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复兴视野中之变革新范式[1]
    作者：秋风
    原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1月6日
    
     
    
    过去十年来，中国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变革，已成社会共识——大约只有极少数对外大谈“中国模式”的知识分子除外。然而，共识所期待之制度变革，并没有发生。中国陷入了“改革困境”。今日及未来，作为共识的制度变革能否启动，取决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官、学、商精英群体能否走出改革困境。
    
    
    于是，下面的问题就至关重要：“改革困境”究竟为何？欲回答此一问题，即不能不对人们习焉而不察的“改革”之性质，进行一番分析。初步的结论是：被归结于“改革”名下之过去三十年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中华传统复兴之结果。也就是说，改革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复兴之伟大历史过程中一个环节。而从中华文明复兴之角度看待改革，即构成思考和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新范式。此一伟大愿景之引入，或可刺激精英群体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从而走出当下之“改革困境”。
    
     
    
    重新理解“改革”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变化之性质为何？何以发生这种变化？人们给出诸多解释。主流解释是，三十年变化就是“改革开放”。“开放”是打破原来之封闭社会状态，引入外部、主要是西方之优良制度；改革则是改变原有不合理之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之体制，简而言之即“集中计划体制”。封闭和集中计划体制就是“前改革”状态，构成“旧体制”。
    
    
    我们接着要问，此一旧体制形成于何时？八十年代以来，经历过混乱和苦难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对封闭社会和集中计划体制进行反思。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似乎于不经意间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之思考方式，将封闭社会和集中计划体制归咎于传统，并似乎普遍相信，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体制就是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甚至五千多年来的体制：财产公有制、计划体制、权力全盘控制之社会治理模式等等现实，不过是此前历史之延续而已。当然，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澄清，这种说法也许只是知识分子不那么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采取的回避风险之话语策略。
    
    
    不管怎样，此一对现实之历史解释，让很多知识分子把批判矛头指向中国文明、中国传统，具体地说，指向了儒家之理念和制度。精英所建构的话语体系是，要改革就必须摧毁传统。这样的话语不断重复，有些知识分子竟然以为，改革的主要阻力还是“国民性”，是传统观念，比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借助“新启蒙运动”之广泛影响，直到今天，对现实之这一历史解释仍被人信奉和传播。
    
    
    然而，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单就经济领域而言，自战国始，中国就已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周的封建制下，土地经层层分封而形成多层共享之产权安排，此产权与封建义务捆绑在一起，故任何人对土地皆无完整权利，而无法自由买卖土地。人们也生活于小型封建共同体中，在社会结构和地域上均难自由流动。[2]
    
    
    然至春秋后期，封建制渐行瓦解，土地产权集中于大夫之手，而形成完整之私人所有权制度，故而可以自由交易。人们也从封建共同体中游离出来，享有在社会结构和地域上的流动自由，形成相互平等之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相对完整之产权与自由而平等之国民结合，足以形成广泛的市场交易。而当时各国所制定之国家法律也即刑律，对于市场交易是提供保护的。
    
    
    当然，北魏、隋、唐于大规模战乱之后、地旷人稀之际，曾实行均田制，由政府相对平均地分配土地给农户。然而，随着人口增加，此种制度总是趋向于解体，而恢复为战国、秦汉之自由产权制。至宋，政府彻底放弃设立田制，并为明清沿用。也就是说，自春秋末期以来，在大多数时期，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活动之基本制度乃是基于私人产权、私人经营的市场体制，尽管因为缺乏完善的法治保障，这种体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3]。
    
    
    同时，至少从西汉中期，董仲舒-汉武帝更化之后，政府全面控制社会的统治理念被放弃，皇权承认儒家士人在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权。此后，儒家士人借助其伦理和文化权威，不断重建自治性组织，比如以士族为中心的汉晋式基层社会组织形态，以祠堂为中心之宋明式宗族制度，还有一些非血缘的自治组织。借助此类组织，基层社会之公共品基本上是由民间自行生产和供应的。
    
