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如何构建

作者： 李书磊（学者，任教于中央党校）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时间：2011年6月21日

我特别关注孔子在唐代的遭际，他作为文化偶像

怎样一步步地确立起来，其间有过哪些故事

科举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是文化、教育、政治的结合点。它首先把意识形态制度化了，让主流价值成为刚性的导向、有了真实的养成过程；同时它又是教育体系、又是官制。社会的几项关键性因素在科举的框架中得到整合，融为一体，为治理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说起来很枯燥，但细读科举史料又饶有趣味。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就记录了唐代科举的许多细节，读来时有会心，时有感慨。我特别关注孔子在唐代的遭际，他作为文化偶像怎样一步步地确立起来，其间有过哪些故事。

不知为何，唐高祖并不特别看好孔子。尊儒是没有问题的，但尊儒并不完全等于尊孔。在开国的第二年高祖下诏祭祀“盛德”，第一位要祭的是周公，其次才是孔子。武德七年高祖亲自到国子监“释奠”，“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在其时的儒家谱系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是最高代表，作为文化人的孔子只占得配享地位。或许在唐高祖的理解中，政统与道统应集于一身，文化实践者要比文化表述者更代表文化，文化实践者是主导，文化表述者只是辅助。这种谱系后面的文化观很值得玩味。唐高祖的诏书说周公“主翊周邦”，“业隆八百”，“丰功茂德，独冠终古”，说孔子只是说他教学搞得不错，再加上“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在这里对孔子的文化遗产只说到编辑工作，对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只字未提，可见那时对孔子的认识很有限。

到了唐太宗执政的第二年，情况改变。名臣房玄龄与国子博士朱子奢联名上书，论证说虽然周公、孔子都是圣人，但学校中的祭奠是从孔子开始的，而且前代也都以孔子为先圣。他们“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太宗批准了他们的方案。如此一来政统与道统分离，两者精神一致而领域有别，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各自发挥功能；道统成了文化人的事业，文化偶像回归于文化人本身。道统有了自己的传承线索，与政权的沿革并行。房朱二人恐怕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一项建议会改写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实际上是重建了中国文明的模式与框架。

唐高宗即位不久，就组织朝中大批优秀学者修订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修订完毕正式颁行天下，作为明经考试的依据。多经孔子之手的“五经”被如此地制度化推广，使尊孔有了很实际的内容。乾封元年，高宗亲至曲阜祭孔，诏书中引了孟子的话：“自生人以来，未有若孔子者也。”这句评价意味深长，不仅把孔子的光环扩张得无以复加，也把道统的地位置于实际政治之上。高宗下令扩建孔庙孔林，强化孔子作为道统象征的意义。在高宗时期，《论语》与《孝经》也已被列为明经习读与考试的经典，使孔子个人的形象更加鲜明、丰富。

而就是在高宗朝内，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上元元年，武上表建议内外百官都读《老子》，并把《老子》作为明经读、考书目。“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唯圣教”：她是说因为老子是李唐的祖先，所以应把《老子》立为“圣教”。武氏如此推重老子或许只是想得到更多的政治资本，并非是她读《老子》有多少心得；但如此一来则使孔子的位置有所动摇，不那么独尊了。《老子》只是武的敲门砖，她当皇帝后果然就“停通《老子道德经》”。不过取缔《老子》也并没有去尊孔，而是“令贡举人习则天所撰《臣轨》”，她树立的是她自己。她自己想要成为道统的化身，规矩全乱了。

唐玄宗李隆基别有情怀。大概是出于对两代皇后乱政的痛恨，他要突出李家，就格外推崇被定为李家祖先的老子。“其《老子》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劝令习读，使知旨要。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一两条策，准数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这是开元二十一年敕文，其损孔益老的态度是鲜明的。开元、天宝年间玄宗不断强化崇老措施，老子在科举、在意识形态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玄宗还爱屋及乌，把与《老子》同调的《庄子》、《文子》、《列子》也定为必读必考的经典。一时间孔子黯然失色。

碰巧的是，就在玄宗把《御注老子》颁行天下的第二个月，安禄山反于范阳。如此晚节不保的皇帝身后也并不太受尊重，他的意识形态政策被不断调整。孔子与儒家经典的主流地位日益恢复、巩固。德宗贞元十二年国子司业裴肃奏：“其《老子》是圣人玄微之言，非经典通明之旨，为举人所习之书，伏恐稍乖本义。”到了被如此质疑的时候，崇老已成为强弩之末。此后孔子越来越不受挑战。偶像的构建过程如此地漫长而曲折，读来让我们对文化的演化多了些觉悟。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