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在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建构中的意义

作者：雷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腊月初七日庚辰

          耶稣2024年1月17日

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特质。历史上，“分久必合”与大一统的建构是一个基本趋势，这里面既有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伦理观念和礼乐制度层面不断探索创造所带来的文化凝聚力与文明向心力，同时也是各族群之间交往、砥砺、碰撞、融合的产物。在各种内外因素中，《周礼》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对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层意义。

《周礼》的渊源、内涵与政治文化意义

《周礼》一书本名《周官》，是一部以王官制度形式保存记载周代典制，同时表达政治理想的儒家经典。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由孔子后学归纳整理并修撰而成。其基本结构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核心理念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具体内容则是以“设官分职”的形式，勾勒出一整套国家治理体系。其内涵极为丰富，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王朝，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从文王、武王伐纣翦商，到周公定鼎雒邑、制礼作乐，周初的一系列措置，为之后三千年中国政治奠定了根基。在周人的文化基因当中，既有农耕民族的祖源记忆，又有游牧民族的生活经历，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质相兼”的文化形态。而“周克商”的历史经验，则给周人带来了全新的天命观和价值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突破了商代中晚期被鬼神祭祀控制与异化的心灵状态，形成了一种偏向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文化与理想情怀。孔子既欣赏其“文”的丰富性——“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同时更强调对“质朴”“实质”的追求：礼乐的核心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精神，是面向治理本质的制度探索。孔子对“文”与“质”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刻的界定：“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不仅是个体修身的原则，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华文明演变的内在逻辑。

《周礼》既具有“礼文”的丰富性和仪式性，同时又是一套以“职事”为中心的、务实的政治方案。这一经学主旨后来成为北方地区士大夫学术传承的重要内容，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与政治文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一部“文质相兼”的理想政治蓝图，从而成为政治改革与创新的典范文本。传统对《周礼》的关注，较多集中在经学与文献学领域，但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周礼》与两汉、北朝、北宋及明清政治改革之间的深刻联系，将《周礼》经学的内容与不同时代的制度创设探索相结合，勾勒出一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演变的历史线索。

《周礼》的“文”“质”二元性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周礼》为蓝本的变革是两汉之际的王莽改制。王莽以《周礼》为制度依据，试图将其中包含的职官制度和治理政策一一实现出来，但其改革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混乱，最终自取灭亡。这场改革的根源弊病是“务虚名、重形式”：王莽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只要能在职官、地理、礼乐、名教这些方面具备《周礼》的条文制度，就可以实现周公太平之政。这样盲目照搬古代经典而脱离具体实际，是很典型的“循名复古”，在“致太平”的理想外衣之下，掩盖的其实是聚敛财富、严刑峻法和神怪迷信。这是一个极为重要且深刻的教训。

与王莽改制形成对照的，是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这场改革同样以《周礼》为经学基础，如青苗、市易、保甲、免役的诸多政策，都脱胎于《周礼》的理念。但是，从形式上来看，王安石并没有简单效仿《周礼》的具体内容。他认为，“以《周礼》决事者，学周公之次者也。真学周公者，仰观天，俯察地，中考人事。若于理可为，则虽周公未尝有此，亦必为之。此乃真学周公者也”。照搬经义无异于刻舟求剑，更重要的是“法其意”，即考察《周礼》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原理，把握其精髓，然后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制度设计，这才是改革的正确方式。

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改革思路均源于《周礼·地官·泉府》的内容。“泉府”是国家的财政储备与调控机构，其意义重在“均平”“变通”“流通”，结合法家“利出一孔”“轻重制御”的观念，王安石提出了“开阖敛散”的经济治理思想。其本质是政府主导下的高速高效的经济循环，依托中央到地方各级资源、机构、渠道、信息、价格、仓储等要素，裁汰冗余，规划重组，转移支出，定向投放，推动经济结构与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王安石通过青苗、市易、免役三大新法的配合，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货币财政系统。青苗、市易分别主导的农业贷与商业贷致力于推动货币结算，而免役法则借助货币化的方式，实现基层劳役资源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一定的劳动力自由市场。依靠新货币财政体系，可以整合运转大量社会剩余财富，再通过各种渠道投向更多细分领域，如农田水利、灾伤赈济、吏员薪俸、保甲编户、治安武备、缘边经略等。变法的价值关怀即《周礼》的核心理念“惟王建国，以为民极”，尝试在中央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建立各种“直接通道”，跨越豪商、高利贷者等中间阶层，实现财政的双向循环流通。为了配合拓展这一模式，政府大规模铸造发行货币，包括铜钱、铁钱等金属货币，也包括盐钞、茶钞、交子等纸质券币，以增加基层财政拨付，加强市场流动性。其最终目标则是通过整合中原内部各个经济板块，激活市场与民间社会的经济潜能，形成资源合力，从而“恢复汉唐旧疆”，建立起一个基于经济和文化能力的大一统王朝。其探索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获得最终的成功，但为中华文明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和精神遗产。

