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六）

六、动力机制：理论

作者：康晓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康晓光等著《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十五日甲辰

           耶稣2016年3月23日

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全球化成为民族国家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被迫进入了这一全球战场。中国进入全球体系之初是一个弱国，军事、工业、科技方面的弱国，进而决定了也是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弱国。十九和二十世纪，在文化帝国主义逻辑的支配下，中国经历了学习西方、否定自我的历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急剧上升，中国又进入了文化复兴的阶段。

如何理解这一曲折的过程？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葛兰西理论、新葛兰西主义，以及亨廷顿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反动，还有软力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寻找答案的理论工具。

1、软力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创造了“软力量”概念。在国际社会中，“软力量”类似于韦伯的“合法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

什么是“力量”？约瑟夫•奈指出，力量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结果的能力。他把“力量”分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硬力量”人人皆知，如军事和经济威力。无论是军事威胁，还是经济利诱，都可以使人俯首贴耳。但是，约瑟夫•奈强调的是“力量的第二层面”，即“软力量”。“软力量”包括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软力量”不依靠武力和金钱发挥作用，而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以及为实现这些价值观作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支撑“软力量”的主要资源是价值观、文化、政策、制度。[1]

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就国际范围而言，一个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的时候；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2]

在《硬权力与软权力》中，约瑟夫·奈作出了精确的表述，“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是典型的‘硬’权力，可用于要求他者改变其地位。硬权力可以依赖劝诱（‘胡萝卜’）和威胁（‘大棒’）。还有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达到你需要的结果，我们称之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它，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实现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定议程、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它们改变同样重要。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如果我能够让你期望去做我所期望的事情，则我不需要迫使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信奉的价值观念，则其领导潮流的成本将会降低。”[3]

2、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东方主义理论，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但它尤其关注西方殖民主义的各种隐蔽的表现形式及其带来的后果。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指出，西方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对非西方国家实现文化控制，进而更好地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

席勒注意到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尽管在政治上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然严重受制于西方。

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的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文化帝国主义有三个特点：一、它是一个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占有而进行的扩张过程。二、这种扩张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其实现的途径是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全球化销售，其目的或者说后果在于实现全球化的文化支配。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这种文化扩张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以实现。……文化帝国主义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适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就是：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形态的跨国支配。”[4]

萨义德创立的“东方学”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流派之一。萨义德，以全球视角，将文化和帝国主义两个研究领域连接起来，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与近代以来的帝国主义实践之间的隐秘联系。

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紧密联系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在东方学中，东方“不存在直接的在场，只存在间接的在场”。[5]“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达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6]“东方”是根据西方的利益被塑造的。

“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7]在东方主义话语体系背后体现出来的是西方对东方的支配关系。“我本人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人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8]葛兰西指出，霸权是通过获得积极的赞同实现的。东方学确立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文化霸权。“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9]东方学“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可能发生的关系体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10]

3、新葛兰西主义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生机，一方面深化了对文化支配的本质的认识，一方面丰富了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认识。

斯蒂芬·吉尔、罗伯特·考克斯等人把葛兰西理论引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葛兰西主义”。新葛兰西主义的观点集中体现于罗伯特·考克斯的《生产、权力、世界秩序》一书中。

新葛兰西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生产关系的结构构成了整个世界秩序的物质基础。生产关系在政治权力结构中产生，反过来又也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变化。国家在众多生产关系模式中选择一种作为支配模式。生产结构为阶级结构提供了基础，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操纵国家机器，并由此决定国家性质。如果生产关系模式及其代表阶级是国际性的，它们便与世界秩序相联系并通过国家影响国际秩序。世界秩序的结构由国家形式及生产方式决定，并反过来影响国家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单个国家的生产通过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融入一个生产的世界体系，支配性大国的统治阶级与外国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并以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形成全球阶级。国际社会围绕国家体系发展，国家也因其机构、政策随着世界秩序的调整而国际化了。”[11]

考克斯的方法论

考克斯主张，“应该从整体上看待世界秩序问题……谨防贬低国家权力，但此外要给予社会力量和进程一定的关注，看看它们是如何与国家的发展、世界秩序相联系的。总之，不要将理论建立在理论之上，而是建立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以及经验-历史的研究之上。实践、经验和历史才是概念和假定的实验场所。”[12]

考克斯强调辩证法的价值。“辩证法在真实的历史层次上是指，在任何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对抗，潜在地产生出替代对立面的发展形式。”[13]

