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道统

——明世宗颁行《敬一箴》等于天下学宫考论

作者：任文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十八日壬午

           耶稣2015年5月6日

内容提要：“道统”是宋明以来儒家士大夫所持，与以君权为代表的权力世界相抗衡的重要观念。明世宗是明代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位君主，本文所考察的是其于大礼议后、贬抑孔庙祀典之前，撰《敬一箴》，注《心箴》与程颐《四箴》，并最终颁行于天下学宫之事。借此过程，以揭示君权与尊奉“道统”的士大夫之间相摩相荡的关系，以及君权是如何以其特有的视角解读儒家“道统”观念的。

关键词：道统 君权 明世宗 敬一箴

儒家“道统”论是宋明儒者所凸显的一个重要观念，就其与以君主爲代表的“治统”关系而言，余英时先生谓“‘治统’的合法性依附于‘道统’”。[1]宋明儒者所述“道统”之传承，亦以孔子爲一临界点，如余先生所论，刘蕺山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臣闻古之帝王，道统与治统合而爲一，故世教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长治久安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统之任……”[2]余英时先生解析朱子之“道统”论时曾指出一个细微的差别，即朱子所述之“道统”，惟指称上古三代圣王合一之统，而孔子以后之传承则以“道学”指称之。余先生如此解析，略有过度诠释之嫌，依笔者所见，朱子论“道统”传承与宋明儒者一般所论是相合的，至于孔子前后之区别，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必以“道统”、“道学”之差异表出之，就朱子之表述而言，亦未必有如余先生所解析的“道统”、“道学”之异。

至于孔子前后“道统”传承之区别及其意义所主，余先生所析则甚爲精当，就孔子之前之“道统”传承而言，朱子“之所以全力构建一个‘内圣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之‘统’，正是为后世儒家批判君权提供精神的凭借。”，就孔子于“治统”外“道统”之独立传承而言（即余先生所解读的朱子所指称之“道学”），“旨在极力抬高‘道学’的精神权威，逼使君权就范。”[3]这两点落实在现实政治中，即体现为儒家士大夫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所谓“尧舜其君”、“皇建其极”。余先生使用的“批判君权”、“逼使君权就范”之语词，“现代”色彩略浓。就儒家士大夫而言，君主是因其位而有其神圣价值的——无论是以“天子”指称之，或宋明儒者继张载而以天之“宗子”指称之，都是君主之位所具有的神圣价值的体现。后世之君主因君德的缺失——刘蕺山所谓“及其衰也”，而不能体现此神圣价值，“尧舜其君”、“皇建其极”只是使君还复君之为君的本来面目，以合于因其位而有的“神圣价值”。故余先生所谓“批判”、“逼使……就范”于士大夫而言即为自然而然的了，如屡爲儒家士大夫所称的孟子所言“责难于君为恭”，明代士大夫经常引述的明太祖所言臣之职分爲“拾君之失，捄君之过，补君之缺”，均为此意。

另需强调一点的是，儒家士大夫“尧舜其君”的政治理想不仅仅停留在理念的层面，同时反映在政治制度建构中，在历史现实中亦发挥了一定的功效。比如，儒家士大夫在与君权之博弈中，使后世君主多能认可“治统”之外孔子所代表的“道统”的独立性，孔庙从祀制度即此制度建构层面的体现。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因无法有效地制约“绝对”的君权，随着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对于“道统”的粗暴干预亦时有发生，而嘉靖时代，即是有明一代此方面之典型。

嘉靖时发生的君权对“道统”粗暴干涉最直接的表现即为发生于嘉靖九年（1530）的孔庙改制，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黄进兴先生的《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4]与《毁像与圣师祭》[5]二文，黄先生谓之爲“人主对‘制度化’道统的挑衅”[6]，是“世宗贬抑儒教象征的一环”[7]，诚为至当不易之论。与此相关联的，尚有同年稍前以郊祀天地为核心的一系列礼制变革。世宗之变更礼制，黄先生谓嘉靖初年之“‘大礼议’有以启之”，亦有一定的道理。嘉靖初之“大礼争议”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虽可多面向加以诠释，然谓之为儒家士大夫与君权的一次正面冲突当不为过，而最终的结果则以君权的全面胜利而告终。[8]“大礼议”对于世宗之影响有二，其一，在“大礼议”“继统”一脉“非天子不议礼”、“独断”之鼓譟声中世宗“圣王”心态的膨胀；其二，世宗欲尊崇“本生”遭致以“继嗣”为代表的大多数廷臣的集体抗争，致使世宗极端仇视动辄以“道统”自居之儒家士大夫，对于士大夫所张扬之“士气”亦极为反感，这种心态贯穿嘉靖朝政治治理之始终。

