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复兴改变世界文明格局

作者：慕朵生

来源：中国儒教网

时间：2014年5月19日

序  言

３月22日至４月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四国，在发表演讲或举行会谈时，不仅“子曰诗云”征引中国传统经典，而且身着“中华立领”参加国宴，更多次强调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指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自信，表明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愿望。

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日益深入发展，文化愈来愈成为一个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因而也成为各国国家治理和国际竞争的优先战略方向。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梳理中华文化的兴衰荣辱史，既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脉搏，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大体方位和重要价值。

一、中华文化的辉煌历史与深远影响

何为“文化”，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照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说法，“文化就是吾人之生活所依靠一切”。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往不在文化之中，其所创造的各自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百花园”，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就是其中最灿烂、最优美、最富有魅力的花朵之一。考诸中外学者论述，中华文化具有三大显著特征：

其一，历史悠久，连续一贯。比如，梁漱溟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现代新儒家钱穆则说：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一直是“一个人”即中华民族的“长跑”，而西方文化则是“几个人”即多民族的“接力赛”。职是之故，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一直就是温润和涵养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未出现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古希腊”才是西方人“精神故园”的现象。

其二，伦理本位，天人合一。中华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人格化、一元论、宰制性“最高神”的西方式宗教观念比较淡薄，所以会出现梁漱溟说“以道德代宗教”，现代新儒家冯友兰说“以哲学代宗教”，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说“以美育代宗教”，而英国哲学家罗素则说：中华文化“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但是，中华文化亦有其宗教性关怀，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宇宙和谐，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职是之故，中华文化在自身以及与外部，向无“诸神之争”即宗教冲突，同时缺乏征服自然的强烈冲动，从未造成人与自然的巨大紧张。

其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中华文化向来强调“仁者爱人”、“协和万邦”，坚持“止戈为武”、“兼爱非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培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性格和传统，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在“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文化的世界帝国”。职是之故，中国虽然一直是东亚地区体量最大的国家，但从来就不是东亚地区的霸权中心和战争中心，而是礼乐中心和文化中心。

历史上，中华文化既将中华民族抟成一个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又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一统国家，并使中国在领土、种族、政权等现代国家要素的基础上，复又成为一个依靠文化和价值共识凝聚起来的独特国家，即“文化中国”。香港学者金耀基指出：“古代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有一种独特的文明秩序。”

同时，中华文化从来就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开放和包容的。一方面，中华文化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显示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形成了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历史传统。如汉唐时期吸收佛教文化、西域文化，宋明时期包容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近代以来接纳耶教（俗称基督教）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佛、道文化为两翼，以其他外来文化为辅助的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格局——这同样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还很早就辐射至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塑造了一个包括朝鲜、琉球（今冲绳群岛）、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在内的“东亚儒家（筷子、汉字）文化圈”，形成了古代世界史上非常独特的“东亚秩序”。韩国学者白永瑞指出，“东亚秩序”以和平为主要特征，以贸易为重要目的，以礼仪为交往准则，而日本学者西屿定生也指出，“东亚秩序”乃以汉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统四大支柱为基础，绝非欧美学界所理解的以中国为权力中心、具有等级特色的“东亚朝贡秩序”或“中华帝国秩序”。（详见《中华文化塑造东亚文化共同体》）

此外，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华文化就与西方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四大发明”就是借助著名的“丝绸之路”传播至西方世界的，其中指南针使世界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造纸术和印刷术推动欧洲学术繁荣与思想传播，火药帮助欧洲各国军事崛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说：“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因而也确定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详见《中华文化推动欧洲现代文明进程》）

中华文化改变世界发展进程还体现在思想观念层面。从13世纪意大利冒险家马可·波罗开始，西方人就不断涌入中国，或旅游，或经商，或传教，并将见闻心得和中华文化带回欧洲，在西方掀起了长达400年之久的“中国热”。其中，中华文化的“人本位”等思想观念，对欧洲走出“神本位”的黑暗中世纪，迎来资本主义发展狂潮，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并波及“新大陆”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总之，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思想精湛、价值优美、影响深远，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而且，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同样具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多以和平方式，绝少依靠暴力，如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等。二是“有来学，无往教”，而绝少“去往学，去往教”，如日本派“遣唐使”和“学问僧”来华学习等事例不胜枚，而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印度取经和明代朱舜东至日本讲学的事例，则少之又少。后一特征，导致中华文化包容能力虽强，但主动传播自身文化的能力较弱，从而在近代以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历史大潮中，逐渐走向沉沦和式微。

二、中华文化的近代沉沦与日渐式微

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固无可疑，但其历史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屡经磨难，充满挫折，如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暴秦时期的“焚书坑儒”，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宋末元初的“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强制性“剃发易服”，等等。但是，中华文化遭遇的最大挫折还是来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几近乎坠于万劫不复之地。

