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多元理想类型及其实践形态，第十期“慈善文化会讲”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举办
原标题：第十期“慈善文化会讲”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举办
来源：“人大公益创新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一月廿一日丙午
耶稣2021年12月24日
2021年12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举办的第十期“慈善文化会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439会议室顺利举办，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讲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慈善文化会讲”作为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知行合一”的“行动性研究”，推动学界与业界创建、践行、传播“体用合一”的现代中华慈善。在观察和分析当下的中国慈善时，我们将传统的“体/用”思维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依据“体/用”框架逐一讨论慈善领域中涉及到的重要话题。自2018年12月以来，“慈善文化会讲”已连续成功举办九期，主题涉及儒家、自由主义、道家等不同的慈善文化与实践。
本期“慈善文化会讲”是在第八期基础上进行的深化和总结，主题为“慈善的多元理想类型及其实践形态”，尝试对比考察中国传统儒家慈善、社会工作、农村基督教、道教慈善、现代学校等不同领域的慈善文化类型及其实践模式。
本期会讲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主持。康晓光教授介绍了会讲的缘起，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一直致力于研究慈善文化，举办“慈善文化会讲”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方式，到现在为止已举办九期。今天五位主题发言人将围绕“慈善的多元理想类型及其实践形态”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他们都是在“体用范式”的分析视角下来展开观察和研究，今天来系统地汇报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然后展开一些讨论，大家可以围绕着每一个话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围绕着这个主题，来探讨研究方法、研究策略、研究设计的问题，从方法论上来思考怎么把这个研究做得更扎实一些，对研究进一步深化。
西北大学讲师罗德博士做题为《传统儒家慈善思想与实践形态研究——以高攀龙为中心的考察》的主题发言。他的发言按照报告的基本结构，主要从九个方面展开：
首先，他在导言中提到，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这项关于慈善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到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从儒家核心的精神价值出发，则儒者为善的思想和行为，绝不是西方狭义的“慈善”所能够概括的，所谓“慈善”只是一个方便的线索、切入点和抓手，他的研究致力于为“儒者之善”正名：为慈善行为赋予中国精神、为慈善领域拓宽视界、为“非慈善”领域注入善魂。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方法论：理想类型。并辨析了容易对该方法产生的一些误解，阐明了理想类型是基于现实的某种抽象和建构，便于抓住事物最重要的特征。第三部分，他以“知人论世:儒者之宗”为题对高攀龙其人以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第四部分，他详细分析了慈善的同心圆结构，通过引用《高忠宪公年谱》《高景逸先生行状》，论述了传统儒者为善的典型表现，以及其“仁以为本，亲疏有别，由近及远，超越宗族，趋于普爱”的基本特征，接下来从“家族”、“乡里”、“超越熟人共同体”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在现代狭义“慈善”的视野下，高攀龙的慈善实践。第五部分题为教化为本：济贫实为劝善，在这一部分罗德博士提炼了狭义视角下的儒家慈善的两个关键特征：“精英主导”与“道德教化”，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第六部分：为儒者为善的精神动力，在这一部分他通过对高攀龙的论述，结合儒家思想的义理，阐述了慈善背后的动机，主要表现为：“为善行仁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民胞物与：大身即是同善”，“天人合一：善即天理”。