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人心——与邵建教授商榷
    作者:King602
    
    2012年12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清华教授方朝晖的《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以下简称“方文”），在网络和报纸上引发了很多评论，反对的意见不少，比如南京晓庄学院教授邵建在2013年1月7日的《中国经营报》上发表的《正人心以正制度，还是正制度以正人心》（以下简称“邵文”）。
    
    个人理解，方文的主要观点是，光靠引进某一项制度来反腐是不全面的，制度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人心和社会风气，也要靠一系列社会体制机制的支撑，如分配、人才选拔、教育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教授的观点可以说是发人深省的。而邵文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中心观点是“正人心无以正制度”，而“好制度却能使人心正”。
    
    掩卷沉思，邵文的观点也不可谓没有道理，制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实方文也并未否定制度建设，“不是说不需要制度”，而是“只有从人心和风气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有制度，而在于怎样去建立制度、又怎样保证制度能够长久有效地执行下去？
    
    就从邵文中举的一个例子来说吧，大意是说一个美国人卖房子时不愿意弄虚作假、通过低估交易价来避税，原因是怕影响个人信用记录。很清楚，美国人的行为是现代信用制度使然。众所周知，美国具有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正是多年发展起来的完善的信用体系，使得身处这一体系中的人习惯成自然地按照规则来行事，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就无法在这一社会中立足。当然，信用制度本身不足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信用制度的有效，依赖于金融、法律、行政等一系列体系的配合。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那么他就无法获取贷款，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问题是，这是因为美国信用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完善，人们在其中已经形成了习惯，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那么，这一系列的制度、体系是如何产生的并存在至今的？
    
    先让我们看看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的话吧：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上述文字出自《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写于1748年，美国建国之前28年。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段话反映了理性资本主义的独特精神气质，而这一气质与法律和行政机关等理性结构是契合的。讲究信用的理念正是一种经济理性主义精神，而信用制度则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理性结构。韦伯肯定了法律和行政机关等理性结构的重要性，同时，韦伯也明确指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韦伯的思想也不难理解，制度都是要靠人去执行的，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一项制度是否运行良好，要看执行制度的人群的思想观念是否与制度相互契合、相互一致。一项制度在美国运行顺畅是这个原因，同一项制度生搬硬套到中国无法运行也是这个原因。
    
    《左传·隐公三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武公、庄公父子曾以诸侯身份兼掌周王室大权，周平王担心庄公权力太大，想分一部分权给西虢公，导致“郑伯怨王”，于是周、郑互相交换人质。结果，周平王死后，周人还是给予了虢公政治权力，而郑国则派兵取周地之麦以为报复，“周、郑交恶”。周、郑从“交质”到“交恶”并非由于制度的缺失，交换的都是王子级别的贵族，正如作者在后文评论的：“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信任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否则“交质”这项制度安排就形同虚设。任何一项制度失去其精神实质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纸空文，因为再好的制度也是有空子可以钻的。所以程颢说：“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邵文肯定了信用制度约束个人行为的重要作用，这点我也赞成，但进一步说“当制度能够有效地、刚性地、先在地遏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和邪的一面，那么，人性中善的一面和正的一面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这点我实在不敢苟同，且不说制度是否能一直 “有效地、刚性地、先在地”束缚住制定并执行它的活生生的人，须知任何制度都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做支撑才能起作用，幻想制度“自然而然”地激发人性的善良无疑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周郑交质”就是一个反例。而且，制度最初还是人制定出来的，体现的仍然是制定者的理念以及当时社会的观念。强调制度建设本身并不错，但是由此过分夸大制度的作用，忽视对人心、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培育，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了，甚至陷入了对制度的迷信之中。
    
    邵文中又说，“除了少数志士仁人，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准无以突破制度环境所允许的限度。”此言不虚，但作者由此认为“再作道德鼓励也没用”，此言差矣！其实，对制度环境的突破正是要靠“少数志士仁人”的奔走呼号，带动更广泛的大众的觉醒，从而使旧制度得以打破、新制度得以建立。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不正是这样的历史进程？从中国来说，汉初打破诸侯割据、直至汉武盛世，不正是由于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一代代儒生大兴儒术、罢黜黄老学说，从而改变了社会风气、建立了统一的士人政府？邵文中一句“从两汉至清末，一千多年过去，它并没有解决皇权专制的问题。”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统统都归于专制黑暗，似有偏颇，须知中国历史是有反复起伏的，有黑暗腐败之时，也有汉唐盛世的辉煌。况且，从今人的视角来看，古人的任何一项制度当然都有其局限性，但也不能将古人制度中合理的因素一笔抹杀。
    
    历史上强盛时期必有其先进的制度，先进的制度又必有其先进的思想为先导，而被称为“中华帝国空前高峰”的汉武盛世则离不开汉初儒家思想的兴盛。汉初中国虽然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但内有各地诸侯尾大不掉，外有匈奴屡犯边境，有贾谊所言“厝火积薪”之危。而当时国内则是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占主流。封建贵族政治被打破后，军人、商贾、游侠等阶层崛起，汉初“家资满五百万，得为常侍郎”，资选成为入仕途径之一，当时的巨商富贾“下收编户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严”（钱穆《国史大纲》），而“任侠”阶层更是收匿亡命之徒作奸犯科，商人和任侠阶层都颇有权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贵族的部分特权，成为了变相的贵族，因此司马迁称之为“素封”。贾谊、董仲舒等儒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义利”、“均寡”等儒家思想，在当时来看，这无疑是先进的。而针对政府选拔人才上的“荫任”等弊端，儒家又提出设立“五经博士”，从高层开始推广教育，进而开辟了文人入仕的道路，逐步取代取决于财产多少的“资选”和变相的世袭制“荫任”，这也不能不说是一项进步。由此可见，从贾谊到董仲舒，一批批的儒生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当时的保守势力如窦太后等信奉黄老，不喜儒生，贾谊被贬不得志而英年早逝、晁错被杀）大兴儒术、倡言改革，终于推动了制度的变革，而汉景帝、武帝早年均受儒家教育，社会上儒家思想也逐步活跃，这些不能不说是汉代制度得以最终建立的原因之一。
    
    过分夸大人心、道德的作用固不可取，中国历史上空谈误国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明朝。但也不能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就能“自然而然”地“正人心”，我们身边沦落为一纸空文的“好制度”也不少。制度和人心是相互契合的关系，制度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培养应该相得益彰，而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学习国外的制度已有百年历史，学习了别人的制度，我们的人心跟上了吗？社会风气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制度难以推行的原因？从这点上来看，方文中引用的“正人心而后正天下。”确实在当今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