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城主义

作者：贝淡宁

           吴万伟 译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与日常生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初九日辛未

           耶稣2015年6月24日

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思想首先作为对不同城市及其所表达的价值观的对比而出现。古希腊代表民主和对普通人判断的信任（除了奴隶和妇女之外）而斯巴达代表了更明显的寡头模式，由受到良好训练的公民士兵（和相对强大的妇女）去追求国家的荣誉。政治思想家选择不同的立场，从这些竞争性模式中吸取灵感以便提出自己的政治管理理论。柏拉图或许更容易亲近斯巴达，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管理持有更加平衡的观点，因为他看到了雅典模式的一些美德。第三个城市耶路撒冷则质疑这种世俗政治成功的关切：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崇拜上帝。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要把耶路撒冷作为宗教价值观的象征。.[1]

在希腊城邦处于高峰的同时，那个后来被称为中国的国家被分裂成不同国家，它们为了争夺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而相互厮杀。七个主要大国的首都都是建有围墙的城市，这些城市让更早期的中国城市相形见绌：每个城市的人口都在十万以上。城市被官僚集团组织起来，服务于对国民的登记、税收、征募等目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具备军事或政治气质，如作为周朝首都洛阳的双子城就是作为商业大都市繁荣起来的。政治思想家和战略家携带着让国家富强和安全的不同主张从一个城市周游到另一个城市，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学派就是从战国时期城市的观点碰撞中产生的。[2] 理论家们确实都赞同一个没有领土边界的大同世界理想（与主张小国优势的早期希腊思想家们不同），但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个理想以及最终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像孔子和孟子等思想家试图说服君主实行德治，而像法家等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则鼓吹通过严厉的惩罚来统治。法家在秦王身上取得了即刻的成功，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获得了统一，他也赢得了始皇帝的称号，但随后的汉朝逐渐采取了儒家的原则。把随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描述为儒家和法家的不断斗争只是稍微有点夸张。

 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汉姆博物馆

认为城市代表了现代世界的不同政治价值观能说得通吗？和古希腊城邦国家或中国的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相对比，当今的城市庞大、分散、和多样化。[3] 说一个城市代表了这个或那个似乎显得怪异，但只要想想耶路撒冷和北京：还有什么城市的差异比这两个更大吗？两座城市都被设计成由同心圆围起来的一个核心，但一个核心表达的是精神价值观而另一个则代表了政治权力（更不要提北京的人口是耶路撒冷的16倍之多）。显然，有些城市确实表达和优先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我们称之为城市的“精神”或“气质”。“气质”（Ethos）被定义为一个民族或社会的代表性精神、普遍的心态(《牛津英语辞典》)。在本书中，我们一直使用这个定义，更具体地说，我们把城市的气质定义为被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普遍承认的一套价值观和视角。[4]

城市用很多方式反映并塑造了其居民的价值观和视角。城市建筑的设计和构造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公共纪念碑往往标志着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景和怀念死者的不同方式。大都市向外蔓延扩张和交通的繁忙程度则反映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生活在人口控制领域的不同假设以及国家计划或自由市场的差异等。妇女是否上街也表达和影响了性别关系的概念。正如大卫·哈维指出的，许多临近社区的形势恶化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密切相关，也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5] 社区的组成和邻居状况能推动或破坏民主和公共参与的程度。贫民窟反映了种族关系的糟糕状况。剧院、体育馆、咖啡馆、饭店则与生活方式、享乐主义、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问题有关。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提供方便的城市和为轿车出行提供方便的城市鼓励和推动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不同价值观。[6] 街道标志牌上往往写着不止一种语言，这反映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团体权利的不同立场。医院的存在或缺失体现了人们对身体的关心程度。普通市民相互交往以及与外地人交往的方式同样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甚至（尤其是）出租车司机的谈论话题往往反映一个城市的主要气质。虽然我们常听见“全球化”和“同质化”的说法，但不同城市在这些方面常常存在很大差异。

现在，能够辩论的是规划、建造、建筑设计在影响城市气质以及反映在居民身上的生活方式方面存在一种局限性，但确实存在诸如“耶路撒冷综合症”的清晰影响力，其中游客对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的宗教象征所感动，以至于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变身成为耶稣。斯大林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建筑常常有令个人显得渺小的效果，使得国家很容易令民众相信他们应该服从国家和“伟大领袖”。从更积极的方面说，或许令人不由得产生敬畏之情的哥特式大教堂如沙特尔大教堂能够强化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拿破仑的名言是大教堂会“让无神论者感到不自在”），看到世界上最漂亮的象征爱情力量的泰姬陵，你很难无动于衷。法兰克·盖瑞在毕尔巴鄂的引人注目的博物馆几乎单枪匹马地改变了西班牙城市，把它从衰落的工业中心变成了旅游胜地。使用特别的建筑影响价值观并不总是有效的，科伦坡郊区的杰弗里·巴瓦的议会大厦建筑结合了僧伽罗人的、佛教的、和西方的特征，旨在传达出理想的多元文化和宽容的斯里兰卡形象。[7]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城市气质的更广泛背景下，人们可能受到都市环境的影响。正如旨在推动都市生活的创造性思考的智库科米迪亚的创始人查尔斯·兰德里所说，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对当地人的交往产生影响。[8]