考克斯方法论的核心要素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葛兰西的理论。“葛兰西的思维启示我们：结构（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伦理-政治领域）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有可能把国家-社会复合体看成世界秩序的组成实体，并对这些复合体的具体历史表现进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重点研究生产过程，将之作为用来解释这些复合体具体历史表现形式的关键性要素。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还为国家有能力动员权力资源推进外交政策创造了基础，这种生产处于生产控制者和生产从事者的权力关系之上。政治冲突和国家行为，要么维持这些生产的权力关系，要么改变这些生产的权力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生产权力、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之间的联系。”[14]

考克斯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行动”、“行动框架”、“历史结构”。

“行动从来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发生于一定的行动框架中的……批判理论将从这个框架开始……这种框架呈现出一种历史结构，它是思维模式、物质条件和人类制度的具体结合。这种结合的诸要素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内在一致的。这些结构不是在任何机械的意义上决定人们的行动，而是构成了行动发生的习惯环境、压力环境、期望环境和限制环境。”[15]

一个历史结构中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力量范畴：物质力量、观念和制度。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为了讨论“霸权与世界秩序”，考克斯“将历史结构方法应用于三个层次或活动领域：（1）生产组织。更具体地是指由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社会力量；（2）国家形态。它从国家-社会复合体的研究中推导而来；（3）世界秩序。也就是为全体国家的战争或和平问题加以持续界定的特殊力量的配置。”[16]“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生产组织中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反过来又塑造了国家结构，而普遍化了的国家结构变化又改变了世界秩序的根本问题。”[17]反过来，“跨国的社会力量通过世界结构对国家施加影响。……国家形态因采取不同的控制类型而对社会力量的发展产生影响”。[18]

考克斯的“霸权”概念

新葛兰西主义理论体系以“霸权”概念为基础而建构。但是，考克斯的“霸权”与葛兰西的“霸权”存在重大差异。（1）考克斯拓展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应用范围，将其从国内政治领域引入国际政治领域。新葛兰西主义不像传统理论那样，把霸权限定在领土疆域之内，因为生产和社会力量的运作并不为民族国家边界所限，这样就可以把世界秩序当作整体来看待，并在其中探讨霸权的方方面面。（2）考克斯调整了“霸权”概念的含义。考克斯的“霸权概念把三种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物质权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性集体概念（包括一定的规范），一组以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方式治理世界的制度（即是说，它不仅仅是个别国家实现主导地位的赤裸裸的工具）。”[19]“霸权是权力、观念和制度的三维一体。”[20]这样一来，拥有世界霸权的国家就不是现实主义理论所谓的“霸权国家”，后者的强势地位仅仅来自他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考克斯把现实主义所谓的“霸权国家”称之为“霸道国”。[21]他指出，“一个强大国家的支配地位可能是霸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22]

霸权将军事力量、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充斥于整个世界秩序。考克斯指出，“霸权是一种关于秩序性质的价值结构与理解结构，它充斥弥漫于整个国家体系与非国家实体之中。在霸权秩序下，这些价值与理解相对稳定而无可置疑。它对大多数行为主体来说是自然秩序。这种结构以权力的结构为基础，一个国家的支配地位不足以建立霸权。霸权来自于主导国家的主导社会阶层，以至于它们的所想、所做获得了其它国家统治阶层的默许”。[23]

考克斯强调指出，“在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里，‘霸权’一词被简化为支配地位的单一维度，即国家间的有形能力关系。我使用了葛兰西含义上的‘霸权’。……它给赤裸裸的权力关系，增添了意识形态因素和主体间性因素。在霸权秩序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做出一定的让步或妥协，以获得较弱小的国家对于秩序的认可，而这种秩序才能够用普遍利益的措辞加以表述。在评价一个霸权秩序时，重要的是要同时了解：（a）它主要从普遍主义的原则出发，根据认同性来履行职能；（b）它建立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之上并用来维护结构。认同性要素将霸权世界秩序与非霸权世纪秩序区分开来。它还倾向于将秩序最终依赖的权力关系神秘化。”[24]

考克斯重新定义了“国家利益”。“从霸权的意义上理解国家利益，将国家利益理解成一种方式，根据这种方式，国家中的支配性群体通过对被支配群体的要求做出让步，而能够逐步发展出一种广泛为人接受的关于普遍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思维方式。”[25]

世界霸权的建立机制

考克斯考察了建立世界霸权的主要机制或过程，包括社会力量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全球阶级的形成，以及霸权的维护。

