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仁学（汇校本）》——汇校的意义

作者：郑凌峰

来源：澎湃新闻 ∙ 上海书评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廿八日庚辰

          耶稣2022年7月26日

《仁学（汇校本）》，[清]谭嗣同著，张维欣导读，张玉亮汇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00页，60.00元

继“新编戊戌六君子集”《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面世后，张维欣、张玉亮两位学人努力精进，又推出《仁学》汇校本，谭嗣同著作的点校整理，至此可称观止矣。近年来学界提倡对古籍进行深度整理，“汇校”便是深度整理的一种形式，但是正如古籍整理每每不被认定为学术成果相同，汇校本时常仅被视为功劳不足、苦劳有余的机械性工作，读书界的评价亦往往不过“方便利用”与“颇著劳绩”两端，而忽略了汇校工作不仅需要苦劳，更需要覃思。

《仁学》一书的版本源流并不复杂，异文的信息量似也不大，与近年新出版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19年）、《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20年）校订本的异彩纷呈相比，似乎稍显逊色。然而《仁学》汇校本堪称汇校工作的典范，看似平实无奇甚至略显冗赘的校记，其实颇有奥妙，故而特撰小文，试为发覆。

一、汇校方法论：以西方校勘学为借镜

自从胡适发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将西方校勘学的谱系法引入中国以后，谱系法便成为汇校工作的必备技能，清理版本谱系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仁学》汇校本在清理版本谱系，确定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并以之观照前此已刊诸本等方面做得精准细致，读者详参本书前言可知，毋庸笔者再加赘言。但是确定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的理由，以及针对通行本的实际底本文明书局本的校勘原则，都可以窥见汇校本整理者的苦心所在。

校书贵在使用早期版本，这在如今是个常识，尤其是先以报刊连载而后成书的著作，报刊本更应成为校书的取资。汤志钧先生《〈仁学〉版本探源》（原载于《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一文就《仁学》两个早期连载本——《清议报》本和《亚东时报》本进行对校分析，指出两本文字的歧异，得出两本并非同源的结论，指出应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比勘各本完成新校本；然而汤氏仅以梁启超、唐才常各有《仁学》副本，其中以《亚东时报》本为优，据此认为唐才常藏有《仁学》的“稿本或抄本”，但是并未具体展开论证，反而指摘《亚东时报》本多有排校失检，使其结论不免有些模糊。

美国书志学家G.托马斯·坦瑟勒在其讲演集《校勘原理》中，对“作者意图”概念作了详尽的阐释与发覆（参见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214-2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出于对作者意图的重视，坦瑟勒提出应当尽量在传承程序上接近作者的原始文本：

由于罕见精确复制，通往作者意图的最佳向导可能就是作者自己的最终手稿，或者，如果没有作者的最终手稿，则是由它所派生的、最少中间环节的抄本或印本。（《西方校勘学论著选》227页）

对“作者意图”的强调还有些由谱系法延伸而来的意味，但有时具体版本的情形可能处理起来比较棘手。英国学者L.D.雷诺兹、N.G.威尔逊《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论述谱系法的局限时，即指出文本的传承是“开放的”，作者在不同阶段的初稿和修订稿可能都有流传，并在后世辑校与刊布的过程中出现“互相感染”现象，这都为谱系法的运用增加了难度（《抄工与学者》275-278页）。

因此张维欣、张玉亮两位学人开展《仁学》汇校工作时取《亚东时报》本为底本，不仅是基于汤志钧先生的研究结论，更有自己的思考，也即唐才常所藏为稿本的可能性较大。基于谭嗣同以手稿赠人的先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记载、《亚东时报》及《清议报全编》本刊有《仁学自叙》而《清议报》连载本未有的情形等，推测唐才常藏有稿本的可能性较大（参见张玉亮：《谭嗣同著述新考》，原载于《湘学研究》2019年第2辑；另见汇校本附录《纸背风云：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筹备与〈亚东时报〉本〈仁学〉》一文）。

