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之声：明末清初政统与儒教中的女学

作者：傅湘龙（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原道》第40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内容摘要：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出现了繁盛发展，作家大胆跨越闺门，参与丰富多彩的艺文交游，留存作品数量颇为可观。同时，诸多文人士大夫围绕传统女性教育以及女性是否可以表现才学、染指诗文等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孙奇逢等斥责女子适情逞才，跨越闺门，严重危及了伦理道德底线。冯梦龙、李渔义则正辞严地申明女子之才学乃德性之基础。面对有关传统女性才与德关系的辩论，清顺治年间刊印的《御定内则衍义》旗帜鲜明地标举纲目“好学著书”，推扬德才兼备的女性的文辞创作，认为其感发情志、雅正可观，具有不朽之价值。琅琊儒士王相汇辑的《女四书》也为女学的推广做出了贡献。至康熙年间，许多女性的文学作品收录于《御定宋金元明四朝诗》等，获得宫廷的认可、彰表与刊行，宣告了女性的道德教育与著书属文能相融相和、相得益彰的立场。

关键词：明末清初；政统；儒教；女学

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出现了繁盛发展，作家大胆跨越闺门，参与丰富多彩的艺文交游，留存作品数量颇为可观。同时，诸多文人士大夫围绕传统女性教育以及女性是否可以表现才学、染指诗文等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本文关注的焦点则是宫廷内外对此如何回应，以及怎样通过文本编刊实现交互激荡影响。

一、明清女教倡行与论争

史载，明神宗执政不久，便谕令近臣加强宫廷妇学教育，首辅大臣张居正接续君王的话题，阐发女子接受教育后通古今、知义理、不逾矩的重大意义，并建言宫廷女子亦可学而优则仕。

据此君臣共识及其实施，内监刘若愚详细记载了宫女所学内容，既有《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蒙学教材，亦涉及儒家典籍《大学》《中庸》《论语》，至于《女训》《内则》则属于朝夕讲诵、浸陶渐染以成其德性的必修读本。授课教员主要由三至六名太监负责教习。学有所成者，可晋升为女秀才、女史官、六局掌印，在许多重要场合享受尊荣。

事实上，早在明代建制之初，太祖朱元璋即立纲陈纪，首严内教，谕令翰林学士朱升纂修《女诫》，辑录古来贤妃的典范事迹，以备后世子孙持守。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亦命儒臣解缙汇辑古今后妃以及诸侯、大夫、士、庶人妻之事，编次《古今列女传》，并亲制序文，颁之六宫，行之天下。后世帝王恪守太祖训令，高度重视宫廷女教。明内府庋藏女教读本有《列女传》《仁孝皇后劝善书》《女训》《内训》《内则诗》《内令》，其中不少是太后与皇后的撰著。例如，有感于女教素来取资于刘向《列女传》、班昭《女诫》而显得偏狭简略，《女宪》《女则》因亡佚不传而未能产生实际效应，通行的各类女教读本仅摘录典籍之小序而成，缺乏训诂释读，徐氏又常年侍奉高皇后马氏，遂以高皇后马氏平日训教之言为基础，广而述之成书。《内训》凡20篇，关涉女性德性、修身、勤励、崇圣训、景贤范各面向。永乐三年（1405）读本编就后，并未直接递呈明成祖，至永乐五年（1407）才由皇太子进献。成祖御览后，为之怆然，下令刊刻，并遍赐群臣。

万历八年（1580），明神宗命将《内训》与班昭《女诫》合刊，颁示天下，再次阐扬该书的教化之功：

“圣母恐母仪之教未阐，乃取曹大家《女诫》一书，俾儒臣注解，以弘内范。盖以此书简要明肃，足为万世女则之规。夙经圣慈服膺诵法，是以亟为表章。暨《仁孝文皇后内训》二书，俾诸保傅姆朝夕进讲于宫闱，爰以毓成淑德，用尊坤维，共襄乾治，则是书之功莫大焉。”

