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从难“朋友”考

作者：任文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廿日甲申

           耶稣2015年5月8日

内容提要：何心隐的“讲学”生涯，多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何心隐亦以讲学活动多有所遭际，并最终被逮而死于狱中，其弟子朋友身赴心隐之难者是大有其人的，唯以文献缺如，其人其事多已无闻。本文尝试稽考相关史料，钩沉索隐，以期对此一段曾存在于天壤之间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所述。

关键字：何心隐 泰州学派 侠 儒家

本文所考之对象虽云“朋友”，实多系何心隐弟子，只是依心隐之用语而谓之为“朋友”。李贽尝借“病心隐者”之言而论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2]今人亦或谓何心隐藉此以打破古代社会的伦常关系。以笔者所见，何心隐所言之“朋友”非五伦之中的“朋友”关系，而是超越于世俗社会“五伦”之上的新的宗教伦理关系。其人不以世俗社会之“身”、“家”为寄归，而归宗于孔子，以“天”下为其“身”、其“家”之所寄所归处。何心隐即是构建此一宗教伦理关系的践履者，此践履之核心在于“讲学”。心隐“讲学”半天下，因“讲学”所聚之“朋友”亦不在少数，然其人于今日多已湮没无考。本文所稽考的对象，则克就于从心隐之难之“朋友”。

何心隐生平因“讲学”事多有遭际，“避遭”是其一生中“讲学”之外的另一主旋律，“护持”[3]心隐得以“避遭”者不乏其人，其中从其难而死者亦不乏其人。何心隐曾遭严嵩之“毒”，据耿定向，其时即有从心隐难而死者：“既冏丞丧归，狂（指何心隐——笔者注）附舟还。过白下，以刺投何少司寇。何公故前为脱难者，嗛狂刺不恭，麾之不见。狂遂遯，巡城台史捕逮其徒董姓者，甘心杖毙以卫狂。狂乃得潜，依钱主政游闽粤间。”[4]唯耿定向此处叙述略嫌简略，其前因后果亦交待得不够清晰。大意而言，则为程学颜病死京师，舟载其榇而还，何心隐亦附其舟离开京师。至南京以名刺谒何迁，何迁以其名刺不恭，挥而不见。心隐逃遁，其董姓之徒为巡城御史所逮，甘心毙于杖下以护卫心隐，使其得以逃脱。以叙事而言，不明心隐何以欲逃，巡城御史何以要逮捕心隐。因前此何迁仅止“麾而不见”，逮心隐事似不宜归诸何迁。故此我们仍将其事归因于被严嵩之“毒”。惟殉心隐此难而死者，唯留存一“董”姓，其人已不可考见。亦以耿定向叙事之蹊跷，难辨其真伪。

“护持”心隐得避严嵩之“毒”者尚多，其较著者为钱同文、罗汝芳，其人亦为人所熟知，兹不赘。据何心隐自言，心隐遭逢严嵩之“毒”，仅孝感一地于其“避遭”足以成就一代“故事”者尚不乏其人，[5]然其人其事均已杳然无闻。其有朕迹可寻者，则为何心隐末年之死于狱事，殉心隐之难者尚有迹可寻。且看何心隐自身之叙事：

今年如此而避，又不觉如此而遭者矣。如之何？如之何？闻孝感为我而避者有数十，惟未如径泉随我避之远也。又闻为我而遭者有十数，亦惟未如径泉先我遭之甚也。不忍言，不忍言。[6]

据其所言，则何心隐之被逮，于孝感一地牵连甚广。因心隐而逃而避者“有数十人”，因心隐而“遭”而被逮者亦有十数人，其人其事亦已不可考见，惟留一“径泉”之字或号透露些许信息。据《遗言孝感》之下文，此“径泉”非徒先于心隐而“遭”，且先于心隐而“遭”而死，故而《遗言》请孝感之人将自己同“径泉”与程学颜“合为一坟”葬于孝感。疑此“径泉”即为焦茗，乃程学博之表兄，“径泉”或即焦茗之字。而何心隐“惟未如径泉随我避之远也”一句，则可以确定径泉应即焦茗其人了。

