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岳麓书院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者：朱汉民 邓洪波 肖永明 潘彬 谢丰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21年第5期

编者按：千余年来，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传道济民”“实事求是”等精神文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时满含深情地谈到，对岳麓书院一直有牵挂，对岳麓书院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深有感触。值此总书记考察湖南大学一周年来临之际，本刊特开设专栏，就“岳麓书院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力求将岳麓书院教育理念和方法与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结合，推动岳麓书院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拔尖人才。

摘要：南宋张栻提出了“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确立了岳麓书院培养人才、传承道学、经世济民三大基本功能，其中已经包含了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现代意义而又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岳麓书院实行的学规、章程，强调进德成人必先于修业成才，注重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重经史、强基础而又考时势、通世务，是书院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可以为当代大学管理提供借鉴。经史之学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体现了岳麓书院教育的精神取向，从中可以提炼出新时代经典教育的基本原则。志趣的养成为学生提供持久稳定的内在动力，发掘古代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的丰富资源，可以为当今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构建提供启示。古代岳麓书院师生形成了以道相交、以情相融的传统，应当将这些理念与方法加以转化，明确师生共同目标，拓展师生相处的载体，以情感作为纽带，构建融洽紧密的现代高校师生关系。

关键词：岳麓书院；办学宗旨；书院学规；志趣养成教育；读书法；师生关系

张栻“传道济民”教育宗旨及现代价值 / 朱汉民

建章立制，立德树人：岳麓书院学规章程及其创造性转化 / 邓洪波

岳麓书院《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与当代的经典教育 / 肖永明

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对拔尖人才培养的现代借鉴 / 潘彬

古代岳麓书院师生关系的构建及其现代转化 / 谢丰

朱汉民|张栻“传道济民”教育宗旨及现代价值

作者简介：朱汉民（1954- ），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阳孔学堂访问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期，作为一种新型高等学府应该如何办？最初的创办者还没有能够表达出其独特的认识。他们似乎关心的是“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即如何使士子们有机会读书，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顺利取得做官的资格。直到南宋初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才开始明确提出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办学。他对岳麓书院的师生提出：“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史实证明，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学后，一直坚持这一基本教育宗旨，故而推动了岳麓书院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的全面改革，导致书院学风、人才培养方面的新气象。此后，岳麓书院不仅成为南宋时期最有地位和影响的高等学府，同时也是全国书院教育的典范。岳麓书院学术地位高，尤其是人才培养成果显著。黄宗羲、全祖望编的《宋元学案》专列《岳麓诸儒学案》，包括在当时声誉很高的“岳麓巨子”，他们成为南宋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教育方面的优秀人才，实现了张栻期望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教育理想。

为什么张栻“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确立后，会在岳麓书院历史上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呢？应该说，这一教育宗旨的提出，其实是确立了岳麓书院三个基本功能，具有突出的现代价值。

其一，人才培养。张栻明确了书院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以人才培养作为主要目标，这是创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最核心功能。这必须联系宋代教育背景与历史条件来考察。相比于唐朝而言，宋代科举制进一步发达和完善，并且更加强化了其人才的选拔功能。分科考试以取士，本来是一种衡量、选拔人才的手段，但是，由于科举考试与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使科举考试由办学手段变成了教育目的，使各级学校往往以科举之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唯一目标。张栻重申创办书院的基本宗旨是“成就人才”，并且在否定科举利禄、言语文词的外在标准前提下讲到“人才”问题，可见他心目中道德教育永远是第一位的，故而批判了科举制度下学校教育出现的许多以利禄为目的、教书不育人的种种弊端。

其二，传承道学。“传道”本来是对“师”的要求，韩愈《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于“道”与“学”是一个整体，张栻在此所讲的传道，无疑还包括学子对师道的传承。张栻曾经特别指明复兴“师道”的重要意义：“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质，何世无之，而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师道之不立故也。”岳麓书院人才的大量涌现，既是这一师道的杰出成果，同时也是这一师道精神的继承。张栻特别赞扬宋代教育能够开创出“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的局面，也是从教育成果与师道传承两个方面来考察的。

