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们的影子、榜样和创新泉源
    作者：邵耀成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2月4日
     
    
    
    读了《究竟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的访问记录，易中天先生的《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了什么，又该怎样继承》与《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笔者也来赶热闹，以多层次的角度来看现代价值观和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这种以多层次的角度来分析所谓有机性的哲理概念，例如孔子仁的概念，是杜维明先生在1985年所提出的。笔者去年在台湾商务出版的《孔子这个人》提出一个补充条件，认为应把一个哲学流派的从事者的行为带进研究范畴之中，因为，德行哲学需要一个实践者，把死的概念用行动演活起来。像一条绳子那样，能把一个一个多层次的范畴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再把生命力灌注进去。否则，自由、平等、公正、仁爱都是太抽象的名词，我们需要道德实践行为去体会德行哲学的真实生命性。以这个分析方法，我们尝试解释我们的观点。
    
    现代价值观中的人权、容忍、自由、民主、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男女平等、环保等等，我看两岸三地的人都是认可的，我们是不必去宣扬或灌输这种理念的。但认可不代表我们已经做到了，所以问题不在接受而在实践，那就是，在实现某一个普适理念时，我们实际上做到了几分。而且，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还得与别人比较一下，是否还需要改进自己，这是孔子的教导，这也是传统道德文化的脊梁，这种做人的道理怎么能不维护呢？
    
    若果我们把问题放到一个形式，问：应如何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女平等呢？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传统上中国人是男尊女卑的。但我们若果这样问：我们今天能接受男女平等这个理念，是我们文化中哪些因素导致（或不阻挡）我们去接受它的呢？在易中天先生《南方周末》文章（2011.1.20）的左面就有德国记者花久志（Georg Blume）先生的文章《中国龙如何对话印度虎》，他看到这一点，文中指出：“那些有能力到中国旅行的印度富人，则对中国社会中人人平等的原则毫无概念。在印度从事简单劳动的人（空姐当然也包括在内），大多属于下等人；对于出身社会高等级的上层人来说，这些人无异于贱民。”因此，在印度传统文化中有些因素是妨碍他们接受“生而平等”(包括男女平等)的理念的，而中国则没有这种障碍。如此，我们就必须去认识：是中国文化中哪些因素使我们顺顺利利地就把一个新思想接受过来。这是“接轨”：把崭新的理念与原来的文化素质接轨起来，而不是一个“继承”的观念。
    
    杜维明先生指出中国有缠足，外国也有束胸，我们不必太美化西方文明。而“三纲(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君、父、夫)”这样的观念，在任何父氏传统宗族社会都是存有过的，埃及是这样，希腊是这样，一百年前的美国也是这样的。若我记忆不错的话，在我所居住的美国维州（Virginia），一百五十年前，一个男人是可以当街鞭打他自己的女人的。所以，从维护三纲，到反对三纲，那是人类进化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有一点是应该强调的，正如袁伟时先生所强调，这些理念是西方摸索出来的，我们只是学步模仿而已，所以，他们比我们先进。但比起印度来，我们传统文化阻力少一点，能让我们快一点接受例如“生而平等”这个思想，我们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可能比印度略为进步些。
    
    有了这个概念，让我们看看“打倒孔家店”这段历史吧！在网上存有大量翻案文章，认为陈独秀先生或胡适先生被冤枉了，他俩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自然，在历史求真上，我们有发掘真相的必要。但在思想运动推理上，打倒孔家店是理所当然的事，若果孔家店支持男女不平等，而革新者却要提倡男女平等，就不能不打到孔家店；科学与民主也是那样的。到了今天，在价值观上，孔家店有很多东西被打倒了，因为它们不合时代的需求。但是，孔家店是否有些货物，对我们来说，还是很珍贵的呢？或者甚至是人之所以为道德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呢？那就是，诚实、正直、人的最基本需求、知错能改、宽容、自我更新、学习别人的好处。这些都应该是孔子的价值观，也为后来的儒家所接受。(至于像“朋党”这个观念，孔子反对，宋儒是否也反对，是待考的，余英時先生就有所论述)。正因为孔孟认识到我们应该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孔子比较含糊，孟子是非常明确的：有饭吃、有衣穿、还得有一个配偶)，中国人很快就认为“自由平等民主”是好东西，是大家所应该追求的理想。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由于国家积弱，在强权的瓜分之下，有民主主义与军国主义之争。但是，支持军国专制的丁文江先生，我看，也是赞成民主的，只是，他认为：以民主来强国太慢，必须用军国主义才能很快地把国家强盛起来。之后，才进行民主。原则上，他也是认同民主的。
    