嘉靖之变更礼制就是其以“圣王”自居的心态集中反映，“制礼作乐”本身即“有德有位”的“圣王”方能作的事情。贬抑孔庙祀典，即爲其仇视儒家士大夫心态的体现，黄进兴谓之“藉改制孔庙，以打压文官集团”[9]，确为不虚。尚有一事比较能够反映世宗的“圣王”心态。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更易考庙“世庙”之名为“献皇帝庙”，其上谕云：“而‘世’之一字，来世或用加宗号”。[10]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预留“世”字为自己身后宗号，故有此改易。“世”之取意，则正在于其更定万世不可易之礼，[11]在世宗心目中，他确实是以“制礼作乐”的“圣王”自居了。嘉靖之“圣王”心态尚表现于嘉靖七年（1528）颁行其所撰《敬一箴》及所注宋儒范浚《心箴》、程颐《四箴》于天下学宫。此事史籍所载不一，试澄清之。

《明史》记其事于嘉靖五年（1526）十月庚午，唯云“颁御制《敬一箴》于学宫”。[12]《明史》所载当本之《明世宗实录》于嘉靖五年（1526）十月庚午条下之记录：

上制《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颐视、听、言、动《四箴》颁赐，大学士费宏等疏谢，因言此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奏请勑工部于翰林院盖亭竖立，以垂永久。仍勑礼部通行两京国学并在所提学官摹刻于府州县学，使天下人士服膺圣训，有所兴起。上命如议行。[13]

然《实录》嘉靖七年（1528）二月庚申尚有一与此相矛盾的记录：

命工部建敬一亭于翰林院，镌御制《敬一箴》、五箴注及谕札四通于石，列置亭中，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儒学一体摹刻立石。先是，上制五箴注示阁臣，大学士张璁请刻之石，杨一清等复请并《敬一箴》建亭刊布，故有是命。[14]

二者所载有两处明显之不同。其一为时间之不同，嘉靖五年（1526）十月之说显爲误载。世宗此三篇文字非作于一时，其中注《心箴》、《四箴》皆在嘉靖六年（1527）。世宗注《心箴》源于听日讲官顾鼎臣解说《心箴》，陆深撰顾鼎臣行状载其事云：“十一月，进讲范浚《心箴》，上特谕内阁云：‘朕因十三日听讲官顾鼎臣解说《心箴》，连日思味，其意甚为正心之助。昨自写一篇，并假为注释。’”[15]据张璁《谕对录》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二十二日奏称：“是月十八日小至之晨，伏承赐内阁范浚《心箴》注一通……”准此可知，世宗听讲《心箴》在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十三日，赐内阁《心箴》注在十八日，作《心箴》注当在此间。张璁对于《心箴注》的处置则是“将御注《心箴》付工部刻石，翻为墨本，布之天下，传之万世。”同时，“复录程颐《四箴》进呈”。[16]世宗很快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完成了对于《四箴》的注释，并告谕张璁，代为“藻润”。[17]此二注既均作于嘉靖六年（1527），自无于嘉靖五年（1526）颁行天下学宫的可能。

世宗之撰著《敬一箴》则早于二注，作于何时无明确记载。考诸相关史料，世宗曾于嘉靖五年（1526）十月颁次《敬一箴》于内阁，阁臣杨一清上表谢恩云：“本月（十月）十八日，伏蒙皇上遣司礼监官赉赐御制《敬一箴》石刻一轴，墨印一轴。”[18]此表未署何年，据末附有“嘉靖五年十一月一日”圣旨的杨一清《爲灾异修行乞恩罢免以谢天谴疏》所云：“近日，御制《敬一箴》颁次臣等。”[19]可知《敬一箴》颁次内阁之确切年月日为嘉靖五年（1526）十月十八日[20]，撰著则当在此前。清乾隆《钦定国子监志》载当时国子监尚留存的“世宗御制敬一箴碑”相关情况云：“嘉靖五年六月二十日立石，有亭曰敬一，碑在亭正中。”[21]疑所云立石之“嘉靖五年六月二十日”录自该碑之落款，而此落款并非立石年月，很可能即为世宗撰著《敬一箴》的时间。[22]