此外，两位学人还从《亚东时报》本的讹字入手，指出部分讹字或系因草书写法形近而产生的讹混，以及部分讹误可能与手民误认重文符号有关，从而论证《亚东时报》本所据底本很可能正是稿本，反而是《清议报》本中的看似诡异的“误植与重复”，很可能所据为不同来源的录副本，反映了谭嗣同不同时期起草初稿（或在世时为朋辈传抄）而未经写定、校订的面貌（参见汇校本附录《纠结的思考：书籍史、文献学与近代史交叉视域下的〈仁学〉》一文）。其中涉及《亚东时报》本讹误与草书字体的分析，与西方校勘学之“古字体学”（paleography）异曲同工（关于古字体学，可参阅《抄工与学者》244-248页），两位学人对《亚东时报》文本的优劣亦作了分类讨论，表彰其中优长异文的文从字顺、更能反映作者意旨，将其讹误归于“技术问题”而认为不影响其整体文本的价值，亦与“实质性”异文与“非实质性”异文——前者直接影响作者意图或其表达实质，后者则是文本呈现形式例如拼写、标点等——的区分理念合辙（英国校勘学者W.W.格雷格《底本原理》对实质性与非实质性异文有解说，参见《西方校勘学论著选》160-161页）。

至于新编本《谭嗣同集》之前的通行本《仁学》实际采用的底本文明书局本的校勘问题，尽管两位学人已经指出，文明书局本源出国民报社本而多有讹误，若是巨细靡遗地出校，恐怕徒增篇幅，意义不大；但其中有些讹误为后世通行本所沿袭，这些异文仍予出校。正如坦瑟勒指出的：

在尝试作出以上的区分之后，我们显然不必给作者意图以优先权，因为作者的朋友、抄书手、印刷工以及出版者对于文本所做的一切也是历史事实，我们有权作出决定，选择重建作为他们中间任何人工作的产物的作品原貌。这样一种目标与重现作者意图文本的目标有着同等的有效性：各有其价值，服务于不同的历史目的。而且它们不可兼得，因为作者和出版者的文本意图往往指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文本不可能兼收并蓄。（《西方校勘学论著选》224页）

有见于此，虽然对文明书局本的通盘出校，意义并不甚大，但由于中华书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作为通行本的历史影响，两位学人参酌其异文选择性出校，并采纳该本编次与分篇，以调和早期各本《仁学》分篇不同引起的歧异，既是尊重历史事实，也是与前贤的成果对话。

二、同频共振：《仁学》与《戊戌政变记》

汇校本提供的不仅是各本异文，也包括版本、篇目、编次等信息，这些信息都为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示与参考。

就在《仁学》连载于报刊的同时，谭嗣同生前挚友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同样在《清议报》上连载。和《仁学》的早期连载本相似，《戊戌政变记》的早期连载本也有两份刊物约略同时进行（另一份为《东亚时论》），其间文本存在歧异的情形，汤志钧先生《近代史研究和版本校勘、档案求索——〈戊戌政变记〉最早刊发的两种期刊》（见氏著《梁启超其人其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已细加揭示，概而言之，两刊的篇章结构次第有所不同，显系随写随刊，复因不同发表主体和不同受众的考虑而有所区别，呈现出鲜明的版本系统差异。

这种区别也影响了《清议报》与《清议报全编》的细节分歧，《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与《政变原因答客难》两篇，在《清议报》中刊载于“本馆论说”专栏，而后者在《东亚时论》连载时与《戊戌政变记》系列各篇等量齐观，并未表示区别；前者在《东亚时论》中亦作为《戊戌政变记》系列的连载部分，而在《清议报》中作为“本馆论说”刊登时间较早（第二册），于是《戊戌政变记》连载至《光绪圣德记》（《清议报》第九册）时，直接在“第一章上舍位忘身而变法”后加一小注“见前第二册”，正文则从略。《戊戌政变记》九卷单行本出版时将这两篇都收入书中，而将《清议报》第五册的《政变近报》略去未收。至于《清议报全编》出版时，大约本着“断者连之、阙者补之、无用者删之”（《编辑清议报全编缘起及凡例》）的宗旨而未收录《戊戌政变记》专栏，包括单行本中未收的《政变近报》；只在第六集“纪事”中刊出《戊戌政变纪事本末》《己亥建储纪事本末》，但在定有“问题已过而无关大体者则删之”（《编辑清议报全编缘起及凡例》）的第一集“本馆论说”中则仍然保留《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政变原因答客难》两篇（且文字与《清议报》本相比，并无改动），以及原属《续变法通议》，又收入《戊戌政变记》单行本的《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可见《清议报全编》的删减工作，似也未尽细致而自洽。《戊戌政变记》的情形，与《仁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刊印单行九卷本以后，《戊戌政变记》更因时势变动不断“订正”“改正”，体现出梁启超“善变”的一面，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先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原载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已有揭示。

