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派、教条派联剿新儒家令人心忧  

作者：伍天佑 

中国内地著名学者和畅销书作家李零解读《论语》的新著《丧家狗》，一经问世即引发轩然大波，大陆新儒家鸣鼓而攻之。

民间儒家刊物《原道》主编陈明博士首先发难，怒叱李零是“愤青”，并发表文章将李零的此著定性为“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

民间书院阳明精舍的山长蒋庆批评李零“玩世不恭，轻侮圣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直言不讳这本书就是“垃圾”。

中国儒教网的主办者王达三博士积极组织同道对李零新书进行批判，引发内地思想界左、右两派的关注和反击，被人称之为一场“思想地震”。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兴起了“国学热”。但较之1980年代的“文化热”不同的是，“国学热”有明显的转向，即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和儒家，“大陆新儒家”群体逐渐浮现。

儒家进入近代中国以来，一直命运坎坷，在文革中遭遇灭顶之灾。这次虽然起死回生，但居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居于民间的自由派主流话语，都对之进行攻击，使之举步维艰。

但或许真的应了孔子的那句话“天不丧斯文”，内地儒学在一次一次的思想文化事件中积极亮相，发声越来越响，呼应者越来越众。  

2004年蒋庆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在阳明精舍举办新中国建国后的首次儒学会讲，同年，陈明在北京举办有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众多学者共同出席的《原道》十周年学术会议，成为当年各界关注的事件。

2004年因蒋庆主编的儒家经典儿童诵本出版，引发了一场“读经大讨论”。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反对声浪纷至沓来，新儒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与反对者进行激辩，引发了一场“国学大讨论”。

康晓光于2006、2007两年连续在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身穿儒服率众举办民间祭孔仪式。

王达三在2006发起了两个倡议书，一个是建议政府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这个倡议书得到了各界各派众多学者的连署支持，另一个是呼吁中国人不要过西方耶诞节，这俱使得举国哗然，海外侧目。

2007年内地的 站华夏复兴网的一批民间人士，连署百名学者上书北京2008奥运会组委会，建议运动员入场式礼服应该改成具有传统特色的“深衣”。

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因两本畅销书，即于丹的《“论语”心得》和李零的《丧家狗》而引发的讨论，新儒家更是发言积极，赞许于丹对儒学的传播“有功”，批判李零对论语“轻佻”“恶搞”。  

儒学是入世之学，其志向宏大，所以遭致的压力也巨大。因为受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传统影响，中国内地很多年轻人对儒学的了解还是来自刻板的教科书，即儒学是封建专制的辩护者和帮凶，是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是农业社会的对应物，这种浅薄的错误认识深入人心，仍然在学界和民间大有市场。

如有人这次就发表题为《刀劈“儒门四狗”，力挺“愤青”李零》，心态之偏执，言辞之激烈，使人恍然回到了“文革”岁月。这次批评李零的人士指责李零“没情怀没立场”、“有知识没见识”，就是一“道家”。据说，李零还真以“没信仰”的道家自居。

按理说，儒家维护自家经典和圣贤，这不关“自由派”的事情，但“自由派”之所以拔刀相助，是因为这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考证问题，而是涉及到价值立场之争，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之争。  

警惕和反对儒家谋求跻身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仅有自由主义中的西化派和文化激进主义，更主要的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教条派或“老左派”，一激进，一教条，对儒家进行两面夹击，这种状态时来已久，于今不绝。  

内地学术界“老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院长方克立教授，他同时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其实，他多年兼任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职务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是个位高权重的职位，审批国家级的课题和博士点，往往决定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

方克立在《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文章中，就指出“大陆新儒家”是文化保守主义已逐渐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标志，认为大陆新儒家和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脉相承，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宣传过分夸大精神、观念形态作用的文化决定论。

在这篇文章中，方克立点名批评陈明发表在《原道》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一篇是《政治与经济：以文化为旗帜——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评》，抨击陈明重提“中体西用”。

而方克立在另一篇《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文章中，更是激烈批评蒋庆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不久在台湾《鹅湖》月刊发表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  

方克立对大陆新儒家的批判带来的影响非常大，比如，他专门上书一封《关于所谓“儿童读经”问题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

这封信引来的后果就是“教育部领导将这封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6月20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对所谓‘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由此可见方克立的影响力。

同时，方克立“针对这股崇儒反马思潮”，组织了“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的同志，本着‘守土有责’和‘百家争鸣’的精神，陆续写了一些评论文章”，由自己的学生将之申请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汇编为《大陆新儒学评论》出版（实际上名曰《大陆新儒家批判》更恰当些）。并指出，这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评论集还打算继续编辑和出版，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阵地。”  