其事可追溯到万历四年（1576）丙子七月，何心隐被以“大盗犯”名义缉于孝感。程学博亲弟听闻风声后，逼心隐登舟长往，出湖广境，后以其欲返乡“应试”，而转托表兄焦茗送心隐至泰州投奔程学博。程学博此后致书湖广两院、各道为心隐辩白，心隐自度事势危迫，决计归葬父母，而后拼身自辩于朝。万历五年（1577）丁丑七月，何心隐归永丰葬父母，焦茗亦相随。至十月，筑坟甫毕，“茗父又领德安府票来缉其子，并缉汝元”，[7]此次何心隐亦再度逃脱，“栖栖走徽州祁门”。焦茗从孝感随心隐避地泰州，避地永丰，《遗言》所谓“未如径泉随我避之远也”，庶几可以当之。

心隐叙焦茗事至焦茗之父领德安府票缉拿其子及心隐而止，综合《遗言》可知，焦茗被逮（“先我遭”），且很可能即死于被逮（“先我遭之甚也，不忍言，不忍言”）。焦茗之被逮，何心隐虽未言在何时何地，然很可能即为此次被其父以德安府票而缉拿于永丰。[8]否则，何心隐可避于所缉，焦茗亦可避于所缉，既已避矣，其后亦无明知自己在被缉之列，再自投罗网之理。然何以焦茗被缉，心隐得避，其间必有一段“故事”，然其事已非吾人所可知。以常情测之，焦茗既闻领票缉者为其父，逃无可逃矣，遂使心隐逃遁，而自身就逮于其父。后竟死于被逮，而成殉心隐之难而死者之一人，其间故事，可留与小说家、传奇者陈说。

心隐于《遗言》中嘱以合葬之人尚有一“德崇”，其人其事均已无从知晓，是否亦殉何心隐之难而死者则不得而知了。留此一字号，备他日之考。从相关史料可知，何心隐死后多年，终与程学颜合葬一处，与他们葬在一起的还有一人，非焦径泉亦非“德崇”。据《孝感县志》程学颜本传，程学颜“葬洪乐乡东里黄家山，与梁夫山、周明所合茔。”[9]此周明所即周复，《梁夫山遗集》附有其传，兹录之于下：

周复字明所，三都霞山人，儒而侠。明嘉靖中以布衣上书请建储，世宗不悦，目为野人，复因以野人称。已而师梁汝元，读书匡庐山。

初，张居正为司业，闻汝元名，往与语，不合，拂衣出，目摄汝元曰：“是欲飞不得者。”汝元谓此人他日能杀我。及张柄国，汝元游京师，屡私议张。其党诬汝元交通妖人曾光，笞杀之，肆尸都市。复走抱尸，大哭，守卒呵挞不能止。会张出，仪卫甚严，复犯前驱，声汝元冤，且[訁复]张，左右梃箠交下，断肋盭颈，辞益厉，于怀中搜得所上封事。张怒，下之狱。既而曰：“义士也。”出之。许敛汝元。复鬻衣装，备槥车，跣足三千里，至孝感，葬之程氏山，守庐三年。又师顾桂岩于蕲，几二十载。一日，忽归，其妻尚在也，命妇子行觞慰劳。酒酣，起曰：“吾久客归，何哉？欲与汝曹一诀耳。丈夫生世，必死儿女子手耶？”旋去，至孝感，指汝元墓，谓其子小明曰：“我死，启阡以我祔。”数日，示微疾卒，年八十四。[10]

