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太湖论学——儒学与文明互鉴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湖州举行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22-09-01 20:13:49
标签:太湖论学

原标题《太湖论学:儒学与文明互鉴研究》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八月初五日丙辰

          耶稣2022年8月31日


2022年8月26和27日,“2022年太湖论学——儒学与文明互鉴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

 

研讨会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华东师范大学主办,湖州学院·复旦哲院“湖学·江南儒学研究院”协办,华东师范大学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承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州学院等二十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汇聚一堂,展开研讨。



8月26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由何俊教授主持。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感谢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相关领导对研讨会的支持和指导,随后分享了对会议主题“文明互鉴”的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方旭东教授简要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指出文明互鉴是当今各界关注的话题,内容涉及比较宗教、比较伦理、比较哲学,涵盖东亚儒学、海外汉学等丰富内容。



开幕式后,方旭东教授主持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湖州学院丁松泉副校长的基调演讲。杨国荣教授思考了“文明互鉴”的形上维度,认为文明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文明的“普遍性”深刻体现在中国传统的“文野之别”和“人禽之辨”,“特殊性”体现出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中西文明之间的互鉴交流古已有之,相互之间产生了深刻影响,文明互鉴既需要观念上互相参照,也需要文明之间的互动。



丁松泉教授以“国际政治与文明互鉴”为主题,他从俄乌战争谈起,分析了民族主义与冲突和战争的深刻关系,盲目乐观主义是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强调中国文化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



研讨会围绕不同主题,分十二个小组展开了探讨,议题包括“全球文明中的儒家文明”“儒与耶”“中与西”“儒与佛”“中国哲学新诠”“哲学比较”“阳明学”“日本儒学”“思想史”等,还特别设立了三场青年论坛,邀请相关领域的重量级专家进行点评。

 

“全球文明中的儒家文明”分论坛由长江商学院王建宝主持。湘潭大学陈明做了“乾父坤母:儒教文明的世界图景——基于比较宗教学的考察”的发言。他认为,文明与文化的影响不同,被接受程度不一样,儒教文明或文化提供了文化的世界图景。他详细介绍了父权的民权化、神权化、王权化这三种类型对古希腊宗教神话、犹太教和儒教的形成原因、内涵特点及历史影响。

 

山东大学黄玉顺以“未能成己,焉能成人?——论儒家文明的自新与全球文明的共建”为主题,从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方面为反求诸己的思想,儒家的成己成物的原理体现了自我更新与自我完善,倡导创造一个良善的世界,“成己”即是成就自己、完善自己,“成人”是成就他人,完善他人;其二,成己是成人的条件,从未能成己焉能成人的思想中可以体现出来;其三,成己、成物、成人需要“诚”的情感;第二方面讨论儒家现代转型,从现代社会如何成己、成人、成物这一视角出发提出相关思考与解释;第三个方面围绕文明间对话展开,指出儒家的重要传统为“成己”,然后是“成人”与“成物”,否则“未能成己焉能成物”,“成己”意味着自我转型,在“成人”“成物”的过程中避免彼此之间相互冲突,这需要“诚”的态度。

 

清华大学方朝晖报告题目为“从Transcendence和超越问题看中西文明碰撞中的陷阱”,他认为对Transcendence一词的翻译与理解体现了文化之间交流与碰撞所产生的误解与认识。他指出这个词经常翻译成“超越”“超绝”“超验”,并结合中国哲学的特点对这三个翻译展开诠释,指出中国哲学中虽有超越的含义,但更多的是对经验世界的强调,主张对现实的回归,道不远人,道即体现于现实的砍柴吃饭当中,是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回归,而不是找一个独立于经验世界的东西,恰恰注重的是回归到这个世界当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彭成义发言题目为“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与文明互鉴的前景分析”,他从对“文化”与“文明”概念的辨析入手,对“文化”定义的多样性,以及文字学演变进行考察。接着从中西哲学特质如“元气观”“原子论”,动态的象思维等角度展开分析,指出交流互鉴的前景,并勾勒出超越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儒与耶”分论坛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宇主持,中国传媒大学李智的报告题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哲学解读”。他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对世界不带有任何目的论和形而上学预设。中国人活在现世中,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关系主义的本体论和生成(过程)主义思维范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关系本体论和生成主义方法论所构成的中国哲学世界观的智慧光芒。

