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创作成就与存在问题
（“中华诗词六十年”高峰论坛暨创作研讨会论文）
作者：刘梦芙

〔内容提要〕  全文由四个部分组成。一、当代诗词六十年来的发展历程：1949年到1978年为沉潜期；1979年至2009年为复兴期。二、当代诗词的创作成就：①人文精神的继承与意境的拓展开新；②艺术方面的继承与创新。三、当代诗词存在的问题：①“老干体”的泛滥和“大众化、通俗化”的认识误区；②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匮乏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脱节；③“声韵改革”难以实行的种种理由。四、现当代诗词与国学的关系：诗词原为国学的组成部分，现当代诗词的创作和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新国学”，是国学在当今的延续和支流。

〔关键词〕  当代诗词  人文精神  真善美  典雅  声韵改革  国学
    
    按中国大陆学术界通行的历史分期，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期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为近代；“五四”之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现代；1949年至今为当代，已整整六十年。这种以重大事件为标志的分期，与诗词创作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凡是卓有成就的诗人词家，无不继承传统，不因时代的变迁和政权的更换而丧失固有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绵延的历史谁也无法一刀割断，政治史不能取代文学史、诗词史。为了叙说的方便，本文姑且据此相沿成习的分期，先论述六十年来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再重点阐析当代诗词的创作成就和诸多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以供与会诸君商讨。

〔作者简介〕  刘梦芙，安徽岳西人。现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近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百年名家诗词及其流变研究”主持人、中华诗词（BVI）研究院学术委员兼《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文论部主编、《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与《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主编、中华诗词学会编著中心特约编审。为安徽省“六个一批”双百拔尖人才。

    少年时代从父亲刘凤梧先生学诗，八十年代师事中央文史研究馆孔凡章先生，并向缪钺、施蛰存、钱仲联诸前辈学者通函问学。已发表论文160多万字，诗词千余首，获“李杜杯”海内外诗词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及全国诗词大赛一、二、三等奖十多次。

    著有《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近现代诗词论丛》、《二钱诗学之研究》、《选堂诗词论稿》（与人合著）、《啸云楼文集》、《啸云楼诗》、《冷翠轩词》，编有《二十世纪中华词选》（上中下三册，166万字）、《民国词选》，另有古典诗词评注、古文译注、古籍点校共六种，编校近百年诗词别集与论著三十多种。
    
一、当代诗词的曲折历程

    六十年来的诗词创作，大致可分两个时期，即从1949年到1978年为“沉潜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至今为“复兴期”。

    1、沉潜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除了自20世纪初以来近50年的战争状态，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部分在民国期间就已成名的诗人词家怀着对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的欣悦心情，在作品中热情歌颂新时代；一部分人则觉得旧形式到新社会已不合时宜，搁笔不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五、六十年代接连掀起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诸如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四清”，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潮迭起，风雨频来。在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动辄得咎，噤若寒蝉，诗词这种古典文学品种几无生存之地，遑论繁荣发展。“文革”前除政界领袖及少数名流的诗词见诸报章外，一般诗人学者之作无从发表，也不敢发表。返观“五四”之后民国期间的诗词不但未曾退出文学殿堂，而且从学校到社会，诗教未曾中断，诗词广泛流传，抗战时期形成创作高峰；新诗虽然风行，但只是一种尚未成熟定型的诗体，未能取代生命力依然旺盛的传统诗词，最多只能说与旧体同时存在而已。到1949年后，新诗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独占诗坛，但作品歌功颂德，已失去抨击现实的锋芒；而在十年浩劫中，包括新诗在内的十七年新文学也遭到严厉批判，成为“毒草”。“文革”期间大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有毛泽东诗词得到空前广泛的宣传，其家喻户晓的程度，超过红极一时的样板戏。平心而论，毛泽东诗词的普及固然是由其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的权力所决定，成为当时中国全社会顶礼膜拜的“圣典”，但其诗词中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也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毛泽东词胜于诗，二三十年代间所作系列词章，写战争题材，尤为古今词家笔下所无，在词坛独标一帜①。毛词与诗，是“文革”期间惟一可以公开阅读并演唱的传统诗体，其显著效果是使各行各业的行政、工作人员乃至普通民众受到一种特殊的“诗教”，为八九十年代离退休老干部的诗作树立楷模。除毛泽东外，郭沫若、赵朴初、胡乔木等政界名流也发表过一些诗词，但其影响显然不能与毛相比。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少数坚持独立人格的学者和隐身江湖市井的老辈诗人，留下分量沉重、感情悲郁的篇章；“文革”前大批被打成“右派”和“文革”间关入“牛棚”的知识分子，也在默默地写作诗词，其中不乏揭露抗争之作。诸如马一浮、洪漱崖、陈寅恪、潘伯鹰、黄咏雩、沈祖棻、聂绀弩、钱钟书、寇梦碧等，他们的作品共同代表了当代前三十年的最高成就。但这些作品，在当时不可能发表，到八十年代后才逐渐公诸于世；多种诗词集迄今未曾正式出版，而以油印本或内部印本的形式保存。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间，笔者称之为诗词沉潜期，大量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流散于社会，庋藏于私家，有待全面深入地发掘和整理。
    2、复兴期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敲响“四人帮”覆灭前的丧钟，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指斥王江张姚的诗歌，采用的形式大部分是传统诗词。拨乱反正后邓小平重上政治舞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导致思想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极左路线，此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文化、学术界的多项禁令被取消，环境大为宽松，压抑多年的诗词开始复苏。八十年代初，广东李汝伦先生主编《当代诗词》，广州诗社创办《诗词》半月报，公开出版发行。1984年，在湖南湘潭大学成立以老一辈诗词家、学者为主导的中国韵文学会，夏承焘出任会长。到1986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诗词组织相继成立。1987年农历端午节，北京成立全国性诗词组织中华诗词学会，创办《中华诗词》；此后成立的诗词社团多如雨后春笋，除西藏、内蒙古外，各省大规模、跨地区的诗词学会和小型诗社上自都市，下至县乡，几乎遍布全国。据《中华诗词年鉴》及相关资料统计，至九十年代间，全国各地诗词社团已达一千多家，以各类形式印行的诗词专刊与作者专集、大型诗词总集与选本在千种以上，诗词创作队伍达百万之众。伴随着九十年代“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乃至“儒学热”的不断升温，中华诗词学会与各省市诗词团体协同高等学校、地方政府、文化机构、商界企业、电视广播与报刊媒体联合开展一系列活动：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吟诵会与诗词大赛，向学校和社会宣传诗教，到各市、县树立“诗词之乡”的典型……其势头有增无减，诗词俨然成为群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从京城到地方的诗词团体，主要成员为离退休老干部，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上述诗词刊物和各种活动，大多由他们操办。而四、五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诗词作者群体，也开始崛起。由毛谷风、熊盛元合编，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以线装本印行、1998年再出平装修订本的《海岳风华集》，收作者52家，诗词1800余首，初步展示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青年诗词创作的实力。著名诗人、学者霍松林先生为之作序云：“展卷诵读，隽句佳章，流光盈彩，无不兼取古人之长而自运机杼，时出新意，固可传世而行远者也。及观目录、小传，惊喜入选者皆当代中青年杰出诗人，以地域言，遍及大陆，远至海外；以性别言，女性作者多达十一人，异军特起；以年龄言，自二十余至五十余，雁序蝉联，自成梯队。……乃知诗为天地之英华，天旋地转，万古不息，诗亦生生不息，吐艳飘香，岂有中绝之理乎！”《海岳风华集》的作者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创作群体，其中出生于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中年诗人，大多有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不乏对历史的沉思，对现实的揭示，承接着历代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而有其特定的时代气息。在艺术方面，也大多师承前辈名家，并上法历代先贤，在取精用宏的基础上开拓新境，形成自家的创作风格。其中突出的作手，诸如张梦机、陈永正、王翼奇、严寿澂、杨启宇、王蛰堪、熊盛元、段晓华、景蜀慧、魏新河等，已成为当今传统诗坛的中坚力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互联网兴起后迅速普及，到本世纪初覆盖全国都市以至经济发达的乡村，为诗词提供了交流传播的工具和广阔空间。大大小小的诗词社区与网站纷纷建立，网络诗人飙腾云涌，其中多有造诣精深之士。各种网络诗词也随之出版，诸如《有所诗》（2001年度、2002年度内部印本）、《当代网络青年诗词选》（李长明主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版）、《网络诗词年选》（2001—2005年卷，檀作文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春冰集·网络诗词十五家》（河北教育出版社），质量之精，远胜于《中华诗词》以及各省市诗刊。在杭州和北京，先后成立了网络诗人为主体的留社和甘棠诗社，留社已有成员六十多人，以继承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为宗旨，定期聚会，创作水平普遍甚高。网络诗人大多为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多受过高等教育，精通电脑，思维灵敏活跃；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年诗人亦不乏上网者，中青年人数之多，无法统计。诗词借助于高科技手段，交流迅捷，无远弗届；作者多用化名，减少了在报刊发表的种种顾忌，更无编审程式，随作随发，故每能袒露真情，表现个性。伪劣之作一旦登出，会遭到尖锐的批评，众目睽睽之下，真假立辨。虽不免众声喧哗，鱼龙混杂，但毕竟能百花齐放，斗艳争妍。其中突出的作手，诸如碰壁斋主（卢青山）、军持（秦鸿）、莼鲈归客（钱之江）、嘘堂（段晓松）、胡僧、伯昏子（眭谦）、胡马（徐晋如）、燕垒生、矫庵（程滨）、李子（曾少立）、季惟斋、天台、具沤生、惕斋（冯乾）、静玄子、贺兰雪（女）、如月之秋（女）、西丝（女）、发初覆眉（女）等等，其作品无不个性鲜明，自成一家。随着科技普及，网络诗词在新世纪必将迅猛发展，有着星光灿烂的未来。

