆父作乱”（2821页），被弑的子般竟成了弑庆父的作乱者。再如541—542页：“贾疏谓郑‘谓大宰敛得九赋之财，给九式之用，待来则给之，故云待犹给，非是训待为给’，非郑恉也。”郑注“待犹给”，贾疏认为这是因为“待来则给之”，所以说“待犹给”，而不是“训待为给”。孙疏则赞同“训待为给”，认为是“引申之义”，贾疏“非郑恉”。王陈本标作“贾疏谓郑谓大宰敛得九赋之财，给九式之用，待来则给之，故云待犹给，非是。训待为给，非郑恉也”（447页），恰恰违背孙疏原意。

第四，校正了《周礼正义》的引文错讹。这是继承王陈本的传统，例如对于郑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的“穆穆”，孙疏引《诗·周颂·雝》“天子穆穆”郑笺“穆穆，美也”为证。王陈本1016页出校：“案：《雝》郑笺无此解，而孔疏有‘穆穆然而美’之语。”汪本1224页出校：“案：《周颂·雝》‘天子穆穆’当为《商颂·那》‘穆穆厥声’。”显然后者较优，因为郑笺固然有此解，只不过是针对《商颂·那》“穆穆厥声”。有的是出处错误，例如孙疏引《汉书·食货志》“在壄曰庐，在邑曰里”之后说“《公羊·宣十七年》何注义同”。类似《汉书·食货志》的训释“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仅见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注，故1139页出校：“七”当为“五”。又如引《诗·陈风·宛丘》“不绩其麻”，1179页出校：“宛丘”当为“东门之枌”。有的是涉上下文而讹，例如引焦循云：“《考工记》云：‘庙中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参个。’注云：‘庙中之门曰闱。’”“庙中容”，《考工记》原文、焦循《群经宫室图》卷二并作“庙门容”，涉下注“庙中”而讹，故1226页出校：“中”当为“门”。

从1987年到2015年，新旧点校本相隔28年，电子检索等物质条件的优越已经无可比拟，新点校本又是在王陈本的厚实基础上进行，后出转精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对堪称古籍整理典范的王陈本进行精耕细作，标点尤其是破句的改正，难度系数相当大，不仅需要辛苦耐烦，而且必须深入求证。在轻整理重著作的当下，耗费5年时间来重新点校这部280万字的传世之作并且取得不俗成绩，这种精品意识，对于古籍整理或国学研究应该具有示范意义。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