 

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报告题目为“大父母思想带来的伦序问题:传教士提出的问题”,他指出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近世之前消化来自印度的佛教文明,第二阶段是明代至今对两希文明的借鉴吸收,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之中。近世之后,中华文化对两希文明的消化吸收比较复杂,对中华文明提出了很多挑战。他以明清时代天主教传教士为例展开分析,天主教徒在中国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注重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如将中国传统的“天地为大父母”的思想改造为“天主为大父母”。

 

上海大学肖清和的报告题目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诠释,他结合历史上各种《论语》注本,对“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进行了深入诠释,重点对明清天主教诠释注解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认为其诠释目的在于论证灵魂不朽,如艾儒略将此句理解为“天堂地狱说”,这对文明互鉴而言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报告题目为“敬畏:儒教与基督教道德心态的比较视角”,他认为从中西文明互鉴的角度看,“敬畏”是神本、人本信念的社会特征,是智慧的起源和开端。他分别从中国传统的“三畏”与基督教文明“敬畏上帝”的对比角度出发,呈现中西不同文明形态下“敬畏”观念的不同,认为深入体现了价值观念维度的不同。

 

“中与西”分论坛由中山大学黎汉基主持。长江商学院王建宝围绕着“儒家的超越性与宗教性”提出儒学走向生活世界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表达,结合中国哲学中“天德流行”“祭神如神在”的思想对全球命运进行思考,借鉴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出应具有全球视野,扎根于中亚的价值建构,树立中国文化认同,与不同文明展开交流对话。他强调道的载体是人,对道的实践过程体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每个人都是文明的建设者与实践者,需要把每个人的才智充分地应用到具体实践当中,在文明互鉴中开启新图景。

 

上海师范大学陈勇围绕着“古今之异与中外之别——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及其启示”指出,西方是外向型文化,体现的是“外在超越”,中国文化则是“内在超越”,体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在宇宙论上的差异。中国哲学注重“整体”与“合一”,学术上以“会通”为主旨,体现了中西文化所走的不同路径。钱穆先生提出的中西文化思维路向下文化的差异,张扬文化的独特价值,指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文化个性不同,这是两种体系的不同,因而在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应该肯定文化多样性,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独特价值。

 

山东大学郭萍围绕“儒西互鉴的两种思想形态”指出,从历史上看,儒家与西方之间的对话是冲突后的交流与反思,在现代化建设中以对抗的方式发生挫折,在现代推动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对促进文明的共同交流与对话有意义。在中西交流与互鉴中应直接面向生活本身,在这个基础上思考如何能够建构现代价值,而非固守价值体系,在此过程中实现儒家思想内部自我更新与自我完善,促成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进而化解彼此间的冲突。

 

浙江省委党校黄佳围绕“决疑论与经劝说比较视角下的中西文化对话——以明清之际高利贷问题为例”指出,中西文化当中都有关于“高利贷”问题的论述,西方以教会为主导,强调不能以世俗的财富追求为目的,体现了严格的伦理思想,到了中世纪以后采取亚里士多德的货币思想,尤其是阿奎那的货币思想,对“高利贷”问题进行调整,其中“风险”概念的引入开启了西方道德神学论的转变。

 

“儒与佛”分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志宏主持。上海大学程恭让报告题目为“从《佛说维摩诘经》汉译看早期佛典汉译对于儒道思想价值的文化调适”。他立足于佛教中国化的思想背景,《佛说维摩诘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支谦的翻译对于中国佛教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程老师以支谦具体的翻译为例,重新思考了汉译经典的意义,认为中国文化按照自己的想法吸收佛教文化,而不是佛教文化主动改变中华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孙宝山报告题目为“阳明学与佛学异同辨析”。他以“万物一体”“无善无恶”观念为例,对阳明学与佛学之间的“万物一体观”及其思想特质进行辨析,认为二者在“万物一体”“良知”与“佛性”“无善无恶”有共同特点,即在外部理论架构上存在相似之处,而具体内蕴却存在较大差异,佛学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就不断地根据中国的儒道思想调整自己的立场和架构,而儒学在佛道的激发下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理论形态。

 