    综上所述，当代六十年来传统诗词的沉潜与复兴，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天地闭而贤人隐，诗词只能深藏不露，真正的诗词家饱经劫难，以血泪之笔默默书写历史；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诗词剥极而复，贞下起元，出现兴盛的局面。以作者论，前三十年为出生于晚清、民国期间的老一辈诗词家；后三十年为崭露头角的中青年，进入新世纪后，中青年已成为诗国栋梁，必将有更多的新一代青年加入创作队伍。至于诗词的具体成就，前文略有述及，篇幅所限，难以详加论析，以下从思想内涵和艺术方面加以概括，并阐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二、当代诗词的创作成就

    1、人文精神的继承与诗词意境的拓展开新

     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先秦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成为西汉至清末两千余年间的思想文化主流，发源于上古的人文精神，融贯于儒家经典，深刻地影响到诗歌创作。历代士大夫无不熟读儒经，同时兼取道家和佛学的营养，在诗歌中表现人文精神。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仁取义、守正祛邪、忧国忧民、天下为公、贵和尚中、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共同合成了人文精神的内涵，陶冶着诗人的情操品格。中国历史到了现当代，科举废除，王朝崩溃，读书人从“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转变为知识分子，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部门、报刊杂志等单位，以教学、研究、著述、编纂为职业，成为脑力劳动者，也是诗词创作队伍中的主要成员。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问渊深的人士，是国家、民族的精英，肩负着文化启蒙、道德评判的重任，具有高尚的情操、坚贞的气节、卓越的识见，诗词创作必然表现出不同流俗的品格。在沧桑巨变的现当代，知识分子中的诗人词家一方面继承亘古以来的人文精神，一方面从外来文明汲取自由、民主、人权等学理资源，融合古今，开拓新境。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以民主、科学为利器，向几千年遗留的帝王专制意识形态发起猛攻，儒家学说与诗词一时蒙受矫枉过正的批判。这种激进主义的思潮破坏有余，建设性则远远不足，在二十世纪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至今馀波未息，尤其是“全盘西化”的观念，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中挥之不去。但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毕竟有其合理的因素，在批判封建专制、帝王独裁方面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五四”后的诗人词家在作品中显示的精神风貌，与清末遗老有明显的不同。民国期间成就卓越的诗词家，大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有大量揭示社会黑暗、写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地下诗”与“牛棚诗”，改革开放时期有许多批判封建馀毒、抨击现实中丑恶现象的诗词，其精神命脉皆前后相承。“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从先秦儒家到明末清初写出《原君》的黄宗羲、再到呼唤“九州风雷”以打破“万马齐喑”局面的龚自珍，本来就有向帝王抗争、为民请命的传统；《诗经》中“变风变雅”、“兴观群怨”和《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精神，与现代的民主并不矛盾。因而现当代诗词家经过欧风美雨的洗涤后，强烈要求思想解放、精神自由，挣脱“君为臣纲”的枷锁；同时又保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风骨，从而表现出独立的人格，树起民族的脊梁。在老一辈名家中，洪漱崖、陈寅恪、潘伯鹰诸家堪为典型，诗中皆极富人文情怀和批判意识；中青年也有不少作手兼取中西思想的精华，诗词中具有特定时代的气息与风彩。

    儒家思想历代传承，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深极广，诚如著名学者李泽厚所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理积淀”。儒学被古代帝王利用，因而遭到新文化运动玉石不分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的极左时期，儒学更是饱受摧残，但儒家的人文精神不过隐晦于一时，任何强暴的势力都不能毁却其深厚的根基和坚韧的生命力。儒学是道德伦理之学，也是经邦济世之学，儒家士君子深怀仁民爱物之心，其终极目标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中国要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无论吸收多少外来的思想文化，也不可能自毁长城，抛弃儒学。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实践，已从正反两面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真价值，阶级斗争和“全盘西化”之路都无法走通，中共中央提倡“以人为本”、“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与和平外交政策，无不渊源于儒家经学。儒家极重诗书礼乐方面的教化，诗歌既有培育情操、提升品格的功用；又不乏讽谏与批判的意识，常常针对政治的弊端和社会的阴暗面予以揭露和抨击。正因为儒学是入世之学，与道佛两家出世之学明显不同，古代有志于修齐治平的士君子和现当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从儒学中汲取丰富的源泉，曾经攻击儒学、主张效法欧西或苏俄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在本质上与儒家仍然息息相通，只是方式过于激烈而已。具有儒家真精神、真品格的当代诗词家并无奴性，在作品中往往有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锋芒，而实事求是的严正批评恰恰是真心爱国，与鼓吹“天王圣明”的莺歌燕舞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才是奴才、奴隶献媚乞怜的声音，是丧失独立人格的表现。在儒学复兴的新世纪，人文精神必将发扬光大，导引诗词创作开拓创新。