迨及清顺治初年，帝王后宫亦高度重视内治内教，认为《内则》乃修身齐家治国之根基，而历代流传的女教读本《后妃纪》等没有围绕最核心的典籍《礼记·内则》加以阐释与生发，故于顺治十三年（1656）敕谕近臣傅以渐阐明本旨，诠释微言。《御定内则衍义》凡16卷，分为孝、敬、教、礼、让、慈、勤、学八纲目，三十二子目，对女性之德、言、容、功的规范论列颇为详尽。琅琊儒士王相汇辑班昭《女诫》、宋若昭《女论语》、仁孝文皇后《内训》，合之其母刘氏《女范捷录》，详加笺注，题为《闺阁女四书集注》，迻借朱熹《四书集注》的书名，简称《女四书》，旨在提升读本在闺阁群体中的影响力，亦藉以彰表母亲守节抚孤的操守以及著书立说的文才。

刘氏其人及其撰述固然不似班昭、宋若昭、仁孝文皇后有名望，但经由南宗伯王光复（疑为王铎）、大中丞郑二阳（字潜庵）旌表以及《女四书》的刊刻流传，声名逐渐知著。《闺阁女四书集注》于明天启四年（1624）多文堂初次刊行，此后不断刊印，名目繁多，流传甚广。《女四书》所收著作中，明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已命儒臣注解班昭《女诫》，而仁孝文皇后《女训》各篇章亦系之小注，“注文或文皇后自注，或当时女史所注，皆未可知。其训释俱各纯正，可使天下后世女子易晓。”宋若昭《女论语》本就采用韵文体式，句式齐整，语言浅显易懂。得益于前人翔实可靠的文献论证，王相笺注《女四书》自能事倍功半。

与宫廷内外宣讲女教及编撰读本相随的是，知识阶层围绕着女性之才与德是否相得益彰展开了激烈讨论。一种观点是为了培育女德，防微杜渐，主张女性不能读书识字，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推向极端，乡闾民间奉行最为严苛。相形之下，获得文人士大夫普遍认可且颇具操作性的是，女性识字读书，接受教育有益于明习家法，巩固儒家体系的社会秩序，但坚决反对吟诗作赋、显露与炫耀文才。例如，扬州文人石成金《家训钞》曰：“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耻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陈眉公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

鉴于女性读书识字，于圣贤典籍弃之不顾，转而迷恋曲本小说，吟花弄月，甚至藐视道德伦理，有荡检逾闲之举，故而在家训中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理学名儒孙奇逢斥责大行其道的风习曰：“近来妇人结社，拜客、作诗，至男子为其妇才，持其诗献当道，求为刻传，大家称述，以为韵事”，“岂世终无阳刚大人，一洗此阴靡者乎？”

诸多卫道者痛心疾首呼吁与强化“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是耳闻目睹晚明以来男女大防松弛，女子适情逞才，大胆跨越闺门，严重危及到他们的伦理道德底线，或深刻感受到日渐兴盛的才女文化所带来的危机感，是以清初查琪语重心长地释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最终要旨“非欲其状如土偶，一事不为也。有好而矜，有才而炫，所伤妇德实多。”

不同于上述观念，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言论，鼓励女性染指文学创作的文士亦所在多有。冯梦龙《智囊全集》申明女子之才学乃德性之基，两者并不相妨。李渔更是振振有词地批驳曰：

“‘女子无才便是德’，言虽近理，却非无故而云然。因聪明女子失节者多，不若无才之为贵。盖前人愤激之词，与男子因官得祸，遂以读书作宦为畏途，遗言戒子孙，使之勿读书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见噎废食之说，究竟书可竞弃，仕可尽废乎？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败行，贪淫之妇，何尝历历知书？”