比方克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一位九十四岁高龄、“党龄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武汉大学老教授刘绪贻。这位老教授之所以令人侧目，倒不是因为他比方克立的水平高影响大，而是因为他虽然饱经沧桑但对儒家的偏见还是根深蒂固，思想观念犹如化石。

这位老教授不仅在今年将他青年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整理出版，而且在访谈中呼吁党和政府要对“大陆新儒家”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认为大陆公开出版蒋庆等人的书籍“真是令人难以想通！”“当然，宪法里面规定了言论自由，让他讲话、写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三联书店、高等教育出版社帮他出书宣传他的那一套，我以为确实没有必要，至少出版方向糊涂。”

刘绪贻老教授毫不讳言“中国现在不要怕西化。自由主义也没有那么可怕的”，“一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但骨子里有自由主义思想，这恐怕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我想，党中央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这些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吗？有什么可怕的！”

他呼吁人们要向方克立学习，“方克立把蒋庆的东西拿来看了一些，就能把蒋庆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我国目前社会政治制度的这些东西揭露出来。首先要了解，然后再揭露，然后再批判。”  

2004年4月4日，陈明应邀在南开大学作了题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上的位置与意义》的演讲，公开鼓吹“文化保守主义”，为儒家正名，同时对该校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某些观点表示了异议。

刘泽华坚持的是现代以来历史学界的主流观念，即中国古代乃是王权专制制度，而儒家则是这一制度的主持者，从而得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政治关系是“笔头对锄头的剥削”结论。

陈明对此不能苟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霸王道杂之，儒家固然为专制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论证，但是它也对社会层面上的自我治理提供了价值支撑，刘泽华及主流历史学界夸大了前者而无视后者，没有看到儒学思想对于社会利益的表述与维护。

同时，陈明及其同道还对刘泽华主编的一套丛书进行了批评，认为将儒家视为“专制主义精神”是极其无知的。这场争论在网络上愈演愈烈。后来，方克立将之定性为：“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这场争论可以说是唯物史观与文化史观之争。”  

如果说主流意识形态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国际儒学联合会”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则耐人寻味了。

国际儒学联合会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于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成立，具有官方背景和色彩。按理说，这个组织应该是大陆新儒家强有力的支持者才是，实则不然。

据公开发表的一份2006年4月20日国际儒联举行的小型专题座谈会纪要《当代儒学发展之趋势》，与会的十八位学者对儒学的发展表示了忧虑，认为“忧虑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一些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批孔的影响，现在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等于封建文化，儒学全部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强烈反对复兴儒学；

二是有一些人走另一极端，要变儒教为国教，成为意识形态，要‘儒化共产党’，还要恢复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凡是想当公务员的，都要过这一关。”

会议的主持者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在总结中说道：

“首先肯定现在儒学发展的形势大好，上下一致，和谐发展，但也有忧虑。其次，对于蒋庆提出儒化共产党，以儒教为国教，大家都认为不现实，不可能，也不赞成，因为现在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可能再独尊儒术。这种偏激思潮还可能破坏儒学发展的大好形势。”  

而正是这个国际儒联，于2006年6月25日和中国政法大学联合组办国际儒学院，并声称是“我国首家国际儒学院”，引发海内外关注。

但是，自从这个国际儒学院成立后，一直没听说有什么举动，不象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老是“不干正事”，不是举办网络评选“国学大师”，让痛批国学的鲁迅榜上有名而招致嘲笑，就是迫不及待地把“恶搞”孔子的畅销书《丧家狗》列为学生的教材让人大跌眼镜，被人批评为“不务正业”、“丢人现眼”。

就目前来看，国际儒学院比人民大学国学院成功之处在于没有出过什么错漏，原因就在于它也没干过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当然，这可能也跟两个院长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是红学家冯其庸，以红学家身份出任国学院院长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但更显其水平的据说是他蔑称孔子为“孔老二”。

而国际儒学院的院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德顺教授，一个黄鼠狼领着一群鸡，当然不会有什么大动静了。

这两个曾经让大陆新儒家充满期待的学院，可能最终只会给人们带来一声叹息。  

所以说，大陆新儒家并不是如自由派所批评的那样，受到了当局的支持，而是在夹缝中生存。

就拿最为自由派人士所反对的“专制当局”的“辩护士”康晓光来说，他的政论文章，因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其文章不能在内地公开发表，其著作不能在内地出版。康晓光新著《仁政》，也是最近在新加坡出版，但却不能在内地发行。

至于康晓光为成都幼女李思怡活活饿死事件所写的调查报告《控诉》，曾经震撼了无数心灵。

2003年，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因“玩忽职守”，导致了一个三岁女孩被活活饿死——这就是2003震动全国的李思怡事件。此事发生后，康晓光极度愤怒，他发誓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谁对这样的事负责？还会不会发生？他自费调查了大量的机关和个人，遭受恐吓和嘲笑。