    在诗词的题材方面，由于时移世异，当代作者的视野远较古人为广。举凡六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反“右派”、“大跃进”乃至十年“文革”、改革开放、港澳回归，以及国际斗争的风云变幻、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等等前所未有的题材、极为广阔的生活画面，无不在诗人的笔下有丰富生动的表现；传统的山水景物描写也扩展到海外诸国，闪耀着奇光异彩。但诗词毕竟是言志抒情的文学，题材的扩展更新必须服务于思想情感，家国之怀与民生之忧，乃至父母兄弟妻子师友之情，仍然是诗词的主题。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一脉贯通的是人文精神，变化翻新的是时代风采，这是诗词创作的规律。

    2、诗词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古典诗词的体式丰繁多彩：如诗以大类分为古体和近体，古体中有四言古诗、骚体诗、乐府歌诗、五言古风、七言古风、歌行乃至杂言古诗；近体中又分为五言、六言、七言的律诗、绝句，律诗中包括句数不限的排律，除正体外，还有各种拗救的变格，绝句中既有类似古体的古绝，又有民歌风味的竹枝词。词按字数的多少分为小令和长调，其谱式多达千种以上。在诗体发展方面，新体诞生，旧体长存，“五四”以前从未出现过一种诗体新生就要排斥、打倒旧体的现象，这是由传统文化贵和尚中、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多元统一的特质所决定的，与现代实为西方思想的二元对抗思维迥然不同。诗词的语言艺术尤能展现中华文化载体——汉字音形义合一的优长，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创造，形成精严的格律，富有声韵上的音乐美、章句上的对称美和意象中的图画美。用典是诗词在修辞方面的重要特色，结合比兴手法，使意蕴深厚，风格高雅。诗词写作虽以文言为主，但并不排斥口语新词，关键是要将粗鄙庸俗的语言提炼为“诗家语”和“词人语”，使之合乎声韵格律，获得动人的美感。新诗“迄未成功”，重要的原因是抛弃一切音韵、格律，追求绝对自由，成为“欧化体”；语言则全用白话，修辞造句脱离了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特点，丧失了民族作风与气派，因此很难征服广大的读者。近百年来的新诗，仍然处于实验阶段，随着“全盘西化”的失败、国人“殖民心态”的消除，传统诗词将恢复应有的地位，新诗最多只是文学园地中一个尚未成熟的品种而已。

    当代诗词家全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艺术形式，因作者的身份、职业、经历、个性和诗学宗尚、审美情趣的不同，从而构成异彩缤纷的风格和流派。本文不可能多方举出作品，详加论证，只能大体而言：革命家的诗词风格刚健，笔力劲直；新文学家的作品或清新明畅，或浑朴自然；专家学者则融经铸史、精严博丽。其间诸如以毛泽东、董必武、叶剑英为代表的政治家之诗、将帅之诗；聂绀弩、荒芜、杨宪益、黄苗子、李汝伦诸家的杂文诗；马一浮、刘永济、陈寅恪、邵祖平、夏承焘、詹安泰、缪钺、钱仲联、沈祖棻、钱钟书、饶宗颐诸家的学人之诗与词；乃至当今网络诗人嘘堂、西丝的“实验体”，都各自有其鲜明的特色。人文学科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和师承前贤的中青年作手的艺术风格复杂多样：诗或宗唐、或宗宋，或汉魏六朝及唐宋兼收并采，下及明清，网络诗人中有上法《诗经》四言与《楚辞》骚体者；词则或专崇南宋，或上溯至唐五代，或融合清词之浙、常两派乃至师法清季四大词人；或以婉约清空为正宗，或以雄奇豪放为高格，大多先探古人堂奥，入而后出，变化而成自家面目，虽泽古功深却绝非泥古。诗词大家对诗词体式常常是全面继承，各体兼工；而一般名家或才力所限，无暇博涉；或性有偏嗜、意在专攻，多作短小的律诗、绝句，填词亦为常见的词调。在格律、声韵方面，专家学者多恪守前贤法度（如近体诗遵“平水韵”，词用《词林正韵》）；政治家、新文学家则对律法有所突破，用韵较宽。在语言运用方面，受新文化影响者多驱使新词俗语；传统派则喜用故典，崇尚雅言。概而言之，诗词艺术的创新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一般是在语言表达上融铸口头白话或经汉译的外来词汇，形成较为通俗畅达的风格，极少损害固有的诗词体式与格律，这是与现代自由体新诗最主要的区别。

    必须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与艺术形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的品格、胸襟固然对作品的优劣有决定性的作用，但缺乏精美的艺术，则不成其文学。诗词格律的宽与严、语言的新与旧、风格的典雅和通俗，都不是检验作品绝对和唯一的标准，惟有情感之真、品德之善和声律辞采之美一体浑融的作品，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所谓“诗无新变，不能代雄”，谁都知道创新的重要性，谁都想在诗中创造前人笔下所无的艺术境界，却往往不知“新”不等于“美”，也不等于“真”与“善”。仅有“新”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新东西可能是丑恶、虚假的，需要通过时间与实践的严格考验，才能确认是否有价值。“真”与“善”是诗歌及一切文学的核心范畴，但仅有“真”，可能只是原始的本能欲望；仅有“善”，则流于道德说教，不能成为感人的艺术，故真善美三者互为制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真与善的根本性质即诗人、作家的人文精神，与精美的艺术形式水乳交融，浑成一体；缺乏真正人文精神的作品，即使在语言、在体式上花样翻新，具备所谓“现代性”，终究会被历史淘汰。《诗经》、《楚辞》及唐宋诗词中的精品，如江山日月，万古长新；“文革”中新生事物何其多也，无一不成腐臭。旧体诗词之所以在现代打而不倒、禁而不绝，正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求真向善爱美的心灵，只要用汉字书写的文化典籍不亡，诗词必将永远有人继承，产生一代接一代的作手。

    继承和创新，是一个循环不已、永无休止的过程，而且新变之后发生严重的流弊，又需要回到起点，重新接续中断、失落的优良传统，即所谓“返本开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复古”现象，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是回到古希腊去寻找创造的源泉。文学上的“复古”与政治上的封建复辟是两个概念：前者大多数是成功的，在复古的基础上取得更新的成就（如陈子昂、李白的诗歌“复古”和韩愈、欧阳修的唐宋古文运动，清代诗词超越元明，也是“复古”后的创新；而明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过于摹拟，为后人所讥，但亦有其真价）；而后者才是倒退、反动，应该唾弃。自然科学与工艺上的创新，永远新胜于旧，文学则未必如此。文学上的“复古”，实为继承千秋永在的人文精神和历劫不磨的艺术之美，思想内容上融入时代气息，艺术方面亦适当变化融通，不强行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仍以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为最高目标。人性中既有喜新求异的一面，又有怀旧守成的一面，不开新无以发展，不保守则文明中断，难于持久，二者之间是辩证的关系、互补的关系，绝非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矛盾对抗，诗词的继承与创新，宜作如是观。新文化运动之后，语体文和小说、报告文学的受众面远远超过新诗，看似取得成功，但古代骈、散文名篇和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依然高高在上，新文学中的名家名作也难以取代。诗词已经复苏，文言文作手也不乏其人，随着国学的不断普及，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将迎来一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

