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前总统著《儒学与全球化》出版暨译后记

书名：儒学与全球化

作者：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Alan Garcia Perez)（秘鲁前总统）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出版。

【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现象”也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人们纷纷在解析这一奇迹背后的深层原因。本书认为支撑“中国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力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以儒学为主干，以佛道为补充，在大历史的“长时段”中恒续不断，积淀成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为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提供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书中依循马克斯·韦伯的分析理路，借助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历史观等，通过比较中西之间文化的差异，如文字、人神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来分析中国何以走上了独特的文化道路。通过比较分析，作者揭示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基因如重自主性、重和谐、重历史、重家庭，等等，并认为正是这些积累深厚的文化元素在历史的关键时期起着决定和调适各种因素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历史走向了康庄大道。同时，中国也将协同这些特质和因素一起走向世界。

【本书特点】

一、本书是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的著作，它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外领导人对中国和“中国现象”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译者沈庆先生是中国前驻秘鲁大使，他精通中国文化，对国际形势又谙熟于胸，这保障了本书的学术质量和翻译水平。

【作者简介】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Alan Garcia Perez)，秘鲁阿普拉党（人民党）主席，秘鲁总统。1949年5月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毕业于秘鲁圣马科斯大学，先后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法学博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国会议员，1985年至1990年担任秘鲁总统。2006年6月，他再次当选秘鲁总统，并于同年7月28日宣誓就职。

加西亚曾于1984年和2004年两次访问中国。2008年3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译者沈庆：曾先后是中国驻圭亚那、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大使。

【目录】

写给中文读者

序注

导论

分析的差错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的理性空间

凯伦•阿姆斯特朗：大变革，对卡尔·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研究

当前的中国进程不限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改进

儒学史溯源

对基本思想的叛逆

儒学阐述了中国文化能传承千年的实质

本书的主题

儒学和新儒学思想的基本主题

第一章中国“性格”

自主性

多元的和谐统一

重视历史

中国“性格”之诸元素

儒学：中国文化的引力中心

大众的道教：非创世流动

佛教：一种自我觉悟

第二章文化基因及其差别

简要的重述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哈姆雷特和老子

第三章创世主与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主义

不同的神灵

第四章  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

文化基因的希格斯玻色子

字母文字

象形－图形文字

文字和支配：中国语言让个人更自由

第五章  冲突思维与和谐思维

第六章  遵从权威与永无止境的反叛

 子女反叛父母

 痛苦与字母

 家庭，一个集合的现实

 再次：两条文化道路

 政治和国家，放大的家庭

 孔子与个人及家庭的自由主观能动性

第七章  交汇时刻未能实现汇合

第八章  帝国主义理性与无入侵之意的和谐

十五世纪首次走向世界

如今再次走向世界

第九章  邓小平与儒学

经济史的倒叙验证

第十章  准备未来

第十一章  如何与中国共存并借助其推力

参考书目

译后记

译后记

当下笔翻译秘鲁前总统加西亚博士这本书时，且不提对翻译难度有些顾虑，内心还带有一丝好奇和疑问。据我所知，在拉美国家，研究中国儒学的学者并不多见，况且加西亚博士是一位学法律出身的前总统，这位拉美政要他是如何理解中国儒学的呢？他是如何从儒学角度去理解当今的中国的呢？他是如何论述中国儒学与“全球化”的关系的呢？

译毕全书，心中的疑团随之化解，感叹加西亚博士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目光犀利，思维缜密，行文流畅。字里行间不仅洋溢出加西亚博士对中国文化、历史和人民的深情，也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特别是他借助西方著名学者的论析手段，从长时段的历史广角，以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脉络，在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对比之中，认真解剖西方对中国的分析种种差错发生的根源，指明了西方理解中国的正确途径，勾划出与中国共同发展的愿景，这十分令人敬佩。

