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革新与经学转向：理学官僚与清代前中期的学术转型

作者：李文昌

来源：《东岳论丛》2025年第5期

摘要：理学官僚是指尊奉理学，并以之指导立身行事、为官行政等的官僚群体。理学官僚不仅是清初理学反思的直接参与者，而且是经学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对清代学术转型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清初理学官僚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始重新认识程朱陆王诸学说，重建儒家道统脉络，注重发挥理学的经世功能，推动理学官学化，试图修正和革新理学。他们因阐发理学而研究经学，复由研究经学而反思理学，融传统经学于理学教化之中，以经学弥补理学之不足，促使理学向着经学化的方向转变。清初理学官僚不仅为清代前中期学术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而且通过提倡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促进了经学主体地位的形成，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理学官僚理学革新经学转向学术转型

作者简介:李文昌（1988—），男，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史、清代学术史。

理学官僚是指尊奉理学，并以之指导立身行事、为官行政等的官僚群体。在清初程朱理学被尊为官方哲学的大背景下，崇奉“理学”的官员层出不穷，在时人论著中多有关注[1]，且对他们的评价多为积极的正面的。而在晚清民国的清史叙事中，由于书写者政治和学术立场之不同，理学官僚的形象发生变化，如刘师培批评清初理学官僚“曲学阿世，咸借考亭以自饰”[2]，梁启超更斥之为“假道学先生”[3]，这直接导致了其后理学官僚研究的不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开始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审视清初理学官僚的学术与事功[4]。总体而言，学界对清初理学官僚进行个案研究者多，整体关注者少，且大多未将理学官僚纳入清代学术转型的整体脉络中进行考察，忽视了这一群体的学术影响力。

清初理学官僚作为国家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推行者，一方面积极发挥理学的经世功用，重建儒家道统体系，推动理学官学化，试图修正和革新理学；另一方面，理学官僚在推行以理治国的过程中，不断发现理学存在的不足，进而从传统经学中汲取营养以弥补理学之不足，促使理学向着经学化的方向转变。清初经学是在理学的外壳下发展起来的，而乾嘉考据学又脱胎于传统经学。追根溯源，探究乾嘉考据学的形成，首先要弄清楚清初学术为什么会出现由理学到经学的转向。本文试图从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入手，考察理学官僚对清代前中期学术转型的影响，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理学官僚与清初理学革新

清初学界将明朝的灭亡归因于理学空谈误国，开始重新认识并检讨学术。与此同时，新生的清政权为恢复统治秩序，迫切需要构建符合自身统治需要的新的学说体系。二者互动产生的合力，令学术悄然生变。清初的理学反思，从批判“王学”入手，大致形成四种学术倾向：一是和会朱、王，以修正王学，以孙奇逢、李颙、黄宗羲为代表；二是“由王返朱”，以张履祥、吕留良为代表；三是批判程朱，护卫阳明，以陈确、毛奇龄为代表；四是反对程朱陆王而别树一帜，以颜李学派为代表。清初学者对理学的反思与修正，使得理学由虚转实，呈现出注重践履的倾向，这恰恰适应了统治者统一思想认识、重建社会秩序的实际需要。

学界的理学反思也深刻影响了理学官僚的学术认知。清初的理学官僚开始重新认识程朱陆王之学，通过重新董理儒家道统脉络，试图重建理学官方话语体系。他们以学术为治术，又将治术融入学术之中，在社会的实际运作层面推动着政治的变革、学术的演进。可以说，清初理学在反思的基础上革新，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构，是融贯程朱陆王学说的新的思想体系。通过对清初理学官僚治学行政的梳理，我们发现他们至少从如下四个方面推动着清代理学的革新。

（一）对程朱陆王学说的新思考

清初学者将程、朱、陆、王一一拈出，以孔孟之道为据依，以社会实际需要为准绳，崇正黜邪，自我修正，以实现儒学的政治追求与现实关怀。一方面，清初学者治学大多由王学入，因此对王学还有相当的认同，但鉴于明亡的沉痛教训，他们又不得不对王学进行反思、批判；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受王学冲击而退居次要地位的程朱理学，此时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如何重新认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其相互关系，是摆在当时学界的主要问题。