三、当代诗词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的当代诗词作者多达一百数十万以上，在作品数量上可以说远越前古（1992年首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性来稿就多达十万余首，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相加的总量），但质量与数量不成比例，真正卓有成就的诗人词家不到万分之一，繁荣兴盛的表象掩盖着深重的弊端，有待清源正本。主要问题是：

    1、“老干体”的泛滥和“大众化、通俗化”的认识误区

    “老干体”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各级政府与各种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官员，也包括有别于普通工人身份的工作人员，如教育、文化、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部门的知识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离退休的老干部尤其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大多数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并入党，历经战争与频繁的政治运动，思想方面接受的是从“左”倾到极“左”的意识形态教育，在长期鄙视知识、批判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不可能大量地学习古典诗词，做到充分切实的继承。平心而论，在诗词复兴的过程中，老干部们积极呼吁，募求经费，成立组织，创办刊物，确实大有贡献，也不乏开明有识之士。然而老干部退休时已到晚年，精力衰减，喜爱诗词却为格律所困；因文化根基浅薄，甚难读懂典雅高深之作，所谓“声韵改革”和“大众化、通俗化”便呼声四起，行之于写作实践，便形成“老干体”。这类诗词充斥于各种期刊，内容不外乎歌功颂德、鼓吹升平，或者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对历史和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形式上往往平仄错谬，音韵混乱，语言直白乃至粗俗不堪；风格上千人一面，毫无个性。老干部中有一些勤于读书思考者能写出好诗，但往往被大量平庸之作埋没。而官僚习气极重、头脑极“左”的人，更是自以为永远正确，容不得半点批评，动辄指责继承风雅之士为“复古守旧”、“脱离人民，违背时代”。老干部们大多尊奉毛泽东诗词为典范，称之为“当代诗词的最高峰”，但缺乏毛泽东的学养与才气，学不到毛诗的艺术精华，制造的是成堆的赝品。由此产生的“大众化、通俗化”理论，将广大诗词爱好者引入误区，迷失诗词发展的方向，有必要对此作深入的剖析。

    诗词本来就是精英文化，是历代知识人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是诗词的鲜明特色。诗词体式繁多，格律谨严，艺术风格变化万千，但诗词语言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即是“典雅”二字。正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诗词，如同中华文化金字塔上的明珠，在世界文学殿堂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而用浅白通俗的语言，只是诗词写作的方式之一，既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诗人奉为准则，更不可以此否定早已存在、而且还在产生的无数“雅化”的诗词。

    以唐诗为例，李白最有份量、最能体现其创作特色的是《古风五十九首》、《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五、七古大篇；杜甫则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洗兵马》、《丹青引》等大量五、七言古体和七律《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这一类诗境界之深广，决不是“床前明月光”、“两个黄鹂鸣翠柳”之类的绝句所能企及。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长恨歌》，也绝非“老妪能解”，“能解”的前提应该是这位老妪达到当今博士生的水平。宋词中大家名手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其词集中力作大多品位高雅，艺术精美，难于“通俗”。就连当今众所推崇的毛泽东诗词，也非“通俗”二字就能定性，如果人人一读就懂，也用不着专家们注释、评析，版本不下数十种之多了。鲁迅，聂绀弩诗中同样使用大量典故，不是“大众化”之诗。

    隶事用典，是诗词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运用恰当，使诗词的韵味丰厚，意境深远，这是诗词高度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故称“典雅”。此外多用传统的文言词藻，结合曲折含蓄的创作方式，表现文人学者特有的思想情致，也使诗词趋于雅化。而读书太少的人，一遇用典较多之诗，便觉处处障目，其实在饱学之士眼里，并非“晦涩深奥”。这种情况，在接受美学上叫“不合形式性”：“当读者不具备足以观赏作品的特定形式这份素养时，必然地，他也就消化不了这作品，于是作品也就不能变成他的审美对象；相应地，面对此作品，他也就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显然，此‘隔’之责任不在作者，而在读者”②。例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用现代语写作，拥有极多的读者，但其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纯用典雅的文言，缺乏相当素养的读者就难于通解。读者只能惭愧自己知识的不足，决不可以《围城》之“俗”贬低《管锥编》、《谈艺录》之雅。

    诗人作诗，是凭着自己的审美旨趣，在诗中表现个性，而不是首先考虑读者素养如何，能否看懂作品，再去迎合、取悦于读者。如果读者在难以欣赏典雅深奥之作时，不是扪心自问为何不懂，不是老老实实地读书补课或虚心向行家请教，却以傲慢的态度横加指责，殊不知自己已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便借“大众”之名来压制诗人，要求诗人“大众化”，实质上是“强人从我”，强迫诗人服从“我”的主张，降低到“我”的水平，这是一种霸主心态的表现。一个刚刚学会写几句诗的人批评高才博学的诗词大家之作“难懂”，应该“通俗化”，如同初中生指责清华、北大的博士生导师不宜学术高深一样，这是极为荒谬的。

    〔按〕关于“老干体”，不妨举几首以资欣赏。《建国六十周年感怀》：“伟大艰辛六十年，十三亿众唱尧天。亲民执政人为本，尽职行权责在先。普建和谐宁广宇。大兴法治续宏篇。多谋发展凭科学，深挖人间幸福泉”。《贺国庆六十周年》：“赤帜飘扬六十年，山青水秀艳阳天。偏乡殷富诸家乐，僻镇繁华众户欢。两制香江兴盛事，三通宝岛喜开颜。满园春色东风劲，吹得神州日益妍。”《颂国庆六十周年》：“举国联欢耳顺年，巍巍华夏盛名传。河清海晏乾坤易，地覆天翻宇宙旋。国泰民安人是本，衣丰食足业为先。五星高照红光暖，造化神州永向前”。这三首七律分别发表于京城、省、县三家诗词期刊，作者三人，将报纸上的语言按平仄、对仗的格律剪裁拼合，成为押韵的文件。类似的作品成千上万，凡是略通格律者都能写出来，中国真成为举世无双的诗国了。

