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陵的保护传统

作者：朱津（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二十日壬申

          耶稣2022年7月18日

【读史札记】 

清代学者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中记述了自传说时代以来三百余位帝王陵墓的大致方位。除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三皇五帝陵”之外，目前经过考古证实的最早陵墓是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王陵，自秦汉以降随着文献记载的丰富，陵墓的信息更加明确。帝王陵墓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集中体现着历代王朝的政治诉求、礼仪制度、社会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内涵；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存续的重要象征之一，帝陵的修建、祭祀和维护是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代帝陵的保护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化传统。

古代王朝对先代帝陵的保护活动

汉高祖十二年，下诏祭祀秦始皇、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等帝王，“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汉书·高帝纪》），开启了对先代帝陵的保护传统。

曹魏时期，魏明帝规定“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确立了对先代帝陵维护的主要措施。随着司马氏政权的南迁，北方少数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同时吸纳了诸多汉晋文化传统。北魏孝文帝在恢复祭陵制度的同时，对汉、魏、晋诸陵的维护沿袭了曹魏明帝的做法，并以太牢之礼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隋朝建立后，鉴于“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茔兆堙芜，封树莫辨”的情况，规定“自古已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隋书·炀帝纪》）。唐武德至贞观年间，国家对上至帝喾、颛顼，下至汉高祖修庙祭祀，将祭祀对象进一步具体化。开元年间，将历代帝陵的祭祀和修缮活动作为国家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敕有司，所经名山大川、自古帝王陵、忠臣烈士墓，精意致祭，以酒脯时果用代牲牢”（《册府元龟·帝王部·崇祭祀》）。

宋太祖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后，建隆元年便“诏前代帝王陵寝、忠臣贤士丘垅，或樵采不禁、风雨不芘，宜以郡国置户以守，隳毁者修葺之”（《宋史·礼志》），并根据历史功绩将前代贤明帝王分为四个等级，分别配以不同的维护和祭祀规格。开宝三年再次下诏，对周文王等二十七座被盗掘之陵，“令有司备法服、常服各一袭，具棺椁重葬，所在长吏致祭”（《宋史·太祖纪》）。明代沿袭了北宋王朝的传统，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遣之”，“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无庙者设坛以祭；仍令有司禁樵采，岁时祭祀，牲用太牢”（《明史·礼志》）。清代顺治八年，“定帝王陵寝祀典”，“各就地飨殿行之，或因陵寝筑坛，惟元陵望祭”（《清史稿·礼志》）。

后世的维护与拜祭活动同陵墓本体形成了多时代层累的遗存风貌。北宋初年建于孟津黄河岸边的“刘秀坟”，保存至今的还有《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庙朝碑铭》，虽经考古证实此为假光武帝陵，只是一种历史文化价值的“溢出效应”（韩国河：《文化认定与价值立场：考古学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光明日报》2018年6月25日14版），但证实了宋太祖诏令有司“修葺”“致祭”的史实。河南新郑后周世宗庆陵东南约500米处发现有宋代前期修建的“陵庙”基址，封土南部残留明代修建的“祭台”遗迹，前有37通明清各时期的“御制祭（祀）文”碑。清代乾隆年间，毕沅任职陕西期间对境内历代帝陵“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对守陵人“资其口食”，使“古迹不就湮芜”，目前关中大地几乎所有的皇陵均可见毕沅所立之碑。

古代王朝对先代帝陵的保护动因

古代王朝对先代帝陵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动因：

避免被后世盗掘是最为直接的原因。魏文帝曹丕目睹汉末乱局，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后来他下诏不封不树，实施薄葬，以求“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五代时期，温韬“为耀州节度，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当时舆论斥责“此劫陵贼，罪不可赦”（《旧五代史·唐书·列传二十五》）。王子今先生认为，虽然“守陵”“守冢”等政策的宣传意义超过实际功效，但仍能对陵墓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