安徽大学周建刚报告题目为“佛教思维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和借鉴”,他对方以智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历程做了分析,展现佛教思想对其哲学建构的影响。他认为,方以智重要思想“公因反因说”与华严宗“六象学说”密切相关,反映了方以智对易学与佛学思想的吸收。方以智用“通而互证”概括儒佛道三教思想,认为三家之间虽有众多差别,但可以通而互证。这对于今天的文明互鉴具有参考价值。

 

暨南大学张德伟的报告题目为“一身而骑两头马:对晚明奉佛士大夫的一种心理描画”。他认为晚明时期的士大夫对于佛教发展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以“万历年间”为时代背景,对冯梦祯和袁宏道的思想、生活进行分析,认为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随时间、地域与他们当下扮演角色的变化而变化。嘉靖万历时期有剧烈转折,从漠视到重新接纳,士大夫重新燃起对佛教的热情,标志着晚明佛教复兴的到来并向其提供新的动力。但士大夫所采取的立场是有条件的,这对晚明佛教复兴的演进构成了重要制约。

 

“中国哲学新诠”分论坛由湘潭大学陈明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围绕“精神人文主义对《中庸》哲学的转化和发展”,结合杜维明先生《中庸洞见》一书,报告他对《中庸》文本的体悟,强调好的研究者亦是活的思想家,在“相遇”之中体会文本活的魅力。儒家的宗教性不是外在的,而是体现了通达天道的诚意,不是排他的,如张祥龙不赞成把神秘主义标签套在对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上。君子总是在顺应环境当中不断做出合适的选择,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他的意识状态都试图调节到与环境和谐一致,君子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关系当中实现其最大化人生价值,依据中道去实化自己的意念,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坚持下去,包含了一种内在气魄,即君子的意识要竭尽全力地实化并展开自己修行的境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志宏“试论中国哲学的正治立场”的发言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探讨。他认为,过去站在西方哲学视角下对中国哲学进行的改造或思想史梳理,忽视了对中国哲学本身的动态性考察,这是当下意义的丧失,要跳出这样的框架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视域和理论立场。因为中国哲学关注的是道的现实化思考,道是人类社会及其宇宙社会的本源,决定了中国哲学对道的认识是与现实相亲和的,给出了人们行动的方向与原则,使一切事物符合其“道”,也正是“正治”思想的体现。

 

杭州师范大学申绪璐的报告题目为“张九成的儒释交往及其心学思想”。张九成是杨时的学生,在南宋初年影响很大。他首先讲到,张九成与佛教思想的交往,如67岁张九成拜访大慧宗杲。张九成的很多思想在阳明学中体现出来。其次,他也介绍了张九成的道学交往,从其《少仪论》可以看出对佛教的批判。最后,他分析了张九成的格物思想。张九成强调“格物穷理”穷的是一心之理。

 

华侨大学毛朝晖的报告题目为“荀子美德伦理学中的情感与理性”。他认为儒家美德伦理学的兴起是对西方学界居于统治地位的规范伦理学的回应,从美德伦理学是“一”还是“多”问题入手展开分析,分别列举了斯洛特、亚里士多德、休谟的相关思想,结合黄勇对美德伦理学的辩护,对荀子的伦理学到底算不算得上是美德伦理学,荀子伦理学与原则,荀子人性论中的“情”以及“情”的三种用法,情感、理性与荀子的美德概念展开深入分析。

 

“哲学比较”分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李智主持,中山大学黎汉基的报告题目为“由忠臣而逆贼——祭仲历史形象的曲折变化”,他认为阅读《春秋》离不开“事”的认识,尽管大多数读者不会止步于事件自身,而希望从“事”中找“义”。对“事”的不同叙述和解读,往往也导致思想判断上的分歧。清代《公羊》研究因为文献累积和思想变化,许多观点与汉儒所述已有若干差距,哪怕是倡言恢复汉人旧说的经师也不可能固执拘泥,一成不变。祭仲因其负面形象导致《公羊》经师另采其他言说策略,仅是一个比较显眼的例子。

 