罗德博士提出通过前述对狭义“慈善”的分析，开始触及到儒者为善的精神动力的这个层面之后，就会发现如果要完整准确地理解这种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士大夫，在他们一生中的所思所行，就不能简单的在“慈善”的范畴内考虑问题，就需要在慈善之外更广阔的领域去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精神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部分：超越慈善方为大善，罗德博士将视野从狭义慈善扩大到高攀龙一生的讲学、从政以及生死抉择，论述其“大善”之表现。第八部分为神圣信仰：儒者的生命意识，这一部分通过回顾高攀龙面对死亡的态度和选择，当中所展现的与生前所谓一以贯之的精神，阐明“历史”与“不朽”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并且说明了这样的精神背后最深层次的力量支撑，来自儒者毕生的修持与领悟、学习与事上磨练之后对天道的洞察与体悟。第九部分罗德博士以“跨越时空的儒者之善”为题总结了“儒者之善”：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弥散渗透无远弗届、古今不二超越时空。最后，罗德博士提到通过这项研究，个人体悟很深、收获了很多，他以一首感悟诗作为结语“修悟并重明道体，学事磨炼显诸用。顺性应时得其宜，持经达变穷则通。”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韩恒教授做第二场主题发言，题目是《体用框架下的农村基督教公益慈善》。他的发言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部分，对原有内容的回顾。
韩恒教授首先基于文本分析解析基督教的慈善之体，总结出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基督教慈善之体：神爱是慈善的源头；慈善主要体现为爱人（爱他人），强调爱人如己；爱人源于爱神，爱人可以荣神，终极目的是与神同在；爱人和爱神源于神爱。接下来探讨了基督教慈善之用。慈善内容包括物质层面的帮扶救助、社会层面的关心关怀、精神层面的慰藉；慈善主体包括教会组织和信徒个体；利他对象包括教内信徒和教外民众。最后，通过教内慈善、教外慈善分析慈善之用，教内慈善包括日常性的帮扶救助和特殊事件的帮扶救助，教外慈善包括帮扶救助、参与养老救孤、参与修建公共设施、捐款捐物等，研究认为教会已经形成自洽的帮扶救助体系，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探访有价值支撑（信仰教义）、组织基础（同工团队）、经济基础（专项经费）、网络化体系（覆盖所有村庄）。韩恒教授指出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慈善，根本动力都是为了荣耀神。
第二部分，本次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补充内容。
首先，对体用框架下基督教公益慈善的讨论。韩恒教授提到体用范式非常有潜力，但在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体用框架？如何把这个框架具体化、操作化？他分析了体用范式及其运用，并总结出“体用”范式研究思路。接下来韩恒教授基于以上分析框架，对比农村基督教慈善、传统亲属间慈善与非营利组织慈善，通过慈善理念(体)、受益对象、帮扶内容、资金来源、组织方式的比较，他认为教会是“功能复合体”；其他帮扶救助是一个个孤立的制度设置，农村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有显著特色、自洽的慈善体系，农村基督教有自己独特的信仰基础、组织基础、经济基础、人员基础和外部支撑。从“体用”框架来看，农村教会组织层面开展的公益慈善是体用合一的“自洽”体系，是宗教信仰与公益实践的有机统一。随后，韩恒教授简要分析了体用框架下基督徒个体慈善行为。
其次，体用框架下基督徒丧葬仪式。通过比较信徒丧葬仪式与传统丧葬仪式，韩恒教授认为基督教信徒的丧葬仪式相对传统丧葬仪式有一部分抛弃，一部分新增，更多的是继承和改造，抛弃的部分（用）是与基督教信仰（体）有冲突的，而新增和改造的部分也是为了更好凸显信仰（体），这说明“用”不能与“体”冲突。
第三部分，对体用框架的思考。
从基督教慈善公益和葬礼的讨论，反过来再思考体用框架。韩恒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第一，体用可能具有相对性。体用不是完全二分，比如制度、人际关系、建筑物等元素，会处于体与用之间的不同状态，在一种情况下是体，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用。第二，区别外来之体与自有之体。对于外来的体，进入到本土文化场域时，在用的层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嵌入？比如基督教葬礼，尽管体是西方的，但是在办葬礼的仪式上，除了继承，也会改造。外来之体要借本体之用，抛弃、新增、改造都是为了彰显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体用是趋于合一的，体用是不能冲突的。运用体用框架，要考虑体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宝教授做第三场主题发言，题目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体用框架”：一项溯源研究》。
