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32期礼学沙龙:礼乐文明的真精神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24-01-26 2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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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礼乐文明的真精神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腊月十四日丁亥

          耶稣2024年1月24日

 

2023年12月31日,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32期礼学沙龙“礼乐文明的真精神”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顺利举行。

 

 

 

吴国武老师

 

本次沙龙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吴国武教授提议发起。吴国武老师在主持时指出,吴飞教授的新著《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涉及经学、礼学研究的诸多议题,其中包括古史重建、丧祭礼意、亲亲尊尊、宗法传统、汉宋之争等,并尝试从义理角度做出阐释,有必要展开跨领域和多学科的研讨。因此,本次沙龙邀请了中文、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各领域学者,共同探讨“礼乐文明的真精神”,推动经学、礼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周飞舟老师

 

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飞舟老师。周老师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礼是传统社会的制度和仪式,社会学研究的是当代的制度和仪式,关注的是社会中人的行动,以及这种制度和行动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看,礼更接近制度条文。《礼以义起》认为,礼不光是仪式的记录,更是一种人们心向往之的理想制度。当理想生活没有在社会中实现时,礼经看上去像干瘪的文本,但历代注释和历史实践使之丰润。因此,礼经看起来是知识和逻辑的讨论,但背后是对人的行动的理解。周老师接着以丧服的斩衰三年为例指出,经典中关于三年丧的讨论背后蕴藏着对行动逻辑和礼学义理的不同理解,人们都向往心安,但如何心安却不一样,这表明礼不仅是文本,而是通过人伦日用来体现义理。

 

 

 

唐文明老师

 

第二位发言人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唐文明老师。唐老师以《礼以义起》中的《古史重建与经义新诠》这篇文章为线索展开讨论,文章梳理了从司马迁、郑玄到宋代、清代的学术体系,尽管学术形态各异,但都包含对三代理想的重新认识。唐老师指出,古史重建是用现代的学术方法来追溯古史的源头,“以古史重建为主,呼唤经义新诠”,在现代阐发三代文明的理想,这一做法虽然为哲学留有余地,但仍以史学为主。唐老师认为,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同样怀着文明情怀,充满敬意地看待历史,运用现代史学的方法,以史学为主纳入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但在这样的框架下,过去的经学处于什么位置成为一个问题。

 

 

 

刘丰老师

 

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刘丰老师。刘老师从礼学研究的思路谈起,礼学思想既要置于儒家思想的视域内讨论,但又不可脱离思想所依托的礼制,否则可能沦为空谈。《礼以义起》关注到了礼制中最重要的丧服制度,讨论差序格局,从制度出发揭示了亲亲、尊尊的思想内涵及意义。接着,刘老师评论了《礼以义起》关于《礼运》的研究,《礼运》的第一章与此后的内容存在差异,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应该是《礼运》研究接下来关注的议题。

 

 

 

范广欣老师

 

第四位发言人是南开大学哲学院的范广欣老师。范老师指出,《礼以义起》所采用的方法并不等同于施特劳斯所批评的历史主义,而是吸收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接续了清代学术的看法,强调回到礼经原本的语境,寻找礼学真正的用意,可谓清学的“历史主义”。范老师怀疑的是,原初的语境是否为揭示经典含义的唯一关键的语境,对原初语境的执着是否会导致我们忽略后世(比如宋明理学)对经典的再创造。范老师接着提出,尽管此书从丧礼的角度对三纲的内涵和意义做了解释,不能忽视的是,礼学的理想和实践存在距离,近代以来出现了礼教“吃人”这样的说法,应该考虑如何正视这一难题,在新的时代思考人伦问题。

 

 

 

林鹄老师

 

第五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林鹄老师。林老师认为《礼以义起》在对待实证史学上,可能夸大了其学术贡献,忽视了实证史学普遍存在的“非实证”现象,比如书中将未见《左传》记载等同于史无其事,似乎有轻率之嫌。接着,林老师从两个方面评论,第一,《礼以义起》比较充分地论述了“亲亲”这一概念,同时对“尊尊”的深入探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路,这是将来很值得期待的;第二,礼学背后涉及中国传统思想天人之争的问题,提供了重新理解天人关系的可能。