近代以来，中西双方接触历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学生”打“老师”。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在迅速走向富强的同时，也走上了凭恃坚船利炮进行疯狂殖民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就连中国这个曾为其迈向富强贡献了科技支撑和思想资源的文明古国，也未能幸免于难，屡屡遭其欺凌与侵略，以至于到了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境地，可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与此同时，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华文化的形象，也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变成了备受污蔑和嘲弄的对象。比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说：“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天生眼睛小、鼻梁矮、额头低、胡须稀、耳朵大、肚子大。”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干脆宣称：“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可言，因为文化是一切可以增进幸福的手段，尤其是增进对自然界的控制——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文化。”更有甚者，以德国和沙俄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还将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蓄意制造和散布“黄祸论”，就连一向以开放和包容著称的美国，也曾在19世纪末期掀起过一股“排华狂潮”。

当然，近代中国的没落亦有其内在原因，主要是思想僵化保守，既不善于学习，更不善于创新，导致国势衰落、民族羸弱，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肥肉。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向中国人提出了三大历史任务，即“保国、保种、保教”（康有为），“保国”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保种”即延续民族生存和生命，“保教”即守护和传承中华文化。而其最佳途径，则莫过于在“古今中西”（冯友兰）之间，通过“中体西用”（张之洞）方式，一方面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一方面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化西为中，为我所用，最终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目的。

晚清以降，中国人的确是在“古今中西”之间痛苦而又焦虑地砥砺前行。如，先是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器物”长处；后又发起“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学习西方“制度”长处；继又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长处；最终又发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四大阶段的共同特征，就是在文化层面上“中体西用”逐渐难以为继，西方文化由“和风细雨”演变成“狂风暴雨”，极大冲击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更主要的是，中国人慑于西方文明“横绝天下”，出于救国救民的迫切心情，以为“不破不立”，所以在坠入“拼命往西走”陷阱的同时，也掉入了“激烈反传统”的怪圈。如，先是发起“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的“五四”式批判，期间曾屡屡出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等种种极端荒谬的观点；继而发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文革”式批判，乃至于出现了“焚孔庙，挖孔坟，焚孔府，荡平孔家店”等令人发指的现象，最终中华文化呈现出“花果飘零”、“游魂无归”的全盘崩溃态势。

“拼命往西走”和“激烈反传统”导致中华文化渐行渐远，中国变成了中华文化的“异邦”。早在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就在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中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已看不见中国了。”1965年，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绝望地指出：“儒家文化将会和埃及的木乃伊一样成为博物馆里的古董，不同之处在于木乃伊博物馆的馆长是外国人，而中华文化博物馆的馆长是中国人而已。”事实上，就连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唐君毅先生，也对中华文化的前景信心不足，悲怆地说自己誓做她的“守灵人”。

与此同时，同样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及文化渗透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也先后主动或被动走上了割裂和抛弃中华文化的历程，如停止学校读经，废除科举制度，禁止使用汉语和汉字等。特别是，日本这个深受中华文化恩泽的国家，经过学习西方文明的“明治维新”等改革运动后，不仅“脱亚入欧”，而且接连发起侵略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战争，打破了和谐稳定的“东亚秩序”，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总之，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国家和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沉沦和式微的历史。特别是，虽然东亚地区其他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去中国化”，但中国大陆在文化上的“去中国化”最严重、最彻底。进言之，近代以来，尽管中国在“保国”和“保种”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在“保教”即捍卫和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则败得一塌糊涂，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造成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使中国丧失了国家特性和文明自信。

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文化近代以来之所以走向沉沦和式微，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学习西方，而在破坏传统。事实上，举凡由落后而变成世界强国的国家，无不是一方面学习其他文明，一方面坚守自身传统，如沙俄的“彼得大帝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等，莫不是如此！

三、中华文化的曲折探索与艰难重建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法国大文豪雨果得知消息，怒斥英法殖民者暴行，称“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并指出：“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的确，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不幸遭遇，特别是中华文化的沉沦与式微，并不等于中华文化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劣等文化。正如持书的秀才遇到拿剑的强盗，被其无缘无故暴打一顿，毫无还手之力，若要自强，则既要坚持 “读书”，也要拼命“练剑”，但不必学做强盗!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欧洲列强争霸，先后卷入30多个国家，波及约15亿人口（占当时全球人口的75%），共导致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把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极大地震撼了欧洲思想界。当时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把欧洲人观念中世界围绕西欧旋转的“西方中心论”，称作是荒谬、自欺欺人的“历史托勒密体系”，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西欧这一小块土地当作坚实的“极”，让伟大的人类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谦逊地绕着这个“极”旋转，提出人类必须发动一次“哥白尼式的文明革命”，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沼泽。