卫道者将聪慧女子失节行为归为才学惹出的祸端，进而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因噎废食的行为，无异于文士身处“学而优则仕”的儒学社会，在春风得意或如履薄冰的仕途中遭遇祸事，遂以此为戒，视读书与仕宦为畏途，故李渔认为，“以闺秀自命者，书画琴棋四艺，均不可少”，而且女子“入门之后，其聪明必过于男子”。与冯梦龙、李渔的立论相近者，又如王相母亲刘氏。其认为，古来众多后妃夫人、庶妾匹妇才德兼备，且长于诗文歌赋，而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妒妇淫女、悍妇泼妪，无视传统礼教家法，毫无才智与学识可言。

二、儒学浸染与撰著诉求

诸多蒙学或经史教育，不仅止于识文断句与伦理教化，亦包孕着文学启蒙与审美，是培育文学兴趣的重要途径。

嘉靖九年（1530），礼部上奏宫中应行事宜，翰林院儒臣旁征博引，逐一疏解《女训》《内则》各女教读本的文句，阐释核心要义，女官细细领悟记诵之后，每逢十六、二十六日，转而在坤宁宫向后宫皇后、嫔妃宣讲，又领衔诵咏翰林院所撰与女教有关的明白晓畅的歌诗。长此以往，后宫女性的文学才艺得到大幅提升。

国家文化政策、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新变，又有推波助澜之效。以明代为例，征选女性入宫担任女秀才、女官时，素来注重考察文史涵养之优劣，据陈启荣《明初琐记》：“洪武三年，诏选天下女子之秀者入宫。”

经过身体素质的筛选后，“翌日，乃试文史”，“次年，又诏选淑女善文艺者朱象真等六十人，定六局处之，各有官秩。宫女之才慧者，亦遴选入局任事”。民间一些才优学邃或在宫廷学有所成的女性，委以重任或享受各种殊荣，被尊为“女丈夫”“女君子”“女太史”“女秀才”。

清代虽然已取消征召“女秀才”的制度，亦未从官阶品秩方面提供晋升渠道，但帝王对才女的赏识与恩赐并未停歇。举例而言，王端淑博学多识，工诗词书画，顺治年间，朝廷欲援引古代班昭之例，延请其入宫教授宫妃，心系故国颇具遗民情怀的王端淑力辞不就；桑静庵工诗善画，以授女徒为生，诗册曾获得进呈，沈钟《挽桑夫人静庵兼慰德其》诗句有言：“辇下新诗传咏絮，闺中细楷羡簪花。牙籖空秘图书府，绛帐长悬仕女家。”黄媛介诗作，常由公卿内子“假其诗以达宫禁，名重天下”，出身显赫家世的朱中楣早负诗名，与夫婿李元鼎的合刻诗集《石园全集》由其子李振裕献呈康熙帝，太子胤礽亦点名索阅诗集。松陵才女孟文辉自幼博览全书，精通翰墨，诗词清妙，素有女博士之称。其丈夫过世后，家道衰落，遂谋生馆谷。

后宫皇太后、皇后、嫔妃及女官研读儒家典籍与女教读本，文学艺术素养与日俱增，艺文诉求亦获得合理伸张。其实，渊源有自的女教读本并不排斥女性表现才学。刘向《列女传》采撷典籍所载兴国安邦的可效法的贤妃贞妇，依次叙述其妇行妇德。其中“辩通”女性的标准是“文辞可从。连类引譬，以投祸凶。推摧一切，后不复重。”范晔撰《后汉书·列女传》，延续其例，收录文采斐然的女性班昭、曹丰生、马芝、皇甫规、荀采、蔡琰以及有辩才的马伦。