（1）社会力量的国际化。霸权表现为物质力量、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三维一体，对三者之间的一致与冲突的解释，可以在受生产关系影响的社会力量领域中寻找到。[26]考克斯指出，“社会力量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之内。特殊的社会力量也许会溢出国家边界。……可以将世界表述为社会力量的互动方式。在世界上，国家在社会力量的全球结构和特定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区域结构之间，扮演着一种中介的但又独立的角色。”[27]

（2）国家的国际化。强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确立并支配着世界秩序或世界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把弱国吸纳进霸权结构之中。例如，“经济上不强大的国家，将从体系本身的机构那里获得援助，或者直接地通过体系的机构获得援助，或者在体系的机构确信各国遵循体系规范之后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援助。这些机构包含了体系规范应用上的监督机制，并使得财政援助因带有附加条件而富有成效。附加条件是，有合情合理的证据表明真心愿意遵循各种规范。”[28]为了获得援助，弱国必须主动作出调整。在霸权体系中，“调整被视为是对作为整体的体系要求的一种反映，而不是对支配性国家的意志的一种反映。”[29]这一体系“是一个致力于通过谈判来维护共识的权力结构，谈判单位由国家的‘碎片’来充当。谈判各方暗地里将谈判背后的权力考虑在内。”[30]

“国家的国际化首先涉及到某些国家机构，突出的有财政部和首相府，它们在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国际经济政策方面举足轻重。……在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那些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的大公司，更容易抓住新的机遇调整自己。一种新的势力轴心，将国际政策网络与政府的中枢机构和大公司联系起来。……一国经济中面向世界经济的部门，对具有民族倾向的部门取得了支配地位。”[31]

（3）生产的国际化与全球阶级结构。“国家的国际化与国际生产的扩大密切相连。”[32]在这一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各种生产要素被整合进世界生产体系之中。“国际生产动员着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对国家本质和未来世界秩序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33]

如今，由于国际生产的影响，已经在国家层面之上形成了一个全球阶级结构。考克斯认为，“全球阶级结构日益凸现，其顶端是跨国的管理者阶级。它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及集体行动的制度。这个阶级自我生成，自我服务。它的组织中心，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不但形成了思想框架，而且制定出政策的指导方针。阶级行动从这些中心出发，通过国家国际化的进程向各国渗透。这个跨国阶级的成员不仅限于那些在全球层次上履行某种职能的人，如跨国公司的总裁或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而且还包括那些国内外向型部门的管理人员、财政部官员，与国际生产体系发生联系的地方企业经理，等等。”[34]“跨国公司经理、跨国银行家、发达国家的工人贵族、欠发达国家的买办及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形成了跨国集团，他们以自由国际经济为宗旨，依赖三边委员会和七国峰会等公私国际组织，积极在政府中活动，比战后大西洋霸权有更为广泛的政治基础。”[35]

（4）霸权的维护。当出现反抗霸权的力量时，首先，在其国内，“可以将之一一击破，或通过一个有效的霸权是之中立化。如果它们的确同时出现在特定的环境和国家里，造成了体制上的突变的话，那么，可以用将之孤立于世界结构的方法，对付哪个国家。换言之，倘若霸权不能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内取得胜利，它可以通过世界结构达到自己的目的。”[36]

霸权之后

考克斯分析了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他认为，生产的全球化带来了变革的机遇。“变动中的生产进程所产生的社会力量，是思考未来可能性的出发点。”[37]这些力量的不同组合，将造就不同的世界秩序。考克斯分析了三种可能的格局。

“第一种可能是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它建立在生产国际化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的全球性结构之上。”[38]也就是说，替代现有霸权的是跨国资本的霸权。

“第二种可能的结果是，相互冲突的权力中心组成非霸权的世界结构。”[39]

“第三种结果可能性最小，它将形成反霸权。这种反霸权的基础是第三世界结成反抗核心国的联盟，其目标是边缘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消灭核心-边缘的关系。反霸权的内容是，坚持不懈地主张改变现有世界秩序，集中起足够的权力，并以之为基础挑战核心国。尽管人们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中看到了这种结果的预兆，尽管这种要求有着广泛的共识，人们却在用何种世界政治经济的替代形式来构成反霸权方面，没有足够明确的看法。反霸权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在于，未来第三世界的国家结构将如何发展。”[40]