在清初理学官僚中，除汤斌等少数人“调和朱王”外，大多是坚定的王学批判者。熊赐履学宗程朱，极诋陆王，认为陆九渊“引释乱儒，借儒文释”，“诚足以祸万世之人心而未有艾”[5]。他批评王阳明“不惮以身树禅门之帜，显然与邹、鲁、洛、闽为敌，而略无所忌”，导致“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一大为沦晦焉”[6]。熊赐履之所以将程朱与陆王两派思想对立，尊朱辟王，目的正在于通过打压陆王心学，确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陆陇其以尊朱辟王为世所知，是清初朱子学复兴的重要推动者，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7]。陆陇其极力推崇朱子学说，谓：“近世学术之弊，起于不能谨守考亭。故救弊之法无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8]他还撰有《学术辨》三篇，通过考辨程朱与阳明之不同，力辨阳明之非，而竭力推尊程朱之学。《学术辨》以问答的形式，主要辨明了三个关键问题：一是阳明之学是造成明代衰亡的主要原因；二是阳明之学，源流皆弊，不能将风俗人心之坏只归咎于阳明后学；三是将心性之辨作为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重要分界线[9]。张伯行最为推崇陆陇其学说，在对待王学的态度上与陆氏高度一致。他批判阳明学说谓：“自阳明王氏倡为异学，以伪乱真，援儒入墨，天下学者翕然宗之。于是荒经蔑古，纵欲败检，几至不可收拾。”[10]他认为，阳明之学较之陆九渊，为祸更甚，“姚江王氏祖述金溪，而以朱子之学为支离影响，倡立致良知之新说，尽变其成规，知其不足以服天下，则又为晚年定论之书，附会牵合，以墨乱儒，天下之谈心学者，靡然响应，皆放佚准绳，不知名教中有何事!至启、祯末年，而世道风俗颓败极矣，盖比诸金溪之为祸，殆有甚焉”[11]。

此外，围绕《明史》应否立道学传的争论，也体现出理学官僚对待王学的批判态度。元修《宋史》，尊崇程朱理学，于是在《儒林传》前另立《道学传》，列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二十四人，表彰他们对孔孟道统的接续之功，因此后世又称理学为“道学”。明末清初，阳明心学遭到学界的猛烈批判，从而影响到官修《明史》对明代学术的定位。时任《明史》总裁官徐乾学曾就《明史》是否应立“道学传”致书询问陆陇其。陆陇其主张将“道学传”归入“儒林传”中，他指出：“《宋史》‘道学’之目，不过藉以尊濂、洛诸儒，而非谓儒者可与道学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学之外别无儒者，于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学》于《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归《道学》于《儒林》之内，所以正儒之实。”[12]明史馆拟立“道学传”引发的论争，实质是清初对明代学术尤其是阳明心学的评价问题。争论的结果，《明史》最终未立“理（道）学传”。而作为争论核心的王阳明，仅以功高被列入大传，连“儒林传”都未曾进入，传稿历经数次改易，最终以其本人及王学被否定而结束，王学在这场争论中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正统地位。这也表明，清廷最高统治者在根本上对王学持否定态度，而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

理学官僚对王学的批评，藉由其政治影响力迅速作用于学界，程朱理学渐成压倒之势，陆王心学渐趋衰微，“由王返朱”成为不可逆转的学术潮流，为清初程朱理学的官学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二）对儒家道统体系的新董理

明末清初，对儒家道统的整理蔚然成风，理学官僚积极参与其中，成为重建儒家道统的中坚力量。魏裔介撰《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收录儒学正统学者，排斥程朱理学以外的学者，试图重建儒家道统体系；熊赐履著《学统》，尊孔孟程朱而贬抑陆王释老，攻击阳明末流阳儒阴释，崇正黜邪，具有鲜明的卫道色彩；张伯行著《道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尊奉程朱理学为正统，排斥荀子、董仲舒、陆王，构建起庞大而详尽的道统脉络。清初理学官僚对道统脉络的董理，适用了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实际需要，为理学官学化准备了条件。

