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礼记》中的祭礼及其意义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2-04-10 14:42:06
标签:《礼记》、祭礼

《礼记》中的祭礼及其意义

作者:朱康有

来源:《中华孔学》2020年第1期

 

摘要:祭礼,在中国古代属于“治国理政”层面的活动,内含有人文教化、文明传承等多重功能。本文以《礼记》的文本为考察对象,研究了祭祀制度与祭礼起源,探索了祭礼的社会政治意义。正确对待祭祀活动,即使在现代社会亦有其价值。

 

从民间到官方的祭祀之礼,在我们传统社会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这是与20世纪以后的中国现代社会面貌上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20世纪80年代前的乡下,作为宗族和大家族式的祭拜活动,基本上被清除干净;作为家庭内部的私下祭拜并未完全消除痕迹,甚至仍然渗透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从90年代以后,伴随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这些祭拜作为民俗形式即使在家庭内部亦绝大部分消失。近年来,“信仰”不只是作为党内问题被反复强调,“人民有信仰”实际上把国民信仰建构提了出来;民间祠堂的恢复、私营企业祠堂的探索,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烈士、炎黄二帝、孔子文化名人等祭拜形式的增加趋向表明:我们仍要好好展开一下对祭礼形式的价值研究。下面,我们结合《礼记》关于祭礼的描述与论证,探讨其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可能性。

 

一、祭祀制度与祭礼起源

 

“在中国传统礼文化中,祭礼是流传时间最长、受众人数最多、影响最为突出的文化形式之一。”“以礼治国”,在先秦基本上包含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各项内容(其轻重等主张各家是不同的),囊括了国内和“天下”各个层面,甚至“染指”到兵家思想中,比如说有军礼文化。古人认为,礼是先代君王用来承奉自然法则、控制人们行为的,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朝、聘等礼仪上。用礼来昭示天道人情,天下国家才能做到合乎规范。故礼以冠礼为起始,婚礼为根本,丧祭为重要,以朝觐、聘问为尊敬,以乡饮酒礼和射礼为和谐,这就是礼的原则。“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文中仅注篇名)

 

祭祀有各种各样的对象。执掌天下的人要祭祀许多神祗。除已逝祖宗祭拜外,含天地、山川水月、鬼神以及户、灶、中溜、门、行等五祀之神,几乎涉及日常生活所有对象。什么是“神”呢?山林、川谷、丘陵能够生成云气,风雨驰骤出现怪异,这些人们无法解释的东西,很多都叫神。日月星辰,是人们赖以识别四季的;山川、林谷、丘陵等,是人的用度来源——与人密切相关而人为又无法控制,即需祭祀;不属于该类对象,无需祭祀。

 

用作祭祀的物品有特殊的规定。天下九州(大小诸侯、同姓之国、卿大夫、百姓)要尽力贡献供祭品。一些场合的祭品有太牢、少牢之分。关于祭祀奉献给天子的物品,应依诸侯国税率轻重、距离远近和土地大小制定等差,不能由人随意决定。遇到灾荒饥馑年景,祭祀用特豕、特豚。先秦社会有殉葬品习惯,孔子认为,做草扎的人、马殉葬,显得心地仁厚;刻木偶人来殉葬,则显得太残忍——雕刻得越逼真,就越近乎用人殉葬。

 

祭祀有特定的场所。天子宗庙有七座:三座昭庙、三座穆庙,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此外,诸侯宗庙有五座,大夫之庙三座,士只有一座,庶人无庙。按照制度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地、名山大川,而诸侯只能祭祀社稷,大夫祭祀则只有五祀。

 

祭祀的次数、规模、时间各异,远近亲疏各不同。在五等丧服中,祭祀的等级、服制、方式、期限、参加人员是不同的。祭礼既不要频繁,也不要稀疏,要和自然运行的法则相配合。夏天禘祭,秋天尝祭,冬天烝祭,春社祈天,秋社报天,一直到蜡祭,这都是天子的祭祀。庶子不祭祖。凡祭祀,有废止的,不能再举行;有的则不能废止,仍要沿袭举办。不应祭的而祭,是无节制的祭祀。制定礼时要考虑的首先是时代环境,其次是人伦关系,再次是事物的法式规矩,再其次是体现出的义理,最后是恰当而合适的配合。或以多或以少为贵,或以大或以小为贵,或以高或以低为贵,或以文采或以朴素为贵,各有其场合和时令。其中有与民变革的部分,也有不可变革的部分。总的来说,既不可多也不可寡,唯其称也。

 