以城市为基础的气质也影响人们评价城市的方式。想象一下我们常常对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比较判断。人们往往说“我爱蒙特利尔、北京、耶路撒冷等”或者我恨多伦多、上海、特拉维夫等”，就好像城市是人一样，有独特的个性。一般来说，对一个城市的魅力的评价不仅仅是美学判断，而且是对那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往往被强烈地纳入到对有关国家的判断中去，而这些判断往往比城市判断更抽象，更虚幻。比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说“我爱加拿大、中国、丹麦等”或“我恨法国、朝鲜、埃塞俄比亚等”，人们会觉得怪异，因为我们期待他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加细腻的判断。但有关城市的判断似乎不这么涵盖一切，在道德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往往值得进一步分析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反思一下或许我们会赞同这种判断。城市对外来者的喜欢和认同更开放一些。一个外国人更愿意说“我爱阿姆斯特丹”而不是说“我爱荷兰”。这种认同更不容易被本地人觉得怪异。

但是，很少有人对这种以城市为基础的判断进行理论化。在政治理论中，辩论的内容往往是应不应该把整个世界或某些国家作为规范性的理论化场所。生活在城市的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过程中竭力繁荣和推广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呢？在政治实践上，城市往往是集体自决的场所，但当代思想家没有把旨在为人们提供有关都市自豪感好坏的知情判断理论化。[9] 实际上，很难想出一个能抓住都市自豪感的词，即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并努力推广其独特身份认同的观点。今天的爱国主义指的是国家自豪感，但是对作为耶路撒冷、北京、蒙特利尔等城市的市民而感到骄傲的感情是什么呢？我们创造一个词“市民精神”（civicism）来表达这种都市自豪感。[10]

都市社群主义

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个话题呢？对艾维纳来说，这个主意来自他在环境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他开始质疑环境总是有关“荒野”的假设，城市当然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他是那些开始研究城市问题的环境理论家群体的一员。因为他曾经使用创造环境理论的方法，通过让环境讨论与理论家对话结合起来，他确实写过一篇有关纽约的文章，把它当作一个和优雅的逛街者谈话的环境，通过纪念碑、大楼、城市网格状布局、及居民意外的谈话而显示自身。基本的想法是尽可能积累更多的信息，然后再认真确定研究的问题和理论。对丹尼尔来说，他在有了有关城市的想法后就跟艾维纳交流过了。他已经从文明对比（东亚和西方）到国家对比（中国和美国），为什么不再往下具体到城市对比呢?这样的对比往往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往往把多样的分析单位“扼要表达”（essentialize），如果再进一步往下走，考虑到分析单位将越来越具体和真实，问题或许就更少了。[11]而且，丹尼尔曾经在好几个城市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对这些城市在表达和代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印象深刻。为什么不采用艾维纳的模式，根据亲身经历和感受提出理论上的思考呢？

作为政治理论学者，我们试图描述和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但我们也试图思考规范性问题的隐含意义，如“从道德上来说具有合理性的政治生活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议程是：本书旨在反驳全球化时代的担忧，即社会单位没有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意志。[12] 或许国家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城市可能前来救驾。国家往往不得不遵循国际协议和规定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或自由市场的命令，这些可能削弱特别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全球主义具有将文化同质化的影响，把众多文化转变成单一的消费主义文化，结果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多元文化的削弱和文化观点及选择的平淡无奇。那些认定国家应该在幸福生活的概念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的自由派理论家无意间加重了文化的贫乏程度，因为国家没有了繁荣和支持遭遇全球化威胁的特别生活方式。

但是，许多人确实想经历特殊性，维持和丰富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他们相信这些是其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它们，其群体生活方式将受到很大削弱。因此，我们想指出，城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用来反对全球化及其将文化同质化的机制的工具。许多城市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保护其独特气质，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政策，通过人们使用城市和与城市交往的方式来保护这些气质。或许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这么做，有些城市只是简单地屈服于全球化的要求。但城市能够和应该推动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观点并不会引起多大争议：即使在国家层次上捍卫中立立场的自由派也倾向于允许大众在城市层次上表达其特殊性。因此，拥有某种气质的城市往往拥有国际性声誉，并且能吸引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气质前来的游客和居民就决非巧合。

简而言之，气质能为使得社会生活具有价值和趣味的多样性做出贡献。一方面，不同的城市创造更加美丽多彩的人类画面，这是审美上的愉悦；另一方面，不同的城市给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可能形式增加了新内容，这是多样性的道德要求。有时候，在城市层次上能比在国家层面上更容易实现道德上可欲的目标：虽然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采取能源保护的国家工程，如碳排放的最高限额，但中国若干城市竞相追求“绿色环保”气质，通过为绿色技术提供税收补贴等优惠措施（保定市是由太阳能提供电力的），像上海世博会等重大事件也推广电动车。印度也是如此：新德里已经要求所有公交车和出租车使用压缩的天然气。在美国，旧金山正在重新修改其建筑规范，要求新建筑必须为电动车充电器做好准备，[13]而这样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是难以想象的。[14]城市还能实现其他目的。中国的重庆市正在试验旨在推动相对更加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另类财产权形式。[15] 而且，拥有类似气质的城市有时候可以在国家领导人之上（或之下）进行交流，以便获得共同的目标，如在城市间分享保护传统建筑的想法和专业知识。[16] 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家提出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处理问题的观点（比如保罗·罗默“承包城市”的建议，由国家联盟管理下的城市规模的管理区，帮助城市摆脱贫困的束缚）。[17] 与全球化时代保持竞争力的“命令”做斗争的活动在国家层面无法进行，但在城市层面往往可以实现。[18]