    
    总之，春秋后期以来中国社会是依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之逻辑运转的。这构成了是中国的基本传统。儒家塑造并维系这样的制度，其思想理念之传承构成“道统”[4]。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西交通，此一中国传统即开启其“新生转进”之进程[5]。二十世纪上半期都在新生转进过程中，并且取得了巨大进展。此处所说之新生转进，不是全盘摧毁而后重建。政体虽由皇权制变为共和制，但传统依然故我，此即董仲舒所说之“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比如，私人产权、私人经营制度保持不变，基层社会自治保持不变。当然，传统也在因应新的情势自我调整、转型。也就是说，大体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未与传统断裂，中国历史保持着连续性，社会在传统之边缘上进行制度变革。
    
    
    二十世纪中期，传统发生了一次根本性断裂。这场革命的雄心是自立道统，以取代原来的道统，因此而催生一轮又一轮反传统之思想、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运动。私人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被系统消灭，民众被纳入单位体制中而不能自由流动。当然，不仅仅是市场制度，儒家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体系也被彻底否定，代表着儒家价值的基本社会组织被摧毁，比如，宗族制度甚至家庭制度遭到严重冲击。
    
    
    正是传统之断裂，或者说激进革命，塑造了前改革状态：封闭社会与集中计划体制。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所针对之旧体制，乃是一种现代现象，而并非中国固有之传统。相反，旧体制与传统体制之间存在根本性断裂，是权力消灭传统体制之后自上而下地构建起来的。
    
    
    也恰恰因为这一点，旧体制内在地是不稳定的。新建立的种种制度，比如，国有经济、集中计划等体制，与民众之习惯相左，而在现实中很难正常运转。因而，从建立之时起，旧制度就陷入困境。最晚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旧体制陷入危机，官方后来的标准说法是，“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普通民众深切感受到旧体制之祸，追求自由、权利和幸福的本能驱使其回避或突破旧体制之不合理限制。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土地集体化、城乡身份分割等制度确立之过程中，普通民众就不乏抵制。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民众也从不同方向突破这些制度：六十年代以来，不断有农民私自冒险实施承包制、分配自留地，城市民众自发经商的冲动也始终未被完全压制，黑市在所有城市一直都存在——事实上，可能正是这些非法市场因素之存在，部分缓解了集中计划体制之困境，让那套正规体制不至于立刻崩溃。
    
    
    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民众追求私人产权、市场机制之努力被形容为“自发因素”，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现在看来，这倒是很恰当的概括，民众的努力确实是自发的，其努力的方向也确实是恢复市场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含义就是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制度。
    
    
    也就是说，农民的要求，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回归，回归到传统的私人产权和个体家庭经营制度，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无法做到彻底。农民看到新建立的旧体制没有效率，而对传统的产权和经营形态，他们尚保有清晰的记忆，因而，回归传统就是完全理性的决策。就基层官员而言，他们对传统的产权制度和生产经营制度同样有十分清晰的记忆，他们也知道传统制度的有效性，因而也就支持了农民们自发的回归要求。
    
    
    农民和基层官员的这些努力反映到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引发不同政治理念的冲突。在70年代末之前，民众进行变革的冲动及支持这种变革的政治力量，一次又一次遭到压制。到七十年代末，政治情势发生变化，执政者放弃了自立道统之雄心，对民众诉求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态度，承认了民众所创新的制度——其实是民众自发恢复的传统制度。
    
    
    “改革”就是这样展开的。所谓的改革之基本程序是，民众突破现有法律、政策，也即旧体制，恢复传统体制。但相对于旧体制来说，这却是创新。这是一种创新性复归。一旦这种复创新性归达到一定规模，基层、地方官员就予以承认。这可能在高层、在理论界引发争论。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会发挥一定作用：他们运用各种理论论证民众创新性复归之制度的正当性，说服高层决策者接受之。决策者最终可能承认民众之创新性复归，此一传统制度获得合法地位。在此，决策者的明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它赋予了创新性复归以合法性。但这种复归终究是由民众发动的，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
    
    
    不仅在经济领域，过去三十年社会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同样遵循了此一制度变革模式。比如，宗族制度逐渐恢复，在乡村发挥治理功能。而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宗族制度较为健全的地方之公共品供应和社会治理状况，一般优于没有宗族的地方[6]。同样，在传统社会，绅士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在荣宗耀祖、衣锦还乡等观念的支配下，商人也积极地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之中。过去二十多年的公益慈善事业也是这一传统的复归。
    