其三，经世济民。北宋胡瑗的“苏湖教法”强调“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明体”是传道的价值教育和人格教育，而“达用”则是知识与技艺的经世济民教育。张栻继承了这一重要教育理念，认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经世济民的能力。这一教育宗旨，主要体现为学者应该具有经世济民的知识、能力。张栻一直保持对经世济民之学的要求，他曾经说：“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可见张栻将传授经世济民知识技能看作是书院的重要任务。

张栻所说的岳麓书院办学宗旨就包括上述“成就人才”“传道”“济民”三个方面，它们可以看作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即书院的首要任务是“成就人才”，这些人才首先应该传道，进而能够经世济民；同时也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即书院既要关注人才培养，同时也要承担传承道学、经世济民的使命。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确实是有着深刻的中国教育传统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根基，故而奠定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是岳麓书院延续千年办学、形成“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格局的深层思想原因。

站在现代高等教育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张栻“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其实还具有值得中国大学继承与弘扬的现代价值。特别是从现代大学的社会功能视角，能够发现张栻的教育宗旨具有明显的现代意义，值得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继承和弘扬。

从现代大学的功能来考察，西方近代大学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十一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主张大学的功能是人才培养，十九世纪德国的洪堡大学增加了科学研究，二十世纪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又增加了服务社会。此后，人们大多肯定现代大学的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应该说，张栻提出的“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与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有十分相通的思想内涵，而且张栻的“传道济民”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的作风与气派。

首先，张栻强调了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功能，与同时代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所强调的功能非常一致。从宋元明清一直到近现代，岳麓书院一直因重视人才培养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获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宋代教育宗旨的超时代意义。其次，张栻强调经世济民的教育宗旨，这里的经世济民，既是指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承担服务社会的任务，但同时也包涵着岳麓书院应该服务社会的思想。强调书院服务社会的功能，这一思想本来就是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开创湖湘学统的胡宏最初创办碧泉书院，就提出通过书院以服务社会的教育理念。胡宏在他的《书院即事》诗中写道：“为无经济学，万里筑幽栖。”他希望碧泉书院承担经世济民（经济学）的社会责任。而张栻则是直接将“济斯民”作为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使得岳麓书院在南宋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均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再从张栻所谓“传道”的现代意义来分析，如果将“传道”纳入中国大学的现代价值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的功能非常明显和突出。张栻所讲“传道”包括“道学”与“道统”两方面，体现出书院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其“道学”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中国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道学”代表了两宋时期新的学术思潮，是宋儒通过知识创新而实现了中国学术史的大发展。张栻希望岳麓书院承担“传道”的功能，推动了岳麓书院成为南宋道学学术基地。可见“传道”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学术研究功能的体现，与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张栻所讲岳麓书院的“传道”功能还有文化传承的“道统”意义，而岳麓书院能够承担“道统”，恰恰体现出书院有一个与西方大学功能不一样的地方。张栻的“传道”之道，就是将岳麓书院之道上溯到先秦的孔孟之道，并强调孔孟之道又是源于上古的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在宋代道学家群体中，张栻是最早提出“道统”一词的。他在《答陈平甫》中说:“欲请足下本六经、《语》、《孟》遗意，将前所举十四圣人概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而以国朝濓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育，就是希望岳麓书院开创出“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的局面。张栻提出的“道统之传”，对当代中国大学如何承担文明传承功能有重要启示。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功能问题，已经有教育家提出，文化传承应该是现代大学的第四大重要功能。应该说，对当代中国大学而言，张栻提出的“传道”教育宗旨，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又体现出值得借鉴与传承的现代意义。

邓洪波|建章立制，立德树人：岳麓书院学规章程及其创造性转化

作者简介：邓洪波（1961- ），男，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书院历史与文化教育研究。

书院一般都会制定学规、章程，规范教学，导引师生。学规的内容，因时因地因院而各不相同，包罗甚广，约略而言，则有三端。一是确立办学、讲会之宗旨，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为诸生树立鹄的，为同仁确立目标，意期立志高远，养成正确的人生理想。二是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为学者提供更多的至善达德的帮助。三是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是书院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章程不同于学规的远大追求，强调细密的做法和可操作性，内容多是山长的择聘、待遇、责任；生徒的甄别、录取、分级、考课，以及考课的日期、内容、奖罚；教材的选择，教学组织，课程设计，课时安排；讲会的组织、程序、仪式、日期，以及会讲的内容；经费的筹措、管理与开支；图书的征集、整理、编目、借阅；员工的配备、责任、工食；书板的校刊、刷印等等，皆是具体而硬性的规定，意在从各个侧面去维系书院的正常运作。把握书院的学规、章程，即可把握书院的精神，把握书院教育制度的本质。

