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祯人 陈中 朱小明 著《指向现代的儒学》出版

书名：《指向现代的儒学》

作者：欧阳祯人、陈中、朱小明

出版：孔学堂书局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作者简介】

欧阳祯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陆九渊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王阳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贵州省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凝聚而成的传统美德为主要着眼点，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为阐述线索，以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为宗旨，以新时代的道德状况为语境，从哲学的高度详细地解读中华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内涵，从历史脉络的深处挖掘道德观建构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土壤；从历史和现代的内在联系积极探索传统美德与当代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传统美德的价值空间，积极探索传统美德的理论创新和现代转型；站在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宏大语境，使中华传统美德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展开了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从而促进传统美德的自我丰富和完善。本书的独特视野与内容为当代道德观的建构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借鉴，并为缓解或解决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道德滑坡提供一剂良方。本书植根于儒学的渊源与流变，对当代儒学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讨。

【节选】

仁的心至身次修进

基于天道生生大德化境中的仁，感于人则立于身心性命。然而因为种种的世俗之习的交感和物化异化之遮蔽，回归开显仁的生命境界，即孔子所谓“知德”“上达”，《大学》所谓“明”，《中庸》所谓“率性”“修道”和孟子所谓“必有事焉”，则需要一个修养觉证的过程，其本则仍然基于个个鲜活的主体之人本身，并以身心为本根。

孟子曾在与公孙丑的问答中，谈及如下一段话：“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告子所言不得于心则勿求于气是正确的或者说可以这么做的，即不得道义和自我心安，就不能任气逞强。而如果在言语或者说道义之理上不得逞，就不用再在自我内心去寻求或者说反观自正，这是不可以的。孟子进而指出，在一般的表象上看来，人由心和身二者构成，心即所谓的心志，而身则由气所充沛构成，在这二者之间，心志是身气的统帅，因此“志至”“气次”。所以孟子进一步认为一个人应该持守心志，不能任气逞强而暴躁。公孙丑似乎越听越无法明白孟子之意，便追问：既然说“志至”“气次”，又何故还要说持其志无暴其气呢？孟子则回答他，这么说是因为心志专一则会动气，也就是在心志高度虚灵专一无杂时，身气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同样，如果身气达到高度的纯一凝练时，心志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孟子怕公孙丑难于理解，又举例作比喻说明这种关联的变化，他形容这种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的微妙情形，正如一个人突然跌倒或者急促奔跑，这本来只是身气的变化，但会马上影响到心志的波动。在此，孟子之意也许同样说明，一个人如果要准备做急促的奔跑或者其他高难度或无法预知、控制的动作或竞技时，这本来是心志的准备，却马上会让人产生身气的紧张或者说急促巨大的波动。

上述孟子与公孙丑的问答对话中，核心是“志至”“气次”，在如上解说中之所以只引而未作释义，正因为其重要而又不易说明。所以，在《公孙丑上》中，当公孙丑继续追问涉及所谓的气及“浩然之气”时，孟子也只能摇摇头，因为这桩事或者说这种境界是很难用言语说清楚并告诉别人的，正如孔子所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心意也无法通过语言得到完全地表达，更何况涉及天道性命的神奇微妙的生命修养体证境界，这样的溟会体证境界更难用语言告诉别人。如果告诉一个毫无体证者，有时甚至是对牛弹琴，所以正如孔子感叹“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而老子更指出“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第四十一章），所以孟子说“难言”。

如上所述，先秦儒家的仁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身心性命的修养境界，是基于天道神气一元本体的生命境界，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道生化神圣境界在人自我生命上的体证和感应通化，而绝对不可以用西方所谓社会关系学、等级概念、秩序等等极其庸俗的概念范畴去理解、格义儒家的仁，如果这样的话，便当下将神圣灵动的天道性命之境理解为逻辑论证和理性推理及其思维判断的西方惯常套路，便永远不会明白达到“人能弘道”的难知难言之生命境界。