    这种诗在古代称为“台阁体”、“应制诗”，如唐人大明宫早期唱和七律四首，作者是在职官员贾至、王维、岑参、杜甫。内容同样是感恩颂德，但艺术上远远高于当今的老干体：“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贾至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袞龙浮”（王维诗）、“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岑参诗）、“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杜甫诗）。对仗精工，风格富丽，但没有诗人的灵魂与个性，作者纵然是名留千古的诗人，这种诗在他们的集子里只能算三流以下的作品，聊备一格而已。当今老干部严重缺乏古代士大夫那样的文学素养，却要大写“应制诗”，以多多发表为荣，动辄要“超唐迈宋”，正如“大跃进”时期的“超英赶美”，其虚骄之气，可谓前无古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要求诗词“大众化”，“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实际上已经严重扭曲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和谐一致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文化素质必然会不断提高，不能老是停留在“下里巴人”的水平上。而高喊“大众化”者却把“人民大众”看作一个静止不变的概念，永远保持着旧时代“不识字、无文化”的特征，不能“与时俱进”。“人民大众”似乎成了一位不思上进、懒惰骄横、只知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一味指挥诗人为他“服务”，为他“歌唱”。这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愚民策略，根本不是什么“辩证法”、“唯物主义”。

    老诗人童明伦先生说：“别有一种奇谈怪论，就是高喊诗词大众化、通俗化，必须‘化’到全用口语，人人都解，要使诗词语言和口语完全一致。殊不知言（口语）和文（文章）之间，文和诗之间，有一个语言艺术的提高，表现方式的不同，其区别显然易见。……不重视提高的所谓‘普及’，势必让高水平的文艺降低标准去迁就和适应低水平。照此逻辑推论，在方今全国文盲大量存在，普及教育仅及九年，大、中学生文史知识极度浅薄的情况下，不应该积极着手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文学修养、美学欣赏水平，而抛弃本已较高雅的东西，使之沦为低俗，由乔木返幽谷，化兰芷为草蔓。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技术，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任何一类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做到尽人皆知，全民皆懂。相对论、剩余价值论、形象思维论、声韵学、训诂学、交响乐、京剧，甚至白话诗，都无法‘化’到那一种程度。这类‘左’的理论正如要强迫教授下工地抬石头，要专家住牛棚学种田一样荒诞无稽，哪里还谈得到什么社会进步！”③

    童先生的批驳，淋漓痛快，针针见血。笔者还要沿波讨源，作进一步的剖析。诗词“大众化”的理论，颠倒了提高与普及、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其根源在于近百年来的暴力革命和盛行一时的民粹主义。“1870年代，俄罗斯兴起一股称为‘民粹主义’（Populism）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夫斯基为代表，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与普罗大众结合，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民粹派推崇民间、崇尚底层，却自居‘人民的精粹’，自命代表了底层民众，以整体性的宏大词汇，如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的名义，压抑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标榜的‘人民’，只是抽象的整体的人民，而对于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那只是一部庞大机器的小零件，无足轻重”④。在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结合西方民主、平等学说，其特点一是仇富，要求经济分配绝对平均；二是反智，认定一切知识精英都是堕落、腐败而不道德，进步的原动力只存在于民间底层。民众天生就是纯洁、善良，没有任何污染，因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应该凌驾于知识精英之上。如果说在旧时代，民粹派痛恨为富不仁者，尚有一定的正义因素，但到了革命胜利后依然是这种“劫富济贫”的心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国家不可能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已有许多惨痛的教训。至于在知识文化、 方面，民粹派的反智已无理性可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缺乏知识精英，不可能有文明进步，更不可能自强自立于世界大国之林。天地之间万物本来就参差不齐，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同样有贤与不肖、智与愚的差别，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把本身存在的不平等一齐拉平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所谓“平等”，其真实含义是“公平”，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而民粹派常常打出“民主”和“平等”的旗号，有意混淆概念，以形式上的平等抹煞实质上的差异，不是“见贤思齐”、“选贤与能”，而是不分高低、不问是非的一刀切，其结果只能造成一个智识平庸道德低下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工蚁社会，人类文明将停滞不前，退化到原始阶段。

    知识精英的使命是创造文化、护持文化，对一般民众施行教化，对统治者的不仁不义和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提出严正的批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今知识精英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古代士大夫诗人从来就不乏对民众的同情心，屈原、杜甫、白居易堪为范例。如前文所述，现当代的知识分子诗人已是民众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于有权力的官员，不存在对弱势群体的压迫，而是自觉地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在诗中表达民众的悲怨，向权贵抗争。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代表社会的良知，不需要官僚们教导“走向大众”，自能为民众呼号，伸张正义。从人性的角度观察，民众固然拥有勤劳、朴实、善良、坚韧等美德，但民间不是世外桃源，同样存在自私、奸诈、残忍、贪婪，同样需要揭露和批判，鲁迅笔下的阿Q便是民众中愚昧的典型。如果没有道德的教化、法律的制约，民间将成为一个盗贼横行、流氓遍地的黑社会，包括诗人在内的知识精英应负起善为引导的责任。 

    中国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已从经济乃至肉体上消灭了贵族，当今的知识分子诗人不是亿万富翁，追求的只是精神上的富有，在诗中展现真善美的境界，这种权利，谁也无法剥夺。用典决非诗词的弊病，而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积累浑融于诗词中的自然结果，在精炼的语言、短小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隐藏着博大深远的历史背景。诗人用典往往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典实为“今典”，学诗词者多读书、勤于考索，自能领悟。诗词以文言为主，但未排斥口语新词，古今名家专集中不乏用典极少、明白易懂的作品。当代诗词可以吸收现代语汇，但在吸收过程中，要加以选择、锤炼，使之与传统语汇保持和谐，并非所有粗俗的口语都可入诗。在名家诗词中，“通俗”只是作品风格的一种，不能涵括其总体风格。一味主张通俗，无视诗词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以一种风格强行压制并取代另一种风格，这是极不科学，也是极不民主的。以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极少用典，未曾“雅化”，但大量“象征派”、“朦胧体”新诗，语言生硬晦涩，意象怪诞离奇，不要说人民大众难以卒读，就连专家学者也无法解释。由此可见，诗之难于通俗，不在于体裁之新旧及是否用典。即使是朦胧怪诞风格的新诗，在诗坛也还有一席之地，并未消亡，不断有人仿作。

    真正意义上的“通俗”不同于庸俗，这种写作风格不用典或极少用典，但同样要讲求情趣的高尚、字句的精美，同样需要深湛的学养和工力。满纸堆塞口号、趋时应景的“老干体”，是毫无诗味的庸俗，不能与诗家清新明畅之作相提并论。目前大多数诗词爱好者水平普遍低下，“大众化”论者不是指导他们如何读书积学、提高修养，不是强调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却把使用口语新词、“声韵改革”作为当务之急，大加鼓吹，实为轻视继承，抹煞传统，属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写诗词，只能产生类似“大跃进民歌”、“小靳庄诗歌”的品种，诗词名存而实亡矣！