当然，全球化也有好的一面。它常常是资本、人员、商品自由流动以及对待外国人和“他者”的开放态度的同义词。谁能反对信息的自由流通，与远方的人进行更多交流以及全球团结的感情呢？谁能反对全球化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们提供的众多经济机会呢？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具有不反对开放性和全球团结的精神气质的城市，如果其精神是围绕外国人恐惧症、种族主义、和仇恨等建立起来的，我们就不感兴趣。柏林在曾经不宽容的时代拥抱了世界上最凶恶的政权，我们不愿意尊重那种精神气质。但是当一个城市（和其他社会和政治实体）跨越了为居民提供最低限度的人权、基本物质必需品（食物、饮水、住房）等门槛后就是安全的，没有人被虐待、屠杀、奴役或遭到制度性歧视，那么，这座城市的主导性精神气质自然就有了值得尊重的理由。

尊重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的观点最好地体现在“到了罗马，就按罗马人那样做”这句谚语上。一方面，从能量和经济上考虑，改变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是昂贵的，也会给居民的心理上带来动荡。但我们想说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我们通常反对体现在某个城市精神气质上的价值观，我们仍然尊重它的精神。[19] 如果这种精神气质不为令人震惊的人权侵犯辩护，我们就相信它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特别价值观，帮助形成了他们集体的身份认同，维持了多样性和多元化，只要不过分排外，就存在尊重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理由。比如，对于香港这个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自豪的城市，我们就没有多少理由去批评香港的经济不平等比高度尊重经济平等的其他城市更严重。[20]或者让我们考虑这样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宣称它有时候需要限制某种政治权利，在刚一听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疑，但是我们需要保持对可能性的开放态度，即这种权利限制对一个缺乏强烈的国民团结意识而又需要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或许是必要的。类似的，强迫蒙特利尔市主要是说英语的居民区的商店店主挂上法语招牌或者耶路撒冷强迫商店（和大学）在宗教节日关门并非没有合理性。[21]

虽然如此，我们并没有暗示主要精神气质应该得到尊重，不管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这个精神气质是自暴自弃的，如新加坡旨在推动国家建设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影响，或耶路撒冷的宗教狂热主义倾向给更高的宗教敏感性造成集体破坏，对这种气质进行批判就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批判必须建立在详细了解本地情况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全面了解信息后描述对某种集体精神气质的某些解释为什么弊大于利。

我们来谈一下可能出现的误解。我们没有暗示人人都应该遵从一个拥有精神气质的城市的意思。有些人更愿意生活在同质性的社会里，他们湮没在人群中默默无闻（正如有些人更喜欢住在“国际性的”五星级宾馆，或喜欢麦当劳而不是带有地方风味的迷人宾馆或餐厅）。[22] 其他人或许喜欢生活在体现特殊品格的街区，即使这个城市作为整体是个并不连贯的大杂烩。或许也有人珍视“无特征的”城市，仅仅因为他们就在那里出生和长大。这是有道理的。不过，本书的读者是那些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人，那些担心全球化危害多样性的人。我们确实相信许多城市居民赞同我们的观点，即使这样的人是少数，我们仍然希望本书能够让这个事业坚持下去不至于被毁灭。

我们也没有打算为竭力论证某一种城市或某一种精神气质的合理性的价值体系辩护。相反，我们相信国际主义有众多好处，在很多城市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是可能的。应该承认，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我们的规范性世界观是吻合的：我们觉得自己的根并不局限于一个城市。丹尼尔在蒙特利尔长大，在牛津求学，在新加坡和香港工作，如今住在北京。艾维纳在耶路撒冷长大，现在仍然在家乡工作，但他在牛津住了很多年，因为研究和度假的缘故经常返回牛津，所以觉得那里就像家乡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认同至少两个以上的城市精神，本书的某些读者或许也对两三个城市有认同感。当然，这种感情存在一些局限性：一个人不能有数不清的群体归属感的强烈意识。.[23] 但一个人能够属于若干群体的事实暗示我们的道德观并非狭隘的社群主义：因此，我们把它描述为“世界性社群主义”（cosmopolitan communitarianism），它的意思是我们允许把我们的忠诚和兴趣扩展到其他城市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也描写了各自最初的“家乡”之外的城市。”[24]

逛街和讲故事

这促使我们为自己挑选的城市辩护。我们主要讨论能够从个人亲身经历的角度来描写的城市，我们使用亲身经历是要比较自信地谈论这些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流方式，我们也想显示自己的生活和道德观是如何受到牵连和改变的，被我们所在城市的生活经历所改变。人们或许能写出有关新加坡的体育或者耶路撒冷的爵士乐的精彩文章甚至书籍，但是这些城市的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可能根本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相反，不管喜欢与否，主流精神气质往往涉及到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居民。蒙特利尔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必须探索了解这个城市的微妙的语言政策，新加坡人也一定受到这个城市国家推动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努力的影响。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耶路撒冷人会对宗教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无所知。

我们选择这些城市也被更加“客观”的因素所决定。我们选择那些与当代政治思想主要议题有关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试图显示表现和优先选择特定主题如追求经济财富（香港）和追求个人抱负野心（纽约）的城市会带给我们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们选择那些特别强调某些价值观和主题的城市，使得这些城市成为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哲学思考对象。[25]从否定的角度看，我们抛弃了那些真的似乎没有表达主要价值观的城市，意思是人们想了半天也很难提出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城市精神应该对那些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城市的人来说都非常明显。[26]

我们如何认识这些精神呢? 作为大学老师，我们阅读过有关这些城市的很多东西，包括小说、诗歌、旅游指南等。我们需要研究每个城市的文化、社会、经济、规划设计，试图对这些城市的演变过程做出连贯的历史叙述。从原则上说，我们应该最好使用“硬”科学来描述价值观和城市。人们或许使用民意调查问卷或者价值观调查数据，虽然这样的调查往往是对比国家或者更大的区域而不是城市的。[27] 价值观优先选择的另外一个标志是看这个城市在预算中是如何分配资源的：人们可以预测，在蒙特利尔，用来保护语言的预算比例肯定更高，而在牛津，学术和文化的预算比例更高等。谷歌的点击率也可能是优先选择的标志，如“耶路撒冷和宗教”有九百万点击率，而“耶路撒冷和浪漫”只有一百万（当然，坦率地说，我们并没有期待这种肤浅的指标会改变我们的发现）或许更重要的是，利用档案研究和城市规划者解释什么价值观促使他们做了什么之类的叙述。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依赖这种方法，我们相信这种研究方法是重要的也是值得使用的。