    
    再从文化领域来看，过去三十年所发生之变化同样是向传统回归，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儒家之复兴。这样的回归首先表现基层民众对于儒家式生活方式的回归，比如，祭祖、修谱等。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儒家思想、学术于九十年代开始的复兴。随后，学校也开始部分地引入传统蒙学教材，于丹对《论语》囫囵吞枣的解读，也可以走红于电视。
    
    
    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变革，比如民主、法治理念之传播及相关制度变革，也是传统之复归，因为，这样的事业在清末、民国就已经展开。反传统之新启蒙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复归。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过去三十年中国之巨变，本质上就是超越旧体制、旧理念，复归传统体制、传统价值。实际上，我们对改革开放成就之地理分布略作观察就会发现：凡是儒家化程度较深、传统上经济较为发达、社会发育较为健全而传统复归较为深刻的地方，比如，钱塘江以南地区，过去三十年的市场化程度也最深，社会自治发育也最健全[7]。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创新性复归始于民众，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新自由主义，不知道哈耶克、弗里德曼、撒切尔夫人。他们只是自发地回归他们的祖先一直生活于其中的传统私人产权、私人经营制度。也就是说，比起开放、也即外部理念、制度之引入，传统复归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发生之制度变革。知识分子在论证民众复归性创新时当然会引用西方理论，但这些理论并非驱动制度变革之初始观念。
    
     
    
    重新理解改革困境
    
     
    
    民众之创新性复归带动了体制与价值、观念向传统之复归。而当下之改革困境也正缘于精英群体没有意识到中国制度变革的这一基本性质，由此导致制度变革之政治结构断裂。
    
    
    如前所述，八十年代对旧体制形成、维系之主流解释，多将财产公有、集中计划、国家控制等旧体制溯源于传统体制，于是，改革就具有了两个指向：既改革现实的旧体制，还要改革或者说批判传统体制。由是，“开放”就具有了特别的文化政治含义，那就是批判、否定传统文化，学习引进西方文化。在解释过去三十年之制度变迁时，很多人强调，是开放引领改革、推动改革。开放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提供了改革的技术指南，改革的本质就是学习、引入、模仿西方之先进制度。为了模仿西方的制度，必须引入西方的价值、观念。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用西方先进制度、文化替代原有制度、文化的过程：当然，不仅仅替代旧体制、旧价值，也替代传统体制、传统价值。也就是说，精英群体所理解、所期望的制度变迁途径，与中国现实发生的制度变迁途径，相差极大，近乎完全相反。
    
    
    不过，八十年代，精英群体尚欠缺关于西方之知识上，同时对民众尚有某种愧疚心情，因而其心态总体上还是谦卑的，乐于承认民众的创新性复归，由此而出现了上、中、下互动之制度变革：底层民众通过其复归性创新提出制度变革之提议，居于中间的知识分子对其正当性予以论证，上层的决策者对其予以承认。此一个近乎全民共同参与的政治结构，大体上确保了制度变迁之正义性，也即制度变迁所导致的权利、利益、权力之再分配，还是比较公平的，而没有明显的偏颇。
    
    
    九十年代初，制度变革的政治与知识结构发生一次根本变化。就知识而言，通过开放，通过教育，精英群体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现代西方的制度性知识。现在，他们充满信心，更愿意居高临下地进行改革的方案设计。九十年代之后的诸多改革，比如所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之建立等等，多为自上而下地推行的。这样的改革进路与八十年代大为不同。最大的变化在与，普通民众大体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此一偏颇的政治结构必然导致改革方案之偏颇。在很多时候，普通民众成为改革成本之单向度的承担者，比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数千万工人下岗，而只获得极为低廉的补偿。房地产市场之制度框架，对原来拥有土地权利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极不公平，土地的政府垄断也内在地决定了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
    
    
    至关重要的是，精英自上而下设计方案，民众被排除在外的改革过程，导致制度变革过程之“去政治化”，精英群体在政治上趋向于幼稚化，而逐渐坠入不成熟状态：官员丧失政治之责任伦理意识，其他社会精英则不具有公共精神。这可能是“改革困境”的根源。
    
    
    八十年代的主题词是制度变迁，因为精英在积极回应民众的复归性创新；而围绕承认还是不承认而进行的论辩、博弈，乃是典型的政治过程。九十年代之后，精英无视民众的复归性创新，而依据自己的知识设计改革方案。一旦缺乏政治的过程，此类方案之指向自然发生变异：从具有长远意义的制度变迁，转向解决眼前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或者说，从与民众共同寻找好的、公正的制度，转向单方面寻找有效率的制度。这两类制度之间当然有重叠之处，但侧重点确实大不相同。
    