礼,本意之一即要返回人的本心,遵从古来传统,不忘本原。祭祀有祈求,有报答,有消弭灾祸等不同的目标指向。祭礼可以控制和调节人的悲戚情绪:有的用以节制感情,有的借以引发心中的情感。万物原本来自上天,世人的本原是从其祖先而来,所以人的祖先能够和上天相配接受祭祀:祭天就是大规模的“报本返始”(《郊特牲》)——报答自然的赐予,祭的主要对象是太阳,以月亮相配。有修养的君子对使用过的东西,一定要报答。用盛大的祭礼来报答上天,亦有感恩的含义在内。丧祭之礼就是用来表达作为臣下或儿子的感恩之情,如果废弃,为臣、为子的情义就会淡薄,并会出现众多背叛死者、忘记生者的人。厚重本始,建筑宗庙、祧庙,教导人们追溯、纪念始祖,不忘自己从何而来:人们信服这一方式,教化工作才能顺理展开。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自中出,生于心者也。”(《祭统》)古人认为,气是由于神的充盛发生在外而有的,魄是由于鬼的充盛发生在外而有的;合鬼神祭祀,是圣人教化的致极。凡是有生命的必有一死,死后必然归于土中,这叫做鬼;它的气散发飘扬到天空,成为显现的光景、香臭的气味,并使人感伤。祭礼可用来补行对父母的赡养,延续孝敬父母的时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赡养,去世了就要服丧;丧期结束后就要祭祀。这是孝子的行为。而孝,就是很好地继承前人的遗志,完成前人未完成的事业。祭祀,虽然从来就没见过有鬼神来享用,但自更古以来,未见有人废止这种做法,为的是人和死者保持联系而不背弃之,含有文明、文化传承的意义。

 

二、祭礼的社会政治意义

 

“在王侯的祭礼中,政治观念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控制力量,强调政治以其权威通过祭礼达到统治的目的。”举祭不本一定的义理,就叫妄行祭祀。“祭者,教之本也已”,“可以观政”(《祭统》)。天下出现了君王,建国君民,就划分土地;封建诸侯,又为卿大夫设置都邑。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庙祧坛墠的祭祀制度。诸侯只祭自己境内的神,失掉了国土就不祭了。由此可见,从大的方面讲,祭祀与国家的成立、覆灭有关联。天子祭祀,是和天下人共同欢乐;诸侯祭祀,是和他国内的人民同欢乐。在传统社会中,祭祀与政治生活简直就是一体的。孔子曾经参与蜡祭,从中慨叹并悟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运》)的政治哲学。鲁国秉承周礼,可是鲁国举行郊禘之礼,不合乎周礼。孔子认为,这是因为周公之礼衰微了,他从中敏锐地觉察出“天下”即整个周王朝的衰落趋势。

 

“祭有十伦”(《祭统》),包含有君臣、贵贱、亲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分界等原则。祭庙中的情形反映出国家的景象。“祭祀对象在传说或现实中的功绩越高,在祀典中的地位就越重,附加角色也越多”。在宗庙之中,就像在朝廷一样,是依照亲尊关系的差等:宗人分派职务,按爵位、官位的大小为标准。又如,尸在庙门外仍是国君的臣下,到庙门内才代表尊神;国君在庙门外仍旧是国君,到庙内才算是尊神的臣下。所以,在祭祀中要辨正君臣的意义、专一父子的慈孝、亲睦兄弟的友爱、沟通上下的声气,夫妇各有自己应处的位置,这样的祭祀才能承奉上天的福佑。禘祭、尝祭尤其有重大意义,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明白了郊祭、社祭的意义,以及尝祭、禘祭的礼仪,那么管理国家就像在手掌上指划那样容易。《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不止如此,还有“序爵”、“序事”、“序齿”的功能,“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在社中行礼,百物可尽得而用。祭器的制作,实质为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反映。百工制作器物,陈列祭器,检查其样式法度,不允许制作奢侈奇巧的物品惑乱上心,必须以精巧细致为上。物品上还要刻工匠的名字,来验证其真功夫。用八蜡的祭祀标志四方的收成;蜡祭之后,就把各种作物收藏起来,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国君不再兴起劳役。

 

祭祀活动的定期举办,为社会教化之体现。儒家认为,亲亲、尊尊、长长以及男女的分别,是人类社会的常理正道。在祖庙行礼,那么孝顺、慈爱就可施行;在五祀行礼,那么法则可以匡正;在郊、社、祖庙、山川等祭祀中,润饰了义而礼又寄托在其中。社稷,教育民众要给大地以完美的报答。在个人家中主祭中溜,因为有中溜才有家;国家主祭社稷,因为有土地才有国:这都是告诉人们不忘自己的本原。圣王制定祭祀的制度是:有功于民的、为国家效力而死的、有开国功勋的、能够抗御大的灾害的、保卫庶民不受祸患的,这五种人死后,都要祭祀。由此可以看出,祭祀中褒扬什么样的人,对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导向。