但是，在本书中，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我们采访（回访）了书中描写的城市，事先安排了与这些城市居民的访谈（如牛津的一个学院院长、巴黎的作家、柏林的年轻政治积极分子）。或许，更容易引起争议的是我们假设通过逛街和心血来潮式的采访也能了解这个城市及其价值观的很多东西。在过去四年中，我们一直在这些城市的大街上闲逛，与人们交谈，听他们谈论建筑、纪念碑、街道、邻居街坊就好像给我们说似的。艾维纳在担任了系主任后不久再次感受到这个方法的价值。当他问同事如何更好地理解老师们的需要时，有人建议他只要在走廊上走一走，与随便碰上的一个人聊聊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等着有人上门来找。在这个“主观性”更强，缺乏哲学思辨设计的方法中，城市及其居民不仅作为信息来源而且成为灵感来源。城市不仅激发观点而且产生故事和情感，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催生新的想法。这种“闲逛”方法对研究巴黎和纽约这样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没有结构性和建设性影响的城市非常有用（相反，我们在谈到蒙特利尔和耶路撒冷时可能更多依赖个人经历）。当然，在不断向外扩张和污染严重的城市如北京，逛街的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我们就逛街问题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第一批把逛街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家或哲学家。最著名的是沃尔特·本雅明(1898-1940)求助于都市漫游者（flâneur）的形象，即长时间在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人作为考察19世纪巴黎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都市主义兴起的方法。本雅明研究了巴黎的街道，尤其是临街店铺---钢铁和玻璃街道作为现代社会的缩影。在描述他的逛街时，常常以联想意义和联系的方式附带描述历史、文化和社会学著作。和社会学中强调冷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研究者的方法不同，本雅明显示了亲密的知识和“此时此地”的现场经历对理解社会现象同样很重要。[28]

就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确定的假设，相反只是听任城市告诉我们具体内容。我们在逛街的时候，故意试图把期待和偏见抛到一边，对发生的一切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对我们有关城市精神的最初观点进行修改。[29] 比如，丹尼尔本认为蒙特利尔或许已经达到了语言战争的最后状态，就在这时他注意到蒙特利尔人现在挥舞的旗帜更多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的旗帜而不是魁北克或者加拿大国旗。因此，我们的途径非常类似于数据驱动下的研究，我们越来越多的理解是在收集到的数据推动下完成的，虽然是随机碰见的人、看到的建筑、与街上人的交谈、或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等。这种数据驱动研究方法如今常常遭遇挑战，因为多数研究者宁愿采取假说驱动研究。不过，我们发现对公墓的一次拜访、与商店店主的聊天、对主要火车站的参观能够提供导致新研究问题和假设的数据。我们是如何选择要收集那些信息呢？我们收集那些促使我们对城市精神做出连贯叙述的数据，其中每个故事都和其他故事协调一致，每条数据都有各自的位置。比如，暗示耶路撒冷是和谐之城的故事与这里有如此频繁的种族和宗教冲突是不协调的，因此我们就拒绝这个故事。

现在，我们的观点可能遭遇挑战，有人可能说拥有精神气质的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如果我们只描述纽约、牛津、北京、耶路撒冷，这可能是有道理的反驳，但我们确实有不同的章节分别描述北京和香港的不同精神，虽然它们同属一个国家。而且在有些章节，我们还写到与之对比的城市或同一个国家的另一个城市。我们对比牛津和剑桥、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由此我们宣称这些精神代表的是城市而不是国家。

我们的观点还可能遭遇如下的挑战，如城市有不止一种精神，因为在任何一个城市内部，人们因为社会地位、阶级、地域、宗教的不同会呈现不同的精神气质。我们尽量显示被种族群体、社会阶级、性别等共享的精神，我们通过采访不同群体的成员，参考相关文献和学术著作来做到这些。

关于方法的最后一点评论：虽然我们受到本雅明方法的影响，这并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以现在的方法而不是更标准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和写作。虽然我们羡慕和尊重标准的学术著作，但我们同时认为太多的学术著作已经过于专业化甚至远离了人们日常关心的内容。我们在试图描述所看到的真理时更愿意用通俗易懂的文笔引起读者的共鸣。

推广一种精神

鉴于我们对拥有一种主流精神的城市的偏爱，这里值得说一下增加城市塑造一种城市精神的可能性因素。赞同我们的世界观的政策制订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市民因此可以就如何创造、复兴或者培养城市精神做出知情的决策。不过，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想强调指出公众对创造或者培养一种精神的承诺只有在这个城市已经克服了物质匮乏之后才有可能。城市和农村地区区分开来的特征之一是城市笼统地说要更富裕一些。但是，贫穷国家的有些城市仍然非常贫穷，意思是许多居民在为日常生存而奔波，如弄到足够的食物和饮水，甚至没有体面的厕所设施。在此情况下，城市很难也不应该发展出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城市精神：在非常贫困的城市竭力创造一种精神似乎是不道德的，如果它是在牺牲更加紧迫的获得生活必需品的紧迫任务的情况下。这样说，我们并不是宣称贫穷城市的人民不关心或者过去没有关心过城市精神问题，我们只是说要求这个城市关注城市精神是不合适的，如果该要求和对付极端贫困的更紧迫任务发生冲突的时候。[30] 让我们回到帮助推广城市精神的因素。