清代以前，岳麓书院见于文字的规章很少。宋代，张栻的《岳麓书院记》主要强调其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教育方针。第一个正式学规是《朱子教条》，即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代，除将《朱子教条》改名《晦庵先生教条》，尊为“文公学范”之外，尚有规范士人视听言动的“程子四箴”及世宗的《敬一箴》。这些大多侧重思想修养，很少具体条款规定，反映了书院注重“无形规范”的特点。到清代，特别是康乾之世，岳麓书院地位再次被抬到全国首列之后，其规章不断增加，对修身养性、为德治学，以致日常生活行动之种种规定，日臻严密具体。据统计，清代岳麓有学规、学约、学箴、戒条、条约、规条、章程、佃约、示、谕、课程等二十余种，近二百条，数量之多，是岳麓书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全国也属罕见。其建章立制的规范性管理于此可见一斑。

岳麓书院的学规与章程，大致可以分成进德、修业、考课几大类型，而论其规章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进德成人必先于修业成才。岳麓书院历来强调，修业必先进德，成才必先成人。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前十条讲忠、孝、庄、俭、和、悌、义等道德规范，意在进德成人。杨锡绂《岳麓书院学规》四条，分立志、求仁、变化气质、正文体，前三条皆是进德之规。旷敏本拟有《六有箴》：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从昼夜、瞬息、言行各方面规矩诸生。欧阳正焕则大书“整齐严肃”四字作为岳麓院训，并作《书整齐严肃四字因示诸生》诗，以“涵养在主敬”“制外以养中，主静以定性”“力行我为政”等训示学子。长沙府知府李拔也发表《岳麓书院辨志说》，并为院中存诚、主敬、居仁、由义、崇德、广业六斋各作铭训戒诸生。凡此种种，表明书院学以伦常为本、学以器识为本、学以修省为本，即“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成为常态。正因为如此，才有岳麓书院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建功立业，人才辈出，挥写“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空前盛况。

第二，继承发扬朱张理学传统，高扬学术大旗。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长李文炤参考《白鹿洞书院揭示》，制订《岳麓书院学规》八条，尊濂洛关闽之绪，而一以朱子为宗，进德“注重于立身、敦品、养性，治业则注重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主讲悉以修己治人为训，强调《四书》，由《四书集注》到《四书或问》，再到《朱子语类》，多所讲究，其他则《太极》《通书》《西铭》《正蒙》皆理学名著，凡“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也”，具有浓厚的理学特色。乾隆十年（1745），杨锡绂首任湖南巡抚，“下车旬日，即诣书院展谒朱子、张南轩先生祠”，制订《岳麓书院学规》四条，由立志、求仁到变化气质，规范诸生，遵循的仍是正宗理学的路数，其精神实与乾隆皇帝所赐之“道南正脉”匾相契合。他认为“书院之设，所以讲明正学，造就人材，处则望重乡邦，出则泽施天下，非仅为工文藻、取科名、扬声誉已也”，这与张栻提出的教育方针如出一辙，而其求仁之旨也与张栻所提倡的完全相同。欧阳厚均主院二十七年，刊立朱子“忠孝廉节”碑，用“有体有用之学”训士，这些都反映出朱张传统在岳麓书院的延续。

第三，注重经史，强调考时势，通世务。经史乃为学根底，历代都十分重视。李文炤称“圣门立教，务在身通六籍”，而“学者欲通世务，必需看史”。王文清首任山长制定《岳麓书院学规》，规定“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将经史定为每日必修课程，并且专门制定《读经六法》《读史六法》用以具体指导经史学习。而其《岳麓书院学箴九首》，更有“日月不灭，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孕经纶。史书廿二，纲目星陈。如何不学，长夜迷津”之说，将经史比作万古日月、长夜明灯。他的《读书法九则》，也有“读书最要穷经、读书要看史鉴”两条。陈宏谋《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限定功课”，要求“每日每月皆不离经史工夫”。而经史基础之外，“礼乐兵农，经天纬地，错节盘根，用无不利”，还要广采博览，以求多闻广识，必如此，方能“考时势”“通世务”“通晓时务物理”，真正做到“经世致用”。