在魏裔介的道统建构中，将伏羲列为道统脉络之首，与韩愈将“尧舜禹”列为道统源头有所不同。魏裔介强调天道合一，认为伏羲之学乃天学，谓：“不言天者，不足以知学；不言《易》者，不足以知学，帝（指伏羲——引者注）诚万世不祧之祖。”[13]在《圣学知统录》中，魏裔介认为朱子之后，能传道统者，仅许衡、薛瑄两人，在《知统翼录》中又加入金履祥、刘因、曹端、胡居仁、罗伦、蔡清、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而将二氏之学、告子、管仲、商鞅、荀子、扬雄、王通、王阳明、李贽等都排除在道统之外。熊赐履著《学统》一书，将先秦到明代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划分为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五类，倡明正统、翼统、附统，而批判杂统、异统，以此勾勒出儒家的道统脉络谱系。熊赐履独尊程朱、维护道统的思想贯穿于《学统》始终，他把汉唐经学家摒弃在道统传承之外，为理学的“道统正宗”张目，反映了理学在清初所遭遇的危机以及思想界应对危机所做出的学术回应。张伯行在清初的道统重建中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所著《道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列道统传人数百人，将道统的源头追溯至伏羲、神农、黄帝，而仍讫于周、程、张、朱，奉濂洛关闽为正学，尤尊程朱一脉为正统，建立起详尽完整的儒家道统传承体系，被誉为清代“传道”名臣。

作为清初官方理学的推动者和践行者，理学官僚对儒家道统的梳理和建构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即通过对正统儒学的表彰、对儒家道统的建构，达到统一思想、整顿风俗、化育人心的目的，其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学术意义。虽然他们的道统建构仍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但也体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将道统源头上溯到伏羲、神农、皇帝，扩大了道统范围，强调天道合一；二是接续周程张朱之后的道统谱系，将许衡、薛瑄、胡居仁、罗钦顺等元明时代的学者也纳入到道统谱系当中；三是排斥陆王之学、二氏之学，以及儒家之外各派学说。

（三）对理学实用功能的再彰显

清初理学官僚在批判王学的同时，还积极运用理学理论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力求务实，把“虚理”建立在“人事”“实事”之上，理学逐渐变为日用伦常之学。如陆陇其强调：“道不外人伦日用之间，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此，不可须臾离也。”[14]张伯行也特别注重实践，每到一处，广建书院，传播程朱理学，诫勉士子身体力行。他说：“道者，在人伦日用之间，体之以心，践之以身，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业，非徒以为工文辞取科第之资已也。诸士子勉旃，勿务华而离其实，亦勿求精而入于虚，他日学成名立，出而大有为于天下，庶无负不佞养贤报国之志云。”[15]再如，熊赐履多次参与经筵日讲，其所言“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惟务躬行，不在口讲”等，都为康熙皇帝所接受[16]。康熙帝曾强调：“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17]加之康熙帝关于理学真伪的辨论，将是否言行合一、注重实践，作为检验理学真伪的标准，理学经世的一面因而被放大，社会功能日益强化。

理学官僚还将研治三礼视为阐发理学的重要手段，倡导礼、理合一，以礼释理。程朱理学讨论的重点是哲学化的本体论和心性论，注重义理的阐发，是一种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儒学，在具体的仪节上往往有所欠缺。而《三礼》则包含了行礼的具体规范。将理学的精神贯穿到具体的行礼仪节中去，体现了清代理学注重实践的特点。朱轼对礼学的提倡就很有代表性。他通过纂修礼书或校刊前代礼学相关书籍，如《仪礼节略》《大戴礼记》《温公家范》《礼记纂言》《吕氏四礼翼》，然后利用在地方主政的机会将之应用于社会教化的实践，充分发挥了礼学移风易俗的社会功用。朱轼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去研究礼学，根本目的就在于推行教化。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他们将理学的天人性命之旨，贯穿到礼学研究之中，体现出以礼释理的特点。