    人类文明的趋势，是不停地向高层次发展，民众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更需要高级文化的精神食粮，这就有赖于知识精英的创造，文化水平不高的大众，担荷不起这样的重任，放眼千秋万国，莫不如此。然而1949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使包括诗词在内的精英文化受到根本性的打击，沉晦无闻；“文革”后三十年来，虽努力重建文化工程，近年更在复兴国学，但仍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精英文化的建设则远远滞后，未曾形成独立的体系。其深层原因，“除了有关方面在指导思想上的认识偏差外，还与建国后用政治建设等同文化建设，把一切工作意识形态化，唯政治化思维泛滥的情况有关”；“唯政治化思维泛滥成灾的结果，极为严重地妨碍甚至扼杀精英文化的产生和成长”⑤。非独如此，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业气息弥漫全社会，加重了文化产品的功利性，使精英文化更添阻力。王元化先生指出：“通俗性、娱乐性文化如果在高层文化创造的文化空气、文化环境中生长，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倘使有助于人们素质提高的高层次文化日趋萎缩、衰落，就会形成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结果整个文化素质低下，道德趣味败坏”⑥。余英时先生持类似的观点：“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有质与量之别。大众文化是通俗性的，可以老幼咸宜，雅俗共赏。但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美——的追求与提高，则不能寄望于大众文化。求真、求善、求美从来便是高级文化的领域。高级文化的不断创新与提升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但高级文化的成果最后仍是为全社会所共享。所以把高级文化误认作上层阶级的专用品，是一个严重的危险的错误”⑦。中国已大踏步走上全球化的道路，要参与列强的竞争，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硬实力，更需要文化上的软实力，不得不重视精英文化，尽快纠正历史的错误。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许许多多的文化巨人，中国也只有培育出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和学术大师，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诗词“通俗化、大众化”谬误甚多，广大诗词爱好者亟宜走出误区，继武先贤，取法乎上，诗词方能健康发展。

    2、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匮乏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脱节

    二十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革命”是贯穿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主旋律，1949年后更是蔑古意识充溢于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远比“五四”时期严厉。文学研究被割为两块，古典诗词统统视之为供审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截止于“五四”之前的清末；现当代文学史只纪述新诗，没有旧体诗词的位置。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不关注现当代诗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旧体诗词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这就使诗词长期“在野”，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五四”至今已近百年，诗词作品浩如烟海，因屡经战争和政治动乱，许多作品随着老一辈诗人的逝世或残毁或流散。文本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界到现在还没有哪一家机构对现当代诗词像古代诗词那样，从事全面的搜集和编纂工作。近三十年来，民间诗词社团或少数诗词作者编选出版了一些大型选本，但搜罗未广，以偏概全；或抉择不精，鱼目混珠，质量很难令人满意。老一辈名家的诗词别集也有所出版，但大量手稿、油印本、内部印本未曾公开印行。诗词这种缺乏学术研究、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目前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在学术界，很多学者以研究古代诗词为专业，但已丧失了老一辈学者兼擅创作的传统，甚至不通格律，其理论完全脱离现当代诗词的创作实际，流于象牙塔里的空谈，对创作起不到切实有力的指导和促进作用。甚至多以西方的文学、美学理论框架硬套中国诗词，不惜削足适履，歪曲本来面目。文学理论这种摈弃本民族审美思维的“失语症”，是百年来盲目崇洋、不断追逐新潮的结果，因而形成“殖民化”心态。在回归传统、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还是有人不断反对现当代诗词写入文学史，主张新诗向“欧化体”发展，笔者已撰专文驳斥，发表于期刊《学术界》和《当代诗词》，本文不再赘述。

    从京城到各省市的诗词团体，每年印行各种期刊，并举办多次研讨会，确实有大量论文；少数研究者也出版了理论方面的专著。但论文大多零散不成系统，流于漫谈随笔，学理精深、识见卓越之作极为罕见，更谈不上掌握近百年诗词发展脉络、建筑在大量文本基础之上的研究。有成就的诗人词家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只是专力于创作，对学术理论不感兴趣。这就形成了当代诗词与古代诗词不同的状况：治学者不作诗，作诗者不论学，甚至诗人与学者互相藐视，分疆划界，老死不相往来，“知”（理论）与“行”（创作实践）不能合一，构不成交流切磋、良性互动的关系。兼以意识形态的控制，存在大量“禁区”，也使学术研究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要改变上述状况，首先必须为现当代诗词“正名”，廓清“五四”以来蔑视传统的谬误观念，恢复并确立诗词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然而需要志同道合之士做基础性的工作，普查近百年诗词存世的文本，一一整理出版，同时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撰写理论专著和现当代诗词史。诗坛和学界必需消除壁垒，通力合作。总之，六十年来传统文化与文学断层已久，亟待弥补，研究现当代诗词的学术工作十分艰巨，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方可完成。

    3、“声韵改革”之难以实行

    所谓“声韵改革”，是指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取代旧有的平水韵，废除入声，合并韵部，放宽韵脚。北京和广东都编辑出版了新韵书，敦促诗词作者使用，创作“新韵诗词”。不能不说改革者用心良苦，目的是使广大诗词爱好者按统一的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定声定韵，尽快地掌握诗词格律。对此“改革”，笔者难以苟同，曾发表长篇论文提出商榷，这里不详加阐析，只列举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①“声韵改革”的要害在于废除入声，唐宋以来千年定型的近体诗和词的格律被打乱，用入声押韵的古体诗和大量词调不能使用。许多入声字在普通话里读平声，诗词的平仄律也随之变动，原有的平上去入只有平上去三声，变得单调乏味，只适宜用入声传达的情感也无从表现。改革的结果势必使后人难以学习、接受古典诗词的格律，斩断了诗词声韵的承传关系。

    ②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广西、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河南、山东等方言区都有入声，没有入声的省份，仅是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及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写诗词主要是汉族人，海外华人华侨语音有入声的也占绝大多数。推广普通话并不等于消灭方言，在方言区生活、工作的人即使人人会说普通话，但实际上是用“双语”：交际时说普通话，在家乡、家庭中仍说方言，乡音难改，古今如此。上述有入声的方言区集中了汉族的大多数人口和知识人才，学习原有的诗词格律很容易，用普通话改造的格律反而增添困难。众所周知，用普通话读诗只是朗诵而非原汁原味的吟诵，正因为没有入声，读不出诗词特有的神韵和意境。

    ③近体诗的用韵和平仄律上承隋代陆法言的《切韵》，经历代音韵学家修订，形成平水韵系统（因山西平水人王文郁、刘渊所编韵书而得名）。平水韵源远流长，既保存了古韵，又兼顾南北各地的方言，不是根据一时一地的语音制定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非存古无以继承传统，不通今难以开拓未来，两者不可偏废”（吴钶：《也谈古体诗词声韵现代化问题》，《中华诗词》1998年第1期）。由于平水韵不是以某一地区的方言为标准，因而全国诗人都能接受并使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命群臣编成《洪武正韵》，以当时的北方官话为标准，下令推行，结果归于无效。由此足见纵有政府的命令，但违反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此路必然不通。

    ④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是“书同文”而语不同音，在承传典籍、文化统一上有莫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疆域辽阔，各地语音多异，口头谈话往往难以通晓，但由于有了统一的文字，并不妨碍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诗词是用典雅精炼的书面语言写作、可供细细欣赏、吟味的案头文学，并非白话新诗或大鼓书、快板、数来宝之类的通俗表演文艺。格调高雅、韵味深永是诗词的突出特色，它的流传是靠文本而非某种官话。自诞生《诗经》的周代到清末，官方未曾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并未妨碍古典诗歌的不断发展，能识汉字、有了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包括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熟谙格律后就能作诗填词，日本、朝鲜、越南人都写过大量中规中矩的汉诗。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交际是一回事，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诗文创作又是一回事，二者并行不悖，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对立关系。今人写作诗词，着重点应是题材、内容、意境的更新；有兴趣用普通话去安排格律、另立新体者，尽有其自由，但旧有的规范和体式决不应该消灭。