至于颁行《敬一箴》等于天下学宫之年月，当以《实录》所载“嘉靖七年二月庚申”之说为是。张璁《谕对录》所载嘉靖七年（1528）九月二十四日奏疏中有相关记载：

臣谨查照嘉靖七年二月十九日钦奉圣谕内阁云：“卿等昨以朕注五箴请建亭于翰林堂北隙地，用置箴石，已令该部行之。朕复思欲将此亭名为敬一亭，庶可并示将来。其南北直隶及十三省亦各着盖敬一亭一座，以置此箴及《敬一箴》，六篇列于左右分设。非朕自矜，盖为善人之一助耳。……”臣仰覩今日亭成，大势宏丽，制度砻密，中树《敬一箴》，分树圣谕、御注五箴于左右，共为七座。”[23]

此处所言尚透露出《实录》二说之另一重要不同，即《敬一箴》等颁行天下学宫之缘起。《实录》嘉靖五年（1526）所载谓缘起于费宏等阁臣“奏请”之说甚属无据，世宗是年颁次《敬一箴》于内阁时，任首辅者爲费宏，其《奉命看详御制疏》[24]亦载有其事。《实录》云“大学士费宏等疏谢，因言此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奏请勑工部于翰林院盖亭竖立”，其中“此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当取自费宏此疏所云“此乃尧舜禹汤文武传授之心法，唐虞夏商周致治之本源”。然费宏此疏并无奏请颁行天下学宫之事，唯于末云“其中间有简古奥妙、读之未易领会者，则臣等畧加补缀，谨录呈上，伏候圣裁。”观此疏题云“奉命看详御制疏”，则世宗其初之用意亦如其注《心箴》、《四箴》，请臣下“藻润”。

而《实录》嘉靖七年（1528）所载“先是，大学士张璁请刻之石，杨一清等复请并《敬一箴》建亭刊布，故有是命”[25]之说参诸《谕对录》所载，亦并不准确。据《谕对录》，当初内阁（时任首辅为杨一清，故《实录》所称“杨一清等”实即指内阁而言）之动议只是建亭于翰林堂北隙地，以置嘉靖所撰《心箴注》、《四箴注》之刻石，而并未及于世宗之《敬一箴》，增入《敬一箴》、乃至颁行天下，均出自世宗本人之动议，而非出自阁臣。最终诏旨之下达与嘉靖自身之动议略有不同，《实录》所载为“命工部建敬一亭于翰林院，镌御制《敬一箴》、五箴注及谕札四通于石，列置亭中，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儒学一体摹刻立石”。此当为由内阁票拟的最终之正式诏旨，张璁《请赐书院额名》疏亦载其事：“近奉钦依，行令翰林院、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盖亭立石，摹刻宸翰，以昭圣谟之盛。”[26]《实录》记张璁请赐书院额名于三月初，[27]可知二月十九日世宗动议后不久，内阁即具体落实世宗之动议，而正式拟定诏旨。

敬一亭之最终规制，亦与世宗之动议有不同，张璁所云“中树《敬一箴》，分树圣谕、御注五箴于左右，共为七座”，参诸清乾隆《钦定国子监志》则具体情况如此：“《敬一箴》居中，左为圣谕，右为《心箴》，又左为《视箴》，又右为《听箴》，又再左为《言箴》，又再右为《动箴》，皆南向。”所云“圣谕”即《实录》所谓“谕札四通”，乃世宗注《心箴》、《四箴》成，颁次内阁时之圣谕。[28]增入圣谕未必有何用意，既以《敬一箴》居中，余五箴分列左右，爲平衡计而增入圣谕。