诚然，《儒学和全球化》一书，并非是一部学术大作。全书理论布局看似庞大，但主题鲜明，内容叙述简明扼要，各章节紧扣主题，前后呼应。本书以文化提领，哲学思维铺底，紧密结合当下现实，由近及远，着眼未来，思想深度跃然纸上。有些章节虽有些抽象概括，但引人入胜，细读并无十分艰涩之感。

在书中，加西亚博士从分析“中国现象”入手，简述儒学的基本内容和承传千年的历史成因，进而概括出“中国性格”及其组成元素；又从形成性格的“文化基因”着手，在分析文字对思维形成的影响作用中，剖析中西方思维的各自特点，尤其是中国思维的独到之处；在鲜明指出西方对中国理解认识的思维偏差的同时，充分论证中国思维以儒学为文化底蕴的优胜性及其对全球化进程的契合性，特别指出西方端正对中国的理解认识的要领。在结束全书时，加西亚博士充分认定中国发展前景，提出了与中国共同增长的政策主张。全书立论明确，构思精巧，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以西方熟知言语，婉言引导读者深入思索反思。回眸翻译进程，译者委实受益匪浅。

本书虽主要面向西方读者，但中国读者阅读此书，我想也定会有裨益。至少能了解西方各界人士、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们对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认同程度，领会他们从自身角度对中国儒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作用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的理解方式，明了他们是愿意以何种思维和方式认识和发展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的关系。更为有益的是，这本书可以启迪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

首先，中国历史之悠久、文明底蕴之深厚、人口基数、市场规模和生产潜力之庞大，这样一个大国，三十多年来大步快步迈进世界发展进程，这一历史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加西亚博士敏锐意识到开放发展的中国大范围、高程度地融入世界之林这一历史现象的深远意义。他在书中开篇就盛赞中国“首次以生产和社会的杰出主体”出现世人面前，实现了中国“近几个世纪以来极为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他将这一现象的深远意义与全球化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认为是开启了世界“社会历史新篇章”。假如说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现代化的努力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那末，随着时间的迁移，从长时段的历史观来估量，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将会留下不朽业绩。对于这一点，任何不带偏见的有识之士不会有多少怀疑。但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全球高度注目下的中国，又应如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如何适应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性格”和诞生于帕拉图洞穴的抽象和猜疑的思维天性？如何对待源自字母文字的“文化基因”和思维方式中“永无止境的质疑和反叛”精神？西方世界，当政的也好，舆论界也罢，对中国的种种猜疑，绝不会因为中国的发展而自然销声匿迹、偃旗息鼓，猜疑实际并不可怕，甚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更有说服力去化解种种疑团。

第二，加西亚博士在书中有关“中国性格”和“中国性格的组成元素”的论述也引人入胜。在他眼中，“它们对于社会和生产的后续影响，比商品交换的货币计算要深刻得多”。也许，中国读者或许会认为其概括提升的并非全面或正确。我揣测，他本意不是刻意地追求其总结论述有多么全面正确，或有较高理论性。他只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结合自己的历史体验，概述他认为是西方性格中或性格元素中所或缺的组件，或者是中国今后能影响发展进程乃至其他文明的主要因素。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作者总结概括“中国性格及其元素”的历史维度和文化视野。他告诫西方，“只有从‘极其’长的时空方位，去诠释数千年来的‘中国性格’的基本元素”，才能说清楚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务实态度、生产效率和政治秩序；“只有研究儒学的中心主题，才会领会经济和生产有了动机和涵义，才能迅速地和从不同角度去谈论这些动机和涵义”。我们看待世界现状和文化表现是否也应该具备这种长时空的历史维度和文化视野呢？

第三，加西亚博士在书中其实并未详述儒学思想，或介绍儒学思想的内容本质。只是从西方思维角度指出，儒学思想提出的许多重要原则“全面又不失协调、务实而非想入非非、累积而成的，且非一成不变的”。他着重肯定的是儒学思想的历史和文化地位，认为儒学思想是中国“基本人格”的主要描述，是对中国文化和行为“最佳概述”，儒学的价值取向具有“令人惊讶的影响力和持续性”，是一种“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中国整个历史时期一个规范的“无法摆脱的思想”，“西方没有可以与之相似”。进而得出结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引力中心，最可说明中国文化能传承千年的实质，能光耀世界的文化源泉。

