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七期讲录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廿一日癸酉

耶稣2022年7月19日

2022年7月9日下午，由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喀什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洙泗书院、孟子书院承办的“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7期举行。本期由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宋立林担任主讲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殷延禄担任与谈人，山东教育卫视孔子大学堂主讲、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专栏作者李文文担任主持人。活动主会场设在曲阜洙泗，孟子研究院、邹城邻圣明德学会、寿光市传统文化办公室设立线下分会场，同时约有50余位学友在线上参与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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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宋立林教授

3.1“夫子当路于齐”章

本章的核心依旧是政事，通过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主讲“王霸之辩”。孟子积极以求的是“王天下”，追求的是“得君行道”，因此本章也是孟子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表达。

宋老师首先对本章的关键词进行梳理。

接着宋老师着重对孟子评管仲、文王得天下之难易、齐国行王政的时势问题进行深入阐发。

对于公孙丑将自己比作管仲，孟子借曾西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尔何曾比予于是！”孟子认为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术，故言功烈之卑也。关于管仲，宋老师讲到，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对其进行评价——“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孔子认为管仲有保卫华夏文明之功。但是在礼这个方面，孔子又批评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春秋》是孔子政治哲学的代表作，“春秋笔法”代表了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评判。照公羊学的说法，孔子对春秋五霸是“实与文不与”。“实与”就是实际上是赞同肯定的；而“文”在春秋笔法上是否定的。孔子不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对“春秋五霸”有一定肯定。但是从“王道”基础上来讲，儒家对“霸道”有一定批判，孟子实际上是接续了孔子的思想，并且更加激进。“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宋老师指出不是“不道”，而是不肯定，因为管仲和晏子是“霸者之佐”，孟子所期待的则是“王者之佐”。

管仲经过鲍叔牙的推荐，成了齐桓公的相，齐桓公信任管仲，管仲专于桓公，这种君臣相得的关系，是齐恒公能够推行其政策的原因。所以朱子说“桓公独任管仲四十余年”，但是“功烈如彼其卑也”。为什么管仲会得如此评价？宋老师解释到，管仲深受君主信任却没有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在评价上，孔子和孔子后学对管仲的评价就有了一定偏差。因为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后学对现实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对理想的执着就越来越坚定，所以对管仲的评价就越来越低。

公孙丑认为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功劳不可谓不大，是值得学习的。但孟子却认为依靠齐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王天下，“由反手也”，这是孟子的说话艺术，但公孙丑却越听越糊涂。因此问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宋老师指出，周文王是儒家特别推崇的古代圣王。传说文王九十七而崩，在世如此之久“犹未洽于天下”，只能做到“三分天下，才有其二”，后“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所以朱子说：“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然后教化大行。”

“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顺着这么一句话，孟子说，文王可不是谁都能比的上的，为什么呢？宋老师解释到，因为革命的对象是殷商政权，殷商在统治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圣君，即使到了最昏暗的纣王统治时代，也有极多的贤臣，所以想改易殷商政权，是很难的。汤至武丁有汤、太甲、大戊、祖乙、盘庚、武丁等贤圣之君。正是有汤、武丁这样的贤君，“天下归殷久矣”，殷人根基深厚长久，“久则难变矣”。所以即便文王德行很高，他想革命成功也是很难的。

孟子接着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宋老师说，这里的“智慧”和我们今天讲的智慧是差不多的，有这样的聪明才智，“不如乘势”。种田的时候要用锄头，但是不如乘势，不如待时。赵岐说：“乘势，居富贵之势。”“势”实际上就是法家讲的法、术、势。势就像水流一样，从上往下流，顺应客观规律。从上往下推行很方便，但是从下往上推行就很难。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推行王道比较容易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宋老师接下来给出了答案。

三代最盛的时候，“地未有过千里者也”。齐国当时就是方圆千里的大国，地大且人多。“齐有其地矣”，地大人众，所以“齐有其民矣”。这是最重要的，春秋战国争霸，争夺的就是土地和人。所以对于齐国来说，土地不用再重新开辟，不用再去招人，此时如能“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且王者之不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未有疏于此时者也”从文王到现在已经超过五百年了，“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虐政造成困顿，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民心期待王者再兴起。所以“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就是说只要推行一点点仁政，老百姓就会归附。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邮而传命。’”宋老师指出，“德”类似于德政，“流行”即德政的推行。古代驿站传递信息应该是很快的，但是德治推行所带来的感化和教育比驿站传递还快。所以“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一万辆兵车，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齐国，实力雄厚，应推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你做的事是古人的一半，但是功效却翻倍。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宋老师指出，就是当老百姓最期待的时候，不用花多大力气，付出多大代价，效果就非常显著。这就是“势”，形势到了，只要顺势而为，那就是民心所向。