    ⑤主张用普通话作诗词、改造格律者，说得最多的理由是青少年都已受普通话教育，如果学作诗词，需要重新识别入声字，将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望而生畏，后继无人，诗词必然断代。其实这是杞人忧天，根本不了解学诗的实际。如前文所述，古时只有“书同文”未曾“语同音”，为何诗词名家不断涌现？杜甫是河南人，辛弃疾是山东人，日常口语应该是“官话”，为何作诗填词能恪遵律法，熟谙入声？其原因便是读书万卷，继承了书面语言，兼以勤奋写作之故。常用的入声字只有几百个，写作时多查韵书，自然就能掌握。笔者的诗友如王蛰堪（天津人）、魏新河（河北人）、郑雪峰（辽宁人）、王震宇（辽宁人）、张树刚（辽宁人），皆为诗词高手，没有谁认为入声字造成写作困难。近年互联网上涌现许多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造诣精深者无不严守平水韵系统的格律，可见“入声字学诗甚难”云云，不足为据。

    学诗之难，不在于格律，而在于学问的积累和思想境界的提高。要成为杰出的诗人词家，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诸如才华、品德、胆识、胸襟、学养、阅历、工力等等，不可或缺。学诗词者必须熟读历代名家名作，充分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积累丰富的辞汇与典故，在刻苦练习的过程中掌握诗词各种体式与格律，言志抒情、写景状物方可得心应手，逐渐升堂入室。继承的遗产越多，创新的力量就越大，历代名家无不是在博采英华的基础上创立风格，开拓境界。缺乏对前贤虔诚敬畏的心态和切实深入的继承，违背诗词艺术规律，大言“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创立一个新的文艺品种，往往要上百年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五四”以来借“革命”、“改革”之名，毁坏了多少珍贵的文物，使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得再生！我赞成徐晋如的一段话：“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会去毁坏传统，反而应当敬畏和捍卫它。中国近百年来，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人们对于知识、对于文化传统再没有敬畏之心，这是当前浅学之士叫嚣‘声韵改革’的根本原因。我们旗帜鲜明地倡导严守平水韵的声韵系统，不仅是在捍卫一种文学范式，更是在捍卫知识的尊严”⑧。面对千年智慧凝成的古典诗词，今人没读几本书就要超越古人，动辄“革新”，只能是一种狂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声韵改革”已经提倡二三十年了（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每次诗词研讨会都有人议此），也编出了几种新韵书，却极少有水平高的诗人词家去用新韵；有些人确实在尝试，但未曾见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当真是诗词高手顽固守旧吗？在思想开放的今天，谁不喜欢美好的新事物？其中道理，“改革”者宜深长思之！

    语音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平水韵不仅仅是存在入声，有些字的读音与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标准音也有不同，而且各地方言与古音相较亦有差异，这当然是客观事实。诗词界对此多有讨论，一种意见便是本文不同意的用普通话定声定韵，废除入声，许多有造诣的诗词家也不认可，仍然坚持用平水韵。其中也有人认为平水韵韵目过严过细，容易束缚思路，可以用词韵代替诗韵。还有一种意见，是参照现代汉语重编韵书，将平水韵的韵目作适当的调整，或分或合，邻韵通用，但保留入声。还有人在写作实践中用韵颇宽，不遵平水韵而用本地方言（保留入声，不同于普通话，如四川诗人杨启宇，湖南、湖北、安徽、江浙的诗人亦如此，庚青蒸韵与真文侵诸韵通押，不分前后鼻音）。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诗词用韵“双轨并行”：即可用旧韵，也可用新韵，但在一首作品中，不能新旧混用，弄得非驴非马。不论用新韵还是用旧韵，都应严守格律的平仄要求。即使是新韵书在全国通行，也不能以此为由反对用平水韵者，一切存在的问题，让人们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

    笔者以为，重编韵书，兹事体大。仅靠一些诗词作者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请多位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来参与此项工程。在编书之前，要在全国作普遍、深入的调查，研究各地方言的语音实际。比如弄清楚有入声的方言有多少种？各种方言又保存了哪些字的古音？待掌握大量的语音资料、统计出确切的数据之后，还应参考旧有的各种韵书，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斟酌古今，慎于去取，编出的韵书方具有科学性与使用价值。那种轻易废除入声，在短期内搞出一本普通话韵书来取代旧韵的做法，很难被人信服。“声韵改革”实为舍本逐末，对学习诗词和提高创作水平没有多少帮助，只是“改革”者一厢情愿的试验而已。

四、馀论：诗词与国学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国学运动开始兴起。学术界研究新儒家，与海外学者交流；民间自发地办起儿童读经班和书院。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南北各大学纷纷成立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中心，创办刊物；各类国学、儒学专著频繁出版，各种国际规模的儒学研讨会接连召开，并多次举行祭孔大典；国家投资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普及汉语言与中华文化。国学运动先是发起于民间，知识界为数不多的学者参与，然后逐渐扩展，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因而民间、学界与政府达成前所未有的共识，形成三者互相呼应、良性互动的关系。“没有任何一场运动像‘新国学运动’这样深沉、稳健、平缓而有力”，其目的“一是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二是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三是丰富并提升精神境界”⑨；“重振国学，对于推动整个文化发展，复兴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⑩。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包括儒家经学、史学、诸子学、集部文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小学。古典诗词是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诗经》为十三经之一，是孔子施行“六艺之教”的教科书，《楚辞》中的《离骚》也被后人尊称为“经”，《诗》、《骚》共为历代诗歌取之不竭的源泉。诗词与群经子史、古文辞赋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交光互摄，古代诗人词家无不熟读儒经，博通子、史。在废除科举制度的清末和民国，涌现出几代国学大师，诸如沈曾植、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柳诒徵、马一浮、黄侃、钱基博、陈寅恪、钱穆乃至年辈较晚的钱仲联、饶宗颐，不仅在国学研究上有卓越的建树，而且擅作文言文与旧体诗（钱基博、钱穆很少写诗，但对诗词有深切的了解），多为诗词大家名手。儒家经学在国学中最为重要，为史学、子学、文学之源，但治国学者必先通小学与文学。晚清史学名家张尔田致钱仲联书云：“弟少年治考据，亦尝持一种议论，以为一命文人，便不足观。今老矣，始知文学之可贵，在各种学术中，实当为第一。”⑾当代饶宗颐先生认为“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渺”⑿；南怀瑾也说“文化的基础在文学，文学的基础在诗词”⒀。由于诗词重点在于抒写人之情性，读诗能陶冶情操、变化气质；诗词的语言在格律规范下千锤百炼，为汉字凝结的精华，融真善美为一体，因此受到国学家的高度重视。许多老辈学者以专治诗学、词学成名，如刘永济、陈匪石、汪东、汪辟疆、王易、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程千帆等等，同时也是诗词创作高手，是国学家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了解诗词在国学中的位置，了解诗词与经史诸子之学的密切关系，对于推动当今诗词的创作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清、民国以来的国学家承续古代的道统（人文精神）和学统（人文知识），在诗词创作方面非但如陈衍所说“合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二而一之”，词也同样是“词人之词与学人之词二而一之”，内涵宏博深沉，风格高华典雅，在近百年名家诗词中，这一类作品分量最重，也最耐人吟味。其他如新文学家、书画艺术家之诗，政治家、军事家之诗，乍读新鲜、有激情，多读则乏味，这是笔者二十余年间读诗的总体印象。改革开放后诗词复兴早于国学复兴十余年，但创作质量与民国诗词差距很大，关键在于缺乏国学方面的充足营养和底气。中青年成就较高者，也往往只读一些古典诗词和诗话词话之类，从诗内求诗，很少有人去读经史元典；多数人仅凭一点才情和灵气写作，纵使呕心沥血，也不能上臻博大深闳的境界。这是几十年批判传统、冷藏国学，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学科分割的后遗症，也是经济建设时期急功近利、人不悦学的结果。再观近年的国学研究，集中于传统经学、理学和现代新儒学，海内外国学专家很少有人治诗学、词学并写作诗词，其学术论著往往“以西释中”，带有深厚的欧美思想文化色彩，缺乏像王国维、陈寅恪、饶宗颐那样古今中西融贯、诗作也卓有成就的大师通儒。因此笔者以为，今后的诗词创作需要融入国学，新一代诗词作者应当涉猎群经子史，国学研究者也应当关注现当代诗词，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五四”以后白话文大行其道，全面占领学苑文坛，随着老一辈国学家的乔木凋零，今日能写出纯正文言的学者，已如凤毛麟角。惟独古老高雅的诗词，既出于知识精英之手，又为民间广大的作者读者群体所喜爱，可以说是现当代惟一活着且流传广泛的传统文学，这是欧化新诗和时下流行的俗文化、快餐文化所无法取代的。关注和研究现当代诗词，恢复和推行中断几十年的诗教，应该是弘扬国学、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一条甚佳途径，是一种德育、智育和美育兼备，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

