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慧》批判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十八

           西历2014年11月10日

方东美先生《哲学三慧》一文，勾勒了希腊、欧洲、中国的智慧轮廓，析研三者的同异，不乏卓见，也有偏误，不够中肯，特异议如下，以商榷于“方家”，求教于高明。方先生说：

“中国民族生命之特征可以老（兼指庄，汉以后道家趋入邪道，与老庄关系甚微）、孔（兼指孟荀，汉儒卑卑不足道，宋明学人非纯儒）、墨（简别墨）为代表。老显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理，墨申爱之圣情。贯通老墨得中道厥为孔子。道、元、爱三者虽异而不隔”云。

这段话看低孔子而过誉老、荀、墨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六经之总编，集儒家之大成，应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生命之特征”第一代表，不能置于老子之后。

孔子当然得中道，但孔子之中道，体现于六经，是贯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得，非“贯通老墨”而得也。老子之道、易之元理、爱之圣情当然不隔，但孔老与墨却相隔甚远，孔亦远高于老。老得易经之半，为儒家别子；墨出乎儒而反儒家反常道，为儒家逆子。别子犹可与佛教并列为中华文化两大辅统之一，逆子则自外乎中华精神矣。

荀为儒门外道，亦不足以与孟并列。有儒友叙荀子卫道之功，建议从祀孔庙。东海曰： 荀子有功也有过，倡礼有功，论性有过；尊孔有功，非孟有过。从祀孔庙，或非所宜。荀子虽通外王之学，缺乏内圣之功，唯知习性易恶，不识本性至善，误导世人非浅，导出韩李法家，遗祸中华甚巨，流弊至今未已。又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罪”，如此妄言，非儒者所宜发也。

“汉儒卑卑不足道，宋明学人非纯儒”此言对汉宋明儒都有失公道。西汉之儒重外王，重制度建设；东汉之儒重经学，重气节；宋明理学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阳明为心学之宗师，何尝非纯儒哉。

方先生说：

“前称中国慧体为交响和谐，盖寓言也。实则中国宇宙太和之意境，大方无隅，大公无私，尚同无别，质碍都消，形迹不滞，天地为官，万物成材，至人骋能，一体俱化，巧运不穷，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施于人群，尽属精神之理序，顿显空灵之妙用矣。”

这段话所说的“中國宇宙太和之意境”，实即儒家文化精神。太和概念出自儒经《易经-乾卦》说：“保合大和，乃利贞。”朱熹本义说：“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就宇宙而言为太和，于人类而言即中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但其中“尚同無別”说却属于墨子，很不中国。儒家尚同是尚大同。即使大同，也是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太和意境，太平境界，应是“尚同有別”。

有别无别，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儒家仁爱无疆而有差等，所谓“仁以合同，礼以别异”，合同就是求同，将共性和共同点和合在一起；别异就是把不同区别开来，这是礼制的作用。《礼记·礼运》说：“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孙希旦集解：“嫌者，事之淆杂，礼以别之，而嫌者辨矣。”

即使到了大同太平世，“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类仍然有同有异，需要求同存异，故缺不了礼，有礼必有别。“尚同無別”非中国精神，与太和意境不兼容。

方先生接着说：

“中国历代圣王明君，建国治人，立政教众，必尚中和。自唐尧以降，内之平章百姓，外之协和万邦，皆以允执厥中，保合大和，顺天应人之道本为矩矱。易所垂诫，诗所歌咏，书所诏诰，礼所敷陈，以及春秋之训示，诸子之阐述，莫不以中和建国者为盛德，其故盖可知矣。”

这段话所说的就是儒家文化和政治的特征，所说的易诗书礼春秋都是儒家经典，当然“莫不以中和建國者為盛德”，至于“諸子之闡述”则未必然。比如老子墨子，就不推崇易诗书礼春秋诸经；荀子教出来的韩李法家，更是背道而驰，背“中和建國”之正道而驰，法家所建之国，反儒家，反中和，反中华，极权暴政，邪恶不堪。

方先生对古代中华的文明性认识不足，对历代儒家政治和儒家群体评价过低。他说：

“中国古代为贵族封建社会，民族智慧寄託于六艺，然六艺皆帝王经世之道，其要用只在出治佐治，独为士大夫阶级所专有，庶民不得与焉。坐是之故，学术寄于官府，文化託于少数”云。

又说：“哲学智慧之启迪，本属天才分内事。但在中国古代，贵族藏守学术，秦汉以后，博士垄断学术，是以多数民族天才或因失学而昏盲，或因趋利而灭智，不能专心致志，寻求真理，即有杰特学人，倾心真理，又多丑于惯例，殊殊媛媛，抱持师说，谬袭经生习法，短钉琐屑，不图依据逻辑原理建立精审方法。”

“哲學智慧之啟迪，本屬天才分內事”，当然难以普及大众，非不愿也，固不能也。如此，“學術寄於官府，文化託於少數”就是正常现象。“貴族藏守學術”，是为学术负责；“博士壟斷學術”，并非恶意垄断，都是文化责任使然。“庶民不得與”，是学识智慧问题，并非剥夺了庶民文化教育的权利，隔绝了庶民政治上升的渠道。

自尧舜至明清，历代儒家群体中，正人君子无数，圣贤大儒辈出，作为民族天才、杰特學人和中國哲學家，他们绝不像方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

方先生说：

“中国哲学家之思想向来寄于艺术想像，託于道德修养，只图引归身心，自家受用，时或不免趋于艺术诞妄之说，囿于伦理锢蔽之习，晦昧隐曲，偏私随之。”

作为中國哲學家的正宗，儒家的表现恰恰相反。大学八条目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打成一片，最富有道德精神、政治精神和科学精神，要求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方先生的这番描述，只适合用在一些非儒家的隐士和艺术家身上。

方先生说“民族智慧寄託於六藝”（六艺即六经，是儒家经典），而不说寄托于诸子百家，可见方先生并非不明白中华民族智慧的核心所在，却又将老子放在孔子之前，将老墨与孔子并列为民族智慧的代表，岂非自相矛盾？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