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土豪与文雅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新产经》2014年第5期

时间：甲午年腊月十六

           西历2015年2月4日

富国强兵是近代以来几代政治文化精英的奋斗梦想。这一梦想经历了惨烈的革命、运动与改革，终于在隐约呈现的“G2”结构中获得某种实现。尤其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的中国表现为依据和分水岭，尽管经济领域仍需要深化改革，但政治与文化精英的聚焦点已经转向了文明论层次，文化保守主义开始以其强势的文明论姿态挤入中国公共思想领域。这里的文化保守主义大体区分为两大脉络：一是以西方古典性为基础的西式文化保守主义，二是以中国古典性为基础的中式文化保守主义。路数虽有不同，但却分享着保守主义的共同特征：第一，强调政治经济体系的文明属性与文明基础，超越简单现代性；第二，强调经典通识教育，通过经典研习培养文明人格；第三，对富强遗产和土豪风气予以道德上的节制，寻求社会的文雅风格与气派。保守主义必然是饱含传统意识和道德寻根热情的，因而与简单现代性基础上的经济自由主义拉开了一定的规范性距离。

就西式文化保守主义及其中国运用而言，甘阳是绕不开的人物。2009年，甘阳先生曾以“富强与文雅”为题在凤凰世纪大讲堂开讲，随后更是以“文明国家”、“通识教育”、“守法伦理”等文化保守主义取向重新树立其文化代言人形象。甘阳先生的期许在于，如此庞大厚重的政治经济体如何获得文明基础和价值支撑。甘阳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仍然受到其在1980年代接引的西方人性论思潮影响，尽管其不断进行反思并试图借助施特劳斯进入西方古典世界。因此，尽管都在讲“文明”和保守主义，但他并未直接标举儒家，更未将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单纯奠基于中国古典性。他主张更深刻地学习西方，尤其是悬隔现代性的浅表结构深入西方的古典层，去了解和理解完整而真实的西方文明，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可靠基础。  
    就中式文化保守主义及其当代运用而言，秋风一样绕不开。2012年底，北航首届知行思想年会的主题被定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最初构思者就是秋风。《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封建卷洋洋180万言，《国史纲目》更是赓续钱穆之学术理想与遗风。更可贵者，他还到处宣讲儒家经义，推动书院实践，尤其是将儒家智慧与时代问题相结合，对儒学公共化有不小的助力。他有一个习惯，每逢辗转讲学，必遍访当地名儒故居。寻“往圣”必为继“绝学”。这其实并非个人特性，而是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普遍取向，这一取向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对儒家的有限接引关系极大。习近平在孔子研究院的一席话被大陆新儒家视为“文明复归”的标志。这里的文明绝非施特劳斯的西方古典性，而是严格的中国古典文明，是被近现代革命与现代性隔断的道统再续。

中西之争已不再是古今之争，而是共同面对现代中国和现代性，齐聚“文明”高端，阐释不同的“文雅”理想与进取路径。然而，与人文知识分子“高大上”的文明理想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改革带来的经济成就烘托出来的不是一个“文雅中国”，而是一个“土豪中国”。在甘阳所谓的“富强”和“文雅”之间横亘着一种纯粹物质主义的“土豪中国”。这种土豪风气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来：国际奢侈品拍卖会、反腐败揭发出的官员奢豪、土豪嫁女、土豪葬礼、高比例的情妇占有率、赌博与吸毒、中国公民旅游行为失范等等。在中国的发展援助层面，也大体是利益至上，挥金如土，但缺乏连贯有效的国际战略和文化哲学，缺乏真正的软实力输出，以至于其国际化成果难以穿透所在国官僚层而达于社会，难以使得中国文明形象在世界各地普遍确立。软实力输出的困难在于我们的经济成就奠立的基础是政治威权、人口红利、环境红利、高级模仿和极度的东方式勤劳，但我们似乎还没有能力系统地表达我们的文明主张，也没有成熟的社会科学来完成中国经验的自我理解。于是我们遇到了1980年代日本式的困境，即经济空前崛起，但不知道如何在文明层面表达自己，甚至还需要外国学者来研究和解释本土现象。

从词源上讲，“土豪”本来源于革命话语体系，是“富强”的对立面，因为革命的目标就是求富强，而在手段上采取的正是“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话语里的“土豪”代表的是一种人身依附性质的封建土地生产关系，土豪与佃农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一度被视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敌人。不过，在革命话语中被污名化的“土豪”，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却可能有着良善的儒家道德，是地方性“绅权”的支柱，是保护地方与基层免遭国家权力专制的重要屏障，是地方祠堂和宗族事务的主持人。在当代大陆新儒家看来，这些人饱受儒家传统教育，是地方自治的根基。今日的“土豪”与“乡土中国”已没有太多关系，他们主要来自“士农工商”的“商”阶层。他们在国家经济改革的大潮中，通过自身努力以及结合各种官方特权、经济原罪而积累起巨量化财富，在道德意识上既没有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也没有儒家所谓的“家族伦理”，有的只是赤裸裸的“经济理性”。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逻辑，土豪阶层弥漫于当代中国的权势网络之中。按照18世纪重农学派的理论原则，有产者是对国家最有责任感的人，是纳税和选举权的唯一真实主体，因为存在着“不动产”作为最可靠的利益联系。重农学派没有预见到两点：第一，以财产为基础的“有产公民”理论最终在民主平等运动中破产；第二，经济全球化和新财富观大大降低了“不动产”的政治责任保障功能。在资本与人员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你看哪个真正的中国土豪没有海外存款和移民安排？哪个真正思考过个人财富成长的乡土因素并在道德上产生持续的回报意识？当然，这并不排除土豪依据依稀存在的儒家“家族伦理”回乡修个路，建个小学，或者资助几名本村大学生，然而这样的回报安排在其个人资产中能占多少，可持续性又如何。