当然，理学官僚研礼的最终目的还是融礼于理，推行教化，这是其为学旨趣所在。清初的理学家们，试图通过研究和践行《三礼》，达到以礼释理的目的，因此大量礼书得以刊行，并施之于教化，这也是清初三礼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理学官方话语体系的重建

清初理学面临的形势比宋明时期更为复杂。西学的强势输入，满汉异质文化的冲突，学界对理学空谈误国的批判，都使得理学不得不进行自我反思。理学在自我反思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重建，在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清初理学恢复在意识形态中独尊地位的现实条件。

清廷的统治思想实际上经历了从“崇儒重道”到“一尊朱子”的变化。“崇儒重道”是顺治朝确立的基本国策。康熙年间，由张履祥、吕留良所倡导的“由王返朱”声浪，经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官僚的推波助澜，逐渐被康熙帝所接纳。康熙帝在与熊赐履、李光地的经筵讨论中指出：“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18]这就把顺治朝所确立的“崇儒重道”政策具体化为对程朱理学的倡导，在以什么样的学说来统一思想的关键问题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朱熹学说。《清儒学案》谓“圣祖之崇宋学，自孝感发之也”[19]，又谓“康熙朝儒学大兴，左右圣祖者孝感、安溪，后先相继，皆恪奉程、朱”[20]，都表明理学官僚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的学术好尚，在理学官学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理学官学化的过程中，“理学真伪”论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康熙帝对于理学真伪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将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哲学的过程，而且以帝王之尊掌控了理学的解释权，从而强化了官方意识形态。康熙帝曾多次谈到理学真伪的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通过打击伪道学崔蔚林，申明判别理学真伪的标准。二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以“理学真伪论”诏试翰林院重臣，掌控理学的话语权。通过理学真伪的讨论，康熙帝对“伪道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算。他认为讲明理学，必须“崇正黜邪”，身体力行。当初极力推动理学官学化的诸多学者，如魏象枢、汤斌、熊赐履、李光地等人，都被斥为“假道学”。他指责魏象枢“挟仇怀恨”，汤斌表里不一，李光地贪位忘亲，熊赐履好务虚名[21]。言外之意，这些人所讲的理学是“伪道学”。斥责这些人为伪道学不无道理，但更深层次的寓意在于，只有康熙帝才是真道学。康熙帝打压了向来以道学先生自居的多位理学官僚，以“真理学”自居，形成一套富于帝王色彩的理学体系，是将治统、道统萃于一身的成功帝王典范。

经过清初八十余年的荡涤，在一代又一代理学家的不断努力下，清代理学沿着与宋明时期不同的方向发展，使得以讲学与思辨见长的宋明理学，变为注重践履的清初“新理学”[22]，并成功实现了理学官方话语体系的重建。然而，清初“新理学”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学术鲜少发明，在学理上渐趋枯竭，章太炎即有“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的论断。为了摆脱理学的困境，清初理学家们在倡导经世实学、躬行实践的同时，还积极探索理学的出路，即以什么样的学说去补救乃至取代理学，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比理学更为古老的经学。

二、从理学革新到经学转向

程朱理学取得独尊地位的同时，也丧失了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而理学官僚在为官行政的实践中贯彻着国家的理学政策，因此对理学的社会功能和存在的弊病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因阐发理学而研究经学，复由研究经学而反思理学；不仅积极发挥理学的经世功用，而且表彰经学，尤重三礼，融传统经学于理学教化之中，以经学弥补理学之不足，促使理学向着经学化的方向转变。

理学与经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学界探讨较多的一个话题。一方面，理学本身包含着大量对经学原典的注释之作，因此完全可以将理学纳入经学的范畴，清初大儒顾炎武即有“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23]的论断。另一方面，理学虽本经学，但又不囿于经学，它不仅对经学原典进行了重新整合，如四书体系的建立，而且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发挥，如“理”“格物致知”等理念的提出、道统的构建等。通过研究经学原典来阐发理学思想，一直是理学家们常用的诠释手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理学的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向经学回归的一面。