历经艰辛，《控诉》这本书于2003年12月中旬终于完成了，但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希望修订删改，但康晓光坚决不同意。于是，他自费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书的扉页上写着“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大陆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蒋庆，当过工人、士兵，高考恢复后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在大学期间曾写就一篇给他带来极大政治压力的文章《回到马克思》，质疑人们当时对马克思的认识实际上并非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这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作。

他这样的“异端”注定不能在体制内久留，所以早早就提前退休了。

1994年，蒋庆从亲友处筹集资金承包了贵州省深山中的一块荒地，开始修建书院。修建阶段，砖头从县城用汽车拉到村，再从村由马车拉上半山，之后换由人力往上搬。蒋庆带着面包和遮雨的布上山，抱砖递瓦，和泥抹墙，据说这也使得蒋庆的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至今不能恢复。期间，因为资金短缺而不得不多次中断建设。从建设到完成，历经好几年。

在这个过程中，蒋庆早年在贵阳当兵时的战友、以及他西南政法大学的77级同学们给了他最大的帮助。如今，蒋庆除了稿费，阳明精舍没有任何固定的财力支持。

据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

“蒋庆经常和附近山上的农民聊天，一次，听说一个果农的弟弟因为考上高中没钱上就自杀了，蒋庆痛心疾首。后来他托农民到村里带话，村中子弟只要能考上高中的，每个月他愿支持150元生活费。逢年过节，蒋庆还让人买好酒给村里的老人们送去。当地居民选村支书的时候，蒋庆竟被提名。”

一个异乡人能够得到当地民众如此的信任和尊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了。  

至于另外一个大陆新儒家陈明，则因为办《原道》集刊和网站而影响了职称评定，目前还是个副教授。陈明主编的《原道》集刊，没有固定的资金支持，几乎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创立十几年，换了七家出版社，其间一度为了不向出版社交出版费而改名《新原道》，可谓惨淡经营（陈明认为这对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耻辱”）。

正因为如此，他对具有官方背景的《甲申文化宣言》表示不屑，质问道：

“没有民间的声音，调子再高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和代表性。你去看看里面的人物，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文化，儒家、道家，或者西方思想，有什么研究？尤其重要的，此前可曾有过什么明确的立场论证和宣示？此后又会有什么具体计划实施？”

同时，他对有些人高调现在儒学已经复兴表示坚决不认同：

“儒学复兴？我为这事忙了十几年了，从所经历的艰辛曲折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如何的扯谈！谁能给我说说有什么组织在主持其事？有何政策、计划？多少经费？社会基础如何？这样说的人无非两类：别有用心喊狼来了的坏小子和闭目塞听自我陶醉的意淫者。我倒是能够举出一大批对传统文化的打压者、批判者，它们的理论资源、经费保障等等等等，除了主流之外还来自各种境外团体。孔夫子都意识到‘道之行废，系乎天数’。我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已，纯粹的个人行为！”  

大陆新儒家的复兴儒学和文化建设行为几乎都是民间性的、个人性的。除了这几位代表性人物外，内地几家著名的 站，如原道、孔子2000、中国儒教、华夏复兴等等，都是同样的性质，也都是惨淡经营。

与官方主流儒学研究者相比，他们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与体制内体制外的自由派、新左派相比，他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糟。  

所以说，在思想观点之外从道德上攻击和抹黑大陆新儒家是无效的，也是懦弱的。自由派对现实批判的勇气是可嘉的，某些老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是真诚的，但是，儒家参与文化建设的努力和情怀也是值得尊重的。

思想的生命力在于是否满足民众的需要，以及自身是否具有创造力和自信心。对于中国而言，不需要一种学说和思想一统天下，而需要各家各派争鸣互动，良性竞争，如此才能推动思想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的积极建设。

陈来曾指出，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西化派对儒学的激进否定，马克思主义教条派和假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儒学的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其所带来的消极恶劣的影响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和反省，以致遗毒今天。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全盘反儒思潮主要来自于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激进主义，而当前的批儒力量又加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派，他们把儒学仅仅看成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用虚幻的手法把儒学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立起来。

实际上，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派采取的是同一种启蒙话语，都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无视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无视历史转型中的现实困难，却假意识形态的威权和对社会现实批判的道德制高点，把赞成正确理解儒学和要求善用传统资源以对治现实问题的主张扣以“复古主义”和“奴才哲学”的帽子，企图以政治化的话语打击不同的思想观点，在学风上是一种错误态度，在实践中是一种恶劣习气，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有害无利，令人心忧。  

写于200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