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耶对话”不是东西文化之争
作者：石衡潭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研究员）
来源：2013年2月4日



    编者按：本报在2日的周末视点版上刊发了《在今天应该如何开展“儒耶对话”？》一文，该文作者侯小兵认为，“儒耶对话”表面上是两种文化、信仰的交流与碰撞，但其最终指向是对未来中国文化、信仰的主导地位的竞争。中国社科院学者石衡潭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儒耶对话”并非东西文化之争，信仰与文化并非必然冲突，而是可以和谐相融。



    《孔子与道》是“北京圣经论语对读班”内部演出的一个短剧，以检验学习效果，提高学习兴趣，为方便学员交流与排演，我们发到了博客上，不料却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号称儒生和儒家者在网上对我们展开了批评，其中个别人言辞激烈，远超出了正常批评范畴。
    
    关于剧中展现的孔子与耶稣基督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依据论语和圣经经文所作的一种形象化的诠释，提供了一种经典诠释的新思路。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似乎不应该将之一棍子打死。在21世纪的新时代，至少应允许对经典的新解释。至于侯小兵之文将其上升为东西文化之争，我们认为完全是对信仰与文化关系的一种误解。信仰从来超越于文化，当然，信仰也可进入文化，但从来不等同于文化。基督教信仰更是如此。两千多年来，基督教信仰进入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亚洲文化、非洲文化，成功地更新之，使之愈加辉煌，而不是让其凋落。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亦如此。
    
    自利玛窦等人将基督教信仰引人中国以来，中国文化之中开出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三山论学》、《万物真原》、《铎书》、《自西徂东》、《张远两友相论》、《中国文化精神》、《学仁》等奇葩，出现了除利氏外的艾儒略、庞迪我、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韩霖、林乐知、花之安、米怜、吴雷川、赵紫宸、吴经熊、方豪等群星。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它说明信仰与文化并非必然冲突，而是可以和谐相融的。中国文化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从其滥觞到今天汇成巨川大河，可说是因其不捐细流而又千回百转，一直在奔腾变化。佛教东汉年间来自印度，进入中国后形成了中国式佛教——禅宗，也刺激儒家产生了宋明理学，到如今佛教甚至都被中国人视为本土文化了。
    
    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既然能够接受与容纳佛教，那么，今天又何必拒斥基督教？安知佛教在中国的今天不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呢？我们既然安于佛教在今天中国的表现，又何必害怕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它所产生的文化难道不是中国基督教文化而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不成？
    
    中国文化要发展，儒家也要发展，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发展要求、发展任务。一千多年前，中国文化所要面对的是佛教；一千多年后，它所要迎接的就是基督教了。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我们都应该相信，智慧的中国人能够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创造出新的更加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也只有运用多种资源和多种方式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中国人失去自信了吗？没有，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研究员）

附录

在今天应该如何开展“儒耶对话”？ 
作者：侯小兵（杭州学者）
来源：侨报（美国）2013年2月3日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应该如何对话？近年，大陆一些民间论坛一直在探讨该问题，并将其简称为“儒耶对话”，作为长期话题进行研究。近日，由于一个剧本，“儒耶对话”话题一时成为热点。
    
    事情缘起于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在网络上公布其撰写的《孔子与道》剧本，把耶稣塑造成孔子所追慕的王者，而孔子则是一个无缘见到真正的王者、真正的道的遗憾而死的慕道者，引起不少大陆传统文化研究者的不满。
    
    这些统文化研究者们认为，将孔子描绘成耶教的慕道友，是对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孔子的严重歪曲，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信仰的公开挑衅。
    
    而那位社科院学者及其支持者则坚持这是对《论语》及孔子的合理解读，是其对中西文化汇通所做的一种努力。两个群体的激烈辩论，吸引了很多海内外学人的关注和参与。
    
    这次事件表面看是因对孔子形象的不同理解引发，但反映出的问题则是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就历史比较而言，耶教的挑战则不同于历史上的佛教。
    
    首先，一神教信仰的强烈的排他性，相较于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信仰更缺乏融合性；其次，佛教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全面入主中国信仰领域的主张，而耶教自利玛窦等人赴华传教起，就以“中华归主”为终极目标；再次，佛教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思想信仰领域，而耶教则挟“西学东渐”之强势，以整体文明的姿态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正是这种种差异，决定了如今的“儒耶对话”相较于历史上的“儒佛对话”具有更多的复杂性。
    
    在利玛窦等人所处的明代，因为中国尚处于文明的强势期，所以利玛窦等人的传教活动虽然已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当时及其后的清王朝统治时期，仍然处于隐伏状态。近现代时期，“东西文化”之争成为主导，“儒耶对话”也还只是这个主导之下的一支“潜流”。改革开放以来，信仰真空的出现与加剧，使得耶教迅猛传播，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信仰造成了空前压力，“儒耶对话”遂变隐为显，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社会基础，至少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强烈兴趣的话题。
    
    “儒耶对话”的表面是两种文化、信仰的交流与碰撞，但其最终指向则是对未来中国文化、信仰的主导地位的竞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理解的“儒耶对话”可能仅仅是学者们之间展开的讨论；而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他们恐怕也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学术上的一个课题而已。但无论是历史上的儒佛之争，还是当今的事实，都表明两种文化信仰的相遇与交锋都不可能只是学者书斋里的单纯的学问交流，而是会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展开。所以，“儒耶对话”的形式，绝不应当也不会仅局限于学术领域，而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以不同的形式呈现。
    
    那么，在“儒耶对话”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本身之中。
    
    要回应耶教的挑战，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恢复和增强本国既有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骨干的文化传统。
    
    实际上，在百年多的“欧风美雨”侵蚀后，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然在坚韧地复苏，近年来持续不退的“国学热”和民间大批有强烈文化自觉与认同的“儒生”及其他传统文化的同情者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点。
    
    但要应对包括耶教在内的整个西方文明的挑战，重新挺立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性，重新取得“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能力，显然还远远不够。在文明竞争的时代下，中国文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大陆学者）
    
    更多讨论见
    
    儒教复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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