首先，这个城市没有贫富差距或民族和种族群体间的巨大鸿沟。如果不同族群各过各的生活，相互强烈不喜欢对方，他们将发现很难参与一个共同的（主导性）精神。在有些美国城市，贫富和黑白分界线如此明显以至于城市居民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耶路撒冷似乎是个例外，因为尖锐两极化的群体都承诺于把城市作为宗教身份认同的象征的理想。贝尔法斯特可以作为一个曾经被分裂现在又团结起来寻找其共同精神的城市的例子。但是这里仍有规范性的一面。在有些城市，贫富差距或不同民族群体的鸿沟需要疏通（如巴黎，许多贫穷的移民生活在城市的偏远郊区），我们的主张是富裕居民应该尽一切努力拥抱新来者。可能更容易引起争议的是，我们也主张来到一个城市的移民或许希望考虑这种精神并决定它是否适合他们。不错，有些移民来到某座城市是因为他们孤注一掷，没有其他选择。而一旦进入这座城市，他们就能竭力适应城市的精神，同时在新的方面为塑造城市精神做贡献。

其次，某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有长期的竞争关系，这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像蒙特利尔、北京、耶路撒冷等城市的身份很多是从它们与像多伦多、上海、特拉维夫等说英语的、“肤浅的”或者“享乐主义的”城市的对比中形成的。从道德角度看，这种竞争与国家竞争相比问题更少些，因为城市没有自己的军队（新加坡是个例外），即使竞争的感情失控也不会发生战争。而且，这种竞争常常是幽默的话题，能激发具有持久价值的文化创造（如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如果不能连续打败无能者多伦多枫叶队，就不大可能成为冰球历史上最伟大的队伍。）[31]

第三，城市的身份认同/精神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因此，居民拥有一种强大的动力来争取维持这种身份。香港人竭力要维持其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应“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蒙特利尔人竭力要在“英语的海洋”中维持法语的地位，新加坡人竭力要在更大的和潜在敌对的邻国包围中维持其国家存在等。只要在竞争中不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就没有理由批判这种斗争的努力。

第四，城市有实质性权威来推行法律（如新加坡）、条例、地方法规、以及保护和繁荣其特别身份和精神的规定。作为城市国家，新加坡是极端的例子（新加坡政府还不能自由地就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立法：受到其地方太小、自然资源缺乏、必须服从全球化“指令”等限制）。中国城市通过户口（家庭登记体系）的手段而有力量决定谁有资格成为城市的完整一员，这不仅影响城市的性格，而且对人具有生或死的隐含意义（如天津在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时期那样）。在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城市往往缺乏处理共同问题的权威，因为城市只能做州政府授权它们做的事，因而有助于郊区化和根据阶级和种族把城市变成独特的社区。.[32] 更典型的或许是“中间”案例，其中像巴黎和北京的城市管理者必须处理若干重叠的法律权威层，但仍然能（有时候）实施旨在推广城市精神的管理规定。

第五，城市拥有或者曾拥有伟大的城市规划者，他们用道德的、政治的或法律的权威来推行旨在帮助实现共同的公共思潮的城市改造计划。极端的例子包括从零开始产生的城市如堪培拉、昌迪加尔或更近的玛斯达尔城，这是由福斯特建筑事务所设计，旨在建造“绿色”城市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试验工程，即使最小的细节都要从生态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考虑。[33] 本书中讨论的伟大城市规划者包括巴黎的豪斯曼男爵、纽约的罗伯特·摩西、新加坡的吴庆瑞、蒙特利尔的让·德拉波。这并不是说计划总是成功的。典型的情况是，它们必须扎根于居民关心的某些潜在精神气质。把巴西利亚建设成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无阶级都市社会的计划使得它比巴西任何一个古老城市更加无情的贫富分割。[34] 让·德拉波把蒙特利尔打造成世界级中心城市的计划也失败了，因为蒙特利尔大部分人更多关心的是语言权利。

第六，一个外部机构如广告宣传活动或电影把城市贴上拥有某个特征的标签。与都市规划一样，这种努力往往只有在这种标签与人们心中或都市风景中已经存在的某些特征吻合时才能成功。[35] 巴黎成为“浪漫之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形象以及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之类摄影家的作品，但这些形象确定下来仅仅是因为城市本身很漂亮，有利于人们的浪漫想象（正如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的，许多巴黎人反对这种形象概括）。

单独来看，这六个因素中没有一个必要或足以创造或者繁荣一种精神气质。但每个因素确实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存在得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试图开发或者繁荣一种精神气质的城市来说，想一想这些因素或许是有用的，或从反面来看，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或不大可能在可见的未来成为重要因素，关心城市发展的市民和城市领袖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具有道德和政治重要性的事务上，如获得生活的基本必需品供应。

本书的提纲

最后，我们谈一下本书的结构。在讨论的九个城市中，我们试图显示每个城市是如何发展和繁荣某种公共的城市精神的。我们利用机会根据个人对这些城市的亲身经历（我们用斜体字描述我们的个人经历）和情感进行了一些理论化。从对自己身份认同产生最大影响的城市开始，即耶路撒冷（艾维纳）和蒙特利尔（贝淡宁），然后转向在影响我们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城市：新加坡、香港、北京（贝淡宁）和牛津、柏林（艾维纳）。这些章节是由受到这些城市精神影响最大的作者所写。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对我们个人身份认同并不很重要的两个城市巴黎和纽约，着重探讨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能教导我们如何维持某种气质精神的东西。这两章由贝淡宁所写，但吸收了艾维纳的众多注释（巴黎）和早期文章（纽约）。