    
    改革聚焦于经济增长，与当时的政治变动有极大关系。决策者以经济增长作为正当性之主要来源，在各种激励机制下，经济增长成为各级官员的工作重心。这一点，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决策之去政治化。这种去政治化的执政原则瓦解了政治，消解了官员的政治责任伦理。在经济增长压力下，政府决策去政治化，各级官员商人化。官员们倾向于把自己所治理的地区视为一个庞大的开发区，以经济的眼光看待社会治理工作：本区域的土地、人等都被视为经济增长之工具，官员以之追求经济产出之最大化，这是最重要的政绩。如果因为与民争利而引发民众不满，官员首要想到的对策是用金钱收买、赔偿。如此官员当然不可能思考体制变革，其执政理念已经把这一选项完全排除在外了。
    
    
    与此同时，西方传入的现代经济学逐渐支配精英之心灵，也推动了执政理念之去政治化。八十年代还曾经有所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倾向于从政治的角度思考经济，尽管其理论取向是反市场的；新传入的现代经济学则从经济的角度思考政治，也即将政治问题经济化。这样的经济学教导人们，根本不用操心制度，不同利益的博弈，包括民众利益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将会自然地生成制度，而且是合理的制度。
    
    
    另外一支经济学十分重视制度，这就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十分流行的制度经济学。然而，在中国，制度经济学被简化而催生出“制度决定论”，而它也在一定程度消解着精英的责任心和公共精神。制度决定论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非常时期所面临之制度变迁问题，进而断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而否定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性。这种制度决定论之结论同样是：制度将会自动生成，无需人的主动创造。
    
    
    上述经济学也扮演了伦理学或者神学的社会功能，而这对精英之心智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被当成一个无可置疑的伦理规范，被媒体经济学家广泛宣传。这种理性经济人的伦理学断言，每个人只需对自己负责，且只应对自己负责。如此，社会就会自然向好。一个人如果思考超乎自己利益之外的事情，反而会带来恶。
    
    
    凡此种种价值和观念，在官、学、商精英群体广泛传播，塑造了原子式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价值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而，九十年代以来，精英们却只是“喻于利”的小人，而没有“义”的意识，没有君子的自觉：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对于社会治理应当承担的责任，也不具备公共精神。他们沉溺于物质性利益的追逐之中，比如权位、金钱、女色，没有理想，没有政治伦理、商人伦理、学术伦理等。机会主义是精英群体的基本取向，而这样的心灵一定是短视的。
    
    
    最可怕的是，物质利益中心的“理性经济人”思考方式消解了政治，消解了崇高，消解了理想。本来具有政治性的官员，却只具有商人的利益得失计算之心；本来属于政治领域的公共事务，完全堕落成个体利益之反复交换过程。利益主导的思考方式腐蚀人的心灵，实际上是取消人的精神。换言之，整个精英群体的精神处于萎靡、疲弱状态，这就是政治的不成熟[8]。
    
    
    这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精英群体的基本精神状态。这样的精英群体当然不可能推动任何实质性制度变革。事实上，精英群体变成了制度变革的主要阻碍者。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制度变革中获益的人士，也即现在的精英，对制度变革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倒未必是因为自己享有既得利益而反对变革，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处于萎靡、疲弱状态，而没有推进制度变革的勇气、决心。精英群体普遍接受过经济学和法学训练，他们知道中国社会所存在之诸多问题需通过深刻的制度变革，方有解决之道。然而，其非政治之思维方式让他们回避制度变革，其萎靡的精神让他们无力发动制度变革。
    
    
    制度不可能自行变革，而必由人来变革。因此，人的状态决定着制度变革能否启动及进展之程度。当下中国陷入“改革困境”，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英之政治不成熟，它导致精英关注的重点根本不在制度。重启制度变革过程，尤其是在政治领域进行制度变革攻坚，就必须重回政治，精英必须在政治上成熟。为此，需要一个理想之树立，这个理想将会激励精英群体，重组他们的心灵，让官员具有政治责任心，让商人等精英具有公共精神。由此，人们或许可以摆脱对于短期利害的商人式计算，而具有君子心智，从而具有变革制度之意识，也具有变革制度之勇气。
    