本章最后，宋老师围绕此章章旨指出，本章核心是政事，讲的就是“王霸之辩”。孟子一生理想抱负在王政，王政核心是仁义，所以孟子开篇就讲仁义，而仁义落实在亲民，即对百姓的爱。公孙丑的视野囿于齐国，而孟子的视野则超越齐国，放眼整个天下。这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层面而言，《大学》和《孟子》实际上是极其相通的。

3·2“夫子加齐之卿相”章

第二章是《孟子》的核心篇章。宋老师对本章涉及的主要概念——“动心与不动心”“养勇”“志与气”“浩然之气”“知言”以及关于孔子的评价等问题作了深入阐发。

章首，公孙丑假设孟子得到了齐国卿相的位置，“得行道焉”，即“得君行道”。“如此，则动心否乎？”

“动心”作何解？宋老师引饶鲁云：“《集注》‘恐惧疑惑’四字，虽是说心之所以动，然‘恐惧’字是为下文‘养气’张本，‘疑惑’字是为下文‘知言’张本。’”又说：“按此说有理，所以译文添出‘恐惧疑惑’诸字。”朱熹说：“此承上章，又设问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则虽由此而成霸王之业，亦不足怪。任大责重如此，亦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乎？”辅佐君主王天下，责任重大，会不会对此有所挂牵？有所疑惑呢？也就是“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礼，四十强而仕，我志气已定，不妄动心有所畏也。”朱熹说：“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时。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动心之谓。”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宋老师认为，古代人四十岁曰“强”，便要出仕，此时“志气已定”，不会因为外在因素而被扰动心志。“四十不惑”可以与这里的“四十不动心”进行比较。

关于“不动心”，诸家皆有不同解读。张定浩《孟子读法》说：“孟子所谓‘不动心’，就不单单指人在情感欲望层面不被外界控制，亦指在理性层面能够做到不因外界变化而动摇。”宋老师认为，“不动心”不仅关乎情绪的问题，也关乎观念、思想的问题。情绪是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所干扰的，而理性层面的观念、思想也会因为外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人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理性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人逐渐成熟之后其三观基本定型，不会再因为外在因素变动而随意变化。

梁涛老师说：“不动心即内心不被人世的穷达祸福、沉浮变化所扰动，达到一种波澜不惊、宠辱皆忘的精神境界。这里的‘心’是经验心，而不是孟子别处所讲的道德本心。凡成就伟大事业者，都要做到‘不动心’。”所以这里的“心”并非“道德本心”，“本心”是形而上的，不会被外界的东西所改变。纵观历史，凡是成就伟大事业之人，皆要做到“不动心”，所以“不动心”也是一种修养的工夫。宋老师又引吕留良《四书讲义》中的评语：“动心不动心，便是王、霸之分。”这句话很简洁，但是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值得仔细玩味。

公孙丑问有没有方法做到“不动心”？孟子便接着引北宫黝和孟施舍等例子，比较这些例子的高低上下，最后得出“不动心”之道。

北宫黝“人刺其肌肤，不为桡却”“不目逃”，对于国君也毫不畏惧。北宫黝无疑是一个侠客形象，有着“血气之勇”。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视不胜犹胜也”，先估量敌人的数量，经过谋划后认为一定可以取胜才进攻，这是“畏三军者”，是害怕敌人。一般说来，打仗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这在孟施舍看来是勇气不够的表现，不可能保证每次打仗都能胜利，他只是做到了无所畏惧罢了。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孟子随后话风一转，将话题从勇士转到了儒家如何修身的问题上。孟施舍与北宫黝的“勇”哪个更高一筹，尚无法确定。宋老师点出，孟子说“未知其孰贤”，其实不一定是未知，只是孟子不愿意给出明确的说法。北宫黝是从外在的东西上下功夫，孟施舍是从修养自身下功夫。又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故二子之与曾子、子夏，虽非等伦，然论其气象，则各有所似。”比较而言，孟施舍之“养勇”做到了“守约”，更得其要领。