第四，质证、辨难以求至是，追求学术真理。李文炤学规规定，每日讲经书要“端坐辨难”“反覆推详”，“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每月作文，学生可以“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平时读书，“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有相质证者，不敢隐焉”，可谓将质疑辨难、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贯穿到了教学的各个环节。陈宏谋条规规定“上堂讲书，不拘四书、五经、诸史，诸生有独得心解者，录出送掌教就正；有疑者，不时登堂质问”。王文清学规直言“疑误定要力争”，而仅“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议、辨义”十二字的《读经六法》和“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十八字的《读史六法》更是这种训练的高度浓缩与总结。它所体现的敢于怀疑经典，不迷信权威，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当年极为先进，即使在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也不落后。

第五，以考课促进教学。教学少不了考试、考核，但方式方法容有差异。李文炤规定每月三会，各作书二篇、经一篇，有余力者作性理论、小学论一篇，批改“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不给名次，而又师生相商以求至是，意在防止学生“月使之争”，而伤及“教养之道”。与李文炤不同，陈宏谋则排名次并加奖惩，其条规规定，“诸生各立功课簿一本”，每日按清晨、午间、灯下三段，“据实登填”经史、古文、诗、临帖等功课，“听掌教不时抽阅叩问”，“有捏填者，自欺欺人，甘心暴弃，以犯规扶出”。每月课文两次，“每课四书文一篇，或经文、或策、或论一篇，诗一首。策则古事、时务，论则论列史事古人，或《小学》《性理》《孝经》……间于四书文一首之外，出经解一首，或长章几节，或经中疑义，每首约三百字以上”。每次考试，“不完卷者不阅，雷同者不录，两次不完卷者扶出”。考完之后，按名次“出榜给赏”，奖银最高可达八钱，接近每月一两的膏火数额。每次课卷发下，则“令诸生转相阅看……名次列后者，阅前列之佳卷批点，即以广自己之识解，不可生忌刻之心，而以为不欲看也。前列者，亦应阅落后之卷，以知此题文原易有此疵病”。这种方法，符合“孔子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无往非师之道。三人行且然，况同学至数十人，其师资不更广乎？”这样一来，“师资”就由少数几位老师扩大到了数十位同学，此则正是以考课促进教学的又一意涵。

综上所述，坚定德性，能够保证岳麓书院不迷失于纷繁现世；高扬朱张学术大旗，可以保持其学术特色；养成质证以求至是的批判性思维的传统，是其保持学术创造力的文化密码；强调经史基础而又通晓时务，经世致用，更是千年学府永葆青春活力的文化底蕴；以考课促进教学，使得教养相资、教学相长的理念可以更加灵动活化。而所有这些，若能够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今日大学教育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

首先，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先培德后育才、德业与学业并重是通用的原则，修身养性、扩充见识、养德成器则是坚定德性的不二法门。至于如何立德，就要有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色了。如此，则“传道以济斯民”的坚守，在新时代必能由古开新，结出硕果。这是古代书院进德之规的传承与创新。

其次，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朱张学统一直是千年学府的学术传统，也是历代学规高扬的旗帜。传承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被写入湖南大学校歌，“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传唱至今，可谓与时俱进的绝妙强音。传统和现代融合，可以让我们的学术精神既有悠久历史的厚度，又有现代世界的鲜活。具备上述崇尚自由、不迷权威、实事求是、质证辨难、追求真理等学术精神的千年学府，其屹立今日世界大学之林而日新又新，自是题中之义。这是古代书院修业之规的传承与创新。

其三，重经史，强基础，而又考时势、通世务，由通经致用接引，可以创造性转化，完成今日大学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时代使命。以袁名曜为例，他“与欧人过从”而通西学，居院讲学，要求学生“穿穴经史”“先器识而后文艺”，故而学生魏源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够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沿此路径，依托扎实的学业基础，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考察时势，必能创新学术，建功立业，造福人类，引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肖永明|岳麓书院《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与当代的经典教育