理学官僚普遍认为“道学”当于经学中求之。理学名臣汤斌即指出：“夫所谓道学者，《六经》《四书》之旨，体验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谓也。非经书之外，更有不传之道学也。故离经书而言道，此异端之所谓道也；外身心而言经，此俗儒之所谓经也。”[24]熊赐履也认为：“经义之晦明，即道术之隆替，而人心邪正、世运升降之攸关也。”[25]魏裔介特别重视经学的作用，强调“训诂之学与性命之理一以贯之”[26]，曾说：“自有汉儒之注疏，而扃钥以开；有晦庵之注疏，而堂奥以启。”[27]又指出：“《五经》之在天下，犹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也。……夫经者，中正不易之常道也。《易》参天地、阴阳、吉凶、悔吝，《书》纪政事，《诗》道性情，《春秋》辨是非、严予夺，《礼》以节性妨淫。三古以还，惟汉兴首重经学，一时通经之儒，后先并起。……学者恒以此持心，而凛乎若执躬信桓谷以对飏明命，惟是典章服物制令约束之，不敢陨于下，则是书也，于以上佐皇天子菁莪棫朴之化，而下广学士大夫穷经致用之资，禆益其浅鲜也耶!”[28]充分肯定了经学在维系世道人心中的作用。

李光地的理学并未只偏重于义理的阐发，而以相当的精力注目于经学训诂的倡导，形成了“讲义理而不弃经学”的特点[29]。他说：“解经在道理上明白融会，汉儒自不及朱子。至制度名物，到底汉去三代未远，秦所澌灭不尽，尚有当时见行的。即已不存者，犹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笔之，毕竟还有些事实。不似后来礼坏乐崩，全无形似，学者各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汉儒所以可贵。”[30]他赞赏顾炎武、梅文鼎在考订学方面的成就：“顾宁人考订古韵，以经为宗，他书证之，精确不过。……本朝顾宁老之《音学五书》，梅定翁之历算，从古未有之书。”[31]方苞评价李光地说：“相国德业于时为卓，而经义则争先于前儒。”[32]由此可见，李光地对经学是非常重视的。李光地对经学的看重，对于李氏家学乃至经学的兴起都有一定作用。其弟李光坡在三礼研究上颇有建树，有《周礼述注》二十四卷、《仪礼述注》十七卷、《礼记述注》二十八卷，皆以郑《注》为主，疏解简明，不蹈支离，亦不侈言奥博，可谓自成一家之言；其子李钟伦著有《周礼训纂》;其孙李清植亦好《仪礼》，曾协助朱轼纂修《名儒传》，后来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李氏家学俨然已成经学风貌。朱轼也是以“提倡礼学，以礼为教”而为世所称道的。他编撰《仪礼节略》、校刊《大戴礼记》等书，倡导研究三礼，“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其目的正在于发挥程朱义理。方苞竭力称扬李光地、朱轼二人对经学的表彰，认为二人以经学鸣于世。其言曰：“二公于诸经，皆沉潜反复，务究其所以云之意。……自圣祖仁皇帝笃好《周易》《尚书》，竞世讲诵不辍。圣上继序，郊庙礼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礼经》。制诏所颁，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应期而以经学鸣。”[33]

理学官僚们倡导研究经学，是在理学范畴内的自我反思与修正。无论是李光地“讲义理而不弃经学”的主张，还是朱轼“以礼为教”的学术实践，都表明他们提倡研究经学之目的，最终在于发明程朱义理，亦即以经学去补救理学之穷。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理学还是经学，只要有资治道，皆可取之为用，因此他们对经学的提倡不遗余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康熙帝在与日讲官的论学问对中，也逐渐接受了“道学即在经学中”的观点。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在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讲官徐元文、库勒纳进讲四书，其中有言：“自汉、唐儒者颛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34]“立政之要，必本经学”[35]，成为清廷文化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统治者的学术好尚，不仅使清初理学的革新成为可能，而且为经学复兴创造了条件。而无论是经学的复兴，还是理学的转向，都表明乾嘉考据学主盟学坛之前，清代学术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革，这些变革正是考据学兴起的前奏。