中国人同样对西方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失望。一战结束伊始，一度极力宣扬学习西方的思想家梁启超访问欧洲，亲眼目睹欧洲各国哀鸿遍野的惨状，惊愕之余在旅途中写就《欧游心影录》一书，认为“科学万能论”和“西方中心论”已然破产，提出中国不能再一味恋慕和学习西方，而是应从价值上回归自身文化传统，并提出“中国人之自觉”和“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从而在举国拼命往西走、激烈反传统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高潮的时候，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开启了中国人反思西方文化和重建中华文化的历程。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之约访华巡讲，回国之后撰成多篇访华观感，相继发表，最后结集为《中国问题》一书，并很快翻译成中文。罗素既指出了中华文化存在着诸如缺乏科学精神等重要缺陷，更肯定了中华文化的伦理本位、和平特征、科举制度等诸多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优势，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同样重要”，提出“中华文化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化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罗素的上述观点，同样对中国思想界重新认识和回归中华文化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4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访华也受梁启超之邀访华。期间，泰戈尔极力宣扬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热烈赞美中印友谊，希望两国能振奋起来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虽然泰戈尔受到陈独秀、鲁迅等激烈反传统代表人物的猛烈抨击，但却受到梁启超、辜鸿铭等传统派以及胡适等西化派的欢迎与赞誉，再次促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后来，在中印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印度和中国分别成立了“中印学会”，1937年泰戈尔又在印度成立“中国学院”，掀起了两国互相研究彼此文化、共同探讨东方文明复兴的热潮。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以《东方》和《学衡》等杂志为中心，以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杜亚泉、柳诒徵、吴宓等思想家为代表，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中，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比较了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认为一味向前奔跑和外在探求的西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而注重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华文化则是人类文明尚未完全到来的高级阶段，但人类文明最终则是主张反身向后和不假外求的印度文化的天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虽然论证不够充分，但却在中国思想界引发极大关注和争议，特别是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角度对中华文化给予了高度褒奖，重新肯定了儒家文化的重大价值和积极意义，成为了“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此后，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现代新儒家接踵而起，从而使儒家文化再度成为中华文化重建的一大中心议题。

在政治以及社会领域，中华文化虽然大幅隐退，但并未完全消失。比如，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并以“三民主义”作为建国指导思想，但他明确讲：“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同时，民国政治实行“五权分立”，其中考试院和检察院即从中国古代科举、监察等制度演变而来。此外，民国时期虽然废止学校读经，但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全社会研究、教授、推广经典的呼声和运动此起彼伏，使得中华文化在教育、社会等层面得以少量遗存下来。

然而，中华文化的上述反思和重建，始终没有占据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未能遏制住中国在文化上的西方化和激进化。同时，民国时期，中国除面临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困惑之外，还面临国际上被“东夷西狄”（即日本和西方）交相侵略，以及政治上“国共左右”生死对抗的局面，因而不仅最终出现了学者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即西方化）”，而且中断了重建中华文化的进程。及至新中国成立，对中华文化的革命性颠覆和制度性批判日趋激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批判一切传统，使中华文化遭受致命的内伤，元气尽失，荡然无存。

当然，中华文化仍以曲折的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1946年《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始终坚持宣言要反映人类丰富多样的文化和价值观，建议将儒家的“仁者爱人”这一普世价值写进宣言，并将“仁”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一词，为各国代表认可，从而成就了宣言的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但是，这个时期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显然既不能与其历史上的影响同日而语，更不能与其巨大价值相提并论——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化小国！

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世界意义

无论如何，中华文化的没落，都导致一系列恶果，不仅使中国文化荒芜化、粗鄙化严重，而且使中国信仰淆乱、价值混乱、精神紊乱、社会散乱，以至于国人从怀疑鬼神到批判圣贤，从颠覆道德到罔顾法律，从挑战人伦到蔑视生命，名教覆亡，纲常沦陷，伦理失范，风俗丕变，贪官污吏有之，奸商恶霸有之，围观伤溺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人将不人，国将不国——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庆幸的是，中国大陆虽然“斯文扫地”，但一批“抱守遗经”的中国学者却在港台及海外顽强传承和弘扬儒学，使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海外现代新儒家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反映了中华文化力图走向世界与各大宗教文化平等对话的努力和雄心。同时，就在大陆“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台湾则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培养了大批熟稔中华文化并主张两岸统一的儒家学者。

