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南镇观花”公案再诠释——兼谈其在阳明学建构中的节点意义

作者：黄书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载《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王阳明“南镇观花”公案为理解主客关系提供了新路径，实现了从主客关系到共同体之变化，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乃是指主体对其观照感通从而使其生机得以对主体彰显，并呈现出主客体未发生关联前的意义世界。“寂”非客体不存在，而是指主体对客体无感应、客体未进入主体意义世界之状态。虽主体对客体有证明、诠释之主动性，然主客体之间并非孤立之存在，而是相互成全之共同体。“南镇观花”公案已包含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之内涵，是阳明“四大命题”共生并存之历史缩影，在阳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

关键词：“南镇观花”；王阳明；心外无物；意义建构；阳明“四大命题”

作者简介：黄书，汉族，贵州安顺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阳明学。

“南镇观花”公案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中的重要材料，亦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则有意义的思想案例，为理解主客关系提供了新路径，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陈少明将之称为“一个思想史事件”[1]，并认为其独特之处不在于文字、图景，而在于观念。“南镇观花”公案为较多学人所关注，学界多从知觉观[2]、生存论[3]、存在主义[4]、生命观[5]、心物关系[6]等维度进行探讨，其中尤以心物关系视域与“心外无物”思想探讨的成果居多。近年来增加了发生现象学[7]、心智哲学[8]等新视域研究成果，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等研究特点。不可否认，前人之研究推进了阳明学研究进展，然纵观目前已有成果，“南镇观花”公案的诸多细节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如“岩中花树”的“明白”与“寂”是什么内涵，为何会出现“明白”与“寂”的状态，“明白”与“寂”的关联因素有哪些，它们与主体发生了怎样的关系，王阳明通过“岩中花树”之探讨想进行什么样的哲学建构，想传达什么样的意图，“岩中花树”之探讨在阳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等等，诸多问题仍值得开展多维度的深入研究并应一一厘清。故本文以“南镇观花”公案为中心再作探讨，以期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阳明学研究新论域。

01“明白”：主体观照感应与客体生机展现

在哲学研究中，主客体之关系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并不断产生诸多新论断而引发学界的广泛探讨，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主客关系论题向前发展。王阳明对主客关系有独到见解，学界称之为“心外无物”，并津津乐道于与之相关的“南镇观花”公案。《王阳明全集》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9]107-108

以上材料内涵丰富，值得深入剖析。在主体来看“此花”前，“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作为客体之花已在山中存在，并按其生长规律及自然秩序自开自落，有其物种本然自在的存在方式及运行规律，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花的生存发展及其颜色、形状、气味、姿态、功能等因素不因是否被人观看而改变，有其客观性与规律性。如此自开自落之花为何其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是否还存在“不明白”的时候？这与它与“人”是否发生关联存在莫大关系。“人”游走在这山中，有了具体的实践行为，并在茫茫山林纷纷花草之间发现了“此花”。因为人心之关注，故而眼睛看到了“此花”的颜色、形状、姿态，鼻子闻到了花的气味，耳朵听到了风吹花动或花草相簇之声，才使得“此花”在万千草木之中一时之间脱颖而出，变得丰富生动起来。而此时由于主体身份之差异，花的多维价值及功能便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出来。诗人以之入诗，画家以之入画，医者以其入药，厨人以其入食，艺术家视之为艺术品，等等；有甚者或在这“此花”之中消解思想困境，获得暂时的心灵愉悦与精神自由，从而使得“此花”与“人”发生诸多关联而显得意义非凡，进而发现“此花”竟炯然明亮存在于山林草木之间，别有一番滋味。杨国荣认为，“就本然的存在而言，花之开与花之落与心体似乎并不相干；但花究竟以何种形式呈现出来，亦即花究竟对主体来说具有何种意味，则很难说与心体无关”[10]；赵平略认为，“天地万物由本然的存在成为意义世界中的存在，离不开‘我’以及我的意识活动”[11]，指出了价值意义层面的心物关系。