富强不必然带来文雅。贫穷或可涵养乡土道德，但“乡土中国”的乡愁早已被国家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隔断，“田园牧歌”式的简单农业社会道德共同体早已不复存在。当“富强”取代“贫弱”时，“城市”必然取代“农村”而成为权力、道德与财富的中心。卢梭在《科西嘉制宪拟议》中已睿智察觉出资本主义发展对乡土道德的毁灭性后果，从而留恋一种自食其力的、朴素平等的田园农业共同体，这样才能平等、自足而文雅。然而，田园牧歌早已成为空谷绝响。这里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当西方驱动全世界疯狂地按照资本原则重构生活方式时，非西方文明体对乡土性的过度乡愁绝对是一种生存性灾难，唯有模仿西方”富国强兵”并将本国文明传统削弱至一定程度之后，在完成西方式“富强”从而基本解决国族生存危机之后，才有资格回过头来讲求“文雅”。

然而，“土豪中国”是对“文雅”追求的直接否定，是经济优势凌驾于文化价值的典型表现。中国的土豪群体尽管可能背负各种“经济原罪”，也存在产权保护的忧虑，但他们依然可以心安理得，一方面他们可以坦然将原罪责任推给体制，另一方面又确信作为共同受益者的体制力量必然需要继续依赖他们创造财富，不可能大规模卸磨杀驴。他们确信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规范化必然是一个土豪与官员共同“漂白”的过程。中国的土豪群体致富之后忽然对于财富的运用失去了方向：由于普遍缺乏宗教道德信仰，党员身份的伦理内涵又被极度稀释，士绅伦理也显得遥不可追，他们不知道依据什么道德原则来安排巨额财富。这是中国土豪的“社会责任”难题。于是，个人的穷奢极欲和家族性的移民安排便成为土豪风气的经典表现。个人挥霍与家族移民可以是完全合法的个人自由，然而这些财富精英与社会领导者借助这些土豪表现给社会树立的完全是一种负能量形象，诱发的是社会性的“仇富心理”。土豪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没有建立起与其他公民之间的“同胞感”，因此他们对自身财富与产权的安全忧虑不完全针对法治不健全的体制权力，也针对作为“被剥夺者”而持有仇富心理的社会公众。他们固然害怕专制，但已渐然适应，他们更害怕的可能是民主。

于是便会出现一种悖论：改革开放付出了各种艰辛努力和代价造就的这一批土豪纷纷移民海外，改革开放的财富成果最终转化为定居国外的一小部分人的个人资产，各种具有“原罪”追诉性质的法律行动举步维艰。这是最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从人力到金钱。

那么，如何建立土豪与乡土、民众、国家的道德责任纽带呢？如何破解土豪的“社会责任”难题呢？这正是中/西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正式登场的背景与使命。对治“土豪中国”的只能是一个“文雅中国”，只有“文雅”才能超越经济与权力层面而找回人的羞耻感和仁爱精神，才能建立中国经济存量与文明基础、道德价值之间的真实有效的联系，才能将“土豪”转化为新时代的“贵族”。所谓“贵族”，在现代语境中不是身份的世袭，不是财富的炫耀，而是一种优先的文明自觉，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一种勇于承担公共责任并不惜自我牺牲的道德涌现。

当代中国富集着人类几乎所有的思想与制度可能性，无论是经验层还是理想层，我们都既无法“排外”，也无法拒绝“传统”，因为不管是否自觉和意愿，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的本质特征是“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中国已在世界之中。为此，全盘西化论、全盘复古论、左翼激进论概不可取。中国现代文明必须被表述为容纳中西的普遍主义格式，才可能根本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世界历史方向。

面对“土豪中国”的各式粗鄙与丑态，无论是中式还是西式，文化保守主义正确点出了“文雅中国”的主题。对于横亘于“富强”和“文雅”之间的“土豪”鸿沟，当代中国人再次面临严峻的文化创造与更新的挑战，而中国的政治体系需要自觉地配合承担起这一“文化闯关”的任务。如果中国不能“文雅”，改革的全部成果就会被历史无情地稀释，中国梦也就只能在“富强”和“土豪”之间低段位徘徊。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