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政治

作者：唐文明

来源：新浪历史频道

时间：2013年7月18日

作者按：2006年写的一篇书评，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思想清理，反思80年代的问题。未在纸媒发表过，最近又有友人表露出对80年代的情绪性怀念，让我回想起这篇文章。感谢@周绍纲 以《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政治》为题发表于新浪历史。

 甘阳(右一)北岛(中)甘阳(右一)北岛(中)

《八十年代访谈录》采访者查建英在“写在前面”的话中明言这个访谈“不是一个怀旧项目”，读罢整个访谈内容，我的感觉是，这个表白更像是一种不打自招。怀旧的气息自始至终弥漫在语词的密林中。怀旧的心理机制首先在于对当下现状的不满。确切地说，这里的“当下”应该是指90年代到现在。不管对80年代持何种看法、何种态度，只要一与90年代相比较，80年代的意义和价值就凸现出来了，或者用查建英自己的话来说，“倒是借着90年代才又看到80年代的好处”，这样的心态几乎在所有受访者的口述中表现出来。80年代对于受访的这一群人(当然也包括采访者)而言，当然就是他们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如果说80年代是通过与很不令人满意的90年代的比较而被肯定的，那么，这种肯定也就很是可疑。我们常常将怀旧看作是一种病，其病灶就在于此：通过与差对比才能确证好。在我看来，陈丹青对崔永元的一个批评也适合于包括他自身在内的这个集体怀旧项目：“怀旧是为了诅咒今天”。

不过，所有的受访者又不乏明确的反思意识，这当然是这个访谈录有价值的地方。在怀旧中反思，在反思中怀旧，于是我们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叙述和评价中看到了深刻，也看到了浅薄，看到了真诚，也看到了虚伪。

80年代的主潮是一种通俗版的人本主义，李陀的这一判断最为准确。即使仅从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时候动不动就以“人”的名义，或“人性”的名义说事。而对人的理解呢，基本上就是诉诸人的感性欲望与激情。无论是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思想解放”派，还是后来成为弄潮主舵的“新启蒙”派，都不脱这个肤浅的人本主义模子。我还记得，那时候常常谈论的是“人的发现”，“人性的复归”，甚至有人还将刚刚过去的时代比作“中世纪”，而所谓“人性的复归”，不过就是欲望的唤醒而已。林旭东回忆，美术学院的一个学生在看完《红高粱》之后说，“感觉到咱两腿之间还是有东西的”，这是对80年代精神的最直观的表达。查建英在对甘阳的采访中提到了“密云水库裸泳”，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其实很能说明问题。欲望的旗帜在80年代早已竖起，只是那时的欲望还需要形式，而且欲望的形式还很特别。

欲望本身就是一种抗争的资质，欲望的表达既关联于个性与肉体，也关联于群体与精神。很显然，80年代的人性诉求和欲望表达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政治意味。社会政治问题通过个性化的欲望和情绪表达出来，有时甚至采取某种极端的方式，而且，唯个人故真切，唯极端故紧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欲望的唤醒具有了政治动员的意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政治反思开始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学术界的思想文化反思显然受到了官方的政治反思的某种鼓励，而且双方逐渐具有了互动的关系，但双方的步调并不一致。如果说学术界的思想文化反思从整个80年代来看是轰轰烈烈的，那么，来自官方、以官方为中心的政治反思则一直是小心翼翼的。

直面时代留下的创伤记忆，80年代人的反应是“百虑而一致”的：他们或愤慨，或伤感，或寻根，但主导的问题意识没什么两样。甘阳提到，80年代的文化讨论“把晚清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问题，全部都重述了一遍”，尽管这一点在当时就已经被许多人意识到，但是，指出80年代与中国现代精神史的这种密切联系到现在看来还是非常重要。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晚清到“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是一个必须经常回溯的起点。这就像一个人要做一件事，如果中途出了问题，就希望重新回到起点，希望再次获得正确的起点，从而走上正确的道路。尽管90年代以来对“五四”有了更多的反省，但是，在80年代，“五四”在大多数人心中还是一个正确的起点，甚至还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起点。值得指出的是，尽管90年代以来的学术思想界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目，但是，晚清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的文化挑战到现在仍是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问题。