其一，清代理学与经学的关系及演进脉络是我们探究考据学兴起的关键。清代学术以承继宋明理学发端，在经世思潮的影响下反思理学，并向着“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方向转变，在经学复兴的基础上，衍生出独具时代特色的考据学。因此，理学与经学的此消彼长，正能反映清初学术如何向乾嘉考据学转型的问题。清初的学者提倡经学，大多着眼于经学经世致用的方面，但到了乾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经学的经世内涵逐渐淡化，对经典本身的研究成为目的，考据学遂成为乾嘉时期经学的主要表现形式。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并不是清代才出现的，但考据得以成学、成派，却是在乾嘉时期。

其二，清初的经学转向，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学术发展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考据学从传统经学脱胎而来，因此，经学转向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是在转型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转向是转型的必要条件，转型是转向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没有康熙朝后期到乾隆初年的经学转向，就没有后来乾嘉考据学主盟学坛。因此，虽然考据学本身具有反理学的特征，但不能将考据学的兴起简单理解为“理学反动”。理学官僚虽以理学名世，但对经学和考据方法都很推崇，以往的研究忽视了理学官僚与考据学形成的关系，而理学官僚对经学和考据方法的宽容、提倡与引导，恰恰是考据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

总之，清初的理学革新和经学复兴，使理学向着经学化的方向发展，为考据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为清代学术的转型迈出了关键一步。而后在文化高压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催动下，考据学最终从经学的母体中孕育而出。

三、重估理学官僚在清代学术转型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将考据学的形成追溯到顾炎武、阎若璩等一批提倡考据学方法的学者身上，而忽视了当时的一批理学家，特别是理学官僚的作用。清初理学承继明代理学而来，反思理学的声浪最先萌发于草野，继而才影响于政界，在学界和政界的共同作用下，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与此同时，在反思理学的呼声中，回归经学原典也成为一种思潮。反思理学与回归经学交织在一起，成为清初学术的主流。理学官僚不仅是反思理学的直接参与者，而且是经学复兴的推动者、“新理学”的积极践行者。他们对清代前中期学术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第一，为学术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康雍之际是理学转向考据的关键时期。康熙帝虽然明确以理学为标的，但仍具有融理学于传统儒学，表彰经学的趋向[36]，其对经学的加意，为经学的进一步兴盛营造了合法的空间。在最高统治者的影响下，清初的理学官僚如李光地、张伯行、朱轼等人也都积极提倡经学，融经学于理学教化之中。帝王对经学的体认，理学官僚对经学的倡导，都为之后考据学的兴起，作了重要准备。

理学官僚们在坚持程朱义理的前提下，并不否定经世致用之学、传统经学、考据学、西学以及其他有用之学，而是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清初的理学官僚，无论是学宗程朱者，还是推崇陆王者，大都以明末学风流于空疏为戒，他们不再空谈义理，而是务实学，行实事，追求朴实的学风。凡是有资于治道之学，皆取以为用，客观上为理学以外其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对于后来汉学的兴起、学术风气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对经学复兴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光地在清初《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还提倡科举改革，提高五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是清初经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接武李光地之后，朱轼同样以理学家的身份倡导经学，在《三礼》《春秋》《孝经》学等方面颇多建树，还培养了一大批有志经学的专业人才。可以说，他们的目的虽然是阐发理学，但走的都是“求理于经”的路子。著名史家刘泽华先生曾指出：“精英人物的个性不仅对一定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在文化的轨迹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印。”[37]理学官僚正是那个时代掌握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权的精英人物，他们的个性与学术主张，对学术进程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理学官僚在践行理学、推行教化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理学的某些不足，因此他们通过研究三礼、刊行礼书，来化民成俗。“以礼为教”“以礼化俗”“以礼治民”，几乎成为当时理学家的普遍做法。礼学在纲常名教的践行方面与程朱理学如出一辙，而更为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对规范社会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在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前提下，三礼学能够在清初兴起的重要原因。以三礼学的复兴为先导，乾隆年间考据学的兴起也就成为可能。