广州中山大学十八先贤广场，谭嗣同塑像。

然而两书在《清议报》的刊载又显示出不同的命运。1899年初，《清议报》第十一期就刊载了《〈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随后不久《戊戌政变记》九卷本即刊行。而《仁学》自《清议报》第十四册起即中断连载，直到第四十四册起又短暂恢复连载了三册，之后再次中断，至第一百册始一次性刊出剩余部分。关于《仁学》在《清议报》的连载与断续，狭间直树先生《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和梁撰〈谭嗣同传〉》（原载于《文史哲》2004年第1期）从梁启超本人思想变化、康有为对《清议报》的控制和《清议报》的编务人事变动出发来解释。两位学人则对狭间直树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补正（参见汇校本附录《纠结的思考：书籍史、文献学与近代史交叉视域下的〈仁学〉》一文），概而言之，《仁学》在《清议报》连载的中断，率为康有为及其固守保皇思想的拥趸干预或控制《清议报》编务的结果，而《仁学》的短暂恢复刊载和最终一次刊出剩余部分，则是梁启超的努力所致。至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向国家主义，虽然似与谭嗣同有所疏离，实则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服膺并未因而淡漠，甚至以之向乃师进言。从这个角度来说，《清议报》第二册所载《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中所谓“同服膺南海”“光大南海之宗旨”云云，更像是梁启超欲借康有为势力的运动以推广谭嗣同的思想，而非相反。《清议报全编》本《仁学》的刊落上述两句，并补入《清议报》连载《仁学》时刊落的两章，以及国民报社本《仁学》卷首《谭嗣同传》清除了《戊戌政变记》本《谭嗣同传》中尊崇康有为的色彩，更像梁启超由调和康有为与谭嗣同双方（但更偏向康有为）的立场，转而向光大亡友遗著的本心回归的举动。

同样在国民报社改本的《谭嗣同传》中被清除的，还有《戊戌政变记》本中涉及袁世凯的文字。康有为、梁启超对袁世凯的态度与评价的前后变化，是梳理《戊戌政变记》各个改本文字歧异的关键（参见戚学民《〈戊戌政变记〉八卷本作年补证》，原载于《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既如此，当初密访袁世凯的谭嗣同在《戊戌政变记》初本中，自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但是到了康、梁尚未与袁世凯彻底交恶的时期，梁启超便在改本《谭嗣同传》中清除袁世凯的色彩，并且在《清议报全编》的《戊戌政变纪事本末》之“政变前纪”中用简略的措辞表明维新派对袁世凯的倚重，“政变正纪”以下再无袁世凯相关叙述，约略可以窥见梁启超似乎对袁世凯并不以为然。

而从《仁学》的连载与单行诸节中，读者已然可知梁启超虽然仍恭谨地师事康有为，然而两人已有貌合神离、渐行渐远的端倪。或许从处于《仁学》《戊戌政变记》两书交集的《谭嗣同传》看来，恐怕康有为对袁世凯的“一厢情愿”，更加深沉而长久一点，梁启超虽于未与袁世凯方决裂之时，在《戊戌政变记》的各个改本中都对袁世凯有所回护，也可以理解为对康有为保皇计划的配合，但在梁启超看来，恐怕他对乃师的这种寄望也是有些不能苟同的吧。

三、附录的艺术：对“副文本”的重视

古籍的整理，有时并不只是完成一书文本的标点与校勘就算完事，很多时候工夫正在本书之外。编辑一束全面且优质的附录，其功力有时并不在对正文进行标点校勘之下，而提供的价值甚至可能不亚于正文。

观夫两位学人之前整理的“新编戊戌六君子集”《谭嗣同集》，相比通行的《谭嗣同全集》在附录方面有所进步。三联书店1954年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初版本，附录仅收梁传、康诗，仍是只站在康、梁的戊戌政变叙事角度搜辑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增订本全书附录凡五种：梁启超《谭嗣同传》、康有为《六哀诗之四》、皮锡瑞《哀谭复生》、陈叔通《谭嗣同就义轶闻》，虽从收录皮锡瑞哀辞来看，已有突破刻板印象视角、回归谭嗣同本位的立场，是一种进步，但仍局限于以提供谭嗣同的传记与评论资料为主的思路。然则设若照此思路搜辑附录，在文献丰富的近世又使人颇为犯难，例如刘体智《异辞录》卷三分别论及谭嗣同之死和杨锐等得罪，可以补传记之缺，且为《全集》及《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长沙市、浏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谭嗣同纪念馆联合合编，1988年9月印行）未收；又近人王樾（森然）撰有《谭嗣同先生评传》，勾稽评论资料颇为有力，然篇幅略长。如果照此思路辑补资料，恐怕成书篇幅将暴增，而其实用价值未必高。