如果正义不在我，即使面对的是个平民百姓，我也不会去欺负他；倘若正义在我，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事，就一定要坚持。在现实当中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只要我们确信我们所做的事是正确的，不论有多少人反对，都要坚持，义无反顾。这也是“勇”，是一种内在的道德之勇。孟施舍与曾子相比，孟施舍之“守约”是“守气”，曾子之“守约”是“守义”。

宋老师指出，本章提到了两种“勇”：一是勇士的“血气之勇”，二是“道德之勇”。“血气之勇”也并非简单之“勇”，一般人可能连“血气之勇”都没有。

在古代，“血气之勇”对于人的社会生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道德之勇”。宋老师引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史》一书指出，在宋代之前文武还没有完全分家，士阶层还是需要“血气之勇”的培养。宋代以后，士阶层变为了纯粹的读书人，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人体质上的羸弱当然也会影响到心志。显然在儒家看来，在“血气之勇”与“道德之勇”间，“道德之勇”更胜一筹。

本章讲的是“血气之勇”与“道义之勇”，有小勇与大勇的区别。李景林老师在《孟子通释》当中说：“此章提出三种达到不动心的方法。一是‘守气’，即培养勇气，使心不动。二是通过对自己行为合理性的自觉，养成一种‘大勇’，从而做到不动心。第三种是告子的方法，其要点是强制其心使它不活动。”

孟子接下来讲到“志”和“气”。宋老师认为“志”和“心”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心之所之谓之志”。“志”即是心的理智作用所定的行为动向。这里也点出了“言”“心”“志”三者之间的关系，“志”是“心之所之”，是在表达“心”的功能。“夫志，气之帅也”，“志”是指心志，也就是意志。“帅”即统帅之意，心志统帅着“气”的方向。“气，体之充也”，“体”意为身体，“气”是整个生命的基础。朱熹说：“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而为志之卒徒者也。”就如作战一样，“志”就是将领，“气”就是士卒。“气”听由“志”之调遣，但是没有“气”，“志”也是孤家寡人。

“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一方面要保持心志，同时也不能滥用“气”，“气”是指精神上的情感。“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孟子解释了一番后，公孙丑反而更迷惑了，既然“志”处于统帅地位，十分重要，为什么还要“无暴其气”？

孟子接着解释了“志”与“气”之间的互动关系——“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正如阴阳关系一样，虽然阳主阴辅，但二者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志”与“气”的关系也是这样。“志”被闭塞，“气”也就行不通了，反过来也是如此。朱熹则认为“壹”是“专一”之意。杨伯峻先生也认为：“壹：赵岐读壹为噎，解为闭塞，恐与孟子原意不合。朱熹云：‘壹，专一也。孟子言志之所向专一，则气固从之；然气之所在专一，则志亦反为之动。如人颠踬趋走，则气专在是而反动其心焉。’可从，译文本之。”杨伯峻先生赞同朱熹的观点，宋老师也认为确实是如此。而这种“气”，也会反过来对人的心志产生影响，这就是“反动其心”。

关于“志”与“气”的关系，张定浩认为，“如果说北宫黝、孟施舍近于墨侠，他们的不动心是有气无志”。但是正如张定浩所说，北宫黝与孟施舍的“不动心”是“有气无志”，空有血气之勇，而无内在的观念、道德支撑。“告子就有些近于老庄，认为言语是外物的反映，而外物自有其本来面目，是其是，非其非，故绝圣弃智，不求助思想去左右外在的客观，这种不动心，姑且可以视之为无气无志。”告子把一切的外在事物都否定了，“志”与“气”之间也就无所谓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这就如庄子的“遣是非”一般，无所谓胜利还是失败了。“而孟子的不动心，则是有志有气。”孟子承继的是曾子的“不动心”之道，既要养“志”，也要养“气”。“具体的做法是‘持其志，无暴其气’，既保持良心道德理性的统帅作用，又充分考虑到生理因素对于内在心志的影响。”

孟子解释后，公孙丑再问：“您擅长哪一方面呢？”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就是能够辨析是非。“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告子之学，与此正相反。其不动心，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尔。”

“养浩然之气”，是孟子最重要的工夫论。气，尤其是“浩然之气”，比较抽象，很难说清楚。与坚固的石头、钢铁不同，气本来是无形的、柔弱的物质，却“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如果用义来涵养而不破坏，就能塞于天地之间。