客体已然存在，主体因实践行动不断靠近客体，并对其产生认知、审美、评鉴、感受、分析等综合体知活动，从而不断虚化此客体之外的所有背景，聚焦此客体及其特质，将其纳入心之场域，与主体共同构成意义共同体，进而呈现出非凡且丰富的意义世界。此时，主客体之间的存在意义同时展现，并在彼此关联之中不断被聚焦放大。张学智言，“人在看花时，人和花的存在意义同时显现，花与人离开了对方都没有意义”[4]515，正揭示出此意。值得注意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由最初现象层面的“接触”到过程中的“意义建构”再到之后的“价值评判”，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山间花树何其多，外形姣好之花树亦非仅仅一株，王阳明与友可能看到此株花树，亦有可能看到彼株花树，或者可能看到的不是花树，而是山间流动之溪水或林中起舞之蜂蝶，可见王阳明及弟子与“此株花树”之间有着诸多因缘性与偶然性。在主体与客体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主体所建构之意义内容及特征既与客体相关，又与主体相关，“此株花树”以何种形象呈现，以何种特征突出，观察到“此株花树”的主体是何身份，哲学家、植物学家、诗人、画家等不同身份之人所看到的“此株花树”在他们心灵世界中所投射的意义自然不同。主体的经验世界对“此株花树”进行意义诠释，从而对“此株花树”做出不同的评价与判断，是美还是丑、是价值非凡还是平庸普通，抑或不美亦不丑。可见主客体之间发生关联有时候看起来只是一瞬间，但其中却充满了太多偶然性与运气。黄勇指出，“一个人的行动结果受运气支配（如一个人不小心开车撞上人行道，但正好人行道上没有人，因而不需为其行动负责；而另一个人正常地开车，但突然有人窜上马路被他的车压死，因而需要为其行为负责。前者有好运气，后者有坏运气）”[12]；且“即使两个人都处于同样的动机条件和认知条件下，在有关方面也具有执行行动的同等能力，但是对他们的道德评价取决于行动实际上导致的结果，而这种差别是由运气产生的”[13]，可见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受到一些非主观因素的限制或导引，而王阳明及弟子与南镇“此株花树”之关联则是具有某种道德运气之导引。

相较于知识性存在，王阳明更重视价值性存在。在王阳明的视域下，外在之客体作为本然之物早已存在，但如若主体之心不观照投射到客体之上，那客体也只是“寂”之状态，与主体无甚关联。诚如马克思所言，“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14]。而当主体之心观照、投射到客体之上，与客体产生关系，客体才会“一时明白起来”，其外表、气味、特征、价值、功能、意义等多向度内容内涵才会因为主体之关注而鲜明活泼起来，主客体进入同一时空场域而构建起彼此关联的意义世界。人类社会亦是如此。世间之人何其多，如果吾心不观照、感应其他人，那其他人与己也只是形同陌路而已，毫无关联。就此意义而言，“万物一体之仁”如何实现？可见唯有人心对外物进行观照感应，主客体之间互相关联，人世间才会变成多元活泼而又生机盎然的生命共同体，并由生命共同体之形成而不断建构起内容丰富的意义共同体。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客体“明白”之可能性是否全都由主体把握？如若“此株花树”确实比“彼株花树”更加外形姣好是否会更容易被主体观照感应到从而增加更多“明白”的可能性？客体自身条件的不同是否会导致“明白”概率的不同？可以得出的是，客体自身条件与“明白”之间有着“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之关系。客体自身条件好固然更加可能吸引主体之关注，然是否被关注到还得取决于主体。如若主体意不在此，哪怕“此株花树”开得再好可能亦不会被留意到。而如若主体有意赏花观花或者刚好论及此话题，则可能万千花树中条件最好的花树更容易被主体关注到，或者除非刚好该种场景下仅有一株花树，不存在条件比较之情形。故可见客体“明白”之可能性虽与主客体相关，但关键还在于主体。