大概是有见于此，新编本《谭嗣同集》也不采取《全集》这种以传记和评论资料为主的搜辑附录的思路，而是改为以文献为编辑附录的线索。例如清季刊本《浏阳二杰遗文》和民国六年上海文明书局本《谭浏阳全集》，都是谭嗣同著述汇集刊行的重要早期版本，尤其“浏阳二杰”的另一杰唐才常，与谭嗣同著述的刊行关系非常，故新编本将《浏阳二杰集序》《〈谭浏阳全集〉例言》收入附录（相比之下，中华书局编《唐才常集》初版本、增订本及岳麓书社“湖湘文库”本《唐才常集》均未附录《浏阳二杰集序》），或许出于篇幅和价值考虑，亦或是彼时张维欣《谭嗣同年谱长编》拟刊（已由岳麓书社于2020年出版），新编本未收《谭浏阳全集》卷首的陈乃乾所纂年谱；其余几篇附录都是整理者所撰单篇研究，将前言限于体裁与篇幅未能详细展开的论题作了深入探讨。单从载录文献资料以供学者参考而言，新编本似不如《全集》本之丰赡，但是两位学人既有《谭嗣同年谱长编》作为辑考资料的媒介，此处自可求简明、避重复。同样的思路也见于“新编戊戌六君子集”的其他品种中，例如谭嗣同、刘光第著作较多，单独刊行也较早，新编本《谭嗣同集》《刘光第集》分别单行，则势难将以“戊戌六君子”作为整体的《戊戌六君子遗集》张元济序收入附录，但若舍去此序，似又遗憾；正好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四人的作品篇幅较小，且《戊戌六君子遗集》之谭嗣同、刘光第两集的价值并不突出，而为其余四人的著作文献流传贡献较大，是故《戊戌六君子遗集序》即为新编本《戊戌四子集》收入附录。

《仁学》汇校本的附录继承了新编本《谭嗣同集》的做法，除了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和辑录《仁学》评论资料以外，另有三篇论文，对前言未能具论的问题作了详尽探讨，其中《蝶翼与风暴：〈仁学〉刊行的书籍史考察》一篇专列一节讨论《仁学》的“副文本”——《国民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刊登的《仁学》广告，并对这些广告进行了全文引用，实际起到了收入附录作为文献资料的作用，而从这些广告的刊载时间及措辞异同，可以看出《仁学》刊行的曲折和梁启超为亡友计策的苦心，这是希望阅读本书的读者能加以注意的。

但从求全责备的角度来说，窃谓《仁学》汇校本似仍缺一项重要文献，甚至这一文献，在新编本《谭嗣同集》中即应收而未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梁启超《谭嗣同传》（汇校本所附《〈仁学〉评论资料》仅从《谭嗣同全集》增订本附录摘取《谭嗣同传》的片段，未足全璧，似可商榷）。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说，《仁学》重要版本之一——国民报社本已将《谭嗣同传》置于卷首，而且从《清议报》本《戊戌政变记》到国民报社本《仁学》所载《谭嗣同传》的异文，更为《仁学》一书的早期传播及接受提供了重要参考，狭间直树先生《“历史家”和其所写的传记——关于梁启超撰两种〈谭嗣同传〉及其他》（原载于《北大史学》第13期，2008年初刊）论之已详。若说《谭嗣同集》可以满足于仅收《仁学》本《谭嗣同传》，那么《仁学（汇校本）》对收入梁启超《谭嗣同传》汇校本，应采取当仁不让的态度。窃谓两位学人不应将这项重要的工作交给未来容或有之的《戊戌政变记》汇校本，况且即有学人拟对《戊戌政变记》进行整理汇校，亦未必会将国民报社本《仁学》所附《谭嗣同传》列入参校范围。如果新编本《谭嗣同集》及《仁学》汇校本增补有日，当以附入这篇重要的《谭嗣同传》为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