     
    
    制度变革之新范式
    
     
    
    中国能否走出改革困境，重启制度变革，系于精英群体能否恢复政治责任伦理与公共精神。上文重述三十年制度变革，或可揭示这一两代精英所亲历、所创造的这段中国历史之伟大意义，而提振其精神，唤醒其历史抱负，委身这段历史逻辑地设定的伟大使命：中华文明复兴。
    
    
    如前所述，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出现之积极变化、尤其是其中之良性制度变迁，大体上是被旧体制所打断的传统体制之复归。因此，三十年改革开放实为中华文明复兴过程之一环节。
    
    
    只是，由于理念偏差，精英群体普遍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过去三十年的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繁荣，精英群体另有一种理解，那就是学习西方的模仿型现代化。如此理解的改革开放在精英心灵中制造了一种强烈而自觉的“学生意识”：西方是老师，中国是学生。中国固有文明已丧失现代价值，中国能否走向富强，建立优良治理秩序，取决于中国人能否彻底放弃自我文明，虚心学习西方之现代制度与文化，并将其复制于中国。
    
    
    依此理念，改革开放变成一项纯粹技术性工作。中国人、尤其是精英自己所需做之事，就是将西方的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移植于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没有价值、没有理念的，与文明无关的，没有自足之历史意义的。这种理念助推了改革开放之“去政治化”：既然现代的、好的制度在技术上是现成的，无关乎文明上的价值，则何须民众参与？
    
    
    依此理念，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去中国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精英群体缺乏主体意识。中国不必有自己的国家理想和世界想象，理想的中国就是现在的西方。中国人要做的工作就是追赶西方，重复西人之制度，未来将形成的中国不过是一个被迫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
    
    
    在中西差距较大的时候，比如九十年代，如此思考方式支配下的制度变革效率，应当是相当之高的。然而，这样的改革开放达到一定程度，也即当中、西之间看得见的物质水平之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乃至于接近之时，精英群体就不能不陷入茫然状态。精英、尤其是其中的官员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已没有多少可学的了，支配了制度模仿和现代化过程的“学生意识”突然失重。长期以来，精英心目中的改革就是通过学习西方制度改变中国。一旦他们发现西方已无可学者，或者不必再学，精英群体就立刻失去方向感，体制改革也就变成多余的。
    
    
    自然，仍有不少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相信，中国诸多领域之体制依然存在问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目前就十分强烈。对于这种呼声，另外一些精英提出反对：作为老师的西方之体制同样存在问题，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改？当然，大多数精英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必要的，且此共识也已形成多年。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无任何进展。
    
    
    何以故？政治体制变革涉及权利、权力、利益之大规模重新分配，既得利益者将会强烈地拒绝变革，希望获得利益者则必被“搭便车”困境所约束——这是九十年代以来精英普遍信奉的“理性经济人”逻辑所决定的。需要一种强劲的力量俾突破这两者。但这种力量被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观、改革观所消解了。
    
    
    不能不说，当代中国精英群体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新兴各国中最为奇异的。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甚至日本等国兴起过程中，其精英都具有一种伟大的抱负，为世界立法之抱负，开创、起码是世界增加一种文明样式之抱负。由此，他们致力于国家制度之创新，也通常会提出一个世界想象。由此，他们投入国内政治，推动制度变革；也卷入国际政治，以重塑世界秩序。他们关心的不只是利益，还有新秩序：国家新秩序与世界新秩序——这两者间有复杂的互动关系。当然，这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这些新兴大国均具有饱满之生命力。
    
    
    反观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精英，却缺乏抱负，缺乏生命力。中国文明具有悠久历史，中国人口规模是世所仅有，圣贤也早就具有“天下一家”的“平天下”理念，按理说，中国精英最应当具有治国、天平下之抱负。然而没有。绝大多数精英并无中国文明复兴之愿景，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世界想象。他们只有自甘矮化的学生意识，只有一些应对国内、国际问题的短期的政策性方案。也因此，他们得小惠即沾沾自喜，而在民小富而国略强之后，迅速丧失方向感。
    
    
    历史让人明智，历史也可以让人知道自己的抱负。精英们需要重新认识三十年制度变迁之真实过程。如前所述，传统之局部复归推动了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创造了经济、繁荣的中国奇迹。这三十年地短暂历史证明了中国文明之现代生命力。那么，接下来该是什么？很显然，中国文明之复兴将会持续下去，从局部到完整，由财富增长到礼乐重建：初步富强起来的中国之秩序将趋于健全，也为人类展示美好生活形态的一种可能性。
    