主体因不断与客体产生联系进入不同的意义场域而丰富自身，其生命存在的深度、广度也不断得到加深与扩展，而客体也因与主体发生关联而不断吸收获益主体之内容价值，双方在互相观照感应的同时进入意义世界而彰显出不同维度的价值意义，此时彼此的颜色便“一时明白起来”，双方均“活”了起来。因生命磁场“碰撞”而互相“感应”，因心灵“感应”而“激发”潜能，因潜能“激发”而产生出更多的“可能性”，进而不断丰富人类社会的现象世界与意义世界。理学家程颢云：“天地之间，感应而已，尚复何事？”[15]“感应”成为主客体之间产生联系的重要方式，甚至是决定性方式。没有感应，万物同归于“寂”而又“尚复何事？”一片冷漠隔绝的生命之林而已。王阳明云：“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9]122指出了心之本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特质及功能。有了感通才能激发心之本体的灵性与活力，才能丰富和拓展人的社会生活及意义世界，才能有可能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从而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正是因为有了万物一体的阔达胸怀与灵性感知，才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悲天悯人、气贯日月的精神气象，才催生出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感，才产生了那么多有情有义、保家卫国、拯救山河的历史故事，进而谱写出一卷卷宏大生动而又丰富感人的华夏文明诗篇。

02 “寂”：客体存在与主客关联之分离

在“南镇观花”公案中，王阳明与友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此“寂”并非指客体的不存在，而是指主体对客体无感应、客体未进入主体意义世界之状态。山林之间，花草树木自开自落，有其本然自在的生长规律及自然秩序，不因是否被人关注而改变。但因缺乏人的关注，花草树木自身的美、价值、功能等无法被发现和彰显，从而处于“寂”之状态，犹如光之外的“黑暗”一般。这与人类的照相技术极其类似，特别是在拍摄特写照时，摄影师在为拍照对象按下快门前，通常情况下要将对象之背景虚化，使焦点聚焦对象。如若对象与背景混为一体，则很难区分主次，彰显不出摄影对象的美与特别之处。此时被虚化或被弱化了的背景则进入了“寂”之状态，摄影对象之“明白”便一时之间彰显了出来。可见“寂”非指知识的、现象的未发生，而是指意义的、价值的未彰显；“明白”不是对应客观现象之“有”，而是对应价值意义之“存在”。

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元夕》）恰能展现此义。万千找寻后，当主体终在“灯火阑珊处”发现“那人”时，“那人”一时之间“明白”了起来，仿佛所有聚光灯都打在了“那人”身上，亮堂堂立在眼前，而“那人”周遭的人、事、物则进入了“寂”之状态，由于未被主体关注而陷入“黑暗”之境。因心之本体的关注而发现主客体之“存在”，此时不仅发现客体鲜活“存在”，连主体也发现自己是鲜活“存在”的，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就在主客体建立联系的一刹那产生了，生命被激活了，价值被彰显了，“人”也变得丰富立体起来了。在此意义上而言，“存在”应当被感知，“存在”应当在心之本体的观照下与人成为意义共同体，如此才能发现并呈现“存在”的价值及意义，才能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与精神生活世界，从而汇集更多动能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

在主客关系论域中，相比于现象性与知识性，王阳明更重视意义性与价值性，且认为主体是更为重要的一端，甚至客体的特征、性质、价值、功能等要在主体的观照下才能朗现。人是万物之灵，具有比天地间任何事物都高的灵性、价值和意义。《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礼记》云：“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王阳明亦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贵，曰：“夫人者，天地之心”[9]79，并将人之心称为“灵明”。《传习录》云：“曰：‘人又甚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9]124又云：“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9]107王阳明强调主客体之关联，重视主体之“灵明”，认为“灵明”在主客体意义彰显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并因“灵明”之照现而使得主客体双方相互依存而共同彰显出丰富的价值意义。天地鬼神、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等客体是在“灵明”的观照下才彰显其“存在”的，就在它们被称之为天地鬼神、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的那一瞬间，它们便与人进入了同一个“世界”；而正是因为人心落在了天地鬼神、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等多元客体上，才更加彰显出人心的能动性与鲜活性，才能更加证明人的“存在”与心的“意义”。故可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是相互成全相互证明的，主客体不是分离隔绝之对立元素，而是相辅相成、共成一体的互动整体。故王阳明在说“我”之灵明是天地鬼神之主宰的同时，亦说明“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故有研究指出，“正因为有人心的一点灵明，才使得万物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一幅活泼而生动的生命图景”[16]。这幅活泼生动的生命图景既有人的创造与发明，又有天地万物的参与，主客体不可或缺地共同创造了纷繁灿烂的生命景象。因“灵明”之贯通流行，人与万物之间不仅成为相互关联的生命共同体，而且还构建了相互激励启发的意义共同体。但不可否认的是，王阳明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人性的高贵灵觉，展现了人具有可与日月争辉的内在超越精神，具有无限可能的体知能力，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动能与无边无际的意义世界。故有研究指出，“阳明心灵学说主张人心是生存的主宰”[17]。