第一章耶路撒冷，讨论了宗教信仰问题。毫无疑问，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是宗教。正如耶路撒冷许多居民的生活方式所显示的，宗教可能是精神的、温和的。但这个城市常常被民族群体种族群体或者每个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撕扯得粉碎。而且，耶路撒冷被认为是一神教的中心，不过宗教已经常常堕落为信奉多神教，把石头和建筑神圣化，以上帝的名义让人做出牺牲或者被杀。艾维纳在最后采用乐观的语调，暗示返回信仰的一种方式。

第二章蒙特利尔，讨论了语言在经济意义上和归属感的心理意义上的价值。这种议题往往导致像蒙特利尔这样的多语环境下的社会冲突。贝淡宁讨论了蒙特利尔语言冲突的历史和该市如今采取的相对来说和平互利地解决语言冲突的办法。无论说法语者还是说英语者都对双语的价值感到自豪，这或许可以作为其他多语城市学习的强调语言价值的模式。

第三章讨论了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唯一大城市，新加坡在1965年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之后不得不从事国家建设活动。政府推动了旨在构成国家认同的三个价值---物质生活富裕、种族多元化、和贤能政治，这些实际上破坏了国家的团结，导致了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本章的最后描述了贝淡宁最近对新加坡的访问，其中他意外地发现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家建构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步。

第四章转向香港，中国内部的“特别行政区”。因为其作为殖民地前哨的早期历史，香港幸存下来，通过其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有时候还很繁荣。在某些方面，自由市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现实：香港的成功部分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解释，即政府推行了一种“带有儒家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存在被广泛共享的儒家道德观，优先考虑家庭成员和其他社区而不是个人的自我满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让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其他城市的骄傲之处，但香港式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自我利益或者享乐主义追求之上的。

第五章集中谈论北京。与上海和香港不同，北京一直以政治城市而自豪。但这个城市的政治史并不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以北京为中心的最可悲的共产主义革命试验完全滥用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主要教训之一。在本章的第二部分，贝淡宁讨论了当今政府通过在北京的政治象征手段让中国人去政治化的努力。结尾是对儒家政治传统如何影响北京以及整个中国的未来的预测。

第六章谈论牛津以及学习的习性。牛津以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和追求卓越的中心而闻名。艾维纳认为牛津的观点是学习而不是研究，是学问而不是出版。而且，他批判性地考察了该市学习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第七章集中在柏林和宽容（不宽容）观。柏林一直在进行从历史中学习的工程，我们好奇的是该工程的可行性如何，人们从历史中到底学到了什么。现在这个城市似乎是那些关心宽容精神的人的圣地，但它的居民似乎仍然表示怀疑，这个情况随时都可能一下子转变为不宽容。艾维纳询问如果新的政治文化就足够的话，是否有必要让某些制度体系来防止柏林堕落成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新时代。

第八章转向浪漫之都巴黎。巴黎作为浪漫之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国人的认识，巴黎人自己排斥这种说法。但更加复杂的浪漫习性，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立的我们称之为“非杀菌消毒”的浪漫是对当地人所理解的巴黎精神的更准确描述。本章结尾是对追求浪漫和追求道德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些反思。

最后一章讨论“世界之都”纽约及其个人抱负的精神。纽约成为金融和文化之都是它吸引各类雄心勃勃移民的历史形成的结果，他们通过不断质疑现有生活方式而不断革新和创造。但野心勃勃的黑暗一面是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这几乎是大城市中独特的现象。但矛盾的是，纽约存在强烈的“公民精神”意识，这使得纽约能够承受体面社会生活遭遇到的多次挑战。

厚与薄

这本书既太厚又太薄。从表面看，它确实太厚。作为作者，我们希望读者阅读整本书，我们试图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笔调写作，让读者阅读时不觉得太劳累。但我们认识到或许需要做出某些选择。实际上，本书需要按特别的顺序来阅读。我们希望读者阅读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许发现一些新鲜观点，我们也更希望读者从不同的城市中了解一些新东西。学习不同城市的过程也能改善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我们通过理解别人而认识自我。

本书太薄是说我们对城市的讨论或许不怎么全面深刻。我们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经历的决定和限制。在严格的社会学家眼中，我们的方法或许显得过于印象式的了。我们能够和应该用更加客观的测试和研究来支持城市精神的论点。而且，有些学者或许提出反对意见，指出本书没有充分利用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心理学和都市研究等学科的研究发现。即使我们试图进行跨学科研究，我们或许仍然受限于政治理论的专业经验。或许涂尔干、弗洛伊德、皮埃尔·布迪厄的理论和当代研究城市的学者如萨斯基娅·萨森、曼纽尔·卡斯特尔、马里奥·波利斯、大卫·哈维、理查德·佛罗里达、查尔斯·兰德里和杰布·布鲁格曼的有影响力的理论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城市精神，或许质疑我们的整个观点。

也许是一种辩护，我们觉得自己的方法产生了可靠的结果。我们打算开展所讨论的城市的对话而不是关闭这种对话。我们欢迎检验我们观点的机会，社会科学或许不支持其中的某些观点。即使作为我们所讨论的城市的个人参与者，可以肯定的是，本书并不是要提供最终答案。或许其他作者会给出这些城市的主流精神的不同的或者更加吸引人的故事：香港和文化杂合性？耶路撒冷和学问？巴黎和饮食？伊塔洛·卡尔维诺已经写了一本很吸引人的书，回顾了马可·波罗给中国皇帝忽必烈讲的不同城市的故事，但结果发现马可·波罗只是提供了同一城市（威尼斯）的不同精神的解释。[36] 这个工作是小说（几乎是梦一样的），但我们并不是否认“我们的”城市讲出至少和我们讲述的故事一样吸引人的不同故事的可能性。