王莽与王安石的变法体现了《周礼》的两极：一边是“务虚文”，一边是“重实质”。中国古代的“正名”观强调循名责实、规范名义，但是王莽只抓住了“名”这个表象，在建筑、器物、度量衡、礼仪、音乐、车马、衣服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资源，对于“名号”“形式”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这就完全背离了《周礼》本旨。与之相反，王安石注重发掘《周礼》在经济治理方面的“实质”意义，依托经义进行大量的政策创新，却又容易让反对者质疑其过分重视理财聚敛而忽视礼乐政教，甚至是假借经典文饰私意。可以说，《周礼》中“文”与“质”的二元张力，既是我们认识这部经典的重要维度，也是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关键视角。

《周礼》对北方民族建构王朝制度体系的重要意义

《周礼》作为一部经世政典，不仅对中原王朝影响深远，对于北方民族建构王朝制度体系也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进程中，北方民族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传统叙述视角较多关注其军事文化、治理技术以及民族融合等部分。这一视角容易将历史简化为草原民族南下征服、吸收中原文化然后逐渐融合的单一线索，从根本上难以跳出“征服帝国”的框架，也难以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发生的“征服—吞并—融合—分裂”的过程进行理论上的根本区别。因此，就会产生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内亚史观”“新清史”等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念。

要想突破这一叙事模式与思维框架，需要转换视角，将中国各族群的融合统一，视作中华文明体系内部“文质相兼”的历史演化进程。北方民族在其中扮演的不仅是一个驱动力量，而且以“质胜文”的方式深度参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建构，其中《周礼》经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的过程中，就与当时北方地区的士大夫合作，大量吸纳了《周礼》的内容作为王朝建制的根基。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处于弱势地位的西魏选择高举“周”的旗帜，以《周礼》为蓝本改革制度，将经典中的六官之制与汉魏旧制和鲜卑八部制度相融合，既能够维护统治阶层特别是鲜卑贵族的利益，同时也能兼顾汉族士大夫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从而促进民族融合，为后来的隋唐王朝奠定了制度基础，客观上推动中国走出南北分立的历史泥潭，重建大一统政治秩序。

隋唐两朝制度受《周礼》影响深远，《唐六典》即从《北周六典》演化而来，三省六部、选拔考课等文官制度，都与《周礼》经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中古以降的王朝政治制度，就是在“因袭沿革”和“依经正礼”的交织过程中不断发展，之后各朝代基本遵循这一演化逻辑。特别是辽金、元、清等朝代的北方民族，在“沿袭”的基础上，不断依托儒家经学塑造王朝体制与政治合法性地位，除了在制度礼文方面的设置外，也体现在都城建筑格局上。如金中都、元大都、清代北京的建制，又如南北郊祭天与祭地礼仪的合与分，无不体现经学对政治的深刻影响。

更进一步，如果跳出“经学—政治”的视角，还可以把《周礼》理解为一种“文质相兼”的中间状态或者理想状态。因为《周礼》经义的核心诉求，就是以“礼文”的方式探索治道的“本质”，这种文与质的平衡状态，恰恰是历代王朝特别是北方王朝格外重视的要素。北方民族政权出于统治需要，必然会往“文”的方向去丰富礼乐制度，同时又要警惕过度汉化带来的困境甚至危机，因此也需要向“质”的方向去删减还原。有北方民族基因的王朝，如北魏、北周、隋唐、辽金、元、清，因其身处的生存环境、固有的生活习俗与政治生态、面对的治理问题与困境，都有某种相似性，因此包括《周礼》在内的儒家经学，既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旗帜，吸引中原士大夫的认同与归附，同时也可以为其建构新的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周礼》作为一条“文质相兼”的精神线索，在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建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周礼》不仅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可以取法依托的理想模板，同时也是各种国家治理思想与观念资源的宝库，从中能够挖掘出十分丰富的意蕴。对于北方王朝来说，《周礼》则是一个重要的衔接纽带，能够将质朴刚健的北方民族精神和细密严缜的南朝制度联结起来，从而相互融通，成为建构王朝格局气象的基石。在这一问题上，依然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特别是《周礼》与北族王朝在思想、文化、信仰、制度以及治理模式方面的深层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辨析。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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