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提出的“通儒院”可以直接在现有的政协基础上发展

原标题：在协商民主制度中培养公民

作者：何包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主任）

来源：腾讯文化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廿五日丙辰

           耶稣2015年12月6日

编者按：近日，腾讯网发表了何包刚（浙大哲学系七七级，供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先生访谈录，提及蒋庆先生政治儒学制度设计中的通儒院。何系误解，把国体院误读为通儒院。蒋庆先生制度设计有议会三院制（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代表政统）。第一、论国体院：国家元首衍圣王（虚君共和，代表国统）可任命国体院议长、指定议员（八种人：圣、君、文、忠后裔，史、官、贤、教教宗。）人民政协制度与国体院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参详蒋庆着《再论政治儒学》P191；P24；P117、106。）第二、论通儒院：通儒院议长由儒教组织（如中华孔圣会等）公推之大儒担任；议员其一由社会察举、荐举公推之民间贤儒；其二是通儒学院培养儒士，经新科举考试、实习后委派为各级议员。另，通儒院可与儒林推举成立学委会30人，无记名投票选出太学祭酒（太学监国，代表道统）。（参详蒋庆着《再论政治儒学》P23、24；P152。） 转发该访谈录，旨在引起读者对蒋庆先生政治儒学议会三院制义理及制度设计关注与思考。

（腾讯文化 李大白 发自天津）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先行者的推动下，协商民主便成为了西方政治理论学界的热门话题。2015年2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研究与实践，协商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路向。

2015年12月4日~6日，由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和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院共同主办的“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天津举行，美国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费什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马克•沃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主任何包钢等40余位海内外学者参与会议，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公民协商的多层次发展”、“公共协商的程序与规范建构”、“中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间歇，腾讯文化就中国协商民主实验的传统、协商民主测试中容易出现的“民意两极化”和“精英腐败化”，以及发展标本“温岭模式”的推广策略等问题采访了本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罗尔斯《正义论》中文译者之一——何包钢教授。

以下是腾讯文化对何包钢教授的访问实录：

何包钢教授

一、协商民主机制能激发人性中的责任感与公共性

腾讯文化：温岭实验中提到当地以前就有“恳谈”的地方传统，协商民主实验在中国的成功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土壤有关？

我2005年开始在温岭地区做实验，直到前几年才发现，当时温岭改革的几位主要官员都是温岭儒家协会的骨干人物。推崇宣传儒家文化、推行儒家教育的人同时也在促进协商民主的工作，联系十分紧密。中国文化之中本来就有“恳谈”的传统，在古代叫作乡议或清议，这些传统都能迅速跟现代的协商民主结合起来。

腾讯文化：美国的公民陪审团制度经常会形成民意的两极化，而你曾经提到温岭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

何包钢：这与协商民主的技术实践有关。两极化的原因主要是同一件事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争夺，以至于无法收场，温岭采用了协商性民意测验，其实是用政治技术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一就是随机抽取参与者，第二是把随机抽取的参与者随机分成若干小组，把为了某个利益而争夺的两拨人碰在一起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泽国镇曾经举行过一次市政规划听证会，因为那里有一个旧镇、一个新镇，由于很多资源都划到新镇，新镇发展很快，政府十分担心旧镇居民与新镇居民产生冲突。但十分有意思的情况是：在上午的会议上，很多居民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而定，等到一天的讨论结束，第二次填表的时候，居民基本都遵循了全镇重点项目的整体规划，选择了对全镇发展有利的选项。他们是如何超越自己进行选择的呢？这就是协商民主的好处，人们听到了其他人的看法。

腾讯文化：是由于这种协商民主的方式有助于激发人性中的责任感吗？

何包钢：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什么政治体制，只要运用好这套政治技术的机制，人性中的责任感和公共性就会被激发出来。这套办法有着相同的规律，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两极对立过。因为在民众进行判断之前，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份材料说明，上面有着正反方的意见，它会给你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而非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争吵。

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不是利益，而是对方是否有道理，从而让本来极端的立场温和化，逐渐向中间靠拢，形成公共理性，正是这套机制背后的政治逻辑能够促使公众的意见避免两极化。

二、从“人才库”中随机抽取专家

腾讯文化：如何保证公众拿到的这份材料是全面客观，而不是存在某种引导性的呢？

何包钢：我们会邀请调查方面的专家，去了解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不满和观点，比如我曾经在惠州做过的“外嫁女”实验，邀请所有的“外嫁女”出席座谈会，让她们把坚持上访的理由全部列出，同样，反对方也会有这样一个诉求表单，这样能保证利益双方意见的完整全面。国务院法制办曾起草过一个文件，专门强调开此类会议时必须要保证正反方意见的充分性，而且加了一条十分有效的条款：除了正反方意见外，还有独立的第三方对于双方意见进行评判，达到高度协商。