    
    这将是从现在开始的世界历史之主题，这是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这也就是中国人无可推卸之世界历史使命。诚然，中国仍然需要学习西方。但是，既然过去三十年之制度变革与经济、社会繁荣主要是中国文明之局部复归所致，那么，即便继续学习西方，中国人也当具有文明之主体性意识。若中国人欲承担其对世界之责任，更不可无此主体性意识，不可无此伟大抱负。
    
    
    精英群体如果能够具有这样的历史意识、文明主体意识，即可实现观察和思考现实与创制立法的视野之转换：当下中国仍然需要进行制度变革，然而，这些努力不只是为了解决一些短期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为了按照西人之启发建立和完善技术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而是为了一个更为伟大的目标，即中国文明之复兴，以及世界秩序之优化。简而言之，把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只是特定历史语境所设定之应急性制度变革任务，置于长时段的中国文明复兴之框架中思考。
    
    
    中国文明复兴之愿景其实已部分地展开，精英们只是由于视野受限而没有看到而已，换一种眼光，精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现实的愿景。而一旦体认到这个愿景，委身于这个愿景，精英的心智或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愿景可以塑造一种精神气氛，从而令整个社会，尤其是精英群体超越利益计算，投入制度变革事业中。若无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之牵引，若无一定的精神气氛，人们今日广泛谈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本无从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启动，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即便主张改革者，也仅视之为解决一些紧迫社会问题的手段，而没有赋予其以更为丰富、更为崇高的价值。既然人们为之设定的价值较低，人们为其付出成本的意愿也就必然较低，主张改革的人们也并没有为推动改革提供多少有效力量。把体制变革置于中国文明复兴的框架中思考、行动，可赋予即将展开的体制改革以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意义，从而激励精英群体启动、投入深刻而广泛的体制变革之政治责任心和公共精神。
    
    
    换言之，把短期的改革置于长期的文明复兴框架内，可推动精英群体之政治成熟。这样的政治成熟可能推动很多人投入制度变革事业中，也可能激励有些精英为了制度变革甚至让渡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他们的心灵将会更加强健。
    
    
    到了这个时刻，中国的精英群体不能再在“去政治化”的利益世界中自得其乐，逃避文明复兴之后必然随之而来的领导责任。中国的精英群体不能仅仅追求国家的富强，还应当追求文明的生活形态；不能仅仅满足于学习西方，还必须立志于以中国文明回馈世界。凡此种种，需要精英群体实现自身生命之更化：从物质主义转向理想主义。从关注利益之得失，到关注秩序之良窳。换言之，需要文化的自觉，礼乐的自觉。在此基础上，将会有文明主体性意识之自觉，而在向外看世界得同时，也向后看传统，转身发掘中国智慧，凭借自己的创造力，构想、构建出合情合理的制度，不仅是国家制度，还有天下制度。由此，中国人就不是只在变革制度，更在创造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创造意识之自觉，反过来可以大大推动制度变革进程。
    
    
    孙中山先生也许最早、也最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之现代天命，下面这段话值得当代中国精英深思：
     
    
    因为天生了我们四万万人，能够保存到今日，是天从前不想亡中国。将来如果中国亡了，罪恶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将来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托重任于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自爱，是谓逆天。[9]
    
    
    注释
    
    
    [1] 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2]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拙著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221-236页。
    
    [3] 关于这一的详尽论述，可参看赵冈、陈钟毅著，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
    
    [4] 经济生活与社会治理模式当在董仲舒所说的道之中：王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白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篇》）。
    
    [5] “新生转进”是徐复观先生所用之词汇，见徐复观著：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人权自由，萧欣义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九八页。
    
    [6] 这方面的综述可参看，肖唐镖：《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刊文史哲，2006 年第4期。
    
    [7]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拙文《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广东模式之文化解读》，刊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
    
    [8] 韦伯曾讨论过德国精英之政治不成熟，参看《德国重建候的议会与政府（对官员核政党政治的政治评论）》，作为附录收入[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下册，阎克文译，2010年。
    
    [9] 孙中山著，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下，第679页。
    
    
    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