    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现在的民主进行得太慢了，但那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认知上的问题。在新中国开国先哲所通过的1982年的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内容与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理念是没有很大的不同的。宪法是一个国家立国的理念与基本原则，因此，新中国在 “法治民主自由”方面是绝对赞同认可的，在实践中，可能有差距。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认同问题。实践和理念总是有差距的，民主先锋如美国，也要在立国240年之后，当奥巴马被当选为美国总统而完成她宪法上所宣告的理念的，《华盛顿邮报》在他宣誓就位的那天宣称：“美国再不说谎了！”也就是，宪法的诺言被实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努力去实现宪法的责任，我们自己作为公民的行为越接近中国的宪法，中国国家就越向宪法上的理念迈近了一小步。笔者极为欣赏袁先生在《南方周末》（2011.2.17）的文章，题为《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文中他表达了尊重别人（徐晋如先生）应有不同思想权利的修养和信念，那是建立民主自由体制的基石。若果中国有一亿人像袁先生那样，中国想不民主自由也是不太可能的。
    
    以同样的敬意和民主态度与袁先生讨论他以下的见解：“仁、义、礼、智、信[五常]，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先以“信”为例子，作“诚信”解，则这个价值观是要比“自由民主等”更具基本性以及永恒性的；它更基本，那是因为任何人类组织，不管是部落、家族、王朝、帝国都需要它的；与利益一样，是人与人建立关系最原始性的一种粘合物。永恒的意思乃指：有人类文明存在，就有这种关系的存有，远远早于文字发明之前；而近代民主制度则必须有一本厚厚的法典去界定的。因为，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最多只有350年的历史(始自启蒙运动)，初始型的古式民主在希腊与罗马都存有过，但其历史不超过150年。如此，怎可以要求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呢？引申而来的推论：“五常”只能为民主自由政体服务，是一个非常成问题的大前题。下面试论述之。
    
    假如我们生活在男女不平等的宗法专制社会，按袁先生“不服务”原则的话，是不是说：我们要对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儿“不仁爱、不公正、不礼貌、不理智、不诚信”呢？袁先生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吧！听袁先生谈论民主自由制度，我认为袁先生太理想化或美化这种制度。撇开部落时代的民主选举形式不说，单说在有了国家体制后所产生的民主吧！希腊雅典是这个制度的创始者，建立了公平有序的投票方式；但也是这个民主投票判决了苏格拉底的死刑。令做学生的柏拉图愤怒不已，写《共和国》时，扬弃民主程序而推崇精英专制治国。近代的希特勒很心仪这个说法，成为他军国独裁的理论基础；可以这样说，2400年前雅典人愚昧错误的投票，替近代德国造就了一个杀人魔王。民主不一定制造出天堂，有的时候还会制造地狱的。最少有一二百年的时间里，美国民主制度对美国黑人来说，是一个地狱。且让我们来看一个像天堂那样的人间例子啊！
    
    那就是不丹，一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有一个英明的国王，叫“旺楚克”，他在1998年前就想还政于民，把不丹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但他的人民不同意，要求他继续做他们的君主，也就是，民意要维持袁先生所否定的宗法专制制度。这位旺楚克国王是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现代人，1998年6月单方面以国王宗法的专权解散内阁，把行政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在2001年9月，“专制地”下令起草共和民主宪法，结束君主制。不丹人民是幸福的，在宗法专制和民主自由制度下享受同样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一个有“国民幸福总值”观念和能实践这观念的领袖。所以在行政制度之外，还有一个“国民幸福”的人道理想，在人民幸福上它比民主和宗法的政制分歧更重要。至于，这个国民幸福的人道理想是否与儒家人道思想互为吻合，还有待我们专家学者进一步的比较讨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杜先生大概认为儒家人道思想与这种国民幸福理念是相同的，是应该提倡的，这还有待他的分析和演绎。还有一点可以说一下，人道思想与民主或宗法制度的关系，是制衡、监督、影响而不单是服务。
    