愤慨往往通过控诉表达出来。控诉是一种能力，对于身处恶劣社会的人来说，控诉是一个人在内心保持人的最后尊严的底线。一个人能够控诉，就意味着她还能够在内心保持自己做人的最后尊严。以北岛的《回答》为例，我们能够理解控诉在80年代的重要性。“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一句格言式表达，作为一个经验判断，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当时获得的共鸣何其强烈，现在可能都很难想象。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些诗歌朗诵会上当有人朗诵《回答》时的那种热烈激昂的场面。有趣的是，北岛的这句诗用来描述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也许一样合适，甚至还更为合适，但是，90年代以来的听者在听到这样铿锵有力的表达后可能不会再像80年代的人那样有太多的激动了。这就是差异。90年代是格言失去魅力的年代，也是诗歌失去魅力的年代。

能够以人性的名义来控诉，同样能够以人性的名义来伤感。怀着伤感的情绪叙述伤感的往事，其实也是一种控诉，只不过更为平静、温和罢了。80年代著名的“伤痕文学”表达出的就是这样一种集体情绪。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栗宪庭的谈话，与“伤痕文学”同步的，还有“伤痕美术”。其实我们还能够进一步想到，尽管没有明确的“伤痕哲学”，但是，仍然有对哲学的伤痕化阅读和伤痕化诠释。让我大感意外的是，甘阳居然说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当时他们那一群弄潮儿们的思想主调。在我看来，即使在极少数的文献——比如《八十年代的文化意识》——中提到了现代性的问题，也很难说对现代性的批判已是80年代的思想主调。尽管像马尔库塞、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不遗余力地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但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恰当地理解，并没有发挥出批判现代性的作用，而是被用来唤醒所谓人性，比如说，尼采、海德格尔是非常激烈的反人本主义者，但人本主义恰恰是80年代学术界理解尼采、海德格尔的基调。如果伤痕意识的背后不过是那种通俗化了的人本主义，那么，我们可以说，80年代的哲学理解，无论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呼吁“回到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无论是注重理性的新康德主义，还是深受德国浪漫主义影响的诗化哲学，都染上了一层伤痕色彩。

实际上走得更快的是寻根派。尽管寻根派亦流于情绪仍难以摆脱浪漫主义怀乡病的窠臼，但是，毕竟，在几乎一边倒的批判声和否定声中，寻根的思路给出了某种可以挺立、可以肯定的东西。以阿城为例，他将80年代的问题刻画为“无根的焦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其实这比一般的刻画远为深刻，而且也更能切近历史的问题。如果对于根源的过度反思导致了对根源的彻底否定，那么，也就导致了对自我的彻底否定。而在自我的彻底否定状态中，认知、情感，乃至建立在认知和情感之上的意志，都是不正常的、变态的。这种具有自戕性质的奴隶意识在现代以来一直甚嚣尘上，这就尤其凸显出寻根意识的重要性。但多少有些悲哀的是，我们历经思想的艰难，想要获得的，不过是以一个平常的心态看待饱受屈辱和苦难的民族史。

寻根派显然也更具理想情怀。在这个意义上，我把田壮壮也放置在这一类型之下。在田壮壮的谈话中，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他回忆说，有一次他看到他妈妈在从艺五十年纪念活动中和一群共产党老干部在一起非常高兴的样子，“当时心里突然间觉得自己挺愚昧的，挺无知的，而且挺浅薄的”。母亲的快乐反引起儿子的自我菲薄，这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母亲的快乐是因为她是有坚定信仰的人。就这个视角来说，80年代的处境不过是，我们曾经用一种新的信仰取代所有旧的信仰，并坚定地以为这种取代将成为永恒，但现在发现并非如此，因为这种新的信仰已经动摇，且正在坍塌。