我们更肯定的是本书中没有涉及到的城市的公共精神及深刻思想的故事。我们希望听到非洲城市精神的描述（约翰内斯堡与种族和解？）拉丁美洲（马那瓜和革命?)印度(孟买和电影?)[37]日本（京都和传统?)以及美国不同城市（格林贝的体育、伯克利的异议者、波特兰的环保主义)等。本书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希望其他作者得到鼓励去讲述他们自己城市的精神的个人和政治解读。

全世界都市人，联合起来！[38]

（本章选自《城市的精神》绪论，贝淡宁 艾维纳·德夏里特 著  吴万伟 译）

【注释】

[1] 美国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认为雅典和耶路撒冷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传统的模式或象征。雅典代表理性而耶路撒冷代表圣经启示。参阅Strauss, "Jerusalem and Athens: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in Jerusalem and Athens: Reason and Revelation in the Works of Leo Strauss, ed. Susan Or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5).

[2] W.J.F. Jenner, “Linzi and Other Cities of Warring States China,” in The Great Cities in History, ed. John Julius Norwich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9), 48-49.

[3] 在21世纪，超过19个城市将超过两千万人，请参阅 www.192021.org. 到了2025年，单单中国将拥有平均人口超过2500万的特大城市15座。(www.mckinsey.com/mgi/publications/china_urban_summary_of_findings.asp)今天，世界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在1800年代城市人口不足3%）。我们如何定义城市呢？对我们的目的而言，一个城市是一个社会群体，至少要有十万人，这个定义被冰岛和中国等众多国家所共享。

[4] 更加具体的是，我们的意思是这个精神被共同分享，城市居民普遍相信城市表达了某种特别的价值观，但不一定每个人都同意这种价值或者世界观。更加引起争议的是，我们认为那些不赞同这种价值和世界观的人仍然有义务尊重它们（只要这种价值不违反基本权利。）

[5]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6] 按照大卫·欧文的说法，像纽约和香港这样提倡步行的人口集中的城市比人口稀少的农村更加“绿色环保”，因为居民散步、骑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驾车的比例更高，他们居住的空间更小，使用供暖的能量更少，不大可能积累很多庞大的浪费能源的设备。David Owen, Green Metropolis: Why Living Smaller, Living Closer, and Driving Less Are the Keys to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Riverhead, 2009).

[7] See Alain de Botton, 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 (New York: Vintage, 2006), 229-30.

[8] Charles Landry, The Creative City (London: Earthscan, 2008). 此外，建筑通过引起人们情绪的变化对价值观也能产生非直接的影响。比如，一座丑陋的城市能令人情绪低落，对人类及其在生活中获得好东西的潜力感到悲观。

[9] 或许可以写另外一本书关于邻居骄傲（人们可能想到东京这样的城市，或者伦敦的行政区在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方面确实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从我们的观点看，对社区的自豪感特别是在当今似乎不如对城市的感情那么强烈。（在北京，人们常说人的口音暴露出他是哪里人，但是北京口音变得越来越一致性，因为北京人在市内的迁移更频繁了）从规范的角度看，我们相信社区往往更封闭和同质性，因此从道德上来说不如多样的开放的城市那样有合理性。

[10] 在意大利语中，campanilismo 这个词指爱国主义的比国家低一级的形式（法语中的 esprit de clocher 与此类似)但是，它不同于我们说的公民精神，campanilismo 是贬义词，包含着褊狭、自大、狭隘，而公民精神则带有褒义，只要它不为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辩护。

[11] 集中在“城市”上或许还是太抽象无法抓住一个团体内社会生活的所有的或大部分的细节，我们不能避免在准确性和社会相关性之间的交换关系。飞得过高意味着丢掉太多的细节，但是挖掘太深入意味着错过可能具有更大趣味和相关性的社会趋势。

[12] 有人给我们建议应该有另外一个议题：使用对城市的感情抗衡民族主义。但是我们没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的意思：当民族主义有助于给国家带来和平和安全，激励有钱有势的人关心其他人时，我们支持它。我们确实希望公民精神能够抗衡民族主义的反动形式。如果人们对城市拥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就不大可能形成对国家的排外的沙文主义情绪，除了一些例外，如对城市国家的感情如新加坡或者像耶路撒冷和北京这样常常被作为国家的象征的城市。

[13] Todd Woody and Clifford Krauss, “Cities Prepare for Life with the Electric Car,” New York Times, 15 February 2010.

[14] 其他例子，请参阅 Stephen Moore, Alternative Routes to the Sustainable City: Austin, Coritiba, and Frankfur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15] See www.cui-zy.cn/Recommended/Chongqing/cui�庆模式.doc.

[16] 城市也能给国家造成令人头疼的政治问题。比如巴黎的公众支持达赖喇嘛破坏了法国政府修补与中国关系的努力。(请参阅巴黎一章).

[17] See www.ted.com/talks/paul_romer.html.

