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众所周知，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韩国被动的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虽然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斥邪卫正论、开化论等思想，但是韩国最终没有逃脱被日本殖民的命运。1910年，日本强制吞并韩国。亡国后的朝鲜知识分子在经过反复思索后，认为儒教是朝鲜王朝灭亡的元凶，这就是所谓的“儒教亡国论”。很多学者指出，韩国没有成功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朝鲜时期儒教思想的束缚。近代学者玄相允在《朝鲜儒学史》中曾经指出，儒教在韩国所犯的罪行有慕华思想、党争、家族主义、阶级意识、文约束缚、产业能力低下等。旅日学者姜在彦在《士人的国度：韩国儒学两千年》一书中也认为，朝鲜没有成功实现近代化是由于“朱子学一尊”和“游离于现实的性理学”所导致的。

类似的批判意识在中国和日本的知识阶层中也曾出现过。但需要注意的是，韩国的近代化不能由此认为是完全失败的。在近代化进程开始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曾经是韩国弱项的科学技术一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在此基础上一举迈进世界十强之列。不仅如此，在整个东亚国家中，韩国还成功实现了有步骤的民主主义。此外，早已实现近代化的日本、新加坡、台湾，以及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国等东亚其他国家，也纷纷在上世纪中后期40余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经历了40余年的发展后，韩国学界和经济界纷纷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最后他们从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帝国主义论、从属利益论等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要因—儒学思想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所谓的“儒教资本主义论”。

目前韩国社会儒教资本主义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整理如下：第一，从微观来看，儒教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源的培养产生了重要作用。换言之，高度的教育热潮和严格的劳动伦理是引导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二，从宏观来看，儒教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并在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儒教式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也对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

但仅凭这些来解释韩国在上世纪后半期创造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的原因，似乎还有些牵强附会。经济学家认为，实现经济增长的要因在于人口增加、资本增加、市场需求的变化、产业技术的进步等。欧美一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和土地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点也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相比于中国和日本，韩国的国土面积狭小，劳动力人口也在逐渐减少。而且，就资本来讲，也不是每年急剧增加。鉴于此种背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决定韩国经济成长的因素比起资本和劳动力来，技术占据更加优先的地位。目前引导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尖端科技。当然，与美国和日本相比，韩国的技术力量还不够充分，技术研发费用的投资规模也相对滞后。

未来学家早就预言指出，21世纪是知识革命的时代。知识会使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有效重组，并以新的方式创造出高度的附加值。韩国已经从经济发展初期的劳动集约型产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资本、技术集约型的产业结构，而且现在正在走向知识和智力集约型的产业结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韩国已经跃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经济实力位居全球前列。

那么，韩国经济能够取得如此快速发展的根源何在？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关注一下韩国社会“主知”的传统，这种传统与韩国儒学思想密切相关。追本溯源，从14世纪末开始，韩国社会开始大规模吸收朱子性理学，并将其树立为国家的统治理念和指导思想。朝鲜王朝建国的主体力量便是以朱子学为武装的士大夫，他们既是官僚又是学者，并在建国后形成了能够左右王权的权力集团。尽管如此，朝鲜王朝的权力结构依然是倾向于权力分散和权力牵制，以此来确保政治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同时以构建儒家民本政治、实现仁政为目标。为了推动仁政的顺利实施，兼具学者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朝鲜士人对社会现实怀有强烈的敏感性和责任意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决定了学派和政派的一致性，学术论争的结果往往决定着政治权力的走向，朝鲜时期学术论争能够持续数百年之久并呈现集团性的特征也与此紧密相关。在500余年的朝鲜王朝时期，韩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便是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与阳明学及考证学相比，性理学更具有分析性，而且追求逻辑的整合性，合理主义的倾向也相对浓厚，这些特征很好的体现在三次大规模的思想论争中。