    一个统治者自然可以把五常当做美丽的谎言来欺骗人民，如此，五常就变成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服务于统治者。相信袁先生用“服务”一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一个有五常修养的人，是否应该服务于一个宗法独裁政权呢？且让我们把袁先生放回50年前，当他还是30英年的时候，又假设他不任教于开明的中山大学，而进了一所信奉并实行三纲宗法专制主义的大学，反对三纲的袁先生是服务呢？还是还乡读书种田呢？这是人作为人的一个关键性选择，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其中一个最核心性的问题之一。孔子就曾批评他的弟子子路、冉有缺乏“大臣”的气度，未能在“以道[而不能]事君”的时候，辞官退隐做逸民[《11.24》]。他曾讨论过那个时代的六位逸民，把他们分成三类，伯夷和叔齐一类，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和少连是一类，这二人“降志辱身”；虞仲和夷逸是一类，他们“隐居放言”。孔子自己则非常开明不固执，认为这三种处事态度都是能接受的。因此他说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并不一定要按三类中，某一类方法去“服务或不服务”一个君主。袁先生自然是不赞同柳下惠的做法的。但是，容我们假想一个例子，在某暴君的统治下，黄河泛滥，若不治理，几十万人就要倾家荡产，甚至失去生命，而袁先生是一个治水高手，袁先生是为这个暴君治水呢？还是看着十万户人家没顶而亡呢？不管袁先生的答案是然是否，这中间存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袁先生这种道德情怀是从西方而来的呢？还是从传统士人精神而来呢？若果是后者的话，那就是说，袁先生的基本人与社会的道德情怀来自孔子，孔孟儒家道德情怀像影子那样附在袁先生身上，要躲也躲不开，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标题说：“孔子是我们的影子”。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在言行举止方面，孔子的礼教文化也像影子那样地追随着我们。
    
    1980年春，史丹福大学校长室派我去机场接大陆的红楼梦学界代表第一次来美参加国际会议，他们是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和陈毓罴先生。当我在候机室等三位先生出闸的时候很紧张，不知道红色中国的学者会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儿；一照面，我发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三位先生和我一样，也是神经绷紧的，不知道我这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人会是怎样一个模样儿。我们虽然在言行举止上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是共通的，都是孔老夫子塑造出来的人，彼此间因而有一种亲切感。孔子的礼文化塑造了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好像一个人的衣饰服装那样，这个言行举止的特征把他与其他礼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一下子就分别了出来，那是骗不了人的。孔子在我们身上的烙印那是要怎样洗涤也是洗涤不去的；就像影子一样，又有谁能摆脱得掉我们的影子呢？
    
    若果我们上述所说，孔子思想是中国文化DNA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话，则易中天先生俏皮生动的主张：“看来，也许得把儒学放进洗衣机，再加漂白粉，冲了又冲，洗了又洗，一直洗成‘灰色’为止。”是一件不可实行的事，要冲淡DNA，就只有不住地交配，像把鲤鱼交配成金鱼那样，那是一种蓄意性的杂交。那么，我们也就是杂交之民了，鲤鱼在配种后由灰黑色变得五彩缤纷，我们在淡化儒家DNA配种后，会是一个什么颜色，连想也不敢想！
    
    自从读了野夫先生2009年的《江上的母亲》，他在后记中对易先生的介绍，我对易先生是钦佩有加的，认为先生能在文化艺人的舞台上大红大紫后，却又能静居潜心为中国的文化前途深思熟虑，探讨一个出路，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两栖文化工作者。但易先生论说中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那是不切实的空幻之思，就笔者所能看到的，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文明史中，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存在过。甚至在动物与昆虫世界，若果他们有群居生活的话，也是一个有等级的社会。因此，易先生的见解若希望有一个实质上的意义的话，那易先生必须列举出一个例子，在人类或生物界，存在着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我们说：“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社会，那是指，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中，公民有一定的法律保障，保护他的基本的自由，拥有平等的改变他命运的机会，有投票权来选举自己的统治者。但公民必须服从统治者所通过的法律，例如当兵，假若法律规定18—25岁男子必须服役，则逃兵役就是犯法，要坐牢的，同时会被褫夺一切公民权益的。还可以提出一点，男女在这件事上，是不平等的，很少有文明国家要求女子去服兵役的。男女平等只指男女在公民权益和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把男女在社会上所有的义务和权利都划上一个等号。有了这个概念，且让我们讨论“三纲”这个问题，特别是其中男女平等这个问题。
    