[18] 帕拉格·卡纳认为全球城市，像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常常推动欧洲革新的自治城市一样，将越来越多地刺激未来世界秩序在经济、政治、外交上的革新。请参阅Parag Khanna, How to Run the World: Charting a Course to the Next Renaissa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19] 因此，我们不打算根据“我们的”价值标准给城市排名（一旦城市跨过了最低限度的人权门槛后）。这里，我们从安霍尔特城市品牌综合指数之类调查中做出区分，它根据可疑的价值观比如“每个城市的友好和安全程度”进行城市排名，北京社会科学院设计的新世界城市指数根据“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给城市排名。

[20] 我们并没有打算暗示批评香港的经济不平等是没有道理的，许多社会批评家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们使用的标准并不像比如东京的标准那样平等，或许因为本能性使用的标准意味着当地人对城市精神的自豪感的某种尊重。

[21] 雅各布·列维引用了蒙特利尔一群正统派犹太人的例子，他们要求社区附近的健身房把窗户遮挡起来，以免看到正在锻炼的穿着身体大量裸露的训练服的女性。(Jacob T. Levy, “Multicultural Manners,” 12 May 2009, http://ssrn.com/abstract=1403687). Levy提供了应该拒绝他们的要求的若干理由，但是我们提供另外一个关键的理由：蒙特利尔的精神不是宗教精神。在宗教占主要地位的耶路撒冷，这样的要求或许不会被看作太牵强的。

[22] 公平地说，麦当劳的成功部分因为它常常采用当地文化的“饮食风格”，比如在印度供应咖喱和蔬菜“汉堡包”，在魁北克供应鳕鱼汉堡包。而且，世界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多数都结合当地文化的建筑风格。

[23] 把一个人的承诺扩展得过于稀薄或许是不公平的：丹尼尔担心他搭便车吸收了若干城市的精神但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维持它们。对他来说，这本书是一种“报答”，感谢在他身上维持的曾经生活的不同城市的精神。

[24] 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的扎根于世界主义的理想类似于我们的理想。请参阅Kwame Anthony Appiah, The Ethics of Ident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阿皮亚企图把常常冲突的理想结合起来，通过长期的哲学和个人旅行的探索把全球义务和特别感情 结合起来。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方法：通过建造动态的开放的城市身份认同。

[25] 读者或许在众多地方发现本书章节从对城市的描述转变到我们在这些城市中的遭遇引发的反思。我们的目标是显示城市像国家一样如何激发我们思考政治。我们想显示如果你在蒙特利尔，思考语言和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在耶路撒冷，思考宗教和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看来，有关语言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丰富辩论出现在蒙特利尔决非巧合，有关宗教的辩论出现在耶路撒冷，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理论挑战出现在巴黎也决非巧合。这些城市的精神实际上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来反思政治理论中的议题，这些议题对这些城市之外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实践都有隐含意义。

[26] 换句话说，我们选择城市是根据我们个人亲身经历的城市和产生了明显的精神的城市。其实，我们经历的城市也往往有明显的精神。部分因为幸运，我们在两个具有明显精神的城市出生和长大（艾维纳在耶路撒冷，丹尼尔在蒙特利尔），部分因为选择，意味着后来我们受到那些拥有明显的精神的城市的吸引，虽然在写本书之前我们并没有从理论上阐释我们的选择。

[27] 一个例外是在定义长沙精神的研究。长沙是中国中部的一个城市，以香辣美食和火爆脾气的性格而闻名。居民被要求从表达这个城市精神的几个理想中选择，多数选票都给予了“做事坚定，热心肠，有辣椒性格和骡子精神”。请参阅顾庆丰《长沙的传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第80-81页。

[28]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9] 同样的，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认为没有特别的目的在城市散步的人挑战了规划者和机构强加的“战略”，因此可能以更真实的方式感受这个城市。请参阅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30] 从理想上说，减少贫困和推动精神的目标可以结合起来。比如曲阜市（孔子的故乡）使用儒家学说的精神吸引文化游客，他们的资金输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与反对这种努力的“商业化”的文化纯洁论者相反，我们相信使用稀缺的资源推广相对贫穷的城市的精神更有合理性，如果它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的话。

[31] 请注意以城市为基础的体育竞争不一定要局限在一个国家内的城市之间：比如，巴塞罗那队和AC米兰队之间的竞争就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这样的竞争发展成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以成为为基础的感情在各自的国家里并不被其他城市的人所分享（相反，以国家为基础的体育竞争有时候可能导致战争，比如在1969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发生的“足球战争”http://libcom.org/library/soccer-war-1969-el-salvador-honduras-kapuscinski).

[32] 请参阅Gerald E. Frug, City Making: Building Communities without Building Wal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 但是，美国城市确实有力量实施发展规范，在那个领域的差别能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拥有相对严格的建筑规范的城市如旧金山和波特兰已经试图限制延伸，因而在2008年房屋陷落后比监管更少的城市如拉斯维加斯和凤凰城受到打击更小些。请参阅Timothy Egan, “Slumburbia,” Opinionator Blog, New York Times, 10 February 2010).

[33] 请参阅 Poul Erik Tojner, Ole Thyssen, Kasper Guldager, and Wilfried Wang, Green Architecture for the Future (Copenhagen: 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9), 46-55.

[34] Peter Hall, Cities of Tomorrow, 3r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2), 230-34.

[35] 这并不是说品牌宣传活动必须讲出完整真理，尤其是如果有问题的联系破坏了推广的精神的话。一个例子“可以从以色列城市埃拉特的营销活动中看出，该市在1990年代在欧洲是这样呈现的“红海上的埃拉特”。这个活动没有提到这个城市位于以色列的事实，它被当时很多人认为是个对游客不安全的城市，由于安全问题。”请参阅Eli Avraham, “Media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an Unfavorable City Image,” Cities 21, no. 6 (December 2004): 477.

[36]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trans. William Weaver (Orlando, FL: Harvest, 1974).

[37] 想了解孟买不同阶层的人的性格的扣人心弦的描述，请参阅 Suketu Mehta, 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 (New York: Vintage, 2004)。该书的几个主要人物只是在电影片段中集中在一起。

[38] 但是请不要忘记为维持你自己的城市的文化特殊性而斗争。

责任编辑：陈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