在主客关系中，客体本身的特征及其存在的价值意义需要主体以主动作为或自觉实践之方式去呈现出来，客体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主体，但此“依赖”并非指现象上、知识上的“依赖”，而是指意义上、价值上的“依赖”。“物”在主体的心之场域内才可称之为“物”，或者说才可以成为此“物”，离去人的关注与体知，可能此“物”不被定义为此“物”，而是他“物”；又或者在动物的世界中，此“物”不称之为“物”，或此“物”于它们而言不具有价值意义。故而人类社会中的“物”依赖于人而“存在”，且是在人的关注体知视域下而“存在”，王阳明称之为“心外无物”，将“心”与“物”纳入同一场域之中。张学智认为，“心外无物”强调了“灵明”在认识活动中的绝对意义[18]，而“寂”只是意义的未显。乔清举认为，“心外无物蕴涵着‘物应该或必须存在于人的感知中’的含义，即不能让物存在于心外，应以‘明白’为中介把物与人关联起来，使二者不再不相干，这是建立与物的情感关联和道德实践关系的前提。惟有把外物拉进感知，致良知的道德实践才会有用武之地，才能做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6]53。只有在心外无物、万物一体的状态下，人的良知以及致良知工夫才可以发挥最大作用，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存天理去人欲，人与人之间才会达到惺惺相惜、同理共情之境界，从而进一步展现人类社会道德世界之光明。

03 “心外无物“：主客互通之意义共同体

在阳明心学理论体系中，由“心外无物”之理势必会导向“万物一体”。良知本体与心外无物、万物一体之间构成了一体两面之关系，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紧密依存。良知本体光明澄澈，有容乃大，投射观照到“物”上，“物”与人才会发生关联，而“物”本身的内容特征及其存在的价值意义才会朗现出来。在价值意义层面而言，“物”在心内而不是心外，从而使得万物一体有了可能。而在万物一体的场域内，良知本体以及致良知工夫才可以发挥作用，产生实效。三者之间依持而存，流畅而行，并在彼此的激发下彰显出更多的动能。

在王阳明心学诠释语境中，心之本体有多种概念表达，如“良知者，心之本体”[9]61，“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9]45，“乐是心之本体”[9]112等等，犹如理一分殊、月映万川之状态，良知、天理、乐等均是心之本体的真实朗现与生动表达，既展现了心之本体的多维面相与丰富内理，又彰显出心之本体的活泼生机与无限潜能。王阳明认为，“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9]42只有将良知本体真正落实到孝亲、忠君等“物”上，孝亲、忠君等行为才会自然流露真情、产生真意，人也才会在孝亲、忠君等行为实践中真正将自己与亲人、君主建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心意相通，感同身受，从而不断以集体之力量形成一个稳定而细密的结构，能够承受住来自外界的冲击与压力。可见阳明之良知充满了实学意味，强调在具体实践、具体生活中的致良知之工夫。故有研究指出，“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不是虚空地强调心体纯粹、天理流行，而是强调本体工夫就在日用生活之间，就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实事上”[19]。

进一步地，王阳明又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9]968。王阳明以怵惕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等多种情感面相，展现了主体向外扩展本体之“仁”并将其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等多种有情生命及无情生命关联起来，成了一个特定意义范围内的生命共同体。此时，主体与外界之人、事、物便牢牢地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而又稳定坚固的结构，内可关联互通，外则形成强大的抵御能力，能够以共同体之力量抗击风险、抵挡冲击而挺立在宇宙天地间。