初见此传，以其叙事多于史无徵，以为纯然小说家之言，未以为意。然于《孝感县志》见与程学颜、何心隐合于一茔者尚有“周明所”之名，则知其不尽为小说家之言。然此传中所言其与何心隐、张居正事多与史实不合，如何心隐实被逮于祁门，转解至武昌狱中而死，非逮于京师死于京师。如此则周复之抱尸大哭与张江陵遭际事，当无其可能性。然其叙事之寥寥数语，人物刻画生动、形象饱满，不失为小说、传奇中之佳品。谓其事有不尽出于小说家言者，除祔心隐之墓外，其他叙事尚有朕迹可寻者。如传中称周明所此后师事顾桂岩几二十年，顾桂岩即顾阙，黄州府蕲州县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福建副使，“年仅三十九，决意告归，里居四十七年”，与其兄顾问（号日岩）均以讲学名家。顾桂岩“治经，尤精《诗》《易》”[11]。据其孙清初顾景星所记，从其祖父顾桂岩游者“多颜、何弟子”，[12]则可知颜山农、何心隐门下从顾桂岩游者，当不止周明所一人。顾景星为其祖顾桂岩立传，所附《桂岩公诸客传》有周复之传[13]，叙事与前引《何心隐集》所附几全同，唯谓周复“字明明”，为“江西金溪”人。所载周复收何心隐骸骨事亦同，唯其事兼及吕光午，谓“复与吕光午鬻衣裯，备槥车，跣足三千里，至孝感，葬程氏山”。此外尚载有嘱其子小明将其与乃师合葬时的一段话：“昔梁鸿死，皋伯通为葬之要离冢傍，曰：‘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可令相近。’况我亲事夫子，我死，破夫子墓入我。” 并录有其在顾桂岩门下时所作一诗：“锄山饥了捧脐摩，放下锄头漫漫歌。新地坦平茅草少，旧山磊落石头多。”颇足彰其人之精神气质。云从龙，风从虎，顾桂岩之讲学与泰州颜何一脉相较如何已难考究，[14]然其尚义轻财，则有与颜何同者。耿定向与顾桂岩为同郡人，曾与其有书信往还，叙及顾氏一事：

近谂桂岩倾家赀产不盈数百金，计筑堤工费几万锾矣，乃欲不烦官府，不劳民力，而独任其成，无惑夫乡人之姗笑，以我桂岩为愚公也。[15]

准此可知，顾桂岩曾因家乡水患，意欲筑堤，且欲不烦官府、不劳民力，不惜倾家财以独任其成。亦可见顾氏行事之一斑。以上围绕《周复传》相关叙事，略有所考。以周明所祔葬心隐墓事可以推知，明所之于心隐，其间亦当有一段可歌可泣之“故事”，然其“故事”已不可详考。

心隐死后为其收尸者见于传奇中尚另有一人，即前面提到的与周复共收心隐骸骨之吕光午。清人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录有陈士业《答张谪宿书》言及其事：

弟又闻心隐之门人有吕光午者，浙之大侠也，其人与文之奇，不减心隐。心隐尝以金数千畀光午。光午携蒯缑，衣短后之衣，挟健儿数辈，放浪江湖，穷九塞，历郡邑，所至凡缁衣皇冠与夫商贾驵侩、傭夫厮养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备一节之用，擅一得之长者，皆籍记而周旋之。以故心隐所识奇士，尽于海宇。心隐死，陈尸道旁，有二人犯相国之怒，仰天大哭，收其遗骸，为之掩葬者，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颇有传其乡否？[16]

陈士业所述吕光午之行事甚为诡异，且与出于王世贞者甚为相类，颇疑其出于杜撰，王世贞言：“有吕光者，力敌百夫，相与为死友。……吕光又多游蛮中，以兵法教其酋长。稍稍闻江陵。……”[17]此吕光即吕光午之讹。[18]然稽考相关资料，吕光午确有其人，且确为何心隐门人。其人乃浙江新昌县人，《新昌县志》载其事颇详，兹录于下：

吕光午，号四峰。为人倜傥不羁，有膂力，善诗文，工真草，兼苏黄笔法，更善画。喜谈兵，黯韬略。与徐文长、杨秘图诸名公游。嘉靖倭乱，督抚胡梅林养僧兵于杭州之禅寺，与少年入寺，僧兵谑之。公怒，击五百人，皆流血被面。文长诗曰“幕府厅前脚打人，夜报不周崩一壁”是也。又倭攻桐乡急，午踰城击倭，解其围。文长诗云“当时桐乡之围无吕君，却是雎阳少南八”是也。又督学阮公鹗困桐乡，午单骑破围，杀倭数百救出。阮公欲官之，不可，遂赠米五百石，使入太学。尽散所知穷乏者，空橐而归。其击倭时，每即倭酋长腰夺其宝刀。文长诗云“杀倭之首取腰下，赠我宝刀人一口”是也。万历初年，关白犯朝鲜，下诏聘天下谙将略者七人，午居第二，辞不赴召。张江陵诛何心隐（嘉隆间大侠——原注），尸于朝天门，卫以羽林数千。月下有二人负其尸以去，午仗剑殿其后，人莫敢仰视。张大复《笔谈》载其事。（由原《武功传》增节——原注。）[19]