    总之，当今诗词的复兴与国学复兴已是双轨并行，不同者是前者侧重于创作，后者专力于研究，不足之处是六十年来的当代诗词以及民国间的现代诗词尚未进入国学的视野。现当代诗词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国学”，如同海内外蓬勃兴起的新儒学、新新儒学（海外新儒家成中英语），是传统国学在新世纪的延续与支流。诗友徐君晋如说诗词理应正名为“国诗”（有似国画、国乐），以确立本民族诗歌的地位，我表示支持。国学中的“国诗”创作和研究，有着广阔发展的前景和光明灿烂的未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待于诗人、学者的开拓与创造。我热切期望新世纪能出现真正的国诗大家和新国学大师，使中华诗词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翅高翔于世界！
    
    
[注]

    ①毛泽东对诗词有特殊的兴趣，也从未明令禁止诗词写作，曾说“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并对新诗提出批评：“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但他仅仅是把诗词当作个人的一种嗜好，不向社会提倡，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按：此话不确。毛的若干诗词作于青年时代，格律谨严，未曾“束缚”他的思想）毛用以指导文学艺术的理论，是四十年代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宗旨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创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作品，有利于宣传革命。在这种政治观念的支配下，建国后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只谈新诗，没有传统诗词的位置，实则是内容极端狭隘、不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和全景的文学史。综观毛泽东对诗词和新诗的评论，可知所谓“大众化、通俗化”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并不体现毛泽东内心真实的文化取向和审美标准。

    ②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第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③童明伦《论中华诗词之用韵》，载向喜英《无欲斋吟稿》第十七辑，2001年。
    ④叶楚华、廖保平、周筱贇《中国谁在不高兴》，第97页，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民粹主义的特征，参看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中第340页—348页之论析，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⑤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第3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⑥王元化《集外旧文钞》，第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⑦余英时《论士衡史》，第35—3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⑧徐晋如《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第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刘毓庆《国学概论》，第5页、第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⑩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论坛》第1辑，纪宝成《国学何为》，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⑾钱仲联《梦苕庵论集》，第451—45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⑿饶宗颐《固庵文录》，第2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论坛》第1辑，南怀瑾《国学与中国文化》，第2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附]关于中华诗词（BVI）研究院情况的通报
    
    2007年8月，由商界友人王功权投资创办的中华诗词（BVI）研究院在西安大唐芙蓉园成立学术委员会，国内十多位诗人、学者担任研究院学术委员，商讨振兴诗词文化的规划。两年来从事以下工作：
    一、搜集二十世纪诗词文献，编选出版
    1、编纂《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含诗词作品与相关文论两大部分。已编成1940年后出生作者的诗词为第一辑共十册，巴蜀书社2009年4月出版；1940年前出生作者的诗词在编选中。文论部分编成《近现代词话丛编》、《当代诗词丛话》，共80万字，黄山书社2009年3月出版。另有《近现代诗话丛编》、《诗坛点将录大观》及诗论、词论多种单行本，黄山书社在排印中。
    2、编辑“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重点整理出版老一辈已故名家的手稿、油印本、内部印本及民国间出版今已绝版的诗词集。其中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文集》由黄山书社于2008年9月出书，今年有十多种名家诗词别集付排。
    3、编辑“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重点出版当代中青年创作水平较高的诗词集，今年也有十多种付排。
    整理近百年来积累甚丰的诗词文献，选其精品陆续出版，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研究院同仁正在为此努力。
    二、开展诗词活动
    1、2007年9—12月，举行电视剧《玉井传奇》网上征集歌词的活动，评选颁奖。
    2、2008年6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华诗词青年峰会，近20位学界嘉宾、50位中青年诗人、20余家媒体及200余位旁听者到会。获终身成就奖者为广州老辈名家李汝伦先生，获优秀青年诗人奖者为：碰壁斋主、天台、嘘堂、莼客、胡僧、军持、伯昏子、矫庵、贺兰雪（女）、西丝（女）、王震云、张青云，共12位。另有5位花絮奖获得者：苏无名（月旦奖）、孟依依（偶像奖）、种桃道人（拓荒奖）、中山大学岭南诗词研习社（传灯奖）、《诗词净土》期刊（风骨奖）。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华夏时报、中国文化报等多家媒体对峰会予以报道，新浪网开设了“诗道不灭，旧体新魂”的峰会专题报道。
    3、2007年8月—2009年10月，接连在西安、杭州、庐山、杭州、黄山召开研究院年会，讨论各项诗词事务。
    4、2009年4月，在杭州举办“龚自珍与二十世纪诗词”学术研讨会，研究院主办，杭州市龚自珍纪念馆承办，与会诗人、学者60余人。会后编辑出版研讨会论文集。
    三、编辑研究院大型期刊《诗词界》，2009年8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辑。
    研究院现有成员22人，院外特约编辑1人。将继续邀请海内外高水平的诗人、学者加盟，共同为振兴诗词文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