《女诫》的编撰者班昭颇具多方面才能，永元四年（92），其受诏进入东观续补兄长班固未竟之书《汉书》之《八表》《天文志》。制“表”必须详考前汉宫廷档案与宰辅记录，志“天文”又须通晓占星、谶纬诸术，班昭耗时十余年撰写《汉书·八表》。同时，又担任后宫女师，教授经书、天文及算数，皇后与贵人多师事之，号曰“大家”。关于其文学创作，《隋书·经籍志》著录《班昭集》三卷，涉及赋、颂、铭、诔、哀辞等诸体，有《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传世，尽管多为佚余篇什，但从见存文本来看，班昭运用典故信手拈来，讲述史实如数家珍。

《女论语》假托曹大家班昭所撰，作者实系出身儒士之家的宋氏姐妹，“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长女若莘、次女若昭文尤淡丽”。自幼接受儒学及文学教育，诗赋创作清雅淡丽，因以才显，德宗贞元四年（788），宋氏姐妹受诏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加叹赏。德宗能诗，与侍臣唱和，亦令五人应制，每进御，无不称善。嘉其节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宫廷应制，口出成章；策试经史，亦援笔立就，有古肃之气，无纤弱与香艳之风。仁孝文皇后博学好文，“幼承父母之教，诵诗书之典”，《内训·景贤范章》要求女性熟读经史，视历代贤媛为榜样，以成美德：“诗书所载贤妃贞女，德懿行备，师表后世，皆可法也。夫女无姆教，则婉娩何从？不亲书史，则往行奚考？稽往行，质前言，模而则之，则德行成焉。” 仁孝文皇后例举娥皇女英之恭俭、太任之端庄、太姒之孝敬，进而倡导女性稽考典籍，取阅而效法。王相母亲刘氏“幼善属文”，前已述及其斥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合理性，转而称引诸多才德兼备者，如“齐妃有鸡鸣之诗，郑女有雁弋之警”，“敬姜纺绩而教子，言标左史之章；苏蕙织字以致夫，诗制回文之锦”，这些女性知书识字，通经达礼，声名远播。

由上可见，《女四书》汇编的各书作者均表现出深厚的文史素养。清顺治年间《御定内则衍义》卷十六更旗帜鲜明地标举一纲目曰“好学著书”。读书有益于身心，有功于家国。读《易》则知晓盈虚消息、勤俭持家之理，治《春秋》则明白赏罚是非之权，诵《楚辞》则树立忧谗抱忠、仁民爱物之志，考《周官》则有崇贤好礼之心。

立言以明德、赋诗以见志的传统源远流长，未曾中断。《女诫》等有益于人伦女教的著述自不待言，汉代班婕妤的赋作“温柔忠厚，有爱君之心”，晋代左芬的赋作“恳至悽恻，多思亲之意”，辞雅理懿，足以感发情志，洵为宫闱翰墨之冠。其余如刘臻女陈氏、王凝妻谢道韫之词雅正可观，窦滔妻苏蕙之织锦回文“有超人意想之表”，耶律常格的时政文“治平之道备焉”，诸如此类的才学兼备者，“其书不朽，其人亦当不朽矣。”

三、才女创作与朝野著录

明末清初宫廷内外才女创作的作品，被众多女性作品总集从各种史料中予以钩稽、排列与整理，呈现出蔚为大观的才女文化图景。

其中钱谦益《列朝诗集》、张豫章等编纂《御定宋金元明四朝诗》（《四朝诗》）“明代卷”等晚出而有集大成之实的选本尤值得重视，不仅选录诗人及作品数量最丰，且前者出自一流学者文人，选诗论人皆非凡俗手眼，代表其时主流史家观念与女性文学批评趣尚；后者出自帝王钦定官员，选诗论人皆是官方推行的典范，代表了朝廷的声音、立场与范式。后世著录才女事迹、校雠作品讹误，纷引《四朝诗》为据。