《县志》谓吕光午与徐渭游，并引徐渭诗以证其相关行事。所引之诗均出自徐渭《正宾以日本刀见赠，歌以答之》一诗，[20]正宾或为吕光午之字。徐渭诗中所咏之事主要是吕光午参与倭寇围桐乡之战事，并比之于“安史之乱”时唐大将张巡、南霁云（即南八）。徐渭另有《赠吕正宾长篇》[21]一诗，所咏为“倭奴夜进金山口”、“独携大胆出吴关”之事，当为吕光午所参与的另一次抗倭战事。《新昌县志》本传所云“张大复《笔谈》载其事”，见于张大复《闻燕斋笔谈》卷三《吕光午斗僧兵事》，所述斗僧兵事与《县志》所载颇异，录之如下：

浙人吕光午号思峰，从何心隐游。心隐以金数千使走四方，阴求天下奇士。少为诸生，读书杭州招庆寺，与一少年相友善。时阮抚使养练僧兵，少年为兵所侮，吕居间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吕輙与斗，击伤七十三人。群兵走诉抚台，使者大怒曰，“吾为朝廷养兵，何物竖儒，敢拜乃公事？”吕岸帻罗衫，长揖阶下，徐曰：“明府过矣。一书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伎安在而称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辈何为也？”阮色解，遂罢僧兵。[22]

中云吕光午号“思峰”，或为“四峰”之讹。此将僧兵事归诸阮鹗，《新昌县志》则归诸胡宗宪，未审孰是。然所云“击伤七十三人”，较《新昌县志》之“击五百人，皆流血披面”，揆诸情理，似更为可信。传奇者或有夸大其辞处，然其事未必无之，徐渭诗中惟以“脚打人”称其事，然“夜报不周崩一壁”，比之于蚩尤之触不周山，则其场面亦当甚为壮烈。张大复《笔谈》尚载有二事，其一为一海上大盗被捕，吕光午以其“习于水战”而为之惋惜。其二则亦为一盗被逮之事，吕光午因其多力而欲劫狱救之，因被官府预先扑杀而不果，“吕大恨，以为失人”。相关叙事类小说家之口吻，难以采信，《笔谈》叙之，以为其开篇所言“心隐以金数千使走四方，阴求天下奇士”张本。

《新昌县志》惟道吕光午为何心隐收尸事，不言其为何心隐门人，然谓吕为心隐门人，当属可信。心隐曾因于永丰家中入狱遣戍，为胡宗宪召至幕府，二人或以同在胡宗宪幕府（徐渭亦曾在胡宗宪幕府）而相识，未可知也。《黄州府志》于黄安县之“流寓”亦载吕四峰其人：

吕四峰，失其名，福建诸生，有文武才。应试日，值海贼至，当事启院出之。四峰拔樯桿并掀举甃岸石击贼舟，应手弊碎，贼遁。仍入闱终试。师事江西梁汝元（一作了元——原注）唯谨。来楚，主黄安吴氏。庭有老桧，蠹孔九，四峰手弓注矢，次第毕贯。又于壁间大书所为《春日郊行》诗，淋漓飞动。闻汝元死，乃去。[23]

此吕四峰当即吕光午，谓其为“福建诸生”则误。以上为笔者所见与吕光午有关联的相关史料之叙事，现略析其为心隐收尸事。陈士业谓当时犯相国之怒为心隐收尸者有二人，吕光午居其一，张大复则谓吕光午是为收心隐尸之二人仗剑断后者，连类于前所言周明所事，此事似颇有眉目。张大复之叙此事，亦归在京师，前已指其讹。而何心隐最终得收骸骨祔葬孝感程学颜墓，则远在心隐死后四年，其徒胡时和托于耿定向而得遂。然传奇虽叙事诞妄，所叙者当非无因而至者，疑心隐命丧武昌后，其门弟子似周复、吕光午者颇为收其骸骨而有所为，或未成功，因而迟至四年后终由胡时和毕其事。此非出于吾人臆断，顾宪成于《重刻怀师录题辞》中如此说：

比其（何心隐）死也，人皆冤之。为之徒者，且相与捐身以赴之，至冒鼎镬，蹈白刃而不恤。[24]