韩国儒学的形成便是通过三大论争来实现的，它们分别是16世纪的四端七情论争、18世纪的湖洛论争以及19世纪的心说论争。四端七情论争主要讨论情的问题，湖洛论争主要涉及心、性问题，心说论争的主题则是心。韩国儒者们通过“批判→再批判→再再批判”这一过程对性理学的基本概念心、性、情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缜密的分析考察，这种学术现象在其他国家儒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并由此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色。四端七情论争的主角—退溪和高峰不顾年龄、身份等外在因素的束缚，集中讨论了理气论在解释人的情感论问题上面临的难题，非常缜密地论证了各自的学说，同时也批判了对方的观点。这种主张和批判，以及对此的再批判使得这场论争持续了8年之久。不仅如此，这场论争还延续到后世学者栗谷和牛溪，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18世纪的湖洛论争也持续了百年以上，先后有数十名学者参与其中，就人与自然的本性问题以及心的作用问题等展开了激烈论争。在面对近代西方文明传入韩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后，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就心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这些思想论争作为思维缜密的“逻辑战”，与崇尚学问和重视教育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形成了韩国社会浓厚的主知传统。

正是得益于这种主知的传统，韩国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化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并实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技术研发。在战后不过40余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国民所得就增加了100倍以上。而且这种浓厚的知性传统也使得那些要求高度知识储备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韩国实现了成功发展，为韩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邢丽菊博士论文的选题便是三大论争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湖洛论争。这一主题虽然在韩国学界有所研究，但中国学界却几乎没有，因此具有开创性意义。她的博士论文几年前已经在韩国正式出版，并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这一部分内容在本书中也有集中反映。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为了搜集文献资料无数次奔波于研究室和图书馆之间，并就某些问题向我虚心求教的情景。她勤奋好学的精神，坚强乐观的态度，温柔细腻的性格，一直令我印象深刻，而且也赢得了周围师生的赞誉。除了学术研究外，邢博士还具有优秀的外语翻译能力，不仅韩语娴熟流畅，而且现场反应机敏，几乎很多重要的学术活动中都能看到她活跃出色的表现。博士毕业后，她凭借自己扎实的功底和出色的表现，应聘到中国复旦大学任教，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即使学成归国后，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也丝毫没有减弱。为了我在中国的学术活动能够更加顺利地开展，邢博士积极奔走不辞辛苦，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导师，我深感欣慰，希望她今后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旺盛的精力和优秀的习惯。于我而言，除了学生外，她已然成为我的家人，为我分忧承担。衷心希望她能够继续发扬一直以来“穷究于理，成就于工”的学术精神，并取得更大的成长和进步！   

本书可谓是邢丽菊博士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结晶。她从韩国儒学思想的渊源谈起，历经三国、统一新罗、高丽、朝鲜王朝，按照时代发展的脉络逐一分析了每个时期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特色，并从中选取代表性的思想大家来探讨其学术思想。作为韩国儒学的代表，朝鲜时期的性理学可谓是重中之重，这也是邢丽菊博士着力突出的部分。她通过对学术派别的系统梳理，全面呈现了朝鲜性理学、阳明学、礼学、实学思想的发展，既突出重点要领，又兼顾思想全貌。特别是对学界一直忽略的近现代韩国儒学的发展，如斥邪卫正思想、开化思想、近代爱国启蒙思想、近代民族宗教以及现代韩国社会的儒学认识等也进行了考察分析。不仅如此，书后还附上了集中反映韩国儒学精髓的《朱子言论同异考》，这更加凸显了本书的学术价值。我认为，相比于目前中国学界已有的韩国学者的翻译类著作，本书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整体全貌，因此郑重推介给各位中国学界同仁，恳请大家鞭策指正。

邢丽菊博士师从我学习多年，她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思维逻辑和学术理路，她的研究集中反映了目前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并将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了充分发挥。历经数月艰辛的闭门写作，终于有了这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60万字的厚重之作。思想史的写作固然如登山般艰难，如何能在全面和重点之间允执厥中并做到游刃有余，这也是衡量学者理论功底的重要标准。通读全书后，我必须要为邢博士这种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孜孜奋斗的精神点赞，我为这部书出自一位年轻学者之手而深感佩服。不可否认，由于主题庞大，书中难免会有疏漏和不足，但我相信随着邢博士今后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积累，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真诚期待，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邢丽菊博士的研究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读者更好的理解和研究韩国儒学，进而为韩国儒学在东亚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是为序。

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

韩国栗谷学会会长

韩国朱子学会会长

崔英辰

2015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