第三，深化了理学的经世内涵，使理学从义理之学变为实践实用之学。

将学术研究与为官行政相结合，倡导经世致用，是官员型学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清初的理学官僚们在学术研究中提炼精蕴、发挥义理，教正风俗人心；在为官行政中体察于心、总结经验，丰富学术内涵。比如，张伯行长期在地方主政，他不仅恪守程朱理学，而且把理学观念应用到日常的为学、为政和为人当中，致力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他在福建担任巡抚期间，针对当时奢靡的婚丧习俗，发布《饬禁婚嫁丧葬华奢示》，致力于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38]。他广建书院，告诫书院学子：“有志圣贤之学，必身体而力行之，非徒为口耳诵说之资已也。”[39]他把程朱理学基本要义与清初社会实际相结合，以程朱经世实学为手段，施行教化，收到了良好效果。朱轼也非常注重以理经世，特别强调“正心”在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并将其贯彻到为官行政的实践当中。在湖北，在奉天，在浙江，朱轼每到一处，都是先正民心，通过宣讲《圣谕十六条》、刊发礼书等形式，使民心向化、风俗还淳。事实证明，民心正则教化行，以此为基础开展其他各项工作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朱轼的思想体系中，“正心”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上升到以理学经世的层面。清初的理学官僚，在思想上普遍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以理学理念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促使理学向着经世实学的方向转变。

第四，对经学人才的培养。

清初的理学官僚不仅有意或无意地运用经学原典阐发理学思想，而且通过编修经学著作、选拔经学人才等方式，大力倡导经学。乾隆初年众多有志经学之士，大都是在康雍之际的理学官僚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张伯行、朱轼等人都以理学家的身份，利用在地方主政和主持乡会试的契机，积极崇奖经学，选拔通经之士。主考官们的治学与为政理念，会通过参加考试的科举士子，作用于学界和社会，引导学术风尚的转移。如朱轼不仅自己精研经学，而且在科举考试中衡文校士，崇奖经学。他于康熙四十八年充会试同考官、雍正元年充顺天乡试正考官，而后于雍正元年（恩科）、雍正二年、乾隆元年三主会试，皆为正考官，许多绩学之士，如李绂、戴名世、惠士奇、陈宏谋、周学健、帅念祖、王步青、王安国、汪由敦、刘统勋、李清植、王文清、秦蕙田、黄永年、全祖望、郑燮等，皆得脱颖而出，其中类多通经之士。值得一提的是，出自朱轼门下的惠士奇、王安国，其治学理念上承朱轼，无疑又会影响到他们的后代惠栋、王念孙、王引之。一代学术转型，正是在时代思潮和家族学风的双重影响下向前推进的。

清初理学官僚虽然学宗程朱，但与宋明时期动辄以天理为言的理学家有很大不同，他们以更加务实的态度，以国家实际需求为导向，不断检视和反思理学存在的问题，进而倡导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藉由其政治和学术影响力，最终将学术风气导向了经学。可以说，清初理学官僚的经学倡导，促进了经学主体地位的形成，为乾嘉考据学的成学奠定了基础。

结 语

清代学术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学界的自我反思，也有统治者的提倡，是学术与政治合力的结果。理学官僚不仅为清代前中期学术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而且身体力行推动着理学革新。这种“新”，既是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尝试，又是融合了传统经学的自我革新。清代考据学正是在理学革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是脱胎于传统经学的“新经学”体系。理学官僚对经学的表彰、对务实学风的提倡，都为后来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理学通过自身的变革，与统治政权相结合，被确立为官方哲学，但也失去了本身的思辨色彩。学术少发明而重践履，疏于立言而重于行事，在学理上渐趋枯竭，理学虽然经历了“由王返朱”的过程，但其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于是只能从传统经学中汲取营养，寻求理论支撑，以期弥补理学的不足，“以经学济理学之穷”遂成为一时学术潮流。