腾讯文化：但有时“第三方”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在我们常见的环境影响听证会等涉及专业问题的协商民主形式中，很多“第三方”的专家学者会受到民众质疑，人们认为他们是政府的喉舌，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普通民众的认知范围，如何让民意与专家建议得到平衡呢？

何包钢：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协商民主实验中是很普遍的，这也是詹姆斯•S•费什金的方法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完全随机的取样方式让地方政府感到并不满意。现在至少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保证专家人选的随机性。比如泽国镇有一个“人才库”，每次协商都会从中抽取一定数量的专家，再抽取一定数量的普通村民，同时从选举出的村民代表中抽取，以此来平衡讨论成员的成分，调和公民与专家之间的不同意见。由于专家是随机抽取的，这大大降低了政府选取固定专家当作喉舌的风险。

还有一些地方是这样做的：专家讨论结果占30%，公民讨论意见占30%，政府意见占40%，然后将其折中。费什金认为这种办法削弱了协商民主的“平等性”，因为政府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专家权重必然超过普通市民的声音。但我认为这种办法却很实用，它是适合中国的。

腾讯文化：协商民主的理念是否过于依赖公民的理性选择？你认为在中国应如何推行适应协商民主的公民教育？

何包钢：理想的协商民主理论之假定就是公民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但在现实的运作当中，中国和西方差别不大，西方也存在“钉子户”的问题，关键是你如何通过一种好的协商民主制度设计，来培育公民文化，如果只是搞一个“走过场”的协商民主，民众不会信任政府。我曾经在温岭做过一次回访，老百姓对于自己能够被抽中参与决策感到十分欣慰，光是一个参与的邀请便增加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公信力，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才能促使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回应，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在培育一个新的公民文化，但前提是这个协商民主是货真价实的。

三、政协须充分发挥对重大事件的审议作用

腾讯文化：你认为政协在国家公共政策决策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它在整个国家的组织架构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何包钢：中国是“一党两会制”，政协在今后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重大的决策需要人大和政协分别讨论过，我希望这个趋势能够进一步发展，而且逐步增大政协在决策过程中的权重。如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也无须选举一样，代表是选举产生或非选举产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协能充分发挥它对重大事件审议的作用。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大陆新儒家的蒋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贝淡宁，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中国传统儒生组成的“通儒院”，由他们来讨论国家的最后决策。这种方法便不用再“另起炉灶”，可以直接在现有的政协基础上发展。

腾讯文化：今年刚通过了建设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意见，你如何看待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果？

何包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其中的条款能落实百分之三十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了。统战部也希望能够落实政党协商，如何能把这种东西程序化、机制化是关键。

四、以地域命名的模式很难跨越自身边界

腾讯文化：你多年前翻译过《正义论》，也一直致力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你觉得协商民主是否能达到更好地正义和平等的目的？

何包钢：协商民主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正并追求正义的社会，正如我刚刚所讲，它有助于避免社会的对立和两极分化，这是形成一个稳定、公平社会的基础。选举社会也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途径，当然是理想状态下的选举社会，否则贿选等行为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

现在的协商民主实践与理想中的协商民主之间自然也有落差，但这个落差比选举民主小得多。

腾讯文化：温岭模式应该怎样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推广到全国呢？

何包钢：我的建议是不要提“温岭模式”这种说法，地方官员要超越对地名的狭隘观念，提炼这种模式中实质性的东西来命名，比如“人大预算监督模式”或是“协议性预算恳谈模式”等。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一旦以地方来命名的所谓模式，就会面临推广过程中的陷阱，让其他地区对这种模式产生排斥。

温岭今年推行了“人大决算监督模式”，要讲这些具体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都会遇到。我也不赞同所有理论都被称为“有某种特色的”，理论是不变的，是可以跨越国界的，我们需要理论概括，比如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一旦提出是某个地区特色的，它就很难跨出自身的边界。

我的另一个担忧是——一旦有推广，形式的东西就会多起来。既然要推广，就必须要做实。温岭模式坚持实践了20多年，它还在被大家反复地探讨，在这种潜在的政治竞争机制下，假冒的“模式”就会被淘汰，只有真的东西才能生存下来。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