顾宪成谓心隐死后，其徒“相与捐身以赴之，至冒鼎镬，蹈白刃而不恤”，则心隐门徒中类于传奇中所述周明所、吕午光之事者当不乏其人。《怀师录》为何心隐门徒杨坦所编，《孝感县志》载其人其事：

杨坦，字夷思，号素书。为人意气伉爽，讲论高严。幼从族兄大悟攻举子业，长闻良知之学，乃弃，不复事。遍游吴越燕赵，至永丰见梁夫山，遂下拜称弟子，朝夕侍讲，寒暑不辍。归而母卒，坦痛伤哀号，结庐墓侧，三年如一日。瘠田十余亩，以其半为始祖祭田，余膳继母，承欢顺旨，如所出，诸继弟皆训以学。及夫山遭诬死楚城，坦犯难白冤，求葬孝邑。海内名人巨公高其义，歌咏而纪载之，合为《怀师录》。……[25]

准此可知，杨坦亦为为其师“犯难白冤”之一人，惜乎《怀师录》不传，相关叙事已不可见。从心隐之难者尚有一人值得一提，此人乃泰州鼻祖心斋之孙王之垣，与直接置何心隐于死地的湖广巡抚王之垣同名同姓。袁承业编《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载其人其事如下：

王之垣，原名士蒙，字得师，号印心。岁贡生。东堧子，心斋孙也。赋性耿介，制行端方，克绍家学，笃于伦纪。师仲父东厓。娶陈氏，目双瞽，陈欲为立妾，先生力辞之。未几，生子元鼎。陈早卒，鳏居二十四年，题其寝室曰，松作正人，不妨霜雪；莲为君子，亦自污泥。遂终不娶。尝游闽越吴楚之间，访先人讲学之迹，每于学谊，无不友善。永丰何心隐，即梁汝元，尝以正言责江陵，以术去严嵩。后江陵当国，仇视吉安人，故迁怒心隐，令楚抚捕之。时心隐讲学孝感，先生适过其门。楚抚未获心隐，大索不已。先生挺身就捕者曰，吾愿代之。既心隐闻信，犇易之。后心隐冤死狱中，先生为之营葬，痛愤次骨，遂终身不复出。……著有《印心行概》、《性鉴摘要》行世，今佚。寿七十，卒万历三十八年六月也。友人私谥曰孝义先生。[26]

准此可知，王之垣乃心斋长子王衣（号东堧）之子，师从心斋次子王襞（号东厓）。观其行事，颇得心斋遗风。就中所述何心隐之事而言，则万历四年（1576）丙子七月何心隐初被缉于孝感时，王之垣适在其地，且愿以身“代之”。心隐死后，王之垣亦为“营葬”之一人，且竟因“痛愤”于何心隐之死而“终身不复出”，亦可见二人情谊之一斑。惟以史料阙如，其间之曲折已不可知。

前所述从何心隐之难之数人，或多传奇色彩，或史料阙如。然从心隐之难之事尚有彰彰明甚，不资于传奇者，足以如心隐所言“成一代故事”者，其人即为胡时和。胡时和其人，未见相关史料有为其传记者。其称则有胡时和、胡子介、胡少庚，其名当为胡时和，子介或其字，少庚或其号。其兄为胡时中而以子贞为字、号环溪者。除姓氏字号外，可知者唯其为徽州祁门人，为何心隐门人，其他关于其身世者未详。何心隐于万历五年丁丑十月被追捕于永丰家中而脱逃，辗转至次年二月，逃至祁门胡时和家中，直至己卯三月被逮，有一年多的时间始终居于胡时和家中。心隐被逮，胡时和亦牵连被逮，心隐叙其被逮后情形如下：

求免而不得免，又必百计以求必免之必得者，人情恒情也。惟汉有皇甫规，耻不与党人，是不求免，出于恒情外，而表表于汉者一人也。又惟宋有蔡元定，见晦庵被宋相王淮及韩侘胄毒，则自度必在所不免，是亦不求免，出于恒情外，表表于宋者又一人也。