以上所论为《敬一箴》等之撰述至颁行天下学宫的大致情形。以阁臣动议建亭立石之初，惟及《心箴》注、《四箴》注，勿论其动机如何，仅以其形式而论，则先儒、先贤作箴，而世宗注之，或爲师，或爲君，多少尚可解读出如此之意味。从前引圣谕谓“已令该部行之”可知，阁臣此项动议已准旨令工部施行，然世宗细忖此事，或亦咀嚼出如此意味，故有一并立《敬一箴》碑之事。世宗此谕表达得颇为委婉，然其用意则很清楚。如虽云《敬一箴》与“五箴”“六篇列于左右分设”，然既已云“欲将此亭名为敬一亭”，则此“用置箴石”之亭所置者自以《敬一箴》为主，而先儒、先贤所撰反成《敬一箴》之陪衬。阁臣后拟定规制中树《敬一箴》，分树“五箴”注于左右，可谓善体上心了。在世宗心目中，自己不仅代表了“治统”之所在，且亦为“道统”之所在。此非吾人妄臆，世宗于《敬一箴》末即表述了此层意思：

古有盘铭，目接心警。汤敬日跻，一德受命。朕为斯箴，拳拳希圣。庶几汤孙，底于嘉靖。[29]

径以其所作《敬一箴》拟于商汤之盘铭。需提及的是，儒家士大夫对于君主之“希圣”大抵是求之不得的，史家王世贞云：“是时上日事经筵，讲求圣学，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发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30]谓天下因此而“欣然望太平”，所言有不虚处。如邹守益言及嘉靖初年之君德时即云：“皇上初正大统，清明如神，嘉唐虞，乐商周，以昭《敬一》之训。”[31]即举《敬一箴》而盛赞世宗即位初年之“嘉唐虞，乐商周”，而儒家士大夫之“尧舜其君”，亦无不以承传尧舜之“道统”期望于当世人君。然世宗对于儒家士大夫所论圣学、“道统”却有其独特的解读与判释，其《心箴》注末云：

故范氏之作箴，虽是常言，西山真氏特录于《大学衍义》之中，以献时君，宋君虽未能体察，而为后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之哉，呜呼念哉！[32]

在世宗看来，范浚之《心箴》，大抵亦老生常谈，所云“常言”是也。结语之感慨“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之哉，呜呼念哉”亦甚可怪。所谓真德秀之“发扬”，准前可知，则无非“特录于《大学衍义》之中，以献时君”，意谓若无真德秀录于《大学衍义》以献时君（虽不为宋代君主所用，却为后世君主所重），终当默默无闻。所谓“发扬”、“孰能之”之反诘，主语虽为真德秀，实指却为君主。至此，世宗注《心箴》之用意昭然若揭。范浚本非大儒，其所着《心箴》亦不甚闻名，注《心箴》完全出于世宗自主之意愿，其“所嘉慕而味念之”者不在于《心箴》本身，而在于如此一篇“常言”因收入《大学衍义》献于君王方不至于湮没无闻。“呜呼念哉”，此“念哉”则爲告谕臣下“念哉”，尔等所言“圣学”、所张扬之“道统”，若得不到君主之肯认，终难昭彰于世。

注《心箴》为世宗之自主行为，注程颐《四箴》如前所述，则源于张璁之献《四箴》。张璁之献《四箴》或于世宗有箴规意，然世宗因“大礼议”时主“继嗣”之廷臣援引程颐“濮议”以反对世宗追尊本生，而于程颐犹有遗恨。他在将所注《四箴》交与张璁“藻润停当”时如此告谕：

卿前日所录来程氏《四箴》，昨勉强解注。复思之，程氏见道分明，慎敬如此，以教后人，其功至矣。但于濮议之中，未免倒置，力争邪说，诬君夺子，故朕又述数语于末云。[33]

这里所说的“述数语于末”，参诸《明世宗宝训》所载《四箴》注则如此：

斯《四箴》者，作之在于程颐，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辅臣张璁也。颐之作箴，其见道之如此，而动于礼合，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今璁以此言告朕，与夫昔议礼之持正，可谓允蹈之哉。朕罔闻于学，特因是而注释其义，于以嘉璁之忠爱，于以示君子之人。呜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璁也哉。用录此于末云耳。[34]