作者简介：肖永明（1968- ），男，湖南武冈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 史研究。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文章品行，望重乡国”，他一生研经考史，著作宏富，与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合称湖南“四王”。在乾隆年间，王文清两度担任岳麓书院山长共9年。在此期间，王文清先后作《岳麓书院学规》《岳麓书院学箴》，并总结出包括《读经六法》《读史六法》在内的读书法，为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增添了新的内容。《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作为清代岳麓学风的集中表达，羽翼着《学规》《学箴》的践行与落实，镌刻于岳麓书院讲堂，一代又一代岳麓学子无不闻风兴起，深受感召，铸就了“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的兴盛局面。

一、《读经六法》《读史六法》的基本内容

经史之学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王文清所订《岳麓书院学规》就有“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的要求。在书院教育家看来，学者为学所追求的是圣人之道，经书是圣贤之道的载体，需要通过深入研读经典，理解、把握经典中所蕴含的圣人之道。史书是辅翼经书的，读史可以增长见识、明白道理、获得智慧。如何才是研经读史的正确方法，如何才能把握圣贤之道的精蕴、朝成圣成贤的目标迈进，是历代学者为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王文清治学，博涉经史，勤于纂述，著述等身，如经学之部有《周礼会要》《仪礼分节句读》，史部著述有《考古源流》《典制大义考》等。《读经六法》《读史六法》是他在借鉴同时硕儒名贤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经读史的心得体会而总结出来的。

《读经六法》包括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六个方面。“正义”即历代学者对经典字词及名物制度确然无疑的训释、考订，对义理思想的准确诠解；“通义”即历代学者通过对经典内部不同篇章乃至不同经典的相互发明而形成的对经典融会贯通的理解；“余义”即历代学者从经典中派生、引申、阐发出来的意义；“疑义”即历代学者在训释、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对经典及前人训解提出的质疑，这些质疑或有据可依，或于义可通，虽非定论，却不可轻忽；“异义”即历代学者因为立场、价值观念的差异在解经时提出的一些不同的观点；“辨义”即“辨正之义”，指历代儒者在训释经典的过程中驳正先儒旧说而提出的至当而不可移易的观点。在王文清看来，以上六个方面，是学者在研读经书过程中必须把握的内容。

《读史六法》包括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六个方面。“记事实”即了解史书所记载的制度设置、历史事件、人物活动、思想成果，把握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与结果，弄清其来龙去脉；“玩书法”即透过历史记载，深入体察历史记载的体例、原则，准确把握编撰者所持有的立场、价值取向；“原治乱”是指对历史过程进行反思，探寻历史盛衰治乱的缘由，总结经验教训；“考时势”即考察历史事件与人物活动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分析当时社会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从而对人与事有设身处地的理解；“论心术”是指探讨历史主体的动机、目的、意识、思路等，考察分析动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寻找产生差异的原因；“取议论”即对历史书写者关于历史事件、人物的评论加以审视，联系具体历史背景加以比较、选择、去取，形成自己对于历史的判断。这六个方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完备有序。

二、《读经六法》《读史六法》的精神取向

《读经六法》《读史六法》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字，但是言简意赅，论述全面而精到，内涵丰富而深刻，其中所体现的，是岳麓书院教育基本的精神取向。

《读经六法》既强调扎实的基础，又强调经典的通贯性把握。弄清楚字词的确解，是准确理解经书文本的前提与基础。强调对“正义”的把握，以之作为学者的首要任务，所提倡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但读经是为了求道、明道，因此不能停留于训诂考订层面，而应该在此基础之上，整体地全面系统地把握经典的思想脉络、内容主旨、精神实质。由此强调把握“通义”，体现了重视贯通的取向。

经典有其本义，同时也会因为解释者社会文化背景、问题意识的不同而被引申、阐发出新的意义。《读经六法》要求学生了解历代儒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经书所作的引申、阐发。“余义”虽非正解，却依附经义而对事物之理有所发明，了解这些意义能启发思维，开阔思路，加深对经典意义开放性的理解。《读经六法》强调把握“余义”，体现了开放的态度。