天津科技大学王晚霞的报告题目为“批判性诠释:儒学日本化的实现路径”。她以江户时代古义学派批判濂溪学为中心展开讨论,认为宋儒倡导的道学系统在孔孟之后断裂千年后重又兴起,其枢纽正在濂洛关闽一系。在古义学派看来,濂溪在道统断裂千余年后,上继孔孟之学的说法,无从立足,这样就从上游切断了道统的延续性,再通过否定濂溪为二程师,切断道统向后的传承。再通过批判朱子对濂溪著述的歪解、对上古儒家经典的背离,消弭周朱思想的影响力,进而否认道统存在的可能。

 

华东师范大学应奇的报告题目为“康德与当代政治哲学家”。他认为,康德哲学对中西方文化变迁都具有深刻影响。围绕在西方政治哲学系统中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应如何定位这一问题,他讨论了黑格尔、罗尔斯、阿伦特等人对康德思想的评价和理解。

 

中山大学(珠海)蔡祥元的报告题目为“跨文化与未来哲学”。他首先对比较哲学中的五种悖论和困境进行思考,并尝试从跨文化视域来尝试克服比较的悖论。蔡教授引用张祥龙和沈青松的相关观点,认为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不在于比较,而在于融通,融通不是同化,以某一方为标准去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交互中生成新的视域。蔡老师进一步引出了“未来哲学”的思考,认为未来哲学需要一个跨文化维度来应对这个跨文化的生存事实。跨文化的要义不是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寻找可行性,而是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张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硕的报告“明清之际有关理学太极说的两种批判——以管东溟、利玛窦为例”系统分析和梳理了管东溟、利玛窦两人的“太极”观念。认为利玛窦否认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本体、本原。无论是利玛窦还是管东溟,看似都对《太极图说》做出了新的诠释,但实质上都遮蔽了太极的真实含义,这一新的理解对后世如熊十力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我们今天诸多哲学问题的理解亦能有所启发。

 

“阳明学”分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陈勇老师主持,延边大学李红军报告“韩国阳明学研究倾向的回顾与反思”,主要从韩国阳明学研究的贡献以及接下来研究的方向做了叙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宇的报告题目为“亨克《王阳明哲学》及其中文底本《阳明先生集要》考述”,认为亨克的《王阳明哲学》一书出来之后影响甚大,陈荣捷对这本书进行过批判。他指出,找到《阳明先生集要》正确的底本,对于研究阳明学具有着重要意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旭的报告题目为“论耿宁先生的阳明心学研究及其在汉语学界的反响”。他指出,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一书是儒家心学的一部巨著,倪梁康称之为“生命之作”,这本书深刻体现了差异中的相通思想。他从耿宁对阳明学良知的三个概念入手,依次从名称、范畴、实现良知的方式展开,采用陈立胜关于这一思想的研究并制成相应表格,对阳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

 

同济大学刘昊的报告“作为物的‘佚文’是被遗忘的吗?——阳明《矫亭说》真迹的流传与记忆”对构成“佚文”的三类形态进行归类总结,指出过往的研究集中于考释真迹或者从艺术史、书法史的角度研究阳明真迹,或者将真迹作为阳明佚文,重视其史料价值,补充相关文献以及阳明学的相关研究。并从近代时运如何改变《矫亭说》的命运,人们心中的阳明形象不再是那个往圣,而是具有当下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研讨。

 

河海大学韩雪的报告“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风潮与蕺山后学的转向——以黄宗羲、陈确和张履祥为线索”抓住明末清初思想意识的丰富性以及经史思想的特点,从三人思想中带有的经世致用思想成分、学风特点展开,指出经世致用的经济政治的思考不仅是蕺山思想,也是时代特色的体现,晚明学者重视个人道德,强调以个人操守为标准,体现了对经济政治的关注和儒学的实践性特点。

 

“日本儒学”分论坛由杭州师范大学申绪璐主持。厦门大学吴光辉的报告“文明互鉴视域下东亚儒学权力结构的再探索——以江户时期的儒学地域化为方法”认为,我们讨论东亚朱子学要有多重样态,吴老师重点批判了井上哲次郎的“三分法”“朱子官学、阳明在野”“以儒学为哲学”等观点,认为应当重新把握江户儒学和东亚儒学的内在性。儒学在江户时代的重心转移不只是“实学·醇儒·正统”的重心转移,而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宏大背景,逐渐自佛儒的虚实之辨到经世致用的道德之学、自学派的对立之争到格物致知的求真之学、自学问的道统之争到尊皇报国的经世之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捷的报告“中井履轩《孟子逢原》对性善论的诠释”从中井履轩对于人性概念的界定方式、人性论中理想的道德模型的构成、对于后天之养的强调三方面展开分析,认为在四书系统的整体视域下,考察《孟子逢原》中对人性的探讨,对把握朱子学在日本的流变、传播情况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视角。中井履轩的人性论预设了很多条件,在普适性上略显不足。在道德模型的构建中,他不是以本质论表象,比较接近孟子的原意而排斥宋儒。但在论及工夫时,又接近朱子的格物致知说。可以说是各家学说的综合体,并强调了道德的行动意义。