例如，厉鹗《宋诗纪事》著录朱逸仙、崖州女子。《玉台书史》《南宋杂事诗》讲述钱塘才女韩玉父年幼时跟随李清照学诗，后归嫁闽人林子建，林氏中举后返闽，韩玉父前往寻夫不遇，遂题诗于壁，谴责负心薄幸行为。松江文士沈恕喜好收藏，借用黄丕烈所藏鱼玄机、薛涛及杨太后诗集底本，并请代为刊梓，其弟沈慈钞录钱梦庐家藏本孙淑《绿窗遗稿》，对勘《四朝诗》《宋元诗会》所录诗作，辑录异字。黄丕烈复为之精心校定，合之前刻三位女性诗集，最终形成《唐宋四妇人集》。

《四朝诗》博采宋金元明各体诗，共计304卷，收录作者达5800余人。以选录才女而言，宋代87人，元代40人，金代3人，明代178人。作者姓名、爵里冠于一代之首，次则分以帝制、四言、乐府歌行、古体、律诗、绝句、六言和杂言。是书刊刻精良，装帧雅致，全书用开化纸刷印，洁白如玉，触手如新，堪称清代内府刻书的典范。诗学造诣颇高的顾嗣立（1665-1722）经宋荦荐举，应选至京师，受命分纂典籍。根据其自订年谱记载，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朝诗》最初钦定的领衔纂修官是翰林院吴昺、陈至言、陈璋、魏学诚，各自选定基本文献，经由南书房转奏康熙帝裁夺。

其后，王景曾主动请缨，亦被委以领衔纂选与校刊。顾嗣立、钱荣世、田广运等十三名录选官先行就绪，后又增补张大受、吴士玉、汪泰来等九位。编选事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二月一日开始，地点设在怡园。次年五月，陈鹏年自江宁入馆；十一月，吴昺外出视察学政，十二月二十一日，张豫章受诏至馆。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四朝诗》历经一年半告成。由此可见，张豫章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主导纂修者实为陈至言、陈璋与魏学诚。醉心于存录史料的顾嗣立受到了纂选官的重用。顾嗣立辛勤搜集，专精毕力，而且业已告竣的《元诗选》“初集”“二集”成为《御选元诗》的重要史料来源，《四朝诗》得以快速告成，顾氏可谓厥功甚伟。

以选录明诗而言，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成为取资的两种最重要的文献。在翰林官员看来，朱彝尊以纠缪订补《列朝诗集》为务，后出转精，四库馆臣赞曰：“每人皆略述始末，不横牵他事巧肆讥弹。里贯之下，各备载诸家评论”。《四朝诗》选录明代才女，主要采撷于朱彝尊《明诗综》。

其一，确考之作。对于确有其人、传世史料丰富，而《列朝诗集》与《明诗综》记述有异，《四朝诗》取资于后者。例如，麻城女子毛钰龙，《列朝诗集》虽有详细记载，但《四朝诗》大体依从《明诗综》。其他如文氏、沈宪英、黄幼藻、景翩翩、张回、薛素素、羽孺、杨宛，凡属字号、里籍或表述相异者，《四朝诗》均据《明诗综》著录。

二，缺漏之作。《列朝诗集》未载而《四朝诗》著录者，比如李因、徐翩翩、曹静照、商景兰、祁德渊、张德蕙、朱德蓉、顾若璞、倪仁吉、桑贞白、沈琼莲、袁彤芳、章有渭、盛韫贞、项珮等，均引自《明诗综》。

其三，辨伪之作。明嘉靖年间，王庄妃初入宫廷，因未获宠幸，题诗自叹，有“风吹金锁夜声多”之句，帝御览而心生怜悯，册封为贵妃。钱谦益认为郭子章《豫章诗话》误将庄妃记为宫人张氏，然朱彝尊考之实为翰林罗璟诗作。至于《列朝诗集》《明诗综》一致认定的伪作，如“今日相逢白司马”为吴中范昌朝之作，非铁氏二女诗句等，《四朝诗》弃置不录，或据此校改。

其四，稀见之作。衡州人行徹，寓居嘉兴福国禅院，其偈语多近于诗，有孟郊、贾岛之风骨，《明诗综》录其诗作《秋日怀母》。另一女尼行刚，为诗僧通乘弟子，法号行刚，居住梅会里伏狮院。此为《明诗综》僻秘之记载，《四朝诗》据以采录。