杨宝教授首先感谢康老师带领进入这项研究，自上次会讲之后主要思考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厘清自由主义思想史相关的核心概念及其演变逻辑，如道德和权利的关系；第二，以西方社会工作的体用框架为参照系，如何推进社会工作进入中国的体用变迁研究。
接下来他回顾了他本项研究的历程和研究思路转换的关键点，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国化的实践表现、转化过程及变迁动力”的研究，到“个人主义与社工组织管理的体用关系”的研究，最后落脚到“西方社会工作原型的体用框架：溯源研究”。社会工作是典型专业化的产物，在组织层面没有真正体现体，体用框架恰好提供了一个认识社会工作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还是需要回到背后的思想史、发展史中寻找答案。
针对上次会讲汇报的研究内容，杨宝教授提到在这段时间的深化研究后更坚定了文章整体逻辑、方向性和关键节点的把握是没有问题的，本次主要是对社会工作体用框架的总结有一些更新的内容。
杨宝教授提到研究表明，社会工作源于宗教慈善，但在福利国家背景下成为世俗的助人体系。即使如此，社会工作体系深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全方位的体现在价值基础、助人目标、专业价值观、专业理论、方法与技术以及组织体系等方面。为了深入探讨西方社会工作体系中根本性要素和派生性要素的逻辑联系，还需深入分析“体用关系”，分析“体-用”之间呈现哪些结构性特征。
随后他就社会工作的体和用以及本次研究在这方面的进展做了详细解读，社会工作的“体”包括意识形态、助人目标、专业价值观，“用”则包括知识论与理论、方法与技术、组织体系与场景。在体的层面，学术界始终认为社会工作深受宗教影响，但真正使之成为专业体系的演变过程来看属于典型的自由主义逻辑，自由主义逻辑确立了社会工作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弱势群体、如何看待利他行为及其利他目标等。在用的方面没有太多新观点，但是在组织体系和实践领域方面有一些新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士在社会服务机构制定社会服务方案并协调实施，需要与其他正式员工、志愿者的通力合作；第二，社会工作的落地实施需要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网络，从中获得福利资源、志愿资源和助人资源的支持，而市民社会网络与自由主义高度关联、浑然一体，社会工作发展史的梳理过程中时常忽略了他的显著功能。
最后，研究展望方面，杨宝教授总结了几点：第一，继续深入西方思想史与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内容上要紧密结合避免两张皮。第二，深入调研有一些更扎实的案例来展现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体与用。比如逐项分离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中的“体-用”及其“结构”，力争总结提炼社会工作的“新中体、新中用”，尤其是一些反差性比较大的案例是如何体现这些内容的。第三，调研中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话语表达”，社会工作者所使用的大量话语共存于中西方慈善文化逻辑，其背后真正的意涵是否相同？体用框架有助于区分话语背后的真实含义，未来要深入研究。
杨宝教授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李毅作了题为《“中体西用”的微观结构与生成机制——一项扎根研究》的主题发言。他关注到现实社会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即在现代组织中，占据根本性、深层性的信仰、理念、规范、价值观（称之为“体”）为中式主导，居于派生性、从属性的结构设计、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工具器物（名之为“用”）为西式主导，该研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现代组织的‘中体西用’模式”。该报告所好奇的是此种模式所呈现出的微观结构状态，及该模式为何、如何得以生成的过程与机制。据此，该研究提出的问题为：现代组织“中体西用”模式的微观结构描述与生成机理解释。
通过选取引发该研究兴趣的一家现代组织——曲阜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作为典型个案，采取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李毅对该案例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关注与深入的田野调查。
借助丰富的调研资料，该报告从“体”之格局、“用”之格局、“体用”格局三个层面，递进描绘了该组织“中体西用”模式的微观结构形态。并且，在“用”的描述部分，既涉及组织管理的一般内容，如人工器物、激励方式、人际关系等，也兼顾学校组织与教学活动的特殊内容，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