然颇疑此“述语”已非最初所示张璁之原文了，从表面上看，此中已无直接贬抑程颐之语。世宗以《心箴》注付张璁“藻润”时，张璁未行“藻润”，而直接付工部刻石。对于《四箴》注则不如此，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此后，奏以“臣谨将御注《四箴》熟读详玩，容再录进览，同《心箴》刻布”[35]，并为程颐之“濮议”加以辩解，至十二月二日再奏以“兹不揣妄，更移数字，重录进呈”[36]。则张璁于《四箴》注实有更改，疑所改主要在此“述语”，然最终定稿于世宗则无可疑。

今所见“述语”中“颐之作箴，其见道之如此，而动于礼合，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一段话，“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语意颇爲模糊，参诸嘉靖《蕲州志》所载，此句作“宜朕未之言，君子必知矣夫”[37]，意谓程颐作此箴，见道分明，又能动于礼合，应该即使朕不去申说，君子之人也必然能够知晓的。参诸世宗告谕张璁语，“程氏见道分明，慎敬如此，以教后人，其功至矣。但于《濮议》之中，未免倒置，力争邪说，诬君夺子”，则“述语” 中所谓“见道之如此，而动于礼合”实为正话反说，讥刺之意为多，故而顺承言即便君主不言，作为君子之人也是必然能做到的。此“礼”字当非泛然所言之礼，实即指《濮议》所议之礼。至于“君子必知矣夫”之“君子”，在世宗心目中亦当有特指，即指“大礼议”中引《濮议》以反对世宗尊崇本生的号称“君子”的廷臣，则此语亦爲反诘语。故而紧接着引出张璁，并及其在“大礼议”中之表现。“今璁以此言告朕，与夫昔议礼之持正，可谓允蹈之哉”，谓张璁以其议礼之持正，方是真正做到了践履其道，而不徒停留于“见道”的层面。由此引出其注《四箴》的用意，“于以嘉璁之忠爱，于以示君子之人”，一方面嘉奖张璁，另一方面警示那些号称“君子”之人。并最终得出结论，“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璁”。

以上为我们对于“述语”中隐晦之语意的解读，经辅臣张璁“藻润”后，我们从文字表面已看不到世宗对于程颐之直接贬抑。然世宗对于程颐的遗恨并未消释，次年《明伦大典》修迄，于御撰序中再起波澜，措辞激烈，与辅臣再生龃龉。世宗撰《明伦大典》前序成，经阁臣“重录”，“见删去数字及二三句”，因以责问辅臣，以为所删之字“似仍用之，方得明白”。首辅杨一清回奏云：

《明伦大典》前序先蒙发下，……臣迁谓：“坏礼之司马、程二氏，罪人也”，及“司马光、程颐谬论”等语，但司马、程今古大儒，后世所尊信，不宜抑之太过。况皇上入继大统，与英宗事不同，司马、程氏所论，在宋不为太差，而杨廷和辈乃援之以论今日之事，则大谬矣，须去“谬论”、“罪人”等字。臣璁等亦以为然。……但录之时，不曾将此意明白奏知，此则臣一清之罪也。切谓删去字句似不必用，止照今所录者为宜。[38]

准此可知，世宗于御撰序中称司马光、程颐为“罪人”、所论为“谬论”，遭致谢迁、张璁乃至杨一清等阁臣的一致反对。世宗则视此事甚为严重，见杨一清奏对后如此回应：

但谢迁之言恐非至论。夫司马光、程颐虽是先贤大儒，伊之心未能全其仁耳，终不及孔、孟之圣。司马氏首倡变纲常、隳人伦之说，而程氏中习之，今之廷和、毛澄不过又承习之也。原起是司马、程氏二人之言。迁之意，泥于尊师，近于回护，恐不当如是也。夫天不可欺，朕不必复辩矣，卿其思之。这一场事，今日若不断了，将来恶顽徒必兴毁议，朕实忧也。[39]