考克斯深刻地指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的支配性社会力量是所谓的‘国家阶级’。它是政党、官僚与军事人员以及工会领袖（大多数起初是小资产阶级）的结合体。国家阶级控制着国家机器，并通过国家机器竭力谋求对该国的生产工具获得更大的控制力。国家阶级可以被理解为是本土对生产国际化所产生的种种力量的一种反应，是本土争取控制这些力量的一种努力。国家阶级的政治取向是非决定的。它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激进的。它既有可能在国际生产的世界经济中讨价还价以达成一个更实惠的交易，也有可能致力于克服国际资本所产生的国内发展不平等问题。持第一种倾向的国家阶级，容易被纳入一种新的霸权性世界经济中去，……第二种倾向能够为反霸权提供支持。”[41]

4、亨廷顿理论

亨廷顿理论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反动。亨廷顿理论暗示，弱国不仅可以对强国的文化霸权进行局部的抵抗，不仅可以迫使强国作出一些无关大局的让步，甚至可以大举反攻，直至重新夺回文化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悲观论调不同，亨廷顿认为，全球化不但不会带来全球文化趋同，相反，还有可能推动后发国家的本土文化的复兴。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建立了“二元文化分析框架”。他把“文化”分为“工具文化”和“终极文化”。所谓“工具文化”，不仅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而“终极文化”，则是一个文明之中的核心价值观，它往往体现在该文明的伟大宗教的教义之中。

亨廷顿认为，工具文化远离终极价值，其变革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体制。工具文化的革新有利于终极文化的持久存在。“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服务。”[42]终极文化与终极价值密切相关。“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无所不在。这样一些系统一直敌视革新。”[43]亨廷顿指出，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是共同的，但终极文化的“西方化”却千差万别。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拒绝主义）；接受两者（基马尔主义）；接受前者，拒绝后者（改良主义）。”[44]他指出：“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是不可取的。”[45]亨廷顿也提到了第四种可能，即只有西方化而没有现代化的“痛苦过程”。[46]亨廷顿指出，最普遍的模式是，“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后，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47]亨廷顿对这种转折的解释是：“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势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申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48]

图4：亨廷顿的5种文化发展模式图示 

（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页。）

亨廷顿的结论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49]亨廷顿断言：“中国显然开始走上了改良道路。”[50]

亨廷顿理论暗示，终极文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而人们对它的态度又取决于工具文化的状态，工具文化失败则人们会丧失对终极文化的信心，而工具文化成功又会使人们重新燃起对终极文化的信心。[51]

6、批判与综合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就文化论文化”，亨廷顿把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讨论，但是与新葛兰西主义相比，它们都有表面化的嫌疑。只有新葛兰西主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把生产、政治、文化、国家、世界体系，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群、阶级、民族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准确、深刻、清晰地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格局及其运行机制。但是，新葛兰西主义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非文化因素的主导性，有意无意地突出了文化的被动性或从属性，或者说，淡化了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它也忽视了民族国家固有的文化性格，无视民族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和影响力，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一切。相反，亨廷顿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了一套理论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

在《中国归来》一书中，我把中国放到世界之中，从国内因素入手，探讨了本土文化复兴的动力和机制，但是，没有“真正地”讨论国际与国内的互动。下面我们借助新葛兰西主义弥补这一缺陷。

【参考文献】

[1]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5~10页。

[2]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11页。

[3]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4] 引自：汪民安 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5~346页。

[5] 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28页。

[6] 《东方学》，第29页。

[7] 《东方学》，第8页。

[8] 《东方学》，第8页。

[9] 《东方学》，第10页。

[10] 《东方学》，第10页。

[11] 王铁军，《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欧洲》2000 年第1期，第14~15页。

[12] 罗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罗伯特·O·基欧汉 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13]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98页。

[14]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99页。

[15]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99~200页。

[16]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4页。

[17]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4页。

[18]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4页。

[19]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6页。

[20]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8页。

[21]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2页。

[22]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7页。

[23] 引自：王铁军，《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欧洲》2000 年第1期，第16页。

[24]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9~230页。

[25]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30页。

[26]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9页。

[27]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9页。

[28]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4页。

[29]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14页。

[30]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14页。

[31]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15~216页。

[32]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17页。

[33]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18页。

[34]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18页。

[35] 王铁军，第18页。

[36]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1页。

[37]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1页。

[38]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1页。

[39]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1~222页。

[40]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2页。

[41]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2~223页。

[4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43]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9页。

[44]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3页。

[45]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6页~第67页。

[46]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页。

[47]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页。

[48]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页~第68页。

[49]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71页。

[50]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页。

[51] 在亨廷顿之前，日本文化学者青木保已经指出，二战以来，日本民族对本土文化的认同，随着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青木保没有把他的看法发展成为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理论，而亨廷顿完成了这一任务。参见：[日]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