这就不能不说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性质。作为理想主义的一种形态，共产主义曾经几乎是全民的真诚信仰。那些真正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的心灵有很多受到过共产主义这种理想文化的真切熏陶。因此，理想主义根本就不是80年代的特征，而是属于50年代，或者更早。如果说只是在与90年代相比较时才凸现出80年代的理想主义，那么，这也不过意味着，50年代的理想主义遗风流韵惠及、润泽了80年代。在我看来，那种通俗的、甚至是近视的人本主义，作为80年代的主导思潮，恰恰是作为对理想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并最终终结了理想主义。仅从思想文化界来看，可能有人会将理想主义的终结与1989年后的政治压力联系起来，但这绝对是个似是而非的看法。理想主义的终结，在80年代的思想精神中早已呼之欲出。对理想主义的恐惧和警惕其实一直发生在反思“文革”的意识中，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恰恰是在体制内浸淫已久的王蒙首先祭起了“躲避崇高”的大旗。人本主义当然也能够成为一种理想，但是，如果对人的理解仅仅停留于感性的欲望与激情，而且又将人的感性欲望与激情仅仅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本主义理想也极其有限，甚或狭隘、近视，遑论高远。如果说关心关心国家大事就是理想主义了，那理想主义也太过轻易了。可能比较中肯的一个评价是，首先，80年代对于历史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在精神层面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理想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这一点是必须被重点指出的；其次，由于理想主义的遗风流韵仍在，理想主义的暗香残留，所以，以反思与批判为主调的80年代才保留了一丝理想主义的气息。从现在来看，正是对90年代的失望才使得这一丝残留在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息被访谈者和受访者不切实际地放大了。李陀的谈话中提到80年代文学和艺术中的“技术主义”倾向，这可能是一个窥斑见豹的重要线索。

陈平原列举了在他的大学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三批东西”：存在主义的著作；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中国学界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契诃夫、易卜生、斯特琳堡等人的剧本，以及雨果、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人的小说。由此个案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来推演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萨特明确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其中的“异化”思想正是发生在他的人本主义时期。尽管陈平原指出罗曼•罗兰颇具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其作品中的英雄主义，而这与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情怀非常合拍，但是，我相信，人本主义仍然是那个时代这些文学作品被阅读时的底色，或者毋宁说，坚持人本主义理念的人就是那个特殊时代的英雄。这一方面又一次说明了人本主义在80年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给予我们一个很直观的起点去观察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

人本来就是有欲望、有激情的，如果要通过强调的方式宣布人的欲望、激情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大都是因为人的欲望和激情遭受了压抑。但是要将这一理论叙事应用到80年代必须非常小心。我们不能够笼统地说压抑是80年代中国人的心理基础，而是要更为明确地探问：谁的欲望和情感被压抑了？同样，我们也不能够笼统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压抑人的欲望和激情的，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可能恰是一场欲望与激情的大宣泄。无需多说，80年代思想文化界人士的知青背景是极其重要的。而知青与红卫兵的联系又是那么直观、清楚。陈丹青将后来出现的“前卫艺术”判定为“红卫兵文化”，林旭东则创造了“褐色浪漫主义”一词，这些提法都极具启发性。其实，正如一些受访者在言谈中流露出来的，无论从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运动的方式，还是从思想文化写作中的大字报风格，都可以看出，80年代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具有“红卫兵文化”的特征。一方面是“共和国文化”的主流势力，一方面是“红卫兵文化”的现成资源，这可能是对80年代初历史处境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刻画。

如果欲望与激情的唤起是源于压抑，那么，欲望与激情的唤起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谴责。作为谴责的欲望与激情承担着批判功能。承担着批判功能的欲望与激情并非自在，所以在逐渐摆脱旧有形式的束缚的同时也期待着能够更好地成全欲望和激情的新形式。这时候，理想主义的残核犹在，纯粹自在的欲望和激情反而会带来不适甚至不安。当然，这只不过是欲望彻底摆脱形式的控制、走向自身彻底独立的第一个阶段。