上文所说的“志至”“气次”，这两个概念本来是指同一个身心性命的修养变化境界，但正如西方从柏拉图将理念与现象世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以来，西方哲学文化思维中一直将身心作为二元论无法调和。近代的笛卡尔试图探索解决，但也无能为力，最后竟落到以所谓的“松腺体”作为破除化解身心二元论的历史性悖论和理论桎梏的境地，实在让人感到人类的无能与有限性。近代以来，不少西方偏激的学说传入中国，被国人称道和大加运用，以为利器，故对中国哲学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或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等等的格义和批判，实在是无知和傲慢，丑陋和无救！正因西方学说的思维在历史上长久以来形成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唯物、唯心的思维模式，毫无疑问，这样的模式根本无法理喻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主流哲学文化！如果强力为之，那无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然而，今天笼罩着人类社会、霸占着各种话语权的，主要是西方学说的思维模式。就政治性的思维模式而言，其至高处，也是从所谓的伟大哲学家中形成的，而哲学家即便穷诸玄辩，也只是理性的智思和逻辑辩证的推演论证与自圆。西方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大传统始终落在后天的头脑智思和逻辑论证层面，因此根本无法理喻中国特别是儒家、道家的哲学境界，因为后者是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求其放心”“尽心知性知天”“明德至善”“率性修道”“食母”“抱一”等为修养体证天道的进路，因此，正如老子、孔子、孟子所感叹的，难以与一般人言说，因此也就常常会出现所谓“见仁见智”，结果便导致“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的情形。也就是说，以中国儒家道家为主流所修养体证的仁，之所以在今天或者说近代以来难以像西方种种学说一样横行于世，是因为它来得太高深微妙，并非常人常心所可以随意得知，而当下我们探讨仁，也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境地，而且又多只在学理思维上言说，当然不易晓达于世。有人说，哲学是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这样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因为简单与否，关键在于主体的心志与程度！总之，在此只是因为谈及先秦的仁，而不得已需要涉及其甚深的道德境界，才不得已而作一点说明，也仅仅旨在打消种种对仁的可能的庸俗化误读，如此而已，若要彻底阐明仁的境界，便不可能也不是本文可以实现的。此处且引王阳明所言为止，其谓：“‘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二之谓。‘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传习录上》）

此外，关乎仁的修养实境，其所涉及的身心修养之“志至”“气次”，如果不作上乘之解，而做退一步的理解，则相对简易一些。这就是心为主而身为辅，如此，只是后天身心性命层面的修养之道。如孟子所言：“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所谓的“贵”“大”，即“心之官”，也就是心志或者说本心、本性，而所谓的“贱”“小”，即“耳目之官”、即身体，所言需要心官统帅身官，才可以成就大人的修养，反之则暴气，身官乱心官，就会堕落为小人，就谈不上道德仁义的修养。同时，孟子所言，也就是《大学》以“明明德”为始，以“至善”为止，强调“修身为本”，并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原因所在。因此《大学》强调“正心”，即心对于身的主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学》所说的先秦仁的修养进路，即身心高度合一的主体性和谐，在这里就不用论及精神气一元的本体性道德修养境界，即上述的“志至”“气次”所涉及的根本境界，而只是退一步作理解，则仁的修养是以心主身，即志为主、气为辅，以修心养性为本，而以修身养生为辅的人生修养之道。

综上所述，先秦以儒家为主的所谓仁的内涵意义，绝不可以用通常的学科概念和视角去格义和理解。它是以天道一元生化的神圣本体存在境为根源，以个体鲜活的人的身心性命为主体性，并进而通过实实在在的明达、感悟、自觉、体证才可能有所真实理喻的人生生命境界。如果在今天而言，公民社会希望每个人都做一个有道德、仁义礼智涵养的君子，而由此试图启用儒家的智慧资源，那么这必须基于对人、对生命、对天地、对存在境有人性化和神圣性的关照，并在生命的美大神圣的真诚实在的修养进德中，才有可能结出世道人心的和谐美丽之花。相反，一切出于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拿来主义的所谓为我所用的心态，试图达到世道人心的和谐之道，需要提醒和强调的是，正所谓因地不真、果造迂曲，非但不可能实现目的，而且两相其害。儒家的仁，自是高深广大、沉潜悠久、感天动地、通化物我，它是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乃至整个宇宙存在中体证玄冥、通久达化的璀璨一支，故周折不断而又千古不息，因其本然之美。本文仅涉及先秦仁的边界，尚不足以窥得其圆大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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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