今胡时和在姚父母台下哀哀求送元竟抵江西，竟抵湖广，而不有一毫求免情溢于哀哀表表。始而姚父母不允，继而允，又既而顾父母既惜元不有一骨肉于朝夕，又惜和不有死状而同死于冤毒，乃又委曲差人押和，限期限界，为两全不求免而自有所可免焉者也。此诚姚父母、顾父母推邻邑邻父母乎元以子民情也，此诚又推本邑父母乎和以子民情也。第元一朝一夕，不有和共朝夕，则元必死于朝夕矣。而和亦必于元不朝夕共，必亦于朝夕死矣。不又负姚父母、顾父母委曲于两全恩耶？或者和为元写完《原学原讲》一册，及预写沿途欲欲上书，而多得完写，以备以便沿途书之上，则元则和亦不容不割情不朝夕共，以副期之限、界之限以免违限罪也。况此违限罪亦非敢冒枉法罪也。亦惟欲效汉人、宋人，出于恒情罪也。伏惟姚父母、顾父母体情宥罪，又为一汉代、一宋代故事，而故事于今代，幸万幸万。[27]

由此书可知，胡时和于自身之牵连被逮，泰然处之，迥异常情，不求幸免，所求者惟当道允其护送其师解赴江西、湖广。当道初允其请，后决定另差人单独押解胡时和限期离祁门。心隐此书即为此而发，并谓二人不由一日共朝夕，则旦夕且死矣。并将胡时和之于自身比作汉皇甫规之于党人、宋蔡元定之于朱熹，请求当道成就今日一汉代、宋代故事。何心隐之请或得允，故《县志本传》谓“汝元既遭捕，其徒祁门胡时和随侍数千里”[28]，而何心隐沿途所上书乃至《原学原讲》一文得以流传于世，当亦缘于胡时和其人。胡时和后来何时乃至如何脱于狱，今日已不得而知。然心隐死于武昌狱中时，胡时和当已脱于狱，故再因“哭于市”而被逮，因当时督学湖广的邓学曾之力救而得以幸免：

宪臣阿江陵意，报布衣何心隐，隐门人胡生者哭之市，并置之法。学曾视臬篆，展牍恚曰：“杀人媚人。”立出之。[29]

此中称胡时和为“胡生”，则其身份当亦为诸生。胡时和再度进入我们的视野，则为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冬“始”得请收何心隐骸骨之时了。遵其师遗言祔葬于程学颜墓后，胡时和旋即死去。程学博于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季春云“乃少庚亦死矣”[30]，其死依耿定力之言，则为“殉难以死”——“从心隐遊者以千百计，独仲子殉难以死”，并称之为“千古义士”[31]，耿定向旌表其家为“奕世殉义”。[32]

胡氏与何心隐之一代故事并未因胡时和之死而告终，胡时和之兄胡时中此后为最终成就其弟“师友之义”，不辞奔走于吴、楚之间，为何心隐之“葬、祀、继嗣”计虑。[33]程学博于甲申季春曾遇胡时中于孝感家中，是时，胡时中“将之梁氏”，[34]当系为何心隐身后事奔忙。胡时中奔忙之情形亦为李贽所见，赠之以诗云：“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35]，此诗题作《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诗中亦言“师弟恩情重”，则胡时中或亦何心隐弟子。然此或出于卓吾之误，依耿定力之言，诗中所为乃成就其弟“师友之义”，则胡时中当非心隐弟子。未审李卓吾、耿定力之言孰是。

以上所述从何心隐难数人，如给其一个准确的定位的话，可谓之亦儒亦侠。其中，吕光午在传奇中直可谓之“大侠”，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其“诸生”的身份。余英时先生曾撰有《侠与中国文化》一文，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侠”文化有精彩的论述。其中亦借何心隐、周复、吕光午等人，指出“‘儒而侠’的人物出现，尤其是晚明社会的一大特色”。[36]而儒生文士之好结交侠士，余先生亦指出其原因为“不满现状而有志于社会活动”。[37]就本文所论何心隐门下从难之士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将这种“社会活动”归结为何心隐所从事的宗教（孔教）建制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侠”之精神与宗教精神一样，都具有较为强烈的超越于世俗社会的特征。只是如本文所述，由于史料的缺如，我们难以看到他们是否曾作为一个“群体”，或怎样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唯尝试勾勒一二点，藉以透露些许消息。

【注释】

[2] 《何心隐论》，《焚书》卷三，页90。中华书局，1975年。

[3] “护持”乃何心隐《面壁》（《何心隐集》卷二，页42-44。中华书局，1960年。）一文中的用语。此文所论虽为达磨面壁事，实借此以喻“讲学”之人必当有其“护持”者。