世宗于此谕中称程颐等“未能全其仁”，谓谢迁所论“泥于尊师，近于回护”，并必求今日了断此事，以避免后世之人藉此而为“大礼议”翻案。杨一清之再度回奏重申前议，则仍以为“濮议”等所论，与“大礼议”之事不同，强调其为先贤大儒，“罪人”等字宜去。并同时亦有所让步，指出阁臣只是不欲过抑，“未尝以其言为全是”。[40]世宗非但要加罪于“大礼议”中杨廷和、毛澄等臣下，且必欲罪及程颐等先贤大儒，当然是领教了“大礼议”中群臣以“道统”约束君权之力量。余英时先生所谓儒家士大夫借“道统”批判君权，借“道学”之精神权威逼使君权就范，世宗当有其切身的体会，故指斥谢迁“泥于尊师，近于回护”。其内心深知，如不于“道统”根源上翻《濮议》等案，其于“大礼议”中尊崇本生必遭后世“毁议”。经世宗与阁臣之一番往还后，《<明伦大典>前序》正式刊刻时保留了“谬论”之字样，而删除了“罪人”之语，如云“遵师丹、司马光、程颐之缪论”[41]，又如“昔者坏礼之臣，师、司马、程三氏也”[42]。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以杨一清爲首之阁臣所作《进明伦大典表》，此中惟提及师丹、司马光之名，而不及于程颐，云“贵耳贱目，犹循夫师丹、司马之名”。[43]阁臣之所以如此，当以程颐则关乎有宋以来儒家之“道统”传承，师丹、司马光则于此所涉无多。

领教了儒家士大夫所持“道统”之力量的明世宗，一方面对于“道统”有所贬抑，另一方面则自君权之立场出发，对于“道统”提出自己的解读。回到《四箴》注末“述语”，所谓“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璁也哉”，自与《心箴》注末述语所云“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之哉”有相同的意味，若非献与帝王，则其道终不能奏功。此等论调，于世宗并非稀见，其听经筵官讲《大学衍义》时曾赋诗一首，其序云：

呜呼！真西山作此书于宋，若今之以此书致君者非卿等其谁能乎？朕不敏，匪徒知之，实欲行之。尚赖卿等竭诚协躬，则《衍义》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也。[44]

此诗并序亦为“写示内阁者”[45]，此中论调，与上述《四箴》、《心箴》注末述语一般无二。略可注意的是，其中“匪徒知之，实欲行之”一语，实与韩愈《原道》中所述“道统”甚有关联。韩愈于《原道》中所述道之传承谱系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并申之云：“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46]世宗之“匪徒知之，实欲行之”，当即本于《原道》此论而来者，然世宗则于所谓“知之”、“行之”上作文章，以“行之”者实高于“知之”者。对于儒家士大夫耳熟能详的孟子称道“孔子贤于尧舜远矣”，世宗必然是不能认可的，故而于嘉靖九年（1530）贬抑孔庙祀典时有如此说法：

后世之为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于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与之齐也。至我太祖高皇帝，虽道用孔子之道，而圣仁神圣武功文德直与尧舜并，恐有非孔子所可疑（拟）也。[47]

直以明太祖为“恐有非孔子所可拟也”，遑论上古圣王尧舜。终于贬抑孔庙祀典后不久，推出“圣师祭”，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氏、商汤王、周文王，而以周公、孔子居于左右配位。[48]黄进兴先生谓其“又将孔子贬回唐初以‘先师’配享的地位”，[49]确非虚语。在世宗心目中，“圣”也好，“师”也罢，勿论“见道”与否，敢于凌驾于为“君”者之上，那就是乱臣贼子了。

引用书目：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黄进兴：《圣贤与圣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夏燮：《明通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明世宗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陆深：《俨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璁：《谕对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57

杨一清：《杨一清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钦定国子监志》（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蕲州志》（嘉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1962年。

费宏：《费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张璁：《张文忠公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77。

《江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世宗宝训》，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邹守益：《邹守益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杨一清等：《明伦大典》，首都图书馆藏嘉靖七年内府刻本。

韩愈：《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注释】

[1] 《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论》，页18。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 刘宗周：《三申皇极之要疏》，转引自《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论》，页18。

[3] 《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论》，页23。

[4] 载《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页107-138。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5] 载《圣贤与圣徒》，页237-24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页116。