    易先生说得太漂亮太有趣了，三纲是“馊了的饭菜”，因此要扬弃，我完全赞成。但是，三纲为什么“要不得”，易先生说得不很明白，似乎（若我理解错了，先在这里道歉），易先生认为因为“君臣、父子、夫妇”是封建阶级的观念，因此要不得。可是，英国无疑是一个民主先进国家，英女王与英国平民确实存在着君臣的关系。至于父子夫妇关系，除了云南泸沽湖边的摩梭女儿国之外，世界上是无国无之，那又如何可以说是要不得呢？三纲要不得那是因为“纲”有“绝对服从（这点易先生没有解说）”的意思。英女王虽然有平民没有的特权，例如不付税，但绝对没有要平民绝对服从的权力。现代社会虽然不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但总不会像易先生所说的那样，父母对子女毫无权威性，实行绝对的平等(易先生似乎在说，父子应当平等相待)，难道易先生的子女要做坏事，易先生也不管吗？至于夫妇之间，彼此是否平等，那应该不是政府的事，也不是我们社会评论家的事，那是夫妇他们俩的事。
    
    中国社会中的男女平等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关系的，在上古母氏社会的时候，那自然是女尊男卑，没有婚姻制度，因此“子[是]不知其父”的；这个社会最大的特征，照《道德经》的说法，那就是，没有私有的概念，没有财产的概念，也因此没有遗产承传的概念。在畜牧与农耕时期，婚姻制度被发明了，子女知道父亲是谁了，恐怕有二三千年的时间，从《易经》所记载的一些迹象来看，还是女尊男卑的，直到国家宗法制度成立，阶级社会进入成熟期，男女才开始男尊女卑的。孔子时，无疑已是男尊女卑的了，但到达什么程度我们是完全不清楚的。春秋时，妻子是否要完全服从丈夫也是我们还未弄清楚的事，相信那时对妇女的压抑是不会像宋朝时那样缺乏人道的，但恐怕也不会像南北朝时的宋朝那样地开放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公元465年，宋前废帝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淫恣，很不平地对她的皇帝弟弟说：“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开明的刘皇帝替公主安排了面首三十人。[《宋书.前废帝纪》] 这，恐怕连现代人也会膛乎其后的。孔子在《论语》中从来没有讨论过夫妇之道，或者男女应该是怎样相处的，虽然他说了一句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17.25》]，近代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讨论题目。事实上，孔子这句话并不是在评论男女关系，而是他在与女子打交道上自己的一点受挫后的牢骚罢了，不能作为他对男女交往的一个伦理观来看。易先生对孔子这句名言有独出心裁的解释，很有别致的味道。但其确凿性能否成立则还有待在文献中找到“小人乃指小宗之人”的记载；以及能在《左传》或《国语》中找到实例，在进行五世分宗之后，“分到最后，最小的小宗，已经做不成贵族，只能做庶民”。也就是说，再没有资格享用贵族的“姓”，例如，孔子的“氏”是“孔”，姓则是殷贵族的“子”姓。（这与孔子的“子”无关，那是一种尊称）。
    