也许会有人并不认同他的看法。因为在中国，对儒学的争议依然存在，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思维方式长期影响左右评价的取向。如何历史地、全面客观地认识儒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巨大历史课题，也有深远现实意义，加西亚在书中有一段话引人深思，他说，我们“并非在断言，中国是由于学习遵循了孔子的教诲后，才成为历古至今的中国，相反，我们说的是，儒学过去和现在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性，是因为儒学过去和现在都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加西亚博士在告诫世人，只有在中国才会产生儒学，儒学文化为中国所向披靡地出现在世界开辟了道路，因此要理解中国，就要从领会儒学做起。我们也不禁会提出这样的反问，中国在史无前例地走向世界的同时难道不需要重新历史而全面认识自己？中国走向世界为儒学更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站在世界的新高度、以更广的文化视野和更长的历史深度来审视判定儒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时代发展的呼唤。

第四，加西亚博士对儒学的领会认识也不乏有独到之处。他为说明书的主题，自然更多是从西方思维哲理、结合历史时空，来认识和体会儒学思想的文化实质和历史影响。因此，他认为，儒学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在多样化多变动的自然中，主张在服从和尊重自然秩序大前提下，以可视方式体认现实，进而发挥人的自然理解力和家庭和社会的生产力。他认为儒学思想的着眼点是塑造“中国人格”，目的是树立中国社会的集体形象——维护秩序，尊崇先祖，尊敬父母，服从权威，注重历史，务实勤奋，提倡乐观，推崇和谐，集体行动，因而造就了儒学在历史中的非凡影响力及其持久性。正是儒学造就的“社会的集体形象”，在中国首次全方位走向世界进程中，拥有难以抗拒的优势。

加西亚博士对儒学关于自然是“永久流动”的观念的评价也颇为新颖。按照他的理解，儒学认为“自然是一种累积的、相互补充的和非排他性的永久流动”，因此，“人应当在流动中再现自然并遵循自然规律”。从而使我想到，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际上是让有助于发展的元素流动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从观念和制度上解除对流动的种种制约和束缚。不正是有了上亿农民进城务工这样的“人员流动”、有了国内外多元化市场结合的“商品流动”，有了借助互联网的“信息流动”，才使得生产力得到历史性的极大释放。中国今后面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要从观念和制度上拆除废止对生产各要素违背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形形色色的“禁”、“卡”、“压”、“堵”。

第五，作者在书中也反复提到“中国进程”对世界他国的冲击影响。他指出，“中国的前进步伐已经在动摇欧洲一些国家的根基”，今后会“继续遭受中国人的文化风格、中国人的勤劳的侵蚀”，因为中国商品的输出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伦理和集体价值观。他还断言，中国不怀“帝国主义的理性”，但“中国用其哲理打开的大门比欧洲用大炮打开的要多”。因此，他提出“在不放弃我们自由文化和价值本质的条件下，对中国的观点以西方的方式吸收接纳”。

毋庸置疑，作者只谈及现象的一方面，因为交换和交往的影响向来是双向的。中国在改变世界，世界也在改变中国。中国敞开门窗，商品交换、人员往来、学习交流，进入国门的不仅仅是商品、技术、经验、艺术、文化、时尚，西方的价值目标、政治主张、宗教信仰、生活理念、思维逻辑等等也随之而进，其规模和程度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也在侵蚀我们文明的部分根基，这是不争事实。问题是，我们能否以中国儒学的方式加以吸收接纳？