[4] 《里中三异传》，《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31，页404。

[5] 见《遗言孝感》：“孝感于我昔年避遭故事，已不下汉不下唐，不足言矣，且不下宋伪学。”（《何心隐集》卷四，页76。）此所云“昔年避遭”，即指昔年被严嵩毒之事。

[6] 《遗言孝感》，《何心隐集》卷四，页76。

[7] 以上叙事本于何心隐《上岭北道公祖书》。《何心隐集》卷四，页91。

[8] 何心隐《上湖广王抚院书》云：“而茗父又领德安府票来缉其子并缉梁汝元即何心隐，时则丁丑十月也。汝元与茗相泣相别。”（《何心隐集》卷四，页110。）可知何心隐与蕉茗即分别于永丰被缉之时，或可进一步推论蕉茗即于此时被逮。

[9] 《孝感县志》（清光绪八年刊）卷十五，《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49号，页978。成文出版社，1975年。

[10] 《何心隐集》附录，页139-140。

[11] 以上叙事本诸《黄州府志》（清光绪十年刊）卷十九《人物志·儒林》顾阙本传与顾问本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49号，页674。成文出版社，1976年。

[12]  顾景星《宗远禅院碑》云：“先大夫中岁谒部，得郡判，病足不仕，侍曾大父处林下，所从游多颜、何弟子。”（《白茅堂集》卷三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06，页314。）顾景星为顾阙之孙。

[13] 《白茅堂集》卷四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06，页446。

[14] 顾宪成《赠刘筠桥还楚序》载有与刘筠桥论《易》之相关情况，刘筠桥谓其论《易》有得于顾氏兄弟，于此或可窥顾氏兄弟论学之一斑：“一日，问于先生（指刘筠桥）曰：‘卦者，掛也。象者，像也。爻者，效也。其义云何。’先生曰：‘卦不以扌，离作为也。象不以亻，离形骸也。爻不以攵，离言语也。盖浑然一太极焉。卦加扌，象加亻，爻加文明，学也。由掛忘掛，由像忘像，由效忘效，下学而上达矣。’予起而拜曰：‘微哉，先生之《易》乎，是实启我，是实发我，是实引我、翼我，敬谢先生之教。’先生曰：‘未也，吾之折肱于斯且五十年余矣。往者尝从大顾日岩、小顾桂岩商讨，退而笔之，今亦不省作何物矣。吾姑别子，归卧黄鹤楼下，眼前不覩一俗物，胸中不留一俗肠，庶几其更有进也。当再诣子，了我五十余年公案。’”（《泾皋藏稿》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嘲顾桂岩》，《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31，页138。耿此书题作“嘲顾桂岩”，书中首叙愚公事，然非以愚公嘲顾桂岩，而以愚公进而以禹赞顾氏之行径。然文中实有真嘲顾桂岩处，其比其事于愚公，进而比之于禹后，于文末发此一段议论：“虽然，先师孟子舆氏止掉舌摇吻，未闻一烦胼胝之力，而论者谓与禹同功。今天下载胥溺者，岂独赤东湖水哉。此又区区一念之殷所望于桂岩伯仲者，如何如何。”大抵耿氏之学，甚警惕于“出位”之思，此其议论所主之大端。