 

 

 

陈壁生老师

 

第六位发言人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陈壁生老师。陈老师指出,目前的讨论涉及到如何理解“经”或“经学”这一关键问题,到底应该将六经视为文明经典,还是三代实录。《礼以义起》既然关注作为文明理想的三代,那么其中必然蕴含经学义理。这一思路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一致,应该视作古典史学,而并非现代史学。接着,陈老师认为《礼以义起》采取了文明比较的思路,在与西学的对话中获得了新视野,但这样也有可能陷入比较的陷阱,比如《礼以义起》关于《礼运》的研究可能取消了“大同”的维度。

 

 

 

华喆老师

 

第七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华喆老师。华老师热情地回忆了参与《丧服》课程,以及与吴飞老师共同蒐集张锡恭课艺的经历。华老师指出,吴飞老师的礼学研究引入古今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拓展了过去的经学史研究,焕发了清代经学的学术活力,为接续和阐发清代思想提供了可能。华老师认为,实证史学并不能构成对《礼以义起》的批评,“经学”“史学”这样的标签意义有限,更重要的是借助文本来观察当时人眼中的世界。

 

 

 

李霖老师

 

第八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李霖老师。李老师强调,实证研究和经学研究并不冲突,实证研究关注实际内容是什么,经学研究探讨价值是否重要。二者相互交叉,实证研究是无法绕开的方式。但实证研究并不必然导致历史主义,经学家的思路需要通过实证而呈现,我们通过理性判断掌握衡量是非的标准,实证背后也存在价值判断,《礼以义起》的研究特点即结合了这两方面。

 

 

 

孟琢老师

 

第九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孟琢老师。孟老师认为,吴飞老师充分地意识到了经学面临的历史危机,即现代人对经学、礼学的虚无感,这是今天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礼以义起》从三个层面回应了这一问题,首先是深入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内部,重新发现并解释经学文本;其次是揭示传统文明的历史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是在追迹太炎先生;第三是具备中西贯通的视野,在文明比较重阐释礼学的历史生命。这些都使《礼以义起》的研究具备经学家的特质,既蕴含极强的信念感,又能在深入文本的同时避免独断和琐碎。在当代中国,如何继承礼学的文明精华,同时避免礼学的陈腐与压迫,是值得我们不断反思的问题。

 

 

 

吴飞老师

 

吴飞老师向各位老师表达了感谢,并作出回应。吴老师首先指出,2024年是张锡恭先生去世的一百周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积累和讨论,期望礼学研究在接下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礼本身就有宗教性的面向,研究丧礼不能缺失对祭礼的关注。同时,对历史的分析并不完全是实证史学,而是历史哲学。《圣经》考古学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历史研究否定了《圣经》中许多记述的历史真实性,但在现代《圣经》批评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建立新的信仰。在现代史学的趋势中,从哲学角度建构中国经义的哲学体系仍然是可能的。吴老师认为,经书中有原始经典和体系性经典,荷马史诗、《旧约》就是西方的原始经典,《诗经》《尚书》《周易》是中国的原始经典。悲喜剧、柏拉图对话、《新约》就是西方的体系性经典,《易传》和三《礼》等是中国的体系性经典,具有明确的编纂意识和主旨。体系性经典是经典思想的阐释,原始经典往往会溢出体系性的解释之外,但却是每次返本开新的重要资源。《礼》《春秋》《易》《四书》都曾经作为通群经的入手点,经学的丰富性使之存在多层的张力,正是礼义的诸多可能性。汉宋之争并非私人恩怨,而有着深刻地意义。在目前的学术生态下,我们不能取消经学研究和实证史学其中的任何一方,经学不应成为独断论,而应该不断回到其新的生长点。总之,《礼以义起》不只是过去的总结,更是未来的准备,为哲学阐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从古史重建出发,真正的经义新诠是性命论,在《礼以义起》中只是露出了一些端倪,还远未真正展开。

 

 

 

沙龙现场

 

最后,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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