 

祭礼用的鼎上面铸有铭文。所谓铭,就是称扬自己祖先的美德,并在下面列出自己的名字,而显示给后世的人们。作为先祖,有美好的品行,也有错误的地方。铭文,就是称扬美德、文饰错误。一一列出先祖的德行善事、功业、勋劳,受到的褒奖和赏赐、荣誉、声名,斟酌重要显赫的铸在祭器上,使天下人知晓。显扬先祖是推崇孝敬之心;自己的名字附到上面,是顺理而行;显示给年轻人,是教育感化。制作铭文者,既看到了先祖美德,又有仁爱之心参与这种行为,还有智慧能以此教化后人;后有才识者观看铭文,既赞美称扬的话语,又赞美制作铭文的行为。

 

借祭祀的酒肉会聚宗族,这是教给人们要和睦相处,依此维系群体生活。亲其所亲,尊崇始祖,敬循宗法,团结族人,宗庙庄严,重视国土,爱护百姓,刑罚得当,庶民安居乐业,资财充裕,遂人所愿,礼就成为法式规范,人人安乐。“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做好了,就是“大顺”,就是“顺之至也”;落到国家治理上,“用民必顺”,“此顺之实也”(《礼运》)。故此,借天地所生之万物用来祭天祭地,借助名山把治理的功绩、成效祭告上天,借吉土在郊外举行祭祀上天的正礼祈求丰年,风调雨顺、寒暑得当,统治者可以南面而立,天下大治。

 

日常食物不能超过祭祀的牲牢,穿衣不能超过祭用礼服,居房不能超过祖庙殿堂。宗庙建筑虽然巍峨,但不可以居住;宗庙器皿虽可用,但不可以随便地使用:不能把进献神灵的东西同人们的安乐等同起来。接近人们常情的礼,还不是至高无上的;越不接近人情的祭祀越有崇高的敬意。虽然人神有一定区分,但人类社会生活由于传统祭祀之礼的广泛渗透,便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政治活动是这样,经济活动也是这样,人的世俗生活便具有了崇高的意义。比如说,在尝祭的时候,让人们离开田邑演习军旅,发布刑杀的政令,这是顺应阴气的意义;没有发布刑杀的政令,则庶民不敢割草。这既是人神合一社会状态的必然,也是维护社会运行秩序的需要。在群体相对统一、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政治信仰、社会信仰与个体精神信仰高度一致。

 

当代社会的“祛魅”化特征,使政治等群体性活动极易堕落成为深重的权欲、利欲领域,失去崇高的象征和引领的价值。建构政治信仰的形上基础(当然并非一定要奠立于神学基础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政必本于天”(《礼运》)亦非全部建构在神学基础上,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作为合法性基石之一,仍值得人们努力去探索。

 

三、正确对待祭祀的态度

 

在祭礼上,要呈献祭品。如果把礼物送去给死者而认为死者没有知觉,这表现得没有爱亲之心;把礼物送去给死者而认为死者仍有知觉,这同样缺乏理智。似乎儒家在这里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其实乃中庸的做法: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否定了祭礼,也就否定了其顺带的任何价值;完全肯定,又违背常理。《中庸》称赞鬼神表现的功德真是美好:看它看不见,听它没声音;体现在万物中,不能让人忘怀;鬼神好像舒缓漂浮在人们的上空,又好像在人们的左右,隐匿虚无又明显至极。“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一个“如”字体现出,对于活人的意义远远大于对死者的意义,神道设教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在实体的真实存在性上,无疑此为非常理性的态度。以后佛教进入中国后,对“佛”的一种译法即为“如来”,似有同工之处;与道家思想关于“道体”的“无形而有实”“恍惚”描述亦类。那么,儒家怎么看待好像“虚无缥缈”状的“鬼神”世界?就是说,生人作为如何?一个“敬”字包含了一切。与其缺少敬意、财物繁多、礼仪周详,不如财物缺少、礼仪欠缺,但充满敬意。古代君子举行大的典礼,从头至尾必定恭敬谨慎。祭祀之美,在于恭敬诚实,心神向往。凡是天生地长的如有可以奉献的,全都摆放出来,表示竭尽物品了:从外面要竭尽物品,从内心要竭尽心意,这才是祭祀的用心。为了做到“敬”,祭前七天要不御、不乐、不吊,进行散斋;祭前三天要清整身心进行致斋,可以说恭敬至极。把心志安定下来,就叫做“斋”。斋戒即整齐身心,使身心里不整齐的东西而达到整齐。不斋戒,就无法阻止任何杂念的进入和嗜欲的干扰。恭敬至极,就是服从;跪拜也是服从,所以祭拜时一定要一拜再拜。那种心情崇奉的心情,好像殷切地想看到祖先们享用祭品似的。祭祀之际,显露出来的容貌脸色,脑海里显现出所要祭奉的亲人形象,如同看见了所祭者:“故君子三日齐(斋),必见其所祭者”(《郊特牲》)。庄重的仪容、恭敬的心情,才能和神灵相互沟通。