清代理学虽然在学理上少有创获，但对学术问题还是作了不少论述和阐发的，如对道统的体认，对“格物致知”“居敬穷理”“躬行实践”等的强调，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清初理学家们尤其强调躬行实践，理学的“务实”色彩更为浓厚，空疏的一面逐渐扭转。同时，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理学对社会风气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理学的社会影响，正是通过理学官僚在为官行政的实践中逐步实现的。

在清初学者眼中，没有等级森严的汉宋观念，没有理学与经学的明显界限，有的只是虚与实、是与非的判断。我们不应当给他们贴上经学家或者理学家的标签，更不能以后来人的眼光限制他们的思想境界，而应当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社会矛盾，进而评判他们的思想与学术。重新审视乾嘉考据学的形成，理学官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注释
[1]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有“理学名臣”条，列康熙初年之张鹏翮、魏象枢、熊赐履、汤斌、张伯行、李光地等“崇尚理学、践履笃实”者数人。（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理学名臣》，徐怀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页。）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列康雍时期“理学大臣”27人，其中既有李光地、熊赐履、张伯行、朱轼等名重一时的理学名臣，又包括顾琮、完颜伟、张师载等以治河闻名的技术型官员。（昭梿：《啸亭杂录》卷10《本朝理学大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页。）
[2]刘师培：《左盦外集》卷9《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6页。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0页。
[4]相关著作有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杨菁《清初理学思想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版）、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朱昌荣《清初程朱理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相关论文多以个案研究为主，涉及熊赐履、李光地、魏裔介、汤斌、张伯行、朱轼等数人，兹不赘举。
[5]熊赐履：《学统》卷47《杂统·陆象山》，徐公喜、郭翠丽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
[6]熊赐履：《学统》卷49《杂统·王阳明》，第523页。
[7]吴光酉等撰：《陆陇其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页。
[8]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5《答嘉善李子乔书》，王培友点校，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页。
[9]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2《学术辨》，第18-22页。
[10]张伯行：《正谊堂续集》卷4《王学质疑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页。
[11]张伯行：《正谊堂续集》卷4《性理正宗序》，第273页。
[12]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5《答徐健庵先生书》，第71-72页。
[13]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卷上《伏羲》，清康熙五年刻本，第1页。
[14]陆陇其：《松阳讲义》卷2《中庸·道不远人章》，彭忠德等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15]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9《紫阳书院碑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甲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癸亥，第116页。
[18]《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9页。
[19]徐世昌：《清儒学案》卷38《孝感学案》，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27页。
[20]徐世昌：《清儒学案》卷40《安溪学案上》，第1531页。
[21]《清圣祖实录》卷163，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癸酉条，第785页。
[22]对清代“新理学”的研究有赵均强《性与天道、以中贯之——刘沅与清代新理学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坚《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论清初新理学》（《文史哲》，2017年第6期）等。还有学者对清代“新义理学”进行研究，代表成果有张丽珠《清代义理学新貌》（台北：里仁书局，1999年）、《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会》（台北：里仁书局，2005年版）、《清代的义理学转型》（台北：里仁书局，2006年版）;雷平《清前期“新义理学”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9年版）。此外尚有周积明《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学术月刊》，2002年第4期）;《〈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陈居渊《清代“乾嘉新义理学”探究》（《求索》，2003年第5期）等。
[23]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页。
[24]汤斌：《汤子遗书》卷3《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页。
[25]熊赐履：《澡修堂集》卷4《庚辰科会试策问五道》，《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页。
[26]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3《四书大全纂要序》，魏连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4页。
[27]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3《四书简捷解序》，第65页。
[28]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3《五经圭约序》，第59-60页。
[29]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清代理学史》（上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3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诸儒》，陈祖武点校：《榕村全书》（第6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31]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6《学》，陈祖武点校：《榕村全书》（第7册），第338页。
[32]方苞：《方苞集》卷7《赠李立侯序》，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33]方苞：《方苞集》卷4《重订礼记纂言序》，第87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癸未，第879页。
[35]《清圣祖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第170页。
[36]详见陈祖武先生所著：《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2页。
[37]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38]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5《饬禁婚嫁丧葬华奢示》，第168-169页。
[39]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9《鳌峰书院记》，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