气，离不开义与道，如果离开义与道，就会疲软，就像疲软的气球一样，充不起来了。“此气与道义相配偶俱行”，这种气，不是血气、情气，而是道德之气。梁涛老师说，“浩然之气是一种德气”。宋老师指出：义、道和气不是各自独立的三者，其本质是一体的，义和道贯通起了“浩然之气”。即，气是一种外在的表象，它的内在本质就是义和道。“无是”，“是”就是指义和道，若是没有了义和道，气就会馁。气不是为了合乎外在的规范，而是“集义所生”，是内在的义，从内在自然生发出来的，根在内而不在外。二程说：“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出许多‘养气’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由此有了工夫论。“浩然之气”对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士大夫精神境界的影响非常深远。

“何谓知言？”孟子说：“诐（bì）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四种言辞，宋老师认为，这个“辞”，不是一般的话，而是带着一定观点的话，甚至可以是一种观点、一种学说、一种理论。“诐，偏陂也”，偏颇的话一定是说着一边，遗却一边。“知其所蔽”，一定是有所遮蔽。不全面的言辞，知其片面性之所在；过分的言辞，知道失足之所在。知道背离正道的言辞，也知道其与正道分歧所在；躲闪之辞知道它含糊之所在。这四个辞，说明孟子对缺陷与不足，甚至造成的根源都很了解，他分析问题，深刻透彻而全面。不管是偏颇之辞、夸大之辞，还是邪恶之辞、躲闪之辞，都会产生不良后果，“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言辞是思想的反映，思想就是内在的心，一定会对具体的工作造成影响。

梁涛老师说，孟子所谓“知言”的“言”并非一般的言论，而是反映人生态度的道德语言，也就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言”。不过孟子虽然自称能够知言，但并没有说明是如何做到知言的，没有提供一套关于知言的方法，无法使人通过学习像孟子一样做到知言。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孟子突出良知和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孟子固然可以由于其天赋异禀，敏锐的直觉能力而做到知言，但如何教导他人知言，这是孟子及其以后的心学所无力回答的问题。孟学，包括后来的心学一系，不关心逻辑与认知的问题，更加关心内在的直觉、修养。

接着公孙丑又说，既然孟子“知言”，又善“养浩然之气”，“然则夫子既圣矣乎？”孟子借此问，表明了自己对孔子的评价。“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这几个状态，是孔子为人的作风，没有必然怎么样，也没有必然不怎么样。所以，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所以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也就是说，孔子的境界就是孟子的理想境界。梁涛老师说，“孟子推崇孔子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孔子对于得天下能够坚守仁道原则。二是孔子在出仕上能够坚持义的原则。”一是仁，一是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就是“义”的原则。

最后宋老师总结道，第二章是《孟子》的核心篇章。“知言”“养气”“不动心”，是孟子一生学问和修为的总结。又引姚永概先生在《孟子讲义》“其论理处，剖析毫芒，却以明快之笔出之，此为孟子特色，历来少此境界”。在章法上，既森严有度，又跌宕回旋，各种品级的典型人物层出不穷。

儒家“浩然之气”的这种境界，是指向人、指向生命的。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它一定不是展现在义理之中，而是展现在生命之中。思想的义理，言论的辩论，文章的精妙，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复涵泳、反复体味的。这就是儒家思想和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它一定是和我们每一个生命相勾连，尤其是“知言”“养气”更是如此。宋老师强调，这种生命的体验，只有当我们把义理贯穿于自己的道德修为之中，才会真的有得之于心的喜悦。不然，仅仅当成一个话头、或是论文的写作对象，还不可能完全体验儒家的精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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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殷延禄先生

通讲结束之后，殷延禄老师就通讲内容进行补充和总结。

首先是“蹶者趋者”的解释问题。在殷老师看来，“蹶”是急行，是行的极致状态；“趋”是急走，是走的极致状态。所以殷老师认为，将其译作“急行”，表示一种疾走的状态更好。其次，关于“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句话，一般意义上的“义”与“道”在意思上是一致的，是一种“互文”。但殷老师指出，此处的“道”，是不是可以作“方法”解呢？换言之，这里不仅仅强调了在内容上要用道义（“义”）来养气，同样也有一种方法论上（“道”）的解释。谈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处，殷老师说，此处“正”和“心”两字，很可能是“妄”字的讹误，将本来的一个字，错断为两个字，这句应是“必有事焉而勿妄：勿忘，勿助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