从压抑中唤起的欲望和激情会以各种方式确证自身的存在，于是会逐渐从实际历史处境中抽离出来，从而走向虚无和荒诞。萨特是从以虚无为基调的存在主义走向了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而80年代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却是从对社会实践的反思走向了虚无主义的体验。以崔健为代表的80年代摇滚乐的兴起就是这种体验的滥觞。不过崔健并不理解自己的意义，作为一个受访者，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思能力。这在他是一贯的。他曾多次表达过，他的音乐比他那些自己创作的歌词远为重要。这种看起来专业姿态十足的表白其实很肤浅。如果没有他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崔健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大。无论是“一无所有”的极端感觉，还是“投机分子”的荒诞体验，无论是“雪地里撒点野”的狂情热望，还是“最后一枪”的悲鸣哀叹，都比他的音乐形式更具影响力。毕竟在80年代，摇滚乐首先还不是娱乐。我想，这也正是有人将他称为80年代的“行吟诗人”的原因。

在80年代后期，陈平原所提到的那些剧本和小说的影响其实已经不再显著，而是让位于另一些人的作品，比如像加缪，像昆德拉。尤其是韩少功于1985年翻译、作家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可能是回溯80年代必须提到的一个事件。如果说欲望在摆脱旧有形式的束缚后走向虚无与荒诞，这是欲望彻底摆脱形式的控制、走向自身彻底独立的第二个阶段，那么，一旦人在存在的高度上被肯定、被确立为欲望的、激情的个人，欲望彻底摆脱形式的控制、走向自身彻底独立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完成阶段就发生了。这时，欲望走向自在化，不仅逐渐适应了没有形式，而且逐渐能够安于这种没有形式的状态。摆脱了形式控制的欲望获得了自在的存在，这就是9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就是一个欲望彻底摆脱形式的控制、逐渐走向自身彻底独立的过程。欲望呈现政治，终至血淋淋，这是80年代；欲望告别政治，走向赤裸裸，这是90年代。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正是80年代的一个延续。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问题是这些受访者90年代以来的心态变化。有多位受访者，比如北岛、阿城、陈丹青、崔健、栗宪庭等，都不约而同地批评80年代缺乏“个人化的东西”。看起来这与我们印象中那个强调个性表达的80年代的形象难以协调。要理解其中的关节，必须理解这种批评的指向和意义。以北岛为例。北岛在访谈录中对于80年代诗歌提出了一些独特看法。首先，他将80年代诗歌的任务刻画为“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其次，他指出，“朦胧派”的命名来自官方，“朦胧”意即“暧昧”，对此他只有反感，并主张用“今天派”的称名来代替“朦胧派”的标签；再次，他明确表达了他对他的早期诗歌(包括《回答》在内)的“警惕”态度。到底何谓“诗歌的尊严”，这是北岛未曾明言的，但是，从以上这些细节中隐约闪现出一个对于理解诗歌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诗歌是否要紧扣时代的脉搏，是否要承担历史的使命，换言之，是否要成为史诗，是否要成为具有史诗性质的抒情诗？如果更为低调一点，则会将这个问题中的“要”换成“能”：诗歌是否能紧扣时代的脉搏，是否能承担历史的使命，换言之，是否能成为史诗，是否能成为具有史诗性质的抒情诗？访谈录中的北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否”。在我看来，这表达出对艺术与历史之关系的一种独特理解。强调诗歌的自主性、独立性，也许就是北岛所谓的“诗歌的尊严”，然而，这种企图使诗歌挣脱历史的主张在我看来正是诗歌走向颓废的征候。扩展到一般艺术理论，这种一味强调个人化而不及其他的倾向实际上是艺术家资产者化、市民化的征候。