[16] 《何心隐集》附录，页138-139。

[17] 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49，页703-704。

[18] 王士祯于《居易录》中曾节略转述其称见于王世贞“朝野异闻录”的相关内容（《居易录》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观其节略转述之文，则知其所本之文当与出于《弇州史料后集》者为同一篇文字，唯记“吕光”之名为“吕光午”。则王士祯所见王世贞之“朝野异闻录”当亦作“吕光午”。然王士祯于《池北偶谈》述心隐事时，亦以“吕光午”讹作“吕光”。（见《池北偶谈》卷十，《何颜伪道学》：“其党吕光者，力敌百夫，相与为死友。又入蛮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长。事闻于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或作“吕光午”，或作“吕光”，略为费解，或仅为传写之讹脱。且依王世贞乃至后来王士祯之相沿所叙者，何心隐被捕的直接原因反因“吕光午”（或“吕光”）“煽惑蛮峒”事而起了。容肇祖与余英时先生或即据此以为王世贞所述之“吕光”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之所述之“曾光”。（见容肇祖：《何心隐及其思想》，载《容肇祖集》页364-266。齐鲁书社，1989年。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载《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页384-385。三联书店，2004年。）笔者没有看出“吕光”、“曾光”在不同叙事中似可归为一人的理由。可以肯定的是何心隐之被定罪，是参入“妖人曾光”案中而定罪的，关于此事，有出于官修之史《明神宗实录》可以为证。（卷九五，页1915-1916上海书店，1990年。《实录》所言与沈德符所言互有详略，知《实录》所本非沈德符之《万历野获编》。二者互参，亦见此事之确凿。）据《实录》等所言“并曾光亦非真也”——“曾光”本非实有其人，乃捏造而出为何心隐定罪之人，未必与“吕光”即“吕光午”有何瓜葛。

[19] 《新昌县志》（民国八年铅印本）卷十二《人物志》之《武功》。《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9号，页1231-1233。成文出版社，1970年。

[20] 《徐文长三集》卷五，《徐渭集》页126。中华书局，1983年。与徐渭往复倡和者尚有一“吕尚宾”，与“吕正宾”当为兄弟。然不知孰兄孰弟。张大复《吕光午斗僧兵事》云：“或曰，吕昆季三人，长曰老山，其人类鬼谷子，次某，善谈兵，思峰其季也。”（《闻燕斋笔谈》卷三，页532。）如此“或曰”之说可信的话，则吕光午（号四峰，《笔谈》讹作思峰）于兄弟三人中居末。与徐渭唱和之吕氏兄弟尚有被其称为“吕山人”者，其人为吕尚宾之兄。徐渭《吕山人诗序》云：“吕山人刻续稿成，使其弟尚宾持送予。”（见《徐文长逸稿》卷十四，《徐渭集》页901。）依《笔谈》所叙，则吕山人为长，尚宾为次，正宾为季。（此据《笔谈》之“或曰”而作一推测。如“或曰”之言不可信的话，亦曾疑及“吕山人”与“正宾”为一人，亦以无他佐证，附识于此。）吕氏兄弟尚武有其渊源所自，徐渭《吕山人诗序》中收有其父“中山翁”《题虎图》诗，中云：“咆哮山谷金波罗，壮士腰间金仆姑。攘臂开颜一笑发，惊看猛手如烹雏。狂湍正闯中原藩，天子取用当天关。胡儿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马俱倾翻。丈夫有才不得试，葛巾空老青林间。”（《徐文长逸稿》卷十四，《徐渭集》页902。）其父之精神气魄可见一斑。

[21] 《徐文长集》卷五，《徐渭集》页113。

[22] 《闻燕斋笔谈》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104，页531-532。

[23] 《黄州府志》（清光绪十年刊）卷二十三，页924。

[24] 《何心隐集》附录，页126。

[25] 《孝感县志》（清光绪八年刊）卷十五，页977。

[26] 《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页86-88。民国元年版《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

[27] 《上祁门姚大尹顾四尹书》，《何心隐集》卷四，页80-81。

[28] 《何心隐集》附录，页126。

[29] 《仁和縣志》卷十七，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30] 程学博：《祭梁夫山先生文》，《何心隐集》附录，页137。

[31] 耿定力：《胡时中义田记》，《何心隐集》附录，页143。耿所云“独”仲子殉难而死，如前所论，并非如此，可考见者尚有焦茗一人。《何心隐集》所附《县志本传》谓“汝元死，时和亦哀痛死”。（页126）“哀痛死”，则胡时和之死或非自杀而死，乃哀痛而死。《县志本传》中所载胡时和死在心隐死后不久，而将收心隐骸骨之事归之其兄则不确，胡时和死在收其师骸骨之后。

[32] 耿定力：《胡时中义田记》，《何心隐集》附录，页141。耿定向所旌表者乃胡时和之父所设义田，然以“奕奕殉义”（“奕世”，意谓累世）称之，当含胡时和之“殉义”。

[33] 耿定力：《胡时中义田记》，《何心隐集》附录，页143。

[34] 程学博：《祭梁夫山先生文》，《何心隐集》附录，页137。

[35] 《焚书》卷六，页237。

[36] 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页384。

[37] 同上，页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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