[7] 《圣贤与圣徒》，页238。

[8] 嘉靖初之“大礼议”可参见笔者着《“大礼议”中的王阳明及其弟子们》，未刊稿。

[9] 《圣贤与圣徒》，页242-243。

[10] 夏燮：《明通鉴》卷五十六，页1532。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11] 关于“世”之寓意可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邵经邦讥议礼”条，页46。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2] 《明史》卷十七，页22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3] 《明世宗实录》卷六十九，页1578。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14] 《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五，页1935。

[15] 《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康顾公行状》，《俨山集》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已上引文均见《谕对录》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57，页77。

[17]《谕对录》载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谕张尚书”云：“卿前日所录来程氏《四箴》，昨勉强解注……与今先藻润停当，然后复书示内阁。”（《谕对录》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57，页80。）

[18] 《谢恩表》，《宸翰录》卷一，《杨一清集》，页790。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19] 《宸翰录》卷二，《杨一清集》，页793。

[20] 《实录》“嘉靖五年十月庚午”之误，疑即源于混淆赐《敬一箴》于内阁与颁行天下学宫爲一事。

[21] 《钦定国子监志》（乾隆），卷四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国子监志》亦记录有世宗注《心箴》碑、注《四箴》碑的相关情况，谓皆“嘉靖丁亥勒石”，然嘉靖六年丁亥实非勒石年岁，乃其作注之年。《蕲州志》（嘉靖）录有立石蕲州学宫之相关碑文，《敬一箴》后落款为“嘉靖五年六月二十日”。（《蕲州志》卷九，页8。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1962年。）《心箴注》后无落款，《四箴注》后题款曰“嘉靖丁亥岁季冬越三日注”，（《蕲州志》卷九，页14。）即丁亥十二月三日，明确说明为作注之时间。此时间较之我们前述“十一月二十五日”之时间略晚，或当为经张璁藻润后而最终定稿的时间。

[23] 《谕对录》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57，页140。

[24] 《费宏集》卷六，页2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5] 《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五，页1935。

[26] 《张文忠公集·奏疏》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77，页78。

[27]《实录》载其事之具体时间为三月丙子（《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页1941），是月壬申朔，丙子即三月五日，然张璁上此疏未必即在此日，姑云三月初。

[28] 《江西通志》载清人甘显祖《重修余干县学敬一亭记》云：“余干学宫东偏敬一亭，刻明世宗御制敬一碑，及范氏《心箴》注，程子视听言动《四箴》注，又节奉圣谕辅臣杨一清、谢迁、张璁、翟銮于碑，凡七。”（《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清乾隆《钦定国子监志》云：“圣谕碑字多磨泐，后刻嘉靖六年十一月。”（卷四十七）综此可知，乃嘉靖六年十一月，注此五箴成，颁次内阁之圣谕，是时内阁适爲杨一清、谢迁、张璁、翟銮四人。

[29] 《明世宗宝训》卷三，页257。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30]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辰州虎溪精舍记》，《邹守益集》卷七，页39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32] 《明世宗宝训》卷三，页258。

[33] 《谕对录》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57，页80。

[34] 《明世宗宝训》卷三，页258。

[35] 《谕对录》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57，页80。

[36] 《谕对录》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57，页82。

[37] 《蕲州志》（嘉靖）卷九，页14。

[38] 《论明伦大典前序奏对》，《杨一清集·密谕录》卷二，页930-931。

[39] 《再论明伦大典前序奏对》，《杨一清集·密谕录》卷二，页933。

[40] 《再论明伦大典前序奏对》，《杨一清集·密谕录》卷二，页934。

[41] 《明伦大典》卷首《御制明伦大典序》，页6，首都图书馆藏嘉靖七年内府刻本。

[42] 《明伦大典》卷首《御制明伦大典序》，页6。

[43] 《明伦大典》卷首《进明伦大典表》，页4。

[44] 《听经筵官讲<大学衍义>》，载《杨一清集·宸翰录》卷四，页817。

[45] 《恭和听经筵官讲<大学衍义>诗疏》，《杨一清集·宸翰录》卷四，页818。

[46] 《韩愈全集》文集卷一，页1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47] 明世宗：《正孔子祀典说》，佚名《嘉靖祀典考》卷五，转引自《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页131。

[48] 有关“圣师祭”之详情及其解析参看黄进兴《毁像与圣师祭》，载《圣贤与圣徒》页243-246。

[49] 《圣贤与圣徒》页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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