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学的界定与源流辨析

作者：杜阳 光瑶（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孔子博物馆馆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初五日己卯

          耶稣2023年11月17日

鲁学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地域学派，对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鲁学局限于经学或儒学范围，而广义的鲁学则是鲁地或鲁文化区的学问。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鲁学研究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

鲁学是鲁人创立的学派。“鲁学”概念首见于《汉书·儒林传》：“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在汉人的观念中，某个学派的地域属性取决于其创始人的籍贯，不论其传承人是何地人士，皆要奉开创者为祖。如汉文帝时，鲁人申培创建《鲁诗》学派，在其基础上又先后产生了韦氏学（鲁人韦贤）、张氏学（山阳人张长安）、唐氏学（东平人唐长宾）、褚氏学（沛人褚少孙），甚至在张氏学的基础上还产生了许氏学（陈留人许晏），但这些小学派仍旧被视为《鲁诗》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夏侯尚书》学的创始人夏侯胜（鲁人）、《孟氏易》创始人孟喜（东海兰陵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齐学的代表人物，但两者实际上应该是受齐学影响的鲁学者，其学说则是齐学化的鲁学。

建元年间，《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公羊》学开始获得汉武帝好感。元朔五年或稍后，董仲舒又与《谷梁》学大师江公在朝中辩论，《公羊》学获得了胜利。汉武帝在此次辩论后，将《公羊传》列入学官，甚至诏令太子刘据修习，使其成为当世显学。《公羊》学在得到朝廷支持后，其学说迅速传遍全国，甚至在《谷梁》学的大本营鲁地也呈攻城略地之势，如昭宣之世的《公羊》学大师严彭祖、眭弘、颜安乐皆是鲁地人士。《公羊》学在鲁地大行其道，正如《儒林传》所指，“盖禄利之路然也”，《公羊》俨然是当世学人的必修课。

《公羊》学的一大特色是重阴阳灾异说，认为人事皆受天意影响，这一思潮也逐步渗透到各个学派之中。西汉前期，《今文尚书》《易经》在传习中罕言阴阳灾异，但夏侯胜与孟喜在研习过程中将阴阳灾异说引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夏侯尚书》学和《孟氏易》学。夏侯胜随族叔夏侯始昌学习，而夏侯始昌精通《齐诗》《尚书》，善说阴阳灾异，并由此甚得汉武帝信任。夏侯胜受其影响，治《尚书》而好阴阳灾异之说，在《尚书》诠释上开辟了新的天地。孟喜之父孟卿早年随《公羊》大师嬴公学习，孟喜显然也受《公羊》思想影响，阴阳灾异说的萌芽已经在其心中扎根。后孟喜偶然获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在此基础上以阴阳灾异说《易》，开创了《易》学新天地。孟喜虽因变更师法而未能成为博士，但西汉后期治《易》名家焦延寿、京房、五鹿充宗等皆采灾异说，孟喜当有启蒙之功。

鲁学是各种鲁地学问。鲁地文学涉及先秦两汉鲁人所作辞令、诗、赋等。先秦时代的鲁地文学主要为辞令和诗歌，保存于《左传》《国语》《诗经》等典籍之中。清人《古文观止》中即收录春秋时期鲁人辞令七篇，见于《左传》者四篇：《臧僖伯谏观鱼》《臧哀伯谏纳郜鼎》《曹刿论战》《展喜犒师》；见于《国语》者三篇：《展禽论祀爰居》《敬姜论劳逸》《里革断罟匡君》。诗类文献则见于《诗经·鲁颂》之中，即《駉》《有駜》《泮水》和《閟宫》四篇，皆为鲁人赞颂鲁僖公之作。汉代鲁地文学作品则多为诗、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孔丛子》中收录孔臧所作《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四篇。另曲阜孔庙立有乙瑛、韩敕、史晨等汉碑，其碑文为东汉地方官员祭孔所作，可以作为研究汉代祭文的标本。

鲁地的艺术成就斐然。根据《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本人艺术修为颇高，特别是在音乐方面。《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曾与鲁太师讨论音乐：“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可见其对乐理的见解颇深。鲁地更为直观的艺术遗产则当推汉画像石。汉代画像石常被用于墓地、祠堂等建筑装饰，其题材包括社会生活、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济宁、临沂、枣庄等鲁文化区域内都曾发现过大批汉画像石，其中尤以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最具代表性，自宋代以来便颇受学者重视，历代拓印、研究者众多。

儒家类的鲁学典籍。鲁学的儒家类代表作有《孔氏古文尚书》《鲁诗》《士礼》《逸礼》《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鲁论》《孟子》《孝经》。上文已经论证，《大夏侯尚书》与《孟氏易》也是鲁学的重要经典。《孔子家语》《孔丛子》保存了较多早期儒家学说，尤其是关于先秦两汉孔氏学者及其门人弟子言论的记载，可以视为鲁学的典籍。

数十年来，大量来自楚地的出土文献问世，其中一些作品应来自鲁地。出土简牍类文献中，儒家类文献比重较大，《书》《诗》《易》类作品来源较为复杂，不能轻易将它们列为鲁地作品，但一些七十子及其后学作品显然源于鲁地，可以视为鲁学典籍。根据《论语》《史记》《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曾尝试出仕楚昭王未果，但自此之后，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南下楚地者络绎不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最先南下楚国者为澹台灭明，其“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殁后，弟子门人散游诸侯，其中赴楚者应不在少数，鲁学典籍也由此入楚。

郭店楚墓所出《五行》《缁衣》《性自命出》《鲁穆公问子思》《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等篇，应是子思一脉的作品，或许即《子思子》的佚篇，而同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至三）》可能也与子思之儒存在关联。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与郭店简本《五行》内容相似，但多出“说”部，因其成书较晚，或许是孟氏之儒所修。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从政》《鲁邦大旱》《中弓》《内豊》《相邦之道》《君子为礼》《季庚子问于孔子》《弟子问》《孔子见季桓子》《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史蒥问于夫子》等篇中，《缁衣》《性情论》与郭店本《缁衣》《性自命出》内容近似，可以视为子思之儒的作品，其余诸篇也应当是孔门后学所作。湖北荆州王家嘴楚墓M798中出土《孔子曰》，其内容多为孔子与诸弟子议论，可以视为《论语》类作品，显然也是孔门后学作品。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简帛类文献重现于世，其中必然会发现新的鲁学典籍。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鲁台传统文化传承与教育比较研究”（18CJYJ2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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