以上从四个方面例证了《四朝诗》倚重《明诗综》著录明代才女的情形。究其因，一是缘于朱彝尊的学术声望及其与《四朝诗》纂修官之交游。朱氏博识多闻，根柢庞固，文辞渊雅，远出并世诸儒。清康熙十八年（1679）应试博学鸿词科，颇受康熙帝眷顾，亲拔擢为一等，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明史纂修官。

顾嗣立于康熙二十年（1681）参加江宁乡试，正考官是朱彝尊与冯云骕；康熙三十七年（1698），顾嗣立登门拜访，朱氏以家藏诸多珍本元人遗稿相借，始为订交，其后，两人颇多往还，《元诗选》“二集”能在短期内编就，朱彝尊功莫大焉。朱氏与王士禛商订《明诗综》的编刊缘起、流派演变与作家作品，顾嗣立以及朱氏授业弟子、《四朝诗》纂选官张大受常相为之转达。基于师友之间的密切交往及对编刊动态的掌握，他们奉诏纂修《四朝诗》，自然颇为倚重《明诗综》。

二是康熙帝重视诗歌涵泳性情而为道德之助的化育作用，《御选唐诗》所选，“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命儒臣纂修《四朝诗》，亦意在“措之礼陶乐淑之中，被以温柔敦厚之教”，统归于“思无邪”的诗教。朱彝尊《明诗综》选诗论人，辞旨和平，温柔敦厚，不巧肆讥弹，符合御选诗旨趣。

需要注意的是，《明诗综》所刊才女共计128人，与《四朝诗》所选相差49人，如安福郡主、夏云英、武定桥烈妇、沙宛在等等，未见《明诗综》。又，《四朝诗》所选吴令仪（2首）、倪仁吉（4首）、桑贞白（5首）、沈琼莲（10首）、邹赛贞（2首）、张红桥（7首）等女性作家的作品数量均超过《明诗综》，凡此又见诸钱谦益《列朝诗集》。进言之，《四朝诗》选录明代女性作家，主要采录朱彝尊《明诗综》，次以钱谦益《列朝诗集》为辅。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作为清初诸多“御制”“御选”“钦定”文学总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通过行怀柔羁縻之术，延揽才优学赡者入馆纂修，在生活待遇、工作环境、仕宦前途各方面给予优渥，藉以笼络江南文士；另一方面，系统组织编刊历代诗歌总集。历代女性作家虽被措置于释道仙鬼之列而论其爵里，然而女性文学尤其是明代才女文化之胜景却颇为醒目。

明代中后期学术思潮涌动、都市文化勃兴、男性文人激赏与才女写作诉求的有效伸张，促成了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进而得以在御定总集中得到集中展示；与此相随，女性文学书写获得宫廷的认可与彰表，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女性的道德教育与著书属文能相融相和、相得益彰，其书写趣旨与风格又成为后世才女借鉴摹拟的案头文本。

综上所述，女教传统源远流长，迨至明末清初，女教宣讲如火如荼，读本编撰蔚为大观，既有书坊推出文士王相的汇集之作《女四书》，也有内府刊刻顺治帝《御定内则衍义》。浸润于女教读本及传统蒙学、经史教育，女性朝夕诵读的同时亦获得了文学启蒙与审美，赋诗言志的创作热情渐长。

面对知识分子广泛讨论的言辞“女子无才便是德”，宫廷虽未有正面回应，但诸如明熹宗张皇后课授唐宋小词，顺治帝推扬好学著书的才女，康熙帝组织纂修《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彰表女性的诗歌创作，并谕令近臣纳兰揆叙编刊女性作品专集《历朝闺雅》，凡此均表现了宫廷的态度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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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11批特别资助项目和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YBA04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