 

中山大学傅锡洪报告“日本德川儒者新井白石鬼神论的特色和意义”,认为日本德川时代前期著名朱子学者新井白石的鬼神论从鬼神含义的厘清、怪异现象的辨析、祭祀原理的解释以及报应承载者的确定等多个方面展开,从中可以看出他以朱子学为学问的根柢,融汇吸收各学派的观点而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样的态度反映出日本德川时代学术多元化的面貌,对我们今天思考文明互鉴深具启发意义。

 

“思想史”分论坛由安徽大学周建刚主持,南昌大学彭睿的报告题目为“中国社会中的经济伦理:从社会合作视角看与西方经济伦理的异同”。他从经济系统与宗教系统、探寻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基督宗教、三教圆融、多元一体等角度展开探讨,进而明晰西方的经验和问题,以及中国经济伦理建构体现的逻辑性

 

东华大学成富磊的报告“华夷与德刑——从《舜典》‘蛮夷猾夏’说起”,围绕“夷”与“夏”的关系、“德”与“刑”的起源、蛮夷猾夏相关题目从周初一系列有关“夏”的材料展开分析,结合《国语·周语》记载王子晋的一段话中所涉及的“夏”的内涵展开分析,通过“假”(嘏)来理解“夏”这一观点,指出春秋史料中常见的“诸夏”一语,经常被认为是华夏意识兴起于春秋的标志。从我们的角度说,此说不确。其实背后延续的还是(至迟)周初的“夏”的概念。

 

西北师范大学张立恩报告“于朱子无一异辞?——元儒王元杰《春秋》学考论”,从王元杰《春秋》学宗趣及其朱子《春秋》说之关系,王元杰之《春秋》观: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方面展开论述。

 

湖北师范大学张磊报告“朱熹与道教关系新考”,从朱熹为何注解《周易参同契》这一问题入手,通过考察发现对这个问题大约有四种观点,其一是帮助蔡元定(人情说);其二是认为朱子有成仙的思想;其三是认为朱子有能力成仙但不愿意成仙;其四是认为朱熹身体比较虚弱的治病说。他对这四种观点依次展开分析与点评,围绕着朱熹与道教的关系展开相关研究。

 

南京大学景梦如的报告“博多湾的海风——1938年德王首次访日之行”结合丰富的史学资料,从德王访日;两次相见:德王与高锅日统;“蒙古”与“蒙疆”:德王与天皇;小人物高锅日统的野心这四个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体现了思想史角度研究下的理论丰富性。

 

第一场青年论坛由肖清和主持,张德伟点评。华东师范大学吴越强的报告“格义与批评:明清耶稣会士天学思想的言说方式”基于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数量巨大的时代背景,梳理了从早期佛教所提出的“格义”的方法到利玛窦对这一方法的发展,他认为如果我们给予耶稣会传教士更多的宽容,甚至可以将他们自身也理解为一种“后儒”形态,即耶儒。

 

中国人民大学赵晨的报告“孔子朋友观与亚里士多德朋友观的异同”对比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和《论语》中对友爱问题的讨论,通过对两者所述友爱的范围、交往阶段、友爱过程产生差异的原因、终止意义等的分析,认为二人对友爱过程理解何以产生差异。从根本上讲,东西方哲学中仁和逻各斯的差异不仅为友爱过程及其终止提供了不同的德性根据,还影响了伦理学传统的形成,进而发展出了形态迥异的德性伦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杨晓婷的报告“长兴甲子元日之变与许大受献《圣朝佐辟》”基于“甲子元日之变”的背景,认为正是在此事变后,大儒许孚远之子许大受,将他的反天主教著作《圣朝佐辟》上交给了德清县的知县,以期影响明廷的宗教政策。对于这一事变出现了三种叙事,通过考察三种不同的叙事,杨小婷认为围绕甲子元日之变,东林党人在展开着一场政治运作与博弈。