栗宪庭的谈话最能体现出这一点。在批评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时，栗宪庭不仅将“艺术救国”厘定为“‘五四’思想家犯的一个错误”，而且也将其根源追溯到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思想，并与查建英一道指出，毛泽东的共产党、延安文艺继承的就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思想。栗宪庭对宋代以后的文人画大加赞赏，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文以载道”思想的反动，并由此提出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看法：“保持一种激进的、对社会批判的，但是非功利的、不参政的，永远有距离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意志”。这里要保持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是颇值得玩味的。极有可能，通过所谓“独立”建构起来的“自己”只是一个苍白、羸弱、小气的“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社会的批判将只能是一句空话，即使是“非功利”，也难以经得起考验。知识分子不将自己投身于实际的历史处境中，不在或不能够在实际的历史处境中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不是进步，而是堕落。如果拿古人来说事的话，那就是，认同宋代以后文人画的颓废趣味(其实文人画并非如此)，意味着不再有初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焦虑与痛苦。就艺术而言，一旦艺术完全主观化，“艺术家的感觉”成了唯一值得强调的东西，这样，堕落就开始以理论的形式叫嚷了。“文”不再承担“载道”的使命，“文”与“道”的关系完全割裂，这绝对是堕落，是颓废。

在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堕落背后起支撑作用的社会生产结构，不过是资本主义化的文化产业；而笼罩着这种冠冕堂皇的堕落的精神氛围，不过是由包含着内在张力的资产者心态所决定的。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可能由于自己的一无所有而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一个脑满肠肥的人也可能凭借自己的脑满肠肥而游离于历史之外。当然我们都熟悉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都知道先锋艺术与资本主义之间复杂而内在的联系。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在此直接套用贝尔的理论。批评80年代缺乏个人化的东西实际上具有双重针对性：首先针对的是80年代那种艺术紧扣历史、把握历史的宏大倾向；其次针对的是90年代以来商业化对艺术的巨大冲击和刺激。在80年代，许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90年代，许多人又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念。正是在这种双重失望的夹击中，许多人逐渐适应了资本主义。不过，我们倒是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尽管他们适应了资本主义，但很少有人再做资本主义的梦，倒是还有一些人在怀社会主义的旧。

李陀以相当怀念的口吻回忆了80年代思想文化界人士之间的那种“大气的”友情，就此而言，他的谈话简直就是一曲友情的挽歌。他感叹现在的朋友聚会只是“吃、喝、瞎聊”，思想讨论不再成为聚会的主题。查建英也提及，现在“北大老同学聚会”谈得“最起劲”的是房子和装修。栗宪庭则谈到80年代与90年代艺术家所谈论的话题的显著差异：“后来既不谈哲学，也不谈文化，也不谈艺术，谈女人谈生活。”然而，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琐碎的生活啊！友情的基础当然是共同的美善，这就要求生活的高度和对精神的更高追求，而且，友情的存在总是有限的，有差异的。共同的美善是否大气，决定着友情是否大气。如果精神没有了更高的追求，共同的美善要么难以达成，要么难有宏大的气度。如果除了在世俗生活的追求和要求承认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只剩下一些怀旧的情绪还算具有共同性，那么，这样的共同美善就非常脆弱，只能导致脆弱的友情。

要重新获得大气的友情，必须重新举起理想主义的大旗，不管理想主义是哪个年代的精神遗产。然而，理想主义的大旗是否还能够举起，从现在来看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不过，有些旧知识分子在90年代以来的失落情绪也是不正常的。9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与大众分化的时代。在“领袖”之后，“人民”也被请下了神坛，“大众”的贬义渐渐呈现为真实。这种处境需要知识分子的新的自觉。如何在以民众为底色的社会中再生出一种全新的精英意识，怀着长远的考虑而构筑“道统”的堡垒，这才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时代考验。以追求智慧为基础的友情本来就不必过分紧密地与大众联系起来，不必一定要掀起一场大众的运动。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不必要的失落，也不会再有不必要的期待。

怀旧情绪的影响会使得怀旧者难以恰当地理解历史，尤其是那种“好汉重提当年勇”的恋恋不舍。林旭东在描述《红高粱》的激情戏时所说的话或许也能用来描述怀旧者的心理基础：“高潮过后的那种空虚感，那种无力，甚至稍稍有几分苍凉，好像一切都看破了，人生不过如此。”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怀旧与反思——《八十年代访谈录》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