    杜维明先生是一位笔者敬重的师长，30年前，笔者决定由数学系转入人文系，很受先生的影响。也因此很了解先生对儒家执着的情怀；而笔者个人则对孔子着迷祟敬，对儒家友善而不执着，那是因为笔者在人生最困难黑暗的时候，是挨靠着孔子的脊梁站起来的。对杜先生的见解笔者大体上是认同的，唯一有分歧的乃是对“五四”的评价和拥抱。杜先生认为应该超越五四，笔者则认为应该拥抱五四，因为，五四所引发而起的中国文化革新中的最崇高目标还没有被实现，也就是袁伟时先生所说的“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但这个说法需要二个限定性的条件，其一，“吸收”这个概念已假设了一个主体文化，乃是凭借主体文化去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正如法国启蒙文化没法扬弃希腊与罗马化的希伯来文化一样，中国二十一世纪新文化是没法扬弃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的。其二，这个崭新的中国文化是整体性的，包括衣服、建筑、文学、文法、生活方式、做学问的方法，凡是可以包含进文化中的东西，都必须有所创新，不单单是思想方面。笔者最响往的天安门铜塑像是孔子和老子二人联袂张开双手欢迎托缽作胡僧打扮的佛祖、手里拿着《美国独立宣言》的传统法国自由女神（与美国的造型不一样）、手里握着《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另加牛顿和爱因斯坦，欢迎他们一起加进中国的文化洪流之中。因为没有他们，中国21世纪的文化将不会横空出世，缔造人类所能创造的文化高峰的。
    
    笔者认为我们所要超越的是传统与西化之争，那已是陈腐得不能再陈腐的题目，虽然它确是五四的一个主题。但五四的主题太多了，很多主题恐怕要比这种意气之争重要得多，例如，文字的口语化，那是惊天动地的大革新，因为五四我们得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也因为五四我们的科学，特别是科技，与西方已是有亦步亦趋的味道；就是因为五四我们统治者已不能做土皇帝做到死而后已。我们能不对五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吗！
    
    我们不妨把产生五四的卅年(那就是从1905年取消科举到1935年)与改革开放卅年(1980-2010年)比一比。我们大家都在说中国改革开放卅年，没有产生出一个大师来，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三十年的教育制度和文化氛围下没有产生出大知识分子来。比之废千年封建科举之后的卅年，那时，初创性的学堂要教什么样的书都还未弄清楚，政治上丧权辱国，经济上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大学连一个像样的图书馆都匮乏，但我们最厉害的大知识分子与大科学家就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我们今天什么都有了，生产出来的却大部份都是小知识分子，而且很多是蠹虫一样的小知识分子：造假、抄袭、搬字过纸、说不经大脑思维的套话。
    
    自然，我们这三十年来也有彪炳的成就的。那就是经济的繁荣，民生上有极大幅度的改进，包括医疗和教育的普及性，那都是教人竖起大拇指要称赞的事。所以，袁伟时先生所说的我们在“蹒跚学步”，笔者认为有补充的必要，我们在民族自主、科学水平、民生经济上已是不能再用这个形容词的了；民主吗，可能；但最适合应用这个形容词的是我们文史哲的状况，在创新和做学问的方法上，真是惨不堪言，不单是笔者有这个看法，中国文化部长蔡武先生如是认为：中国缺乏现代经典力作，缺文艺创作运动潮，缺学术创新，缺权威性的大师，目前流行的文化包含着大量低俗、伪劣、浅薄的货色。（《中国新闻网》转载8月份《学习时报》）。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低劣缺乏生气，哪又能敢去超越充满创新活力的五四文化呢？五四是真正地继承了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精神，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文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文化。我们吗，这三十年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经济世界，但暂时性地丧失了我们的文化灵魂。因此，我们是没有资格去超越五四的，只能重归五四怀抱去寻找我们失去的文化灵魂。
    
    诸子百家是中国第一个“中轴时期（指文明发展最具塑形的关键性时期，最初特指世界宗教道德的塑形期，后来却泛指一个文化最具创造力的关键阶段）”，五四是第二个。我们必须接轨到这二个中轴时期，才能与中国文化创造性的命脉连接在一起，我们文化的生命洪流才能从我们文化的冰封时期苏醒过来，澎湃前进，融汇世界最优秀的文化，百川汇流，创造一个二十一世纪崭新的汪洋大海文化。
    
    若果这是我们的理想的话，那我们必须以诸子百家的领军人物孔子为榜样，学习他的诚信、爱民、爱才、启发、兼容、和只有学习追求而没有成见的精神，缔造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中国文化，一个能在创新中恒久性地自我更生的文化。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