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与礼的统一：《尚书》的治理

作者：韩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日A06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八日辛丑

           耶稣2015年5月25日

《尚书》中蕴涵着丰富的治理之道的内容，或可以为今天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

马一浮曾经揭示《尚书》为政之旨说, 《书》教之旨,以德为本。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之治就集中体现了“德治”:“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德治有统治者自身修德的问题，所谓“克明俊德”；有协调族人关系问题，所谓“以亲九族”；有协调君民关系问题，所谓“平章百姓”；有协调邦国关系问题，所谓“协和万邦”，等等。《尚书·舜典》提出了直、宽、刚、简“四德”，即正直而不失温和，宽厚而不失原则，刚毅而不失暴虐，清高而不骄傲，是对为政者德性的基本要求。

尧舜禹的“德治”，还体现在“禅让”上。所受禅让的人，需经过四岳的讨论、推举和政绩的考验后，才能践天子位。这就是古史传说时代的禅让制度。“禅让”或“传贤”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对被“禅”或“传”者德行的要求，甚至需要长期的观察和考验。新近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见，在那个时代，德行就是选贤任能的唯一标准，即后来《礼记·曲礼上》所说的“太上贵德”。《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太上谓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时犹淳厚其德，不尚往来之礼，所贵者在于有德，故曰“贵德”也。

到了夏、商时代，统治者是否有“德”或实行“德治”也已经成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之一。《尚书》中一些文献记载了夏商统治者的德政言行。到了西周，出现了的“敬德”、“明德”和“保民”等诸多观念，统治者对德治不但达到了高度的自觉，并且成了政治统治的根本因素，并努力地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王国维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尚书·洪范》提出了“三德”，即治国理民的三个基本原则和方法：正直、刚克、柔克。并解释说：国家安康无事，可采取中正平和的方法，端正人们的曲直和行为；国家局势不稳，民众反抗风起云涌，就必须采取严厉手段进行镇压；对于那些友善和亲近的人，必须制定柔和政策，宽大容和他们。其实这是对《皋陶谟》中“九德”的概括。

西周统治者从商人灭亡中得到教训，认为维持统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召公认为夏商的历史证明，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维持他们的统治是因为他们能够按天命行事，而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他们不“敬德”。与“敬德”密切联系的是“保民”。

关于“保民”的概念周初统治者有不尽相同的说法，《尚书·周书》反复讲“用保乂民”、“用康保民”、“唯民其康乂”，“惠康小民”，还有“裕民”、“民宁”、“恤民”等等。大都是主张君主要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臣民，使民众安居乐业。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封封康叔于殷，在对后者的训诫之词《康诰》中，他告诉康叔在推行德政的同时使用刑罚的方法。公在这篇告辞中，以文王为榜样告诫康叔一定要把“明德慎罚”作为自己处理政务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去统治、分化，怀柔以至于刑事镇压殷遗民，同时强调“慎罚”体现了“明德”，就是其内容之一。

在周公的倡导下，以德治民，慎重刑罚，成为西周政治统治的一个恒常话题，这一政治理念正是古典儒学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的滥觞，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多为在这一基础上的发挥。

“德治”的具体要求，实质上是要求各级贵族自觉地以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此类道德行为规范若加以制度化，便是所谓“礼制”了。王国维曾指出礼制与德治、礼治与刑法既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徐复观说：“因为德治是一种内发的政治，于是人与人之间不重在从外面的相互关系上去加以制限，而重在因人自性之所固有而加以诱导熏陶，使其能自反自觉，以尽人的义务。法重在外制，而礼则来自内发，因此德治所凭藉以为治的工具，当然重礼而不重法。”

德治思想是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而礼乐制度实在又是西周政治制度的主体。德治思想是周人在制礼作乐过程中总结夏殷历史经验教训抽象和升华出的精神价值因素，而礼乐则是德治思想在制度、仪节层面的体现。西周礼乐制度与德治思想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济的关系。还有学者指出：德为礼赖以维持和付诸实行的力量和前提，礼则是以德为政的保证。如果没有礼，也就是没有作为规范性质的由国家机关制定并强制执行的礼去协调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转，周初的德治政治只能是一句话空话。德治是走向礼治的开端，礼治是实现德治的动力。周公制礼，运用礼治的力量来求德治，完成了德治与礼治的统一。德是礼的内容和灵魂，礼是德的表现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德治与礼治的统一，正是西周政治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