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王朝“兴灭继绝”的政治思想。《论语·尧曰》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承续断绝王朝的世族，是传统民本思想和人道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开国君主将前代陵墓的修缮和祭祀视为稳定民心的重要举措。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将“掘始皇帝冢”列为项羽十大罪状之一，入主关中随即下诏予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曹丕代汉之初，便“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其封周帝为郑王，以奉周嗣”，“其周朝嵩、庆二陵及六庙，宜令有司以时差官朝拜祭飨，永为定式”（《宋史·礼志》）；清代顺治朝，“礼葬明崇祯帝、后，复诏明十二陵絜禋祀，禁樵牧，给地亩，置司香官及陵户。岁时祭品，户部设之”（《清史稿·礼志》）。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多次赴江南，并拜祭明孝陵，致使“父老从者数万人”，被时人誉为“足超轶百代”，基本实现了“清继明统”“满汉一家”的政治诉求。

充分体现对历代贤明君主历史贡献的尊重。各王朝对先代帝陵的祭祀对象有较强的针对性，并非包含所有帝王陵墓。《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唐代长孙无忌、许敬宗等议先代帝王祭祀之礼，“汉高祖祭法无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汉故事。始皇无道，所以弃之。汉祖典章，法垂于后”，“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宋太祖对历代帝王的祭祀分为四个规格，同样是出于对其历史功绩的考量。明太祖对祭祀对象的选择，先是“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凡七十有九”，随后“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凡三十有六”。

维护自身王朝的正统性。南北朝的“正统之争”贯穿始终，南齐明帝修缮晋陵的目的便包含借此接续正统之意，“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榛芜。虽年代殊往，抚事兴怀。晋帝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卫”（《南齐书·明帝纪》）。另一个突出例子是清代多次对金朝帝陵的维护和祭祀。明天启年间由于战事不利，便认为“金朝之陵在房山”，“疑与清朝王气相关”，于是“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入关后，顺治皇帝认为“夫不达天命之有归，而谬委灵于风水，移灾于林木，何其诞也。金代垂祚百有余年，英王哲辟，实光史册”，于是“祭告立碑，以志不朽”（《清世祖实录》）。此后清帝多次下旨对金陵进行修缮和拜祭，显示出对金朝的尊崇和认同，其中也蕴含着借以证明其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意味。

古代帝陵保护传统的启示

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看，历代王朝对前代帝陵的保护与祭祀，不单单起到了维持政权稳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弘扬。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明的演进建立在各民族（族群）相互借鉴和认同的基础上。帝陵的建设理念虽然呈现出不断创新的趋势，但核心内涵是传承与借鉴，一方面是中原王朝所体现的“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斟酌汉魏”，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政权“华夏”或“中国”意识的形成，北魏孝文帝“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并亲作表率，“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魏书·皇后列传》），丧葬礼仪均参照华夏礼仪；辽代帝陵所修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历代王朝祭祀前代帝陵的活动，是对前朝作为“正统”的一种认同，同时也是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精神特质的一种体现。

随着古代帝制的消亡，对古代帝陵的祭祀体现出新的时代内涵。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成功，孙中山先生于15日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及都尉以上将校拜祭明孝陵，表达对明太祖“河山再造、光复大义”的敬重，并告慰革命英灵，号召全国民众团结一心、共建中华。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国共两党于清明节共祭黄帝陵，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祭文，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奋起抗日。从1992年开始，河南新郑黄帝故里和陕西黄帝陵每年举办的拜祖大典，是全世界炎黄子孙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刘庆柱先生认为，祭祀黄帝是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体现，对增加民族凝聚力有积极的作用。

古代帝陵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我们既要对帝陵本体实施科学的保护措施，同时也要重视古代帝陵的保护传统，并对帝陵及其文化价值进行合理利用。当大众走进历代陵园之中，除了感受古代帝陵的恢宏、欣赏神道石刻的精美，也可以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如汉武帝开疆拓土、连通西域的豪迈气度；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民族融合的殊勋茂绩；唐太宗文治武功、四海宾服的贞观盛景；宋太祖天下为怀、治世安民的遗芳余烈。在揭示帝陵面貌、解读其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充分阐释其历史价值，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传播准确而具有当代社会意义的历史知识，有助于引导公众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