 

中国人民大学郑鹤杨报告“良知是‘说不得’还是‘一语道尽’?——王阳明语言观刍议”认为,对“良知”能否以言语通达,王阳明似乎给出了“说不得”与“一语道尽”两种答案。受禅宗启发,阳明倒转“吾心”与“六经”的关系以强调“解心”而非“解书”。治学中阳明则以“一言剪裁”剖析病根、助诸生克复良知本体,旨在由“言意之表”通达“践履之实”。

 

第二场青年论坛由刘昊主持、程恭让点评。浙江师范大学冒婉莹的报告“暴人在位?——论韩非的限君守道策略”认为,对比孔孟仁政中的君主构想,韩非所主张的以严刑峻法施政于民的君主,则被斥责为专制暴政的肇始者。从韩非对君主所采取的限制策略上来看,正是以杜绝暴人在位为目标,其中使君主与权势分离而守中的主张,甚至潜含着废人治的现代政治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鲁龙胜的报告“论吕祖谦‘心史’哲学的类现象学特质”认为学界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颇有研究,但未曾详论人心在天道、历史之间的沟通作用,作者将吕祖谦哲学命名为“心史”哲学,聚焦心的面向,还原了吕祖谦哲学的“史-心-天”基础结构。吕祖谦主张观史修心的通天工夫论,让己心回归万事万物“皆吾心之发见”的天心状态,从而使历史呈现其作为天道之运动性展开的至善情状。

 

中国人民大学钱玉玺的报告“王阳明的‘为学’与‘为道’——从安乐哲‘一多不分’思想谈起”认为,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比如强调人应当是关系中的人而非彼此独立的单子;应当是“human-becoming”而非“human being”,重视过程性;与此相关,主张哲学应从“知识”向“智慧”回归,离开对单子本体的追究,而转向注重天下万物的事件呈现过程。安乐哲的这一系列见解,与王阳明哲学有许多契合之处。

 

第三场青年论坛由成富磊主持,李旭点评。中国人民大学袁传志报告“理解人与世界的新哲学视域——从‘以事观之’到‘意本论’”,基于对以事观之和意本论的理解,认为“以事观之”的视域是对“具体的形而上学”建构的进一步推进,“事”呈现为“具体的形而上学”的具体性之落实。“意本论”从“意”的角度理解人与世界,对世界的理解呈现出“心通物论”“依境而生”“意念实化”三个维度。从理解人与世界的不同视域来看,“意”与“事”的视角有相通之处,二者可以相互交融,“意”是理解人与世界的开端,“事”对应具体的落实;意是事之生发,事是意之实化。不同的视域共同推进了对人与世界的理解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

 

中国人民大学李俊飞的报告“儒家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功利主义儒学”的尝试,主要理据还不在孔孟宋儒这些“正统儒家”、讨论也侧重是否与效益主义相契合的哲学史问题,而不是更广泛的后果主义下的道德难题、不涉及理论建构或理论复兴三个特征。进而,李俊飞引出了对“儒家后果主义伦理学”的讨论认为后果主义可以借用中国传统的各种理论资源继续发展出更融贯、更具有启发性的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刘科迪的报告“一与多:王阳明的‘为学’与‘为道’”,结合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展开对中国哲学中“一”的哲学性论述,从哲学史上对一与多的相关哲学关系进行分析,结合王阳明的“为学”与“为道”进一步对朱熹与王阳明对一与多的论述进行诠释,最后从对理的分类与认识中明晰王阳明的“为学”与“为道”思想正是“一多不分”思想的体现。



8月27日上午,研讨会闭幕式由温海明教授主持,各小组主持人分别汇报本组发言讨论情况。方旭东教授作大会总结,他首先对杨国荣教授、丁松泉校长以及五十多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表示感谢。他认为,本次论坛主题有两大方面,一是文明间的互动,如儒家文明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等的互动,二是儒家文明之内的交流,如日本儒学研究、中国哲学新诠等。他感谢主办方国际儒联的大力资助以及湖州学院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并表示文明互鉴研究中心将继续开展系列学术研讨活动。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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