在此基础上，该报告构建了描绘现代组织的一般性框架：从三个层面（人工层、制度层、价值层）、六个维度（象征性器物、实用性器物、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公开宣称价值、深层预设价值）入手，对现代组织进行全面无余而重点突出的刻画。
借助于该框架，李毅总结出了塑造现代组织“体用”格局的三条规则：价值主导规则、适配最佳规则与效率最优规则。所谓“价值主导规则”，是指现代组织的“价值层”（“体”）往往由特定类型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类型的文化则居于从属地位，整体呈现出“一主多元”的格局。所谓“适配最佳规则”，是指当主导价值（“体”）确定后，组织会致力于器物层和制度层（“用”）与之最大程度的适配，这种适配以原生同源为追求，以经由重新阐释后的互不矛盾为底线。所谓“效率最优规则”，是指当多源之“用”在与“体”均相适配的前提下，效率更高的制度、理论与技术（即文化描述框架中的实用性器物与正式制度）会占据主导；若无法区分出效率高低，则与“体”更相适配的“用”（如文化描述框架中的象征性器物与非正式制度）会居于主导。
接下来进一步追问至上述三条规则背后更深层次的塑造力量，即组织存在所必须满足的功能和需求——意义探寻需求、内部整合需求与外部适应需求，是它们分别衍生出了“体用”格局的三条作用规则。进而，该报告从历史文化传统、多元文化环境、关键人物三个外部变量，连同前述作用规则与组织需求，构建起用以解释组织“体用”格局生成机制的理论框架。当三个核心外部变量的状态确定为中国文化传统、全球化环境与中国文化信奉者时，“中体西用”状态由此生成，“中体西用”的形成过程和机理遂得到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秦彬彬做了《体用框架下的道教慈善与实践》的主题发言。她的汇报主要从道教的慈善内涵、传统道教慈善实践以及现代道教慈善形式展开。
秦彬彬首先介绍道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道教经典对“慈善”有着丰富的解读。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至上的善如水一般，水利于万物却不与万物争利。慈与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慈为万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慈是善的本源，心若无慈则善也难以自立。道教行善来源于以下动机：第一、为了成仙得道。道教把行善与修道成仙联系在一起。要成仙就得积功累德。道教的“承负观”是道徒行善的重要依据。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体现出善恶报应,而且还会对后世子孙产生影响。第二、行善积德是修道之人必须遵守的教规。《云笈七签》将慈爱纳入教规当中，“修斋求道当奉十戒”，“第三戒者，守真让义，不淫不盗，常行善念，损己济物。第十戒者，举动施为，平等一心，人和神修，行常使然。”第三、是为了求生。“仙道贵生”是道教的核心教义之一。道教认为那些弱小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都是应该得到帮助的。
接下来，她以“施粥”对传统道教慈善做了简单介绍。全真派道长马丹阳的著作中反复提及以“施粥”来济贫济困。《马钰集》曰：“慈悲道友怜贫乏，设粥三冬。”修道之人应当可怜贫苦之人，在三冬时节为他们煮粥。“人人正好修功德，当起慈悲，拯溺扶危，设粥都来百日期。”人们都需要修习功德，发慈悲之心，拯救弱小帮助危难之中的人，在三冬时期设粥帮助他们。
随后，秦彬彬对所选案例进行了简要概述。上饶市葛仙山慈爱功德会是依托葛仙山寺观管委会，组织道教信众从事慈善活动的非营利性组织，以“齐同慈爱、异骨成亲”为创办理念。“每年捐助百名贫困大学生”项目是葛仙山慈爱功德会的品牌形目，每年暑假高考分数出来后，葛仙山慈爱功德会在铅山县选取一百名考上一本线的贫困大学生，每人给予3000元的资助。“所谓齐同就是平等的看待万物，慈爱即如父母爱护子女的出于天性的无私之爱。齐同慈爱就是像大道生养万物一样，济世利物是把‘齐同慈爱’付诸于实践的最好方式。”葛仙山住持曾这样解释慈爱功德会的价值理念。情动于中则形于外，道教信仰深植于道教慈善理念之中，葛仙山慈爱功德会将这样一种和谐的慈善思想通过慈善实践表现出来，呈现出体用合一的局面。
最后，秦彬彬对接下来的研究做了展望，对比古今道教慈善形式，分析不变的道教慈善之“体”与变动中的慈善之“用”的结合机制，将道教慈善的体用合一机制更细致地描绘出来。
秦彬彬主题发言
针对每位主题发言人的汇报，康晓光教授、韩恒教授、杨宝教授、王兵副教授、罗德博士等做了深入讨论和精彩评议。
康晓光教授最后总结：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成效，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振奋，各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有了重大进展，而且展示了很好的前景。如果我们继续做两到三年会有一批比较好的成果产出。我个人也在系统梳理古典体用思想，同时也尝试为未来儒家文化复兴探讨一些策略和方法，相信过几年大家都会有高价值的产出。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