 

祭祀中的“敬”,内含表达爱心、孝敬亲人、诚信等多种德性品质修养。“敬”既有“敬而远之”的含义,亦有“敬爱”之亲近感,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儒家“礼”的本质。仁人侍奉父母就像侍奉天一样,侍奉天也象侍奉父母一样;敬事死者如侍奉生者一样。“斋”本身即是诚信至极的事情,诚能感格。诚信即敬,有敬然后才可以奉事神明,这是祭祀原则。飨,就是“向”的意思。诚心相向,然后神灵才能享受。敬意表现为恭敬严整的动作,虔诚表现为和颜悦色的姿态,殷勤地期望神灵能够享受。为什么有只有圣人能祭祀上天,有君子之祭,有“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祭统》),有孝子能祭父母等说法?其中暗含着对人格修养的推崇,并表现于祭礼中。“外敬”后被提升为儒家主要修养方法之一,且影响到内心的情状,即所谓“敬以直内”。在祭祀中,不能分散自己的意念,“虚中以治之”(《祭统》),心里没有杂念,专心致志处理祭祀中的各种事情。在这里,恭敬的心态又和专一的意念结合起来。借助祭礼的外在表现,增强君子的心志,故而和心志一同升降。“夫敬以和,何事不成?”(《乐记》),有了恭敬和谐的心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修缮宗庙,恭敬祭祀的事,是教育人民补行孝道。教化成立,然后国家才能安定。君子所说的“孝”,不是每家每户去宣扬,也不是天天训诫,就是通过一定形式自自然然地贯穿下来,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父母丧祭过完“大祥”等三个阶段时,就可以看出仁者的仁爱、智者的理智、强者的意志;是否孝顺之子、孝悌之弟、贞节之妇,都可由此看得出来。用祭祀这个方法表达自己的敬意,抒发自己的感情,竭尽能力去做事,回报父母生育的恩德,亦让人们记住:亲人死后,不要忘掉他们。所以,君子有终身的哀思,却没有一天敢让先人蒙受伤害。父母在世时恭敬赡养,去世后虔敬祭享,考虑的是一生都不辱没父母的名声,故“君子有终生之丧”(《祭义》)。父母去世以后,将要做善事的时候,想到会带给父母的好名声,必须去做;将要做不好的事情时,想到这会羞辱父母的名声,就必定不去做。按照曾子的看法:用父母给留下的身体去做事,怎敢不恭敬呢?日常起居不庄重,是不孝;为国君效力而不忠心,是不孝;为官却不谨慎,是不孝;朋友间缺乏信任,是不孝;作战没有勇气,是不孝。这些不能做到,灾祸还会连累到父母。父母去世后,能够谨慎行事,不给他们带来不好的名声,这就是终身行孝了。极致来讲,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军队中效法遵循孝道,众人皆可以为孝悌去死,这样就没有人敢侵犯了。

 

通过祭祀表达对祖先的尊崇,而尊崇祖先所以要敬循宗法,敬循宗法是尊崇祖先的义理。因此,除了教化等功能外,祭礼还具有文明、文化传承的意义。“儒家祭祀礼仪是社会深层结构的文化,用以维系社会伦理的正常运作”。祭祀活动的礼器展示了传统经济生产的水平,祭祀的目的之一也有祈福得利的成分,但是“君子”并不利用丧祭过程本身来得利。从上述论证来看,祭祀,与其说是为了死者的安息,倒不如说是为了彰显生者表达感情、修身养性的需要。祭礼为现世活动奠定了信仰、信念的基石,使人间作为提升到神圣、崇高的层面。一句话,人们似乎从“死”、从本原中获得了存在的延续感、价值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祭祀活动完全等同于宗教或迷信活动,其中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根源以及国家治理上长治久安的考量。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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