客体被关注，主体被影响，主客体进入同一场域并发生着千丝万缕之联系，万物一体成为可能并变成了现实，且主客体均在万物一体的建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价值意义的彰显与升华。尤其是主体在致良知工夫实践中不断扩大自身与外物的联系，从而使多重现象世界与意义世界不断叠加，故而多重价值意义得以彰显，人在此过程中不断获得生命成长与境界提升，实现内在超越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个过程乃是成己与成物同时呈现的圆善之境。杨国荣认为，“在成就自我与成就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对象向人敞开，人认识对象并把握对象；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又丰富了人自身的内在精神世界”[20]，指出了主客体在进入同一场域之后双方的价值意义得以共显，并呈现出主客体未关联之前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意义世界。《礼记》云：“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礼记·中庸》）主体在成己成物过程中彰显德性之美，将内外之道贯通为一，实现了心灵愉悦与境界自由，故而心之本体亦可谓之“乐”也。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喜爱中国哲学，亦在实践中发出了与“万物一体”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感叹，诗云：“为了对尘世生活获得同感，我兴高采烈地将一切感官开放。这样，每一天新的日子，会给我介绍新的朋友、新的弟兄，直到我能无痛苦地赞美一切力量，成为一切星辰的宾朋。”[21]赫尔曼·黑塞是诗人、作家、思想家，亦是实践者、旅行家，同时又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充满了丰富的灵性与人道主义精神，备受尊崇而广为流传。他在自觉的主体行为与道德实践过程中打开自己的一切感官，感受体知世间万物，并享受这世间万物带给他的新体验与新认知。就在主体感官开放的一刹那，主体与客体之间便发生了关联，并因不断发现万物的“存在”而获得精神的振奋与意义的彰显，直到不断扩大“我”与世界之关联，心量无限打开而“成为一切星辰的宾朋”。在主客体发生关联的过程中，主体无限打开心之本体，无限关联天地万物，无限发现“存在”与“意义”，直至不断消解人性的局限与痛苦。在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以敬畏之心欣赏并理解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及其背后的生生之大德，不断感受到爱、乐、美，从而成为与宇宙天地比肩而行的朋友，即实现了《中庸》所追求的“与天地参”之境界。

赫尔曼·黑塞以西方思想者的视角向我们诠释了“万物一体”思想的精妙与至善，也表达了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探索与追求。虽未以“万物一体”概念命名之，但其精神内理却是相通的。《周易》云：“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陆九渊曰：“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22]表现了古今中外不同时空中的思想者对同一至高至善之“理”不约而同的向往与追求，亦传达出人类社会可以成为痛痒相关、脉脉相通的命运共同体之可能，那心同理同的一“脉”就可以将人类社会关联起来，成为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与意义共同体。有研究指出，“在‘心之本体’的观照之下，世界有且仅有一个”[23],正揭示出此意。

对人性良知良能的彰显与颂扬，对心之本体的诠释与展现，对天地万物迫切而光明的爱，对万物一体之仁的真挚追求，对致良知的真切倡导，王阳明向世人传达了儒学别开生面的炙热情感与神圣使命感，开出了儒学的新面相与新样态，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与令人信服的理论意义，且具有不容滞缓的行动力与实践性，其强大的理论磁场与实践特性让人沉浸其中，并乐此不疲奔向致良知工夫实践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路途中。日本学者荒木见悟认为王阳明之作品“实在是主张迫切的博爱与尊重个体本性的格调高昂之名文，充满不容丝毫左顾右盼之暇的激烈说服力”[24]。有研究指出，阳明学派视域中的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政治观、宇宙论，而且也是一种伦理观、社会观与生态观[25]，道出了王阳明以及阳明学派试图将宇宙万物及人类世界囊括进一个充满良知与意义的共同体之中，他们所做出的努力不仅使传统儒学在历史脉络中呈现出新的时代面相与思想样态，为儒学赋予了新的生命动能，而且亦为人类社会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理论探索与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04 “南镇观花“：融摄阳明”四大命题“之缩影