中国与外部世界有实质性的接触时间屈指可数。西方在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西方文明也以生活和文化途径传入到中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也有自由、公正、民主、共和、宗教、语言、文化、科学等理念。我们先人也曾提出“洋为中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化”等主张来吸收接纳。在“打倒孔家店”的大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成为西方文明中的各种理论和主义的“试验场”，其强度和深度一点也不亚于西方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对西方“西化”和“分化”“和平攻势”也深感焦虑。在封闭环境中诞生成长的中国文化基因以及儒学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免疫力和改造力呢？在中国这片土地气候成长发育的儒学这颗大树上，如果嫁接上外来“文化基因”的枝芽，最终会收获什么样的“转基因”果实呢？

第六，加西亚博士在书中有关西方思维的论述，也会给中国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发展，尤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相互借鉴以及彼此影响、广泛传播开辟了更大空间。按照加西亚博士的论述，文化的异质性是思维的异质性的具体表现，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起源异同，导致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文字语言本身可以代代相传，但也会受到外来文字的影响。中国现代语言中外来词的比例在近代迅速膨胀可见一斑。但这也会潜移默化影响思维范围、观念和方式。思维自身未携带“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思维方式并非天然生成。借用加西亚博士的引述，除知觉外，人的思维方式主要受制于社会的土壤和气候，思维方式的雏形是在“家庭级制度”之中形成，在“社会级制度”下发育成熟。因此，思维方式具有制度性和可塑性的双重动态性特征。当制度土壤的水分和养料以及外部气候条件发生任何变动，通过可塑性因素的传递，引导思维方式形成、发育以及变动的主方向，进而影响人的语言表达及其行为举止。不同思维方式间存在相互兼容性，其性能大小强弱，主要取决于对价值和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同，说明了其思维中对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价值予以肯定。

不同文明的相遇交汇之中，思维方式也在交锋碰撞和相互影响，既有取而代之的，也有兼容并蓄。自中国接触西方文明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信念、制度和价值观输入到中国的强度、传播的广度、影响力的深度，远远高于中国儒学传统理念在世界的输出。中国思维方式实际上已经历了上百年的史无前例的变动，且这种变动还在继续深入发展。西方的生活方式已在侵蚀我们的传统根基，无庸赘述，中国后生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动的变化，历历在目，在功利性价值观、人生观上的反映尤为明显突出，大有取代之势，折射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某些价值取向，在悄然瓦解之中，其后果耐人寻味。我们对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别或许已有所认识，然而对西方思维方式上百年来对我们发生影响的途径机制、范围性质以及社会效果，尚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历史总结和全面认识，需要详细探讨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影响是取代式的还是融合式的。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汇，如同“百舸争流”，从未像现在那样广泛而又深入，之间充满质疑、矛盾、竞争和恶斗，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也有对增进相互理解、发展交流合作的渴望追求。加西亚博士撰写此书，正是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与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合作俱进的殷切期待。他们在努力从历史和文化视角来读懂理解中国，溢于言表，同时也期望，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以儒学思想倡导的包容心态、宽广胸襟和谦卑精神来理解他们。这正是我尽全力翻好此书的动力之一。

加西亚博士这部书涉及内容宽泛，文字表述和句型构思无不体现出他写作的推理逻辑和思想动机，对译者而言，如何用中文确切表述出又原文本意，在保持作者的思维风格和表述语气的同时，又符合中文语句通畅、易于理解的要求，挑战的确不小，尽力而为之结果，恐与理想标准还有不小差距，出现差错或疏漏在所难免，唯待读者谅解，敬请批评指正。这次翻译不失是一次极好学习机会，不得不去阅读未曾阅过的书籍，接触未曾接触的课题，付出时间艰辛，深感值得。但能完成这本译作，也深感非一己之力。我十分感激庄胜矿产资源集团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也要致谢秘鲁驻华大使贡萨洛·古铁雷斯先生，他对加西亚博士此书能译成中文充满期待，在正确把握理解书中的词义方面像我提供了宝贵帮助。我也特别向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他们对文字表述的指导和修订意见，为本书的可读性增添了光彩。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