更重要的是，20世纪后半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儒家文化圈”内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与巨大潜力，同时也打破了马克斯·韦伯只有“新教”才能引发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咒语”。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思想日趋活跃，海外新儒家的著作不仅得以引进大陆，而且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中华文化“礼失求诸野”和由海外“反哺大陆”的现象。

更令人意外的是，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大陆掀起一股令人振奋的中华文化热潮。比如，高校普遍开设“国学”课程并争先恐后设立儒学院。电视台上诸如“百家讲坛”式的儒学讲座不胜枚举。民间汉服热、古礼热、书院热、读经热、论语热、祭孔热遍地开花，此起彼伏。思想界则出现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人称儒学已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形成“左中右”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官方也一改批判者的姿态，摇身变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越来越强调中华文化的正面价值。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不仅亲自视察曲阜，而且多次强调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他还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以上这些，都被视为中国大陆尝试回归中华道统的集中体现。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文化在经历百年沉沦之后，正在开始大踏步走向复苏，其深刻动因是：其一，按照现代新儒家钱穆观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立足人性、人情、人本，面向生命、生存、生活展开的学问，是人所必有之心和必由之路。因此，具有中华文化遗传基因的中国人天然就是儒家，只要环境稍微宽松起来，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自然会被激活和复苏。

其二，按照马克斯·韦伯观点，现代社会裹挟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路狂奔，必然会逐渐吞没优美而又神圣的传统信仰，使人们的精神生命因“祛魅”（去神圣化）而变得支离破碎、枯燥无味、惶恐不安，并最终激起人们的“复魅”（再神圣化）渴望，亦即重回传统信仰、重构精神家园的诉求——中华文化正是诊治中国“现代文明病”尤其是人性不断“异化”等问题的良方。

其三，按照由法国艺术家保罗·高更所提出而被全球思想界广泛认可的观点，人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终极性的追问，即“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哪里去？”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华文化成为中国人与“他者”进行辨异，进而实现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在内的“自我”认同的重要资源。

其四，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一些落后国家在走向发展振兴的过程中，前期常以“西方化”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后期则常以因经济成就而找到民族自信，进而“摈弃西方文化”并“伸张自身文化”。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崛起态势明显，中国人已经走出“事事不如人”的历史阴影，重拾中华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

其五，两岸政治内耗稍息，但文化竞争愈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不仅亲自参加祭孔大典，而且提出台湾要做“中华文化领航者”的倡议。大陆绝不会也不应将此道德优越感拱手相让。而两岸共同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无疑有助于打造一个具有双方最大共识的“文化中国”，进而推动两岸朝着国家统一的方向迈进。

此外，当今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出两大态势：其一，世界各国都想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打上自己的烙印，因此以文化和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其二，全球软实力竞争格局是西方文化一枝独秀，原因是历史上西方文化借助暴力殖民和海外移民取得先发优势，结果是造成全球语言、文化、价值观多样性的消失，使全球文化出现单一化、同质化趋势，进而导致人类文明“百花园”的枯萎与凋零——“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详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软实力之争》）

面对愈演愈烈的文化竞争态势和“西强我弱”的文化竞争格局，中华文化要么坐以待毙被西方文化侵蚀与同化，要么奋发图强实现文化自信和自觉，一方面是使中华文化再度成中国的主体性文化，一方面推动中华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参与多元文化交锋、交流、交融，既吸收其他文化有益资源，又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自己独特的思想资源。

事实上，早在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全球伦理宣言》就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人类伦理的“黄金原则”。宣言主要起草者汉斯·昆指出，儒教这一原则及其仁爱精神，超越其他各宗教文化的分歧，对人类文明有普遍意义。未来，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维模式、仁者爱人的普世价值、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等等，都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巴黎集会时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结  语

习近平主席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民族特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虽未必以中华文化的复兴为基本前提，但必会将之贯穿于全过程，并以之为最高标志和最终归宿。

但是，中华文化复兴虽然前景光明，但亦面临诸多掣肘和挑战。比如，如何打破百余年来形成的“反传统的传统”，如何走出国人尤其是知识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如何推动马克思和孔夫子由过去的“水火不容”转变成今后的“握手言和”。这些重大文化命题，都不是一蹴而就可以解决的。正如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所言：文化就像一个花瓶，打碎花瓶要比陶铸花瓶容易得多，而一旦打碎，若想将花瓶重新拼接起来，则会困难得多。

然而，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华文化乃天命所归，必将在迎接种种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早在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之中国”（上世史）、“亚洲之中国”（中世史）、“世界之中国”（近世史）。按照中华文化之传播和影响分，“中国之中国”对应中华文化形塑“文化中国”；“亚洲之中国”塑造东亚“儒家文化圈”，而未来“世界之中国”，亦即中华文化传播并影响全世界，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彼此融合、和谐共生，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改变世界文明的格局。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