随着阳明学研究的持续推进，自本世纪初开始尤其是第一个十年以后，学界将阳明学研究“三大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扩展至“四大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文中“四大命题”皆是此意），并不断得到学界认可而引发众多学人关注[26]。这“四大命题”集中体现了王阳明的代表性观点与思想精华，并具有一定的内在理路可以实现逻辑的开合与理论的闭环。董平指出：“如果‘心即理’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之本原同一性的确认的话，那么‘知行合一’‘致良知’就是把这种本原同一性经由主体自身的实践而实现出来的途径与方法，而‘万物一体’就是‘心即理’所可能实现的终极境界。”[26]4这其中包含了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既与王阳明一生的经验世界相映衬，又折射出阳明心学建构过程的思想进路。虽这“四大命题”是王阳明在不同时段、不同生命体悟阶段凝聚出的思想精华，但其中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在时间之流中环环相扣而不断推导出下一命题，并且不是此一命题完成历史任务之后待下一命题登场，而是此一命题不断催生下一命题并与其共生。就在这催生与共生之间，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断实现逻辑演进与光华绽放，直至实现人生境界与思想境界的圆善之境。而王阳明及弟子关于“岩中花树”之探讨，则是这“四大命题”处于催生与共生状态下的历史镜像与思想缩影。

王阳明认为世间万物只有纳入心之场域才能彰显其存在及价值，“理”也必须内在于心并由心所发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王阳明云：“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学问思辩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9]277因为“吾之一心”观照感通，世间之“千变万化”才可能“呈现”并彰显其内容特征。因王阳明及弟子观岩中花树并围绕其展开讨论，则此时之花树便与王阳明及弟子发生了关联，此“物”不在心外而在心内，是心即“理”也、心即“物”也。如若端坐书斋而探讨“岩中花树”，则是析心与“物”为二矣。“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乃是将心之本体向外扩展、自觉实践良知本体之工夫。王阳明言：“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9]13又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9]42知行工夫不可分离即意味着致良知之功乃是良知本体自然发用流行且即用见体的不二工夫。换言之，“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乃是体用不二工夫的不同表达，实质上均指向依体起用、用中见体、体用不离之精神。正如张新民所指出的，致良知“即为以本体与工夫不二为根本依据的‘知行合一’之说”[27]。南镇观花具体实践正是王阳明在知行工夫不离状态下将岩中花树纳入心之本体的生动展现，正是王阳明将良知本体向外扩展至岩中花树，才使得此花不在心外而在心内；进一步则推导出心外无“花树”也即是“心外无物”之理，而“心外无物”也即意味着“心”与“物”已成为一体，故不存在心外之“物”。此时“万物一体”之命题赫然亮相，既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逻辑演绎之自然结果，又呼应“心即理”成为其境界之开显，有始有终，首尾呼应，自然开合，实现了“四大命题”的逻辑演绎与理论闭环。

需要说明的是，在南镇观花的具体实践中，并非先是“心即理”登场，再到“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出现，最后再呈现“心外无物”或“万物一体”这样一个存在时间先后的理论关系。虽有逻辑在先原则，然仅仅只是逻辑在先而已。事实上，圣学只是一个工夫，良知本体的流行发用自然将岩中花树纳入心中，这个短暂的过程即包括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的内涵，“一”包所有，所有归“一”。在此之后，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日趋成熟，不断催生出一套体用兼备且逻辑自洽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故可将“南镇观花”公案视为阳明“四大命题”共生之缩影，是王阳明生命境界日臻圆善的形而上体现，是阳明心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值得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05 结语

阳明心学是儒学在历史逻辑中发展出的重要形态与思想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与文化生态景观，更是惠及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成果，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重大的研究价值。作为增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阳明学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知识，而是具有生命脉搏的思想动能；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具有活泼生机的思想源泉。王阳明“南镇观花”公案实质上指出了人在宇宙天地间应该追求和达到的存在方式，对人的生命成长与道德境界提升做出了更大的要求，蕴含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思想精华，在阳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作为天地间最贵者，人应该开显良知本体的光明力量，不断去蔽澄明，以积极的生命行动及道德实践与天地万物建立起休戚与共的密切联系，不断扩大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世界，不断丰富拓展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与精神生活世界，并承担起对人、对物、对社会、对世界之责任，挺立道德人格，超拔于实然之“我”，而成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我”，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彰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灵性与精神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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