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萍 杨批额】汉魏六朝陕西经学的总体风貌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3-11-27 18: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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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陕西经学的总体风貌

作者:周淑萍 杨批额(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十五日己丑

          耶稣2023年11月27日

 

陕西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不论是历史遗址、文物遗存、古代墓葬,还是汉魏经学、宋明关学、明清诗文,都在全国闻名遐迩。整理、保护和研究陕西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强省意义重大。

 

汉魏六朝陕西经学的总体风貌

 

周淑萍 杨批额

 

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学历史上,陕西经学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汉魏六朝陕西经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影响深远。

 

西汉陕西经学在古代经学史上地位关键。汉武帝与汉宣帝是陕西经学发展史上两位重要的帝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办太学的意见,批准公孙弘为博士置弟子员的方案,规定汉代太学的主体教学内容为五经、《论语》《孝经》,并确定太学教官为五经博士。太学生通经,则可以出仕做官。自此儒家经典以及解释儒家经典所形成的经学获得官方认可,经学的官学地位得以确立。此后,经学教育一直是古代学校教育的主体。迨至汉宣帝时,对经典的解释出现纷争,累世经学而形成的儒宗地主与早期军功地主和“素封”地主之间产生矛盾,为此,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解决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学统一。为维护皇权,汉宣帝大力扶持重视礼制和宗法情谊的《榖梁春秋》,由此榖梁学大兴。

 

西汉专门注释经典、研究经学的陕西学人不多,但居于杜陵(今陕西西安)的田何却是例外。根据《史记》记载,孔子易学经由商瞿等人传至田何,田何将其所学传给王子同等人,西汉时立为经学博士的今文易学,如施氏学、孟氏学、梁丘学、京氏学等皆出自于田何。田何实为汉代易学的开创者。

 

司马迁虽无专门解经之作,却无疑是西汉陕西人中最通经学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中国经学有两大贡献:一是考证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认为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高度肯定了孔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二是整理、记录了先秦至汉武帝时经学的发展演变,《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所记大多是经学人物,为后世研究早期经学史留下了宝贵资料。司马迁是中国经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称“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

 

西汉陕西经学的演进,既有帝王对经学的推举,也有重要易学家田何对经学人才的培养,还有史学家的经学书写。

 

东汉陕西经学有了长足发展。东汉经学家与经学著述的数量均远超西汉,在今古文之争中,陕西经学家成为推动古文经学地位提升的主要力量。

 

东汉陕西经学家主要有贾徽、杜林、班固、贾逵、李育、孔奇、孔嘉、段肃、张禹、马融、赵岐、樊光等。除张禹、赵岐、樊光外,其他都是陕西扶风人,可见扶风是东汉陕西经学的大本营,扶风地区的经学家主导了东汉陕西经学的发展。

 

东汉陕西经学著述有二十五部。《易》学一部,即马融所作《周易注》。《尚书》学四部,即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尚书古今文同异》与《古文尚书训》、马融《尚书注》。《诗经》学两部,即贾逵《毛诗杂议难》与马融《毛诗注》。礼学著述中,《周礼》学两部,即贾逵《周礼解诂》与马融《周官传》;《礼记》学两部,即马融《礼记注》与《丧服经传》。东汉陕西经学家并未为《仪礼》作注。《春秋》学十一部,即贾徽《春秋左氏条例》、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春秋左氏解诂》《春秋释例》《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春秋三家经本训诂》、李育《难左氏义》、孔奇《春秋左氏删》、孔嘉《春秋左氏说》、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段肃《春秋榖梁传》。《孝经》学两部,即张禹《孝经安昌侯说》、马融《古文孝经传》。《尔雅》学一部,即樊光《尔雅注》。《孟子》学一部,即赵岐《孟子章句》。至于《论语》,只有张禹、马融二人为之作注,而张禹的《论语》注本成为后世《论语》文本的基础。东汉陕西经学著述以《春秋》学著述为多,说明《春秋》学受到陕西经学家的重点关注,这与《春秋》学在汉代受到特别尊崇有关。在今古文之争中,古文经学是东汉陕西经学的主体。在古文经中,他们以研究《左氏春秋》学为主。

 

东汉陕西经学的重镇是贾逵、马融,两人在东汉经学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史称经学盛宴、学术“盛宴”的白虎观会议上,贾逵在与今文学家的论辩中占据上风,极大地提升了古文经学的政治、学术地位。贾逵、马融一生致力于推广古文经,但也兼容今文经学之说,古今文经学兼治,有力地推动了古今文经学的融合。

 

综上,东汉陕西经学是以贾逵、马融为代表的扶风地区的古文经学家为主导,《左氏春秋》是其研究的重点,治学以古文经为主,兼容今文经。

 

魏晋六朝,儒学式微,佛玄盛行。儒家经典虽仍是官学教育的内容,但已失去独尊地位。在此语境下,经学出现新变,呈现变异多姿的形态,产出了具有新意的精品。

 

魏晋六朝有11位陕西经学家,分别是魏国弘农(今陕西华阴)董遇、魏国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杜宽、晋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杜预、晋北地郡泥阳县(今属陕西铜川)傅玄、晋京兆长安(陕西西安)挚虞、晋弘农(陕西华阴)董景道、南齐扶风郿(今陕西眉县)马枢、北魏华阴(今陕西渭南)徐遵明、北齐北地泥阳(陕西耀县)杜乾光、南朝冯翊(今属陕西)田倚之、南朝刘宋秦郡秦县(今属陕西)僧人慧琳。与东汉经学家多为陕西扶风人不同,魏晋六朝陕西经学家所处地域较广。

 

魏晋六朝陕西经学对《易》、三礼、《春秋左传》《论语》《孝经》有注,未对《诗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孟子》作注。魏晋六朝陕西经学著述约有20部。《易》学一部,即董遇《周易董氏章句》。“三礼”学七部,即杜宽《删集礼记》、傅玄《周官论评》、杜预《丧服要集》、挚虞《决疑要注》、董景道《礼通论》、马枢《迩仪》、南朝田俊之《仪礼注》。《春秋》学十部,即董遇的《春秋左氏传章句》《春秋左氏传朱墨别异》、杜宽《春秋左氏传解》、杜预的《春秋释例》《经传长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古今盟会地图》《春秋左氏传音》、徐遵明《春秋义章》、杜乾光《春秋释例引序》。《孝经》学、《论语》学各一部,俱为僧人慧琳所撰。三礼、《左氏春秋》是魏晋六朝陕西经学家关注的重点。三礼中尤为关注《仪礼·丧服》,反映了当时重视礼学、礼学中尤重《丧服》的社会风尚。杜氏一族对《春秋左氏传》的研究贡献尤大,研究《春秋左氏传》的大家杜宽、杜预、杜乾光俱是京兆杜氏一族,反映出经学家族化传承的特征。

 

魏晋六朝陕西经学的重镇是杜预和徐遵明。魏晋六朝十部春秋学著述中有五部为杜预所作,其代表作《春秋左传集解》是春秋学史上的力作。徐遵明在北朝讲学20余年,为北朝培养了一批经学人才,主导了北朝经学的发展,成为上继汉魏经学、下启隋唐经学的重要人物。

 

魏晋六朝陕西经学由陕西不同地区的经学家建构,“三礼”与《春秋左氏传》是研究重点,而对《论语》《孝经》唯一一部注解之作都出自僧人慧琳之手,体现出这一时期陕西经学演进中的佛教色彩,也反映出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文化的依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孟子与宋代经学”(22BZX05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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