研读经书，求道明理，所体现的是对经典的尊崇。但是《读经六法》并未因此要求学子迷信盲从经典，匍匐于经传之下，而是希望学子拓宽视野，全面了解历代学者对于经典的质疑（“疑义”）以及某些基于不同角度和立场的不同看法（“异义”）。通过“疑义”“异义”与“正义”“通义”的互勘比对，分析前人立异质疑之由，批驳错讹欺惑之说，从而羽翼“正义”之可信。这体现了强烈的卫道精神与批判意识。

了解“辨义”，通过梳理学者对先儒旧说的驳正，分析其辨正的理据，不仅可以对经典内涵有更为精准的理解，还能在学术史的整体脉络中把握学术的演进。学术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学者薪火相传、不断推进的结果。对于前人之说，既要充分尊重，又不能拘囿于成说、亦步亦趋，应该有推陈出新而求其确解的勇气。《读经六法》强调对“辨义”的了解，所培养的是一种学术史的眼光、学术演进的观念，体现出发展创新的精神。

在书院的学术训练中，读史是为了让学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体会圣贤所谈的道理，将抽象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修齐治平的道理贯穿于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的分析之中，从而达到通晓世务的目的。清代李文炤《岳麓书院学规》称：“学者欲通世务，必须看史。”《读史六法》也正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

史书所记述的内容，涉及某一历史时段系列历史事件与人物活动、制度沿革、文化成果、对外关系等方面，这是历史展开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入手处。《读史六法》首列“记事实”，把涉及历史真伪的考实性认识作为读史的基础，贯穿了求真的原则。

史书的编撰，有其义例。历史叙述有其宗旨、义法、体例、修辞，是基于特定立场和角度、遵循某些原则而进行的。作者在编撰、叙述过程中，必然立足自身视角，取择史料，创立体例，并以特定的笔法以剖判人事，因此难免产生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编撰者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把握编撰者记述的方式、叙述的深层逻辑。“玩书法”的要求，所强调的是深入分析、考察史书编撰者的角度、立场、原则，为洞悉历史真相、发掘史学价值铺垫基础。

“原治乱”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对王朝兴替、历史盛衰，总结兴亡治乱之道，为现实提供借鉴，即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原治乱”要求学生在读史书过程中，能够通过对历史事件与历史演变过程的梳理，进行由表及里、由历史事实到原因、由一时一事到长时段历史过程的分析，探寻治乱兴衰之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提供借鉴。这一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

一个时期内各种因素、力量、各种状况构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发展态势。“考时势”就是要深入历史情境之中，通过考察、分析当时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把握时代的具体情势、发展趋势。这一要求，所强调的是对历史发展趋势与客观必然性的把握。

历史有其客观趋势，但历史主体的选择也会引发多种可能性。作为历史的主体，历史人物的动机、观念、欲望、情感倾向与思维方式都会影响历史事件的发生、进程、路径、结果。“论心术”要求学生结合历史的情势，通过人物的活动及其效果、影响，去分析其动机、目的与谋虑。如果说“考时势”主要是从历史的客观情势角度作出要求，则“论心术”所关注的主要是历史活动主体的作用。这二者都是“原治乱”的必然要求。

史籍编撰者不仅会基于特定的立场、按照自身的原则选择史料、解读史料、进行历史叙述，还会对所记史事和人物加以评述，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些议论与编撰者价值立场、认识能力有关，带有主观性、个体性。“取议论”要求学生对于这些“议论”加以审慎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判断与评价。这就意味着将史家的“议论”本身也作为审视对象，是对史家历史反思的再思考，堪称“读史”的最高境界。

三、《读经六法》《读史六法》蕴含当代经典教育的基本原则

经学与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学与史学是核心内容。提出回应当代种种问题的原创性思想，都需要返本开新，回到经典，借助于经典的涵育，触摸我们民族的心灵，梳理民族精神历程，见证文明的发展，把握文明演进的脉络，最终贯通传统与现实。基于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经典教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作为书院教育的经验总结，可以为新时代的经典教育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我们可以由此总结出一套适用于新时代经典教育的原则。

第一，对待经典必须有求真、求是的态度。在经典阅读过程中，最为基础的工作就是了解经典的训释，准确把握文本意义（“正义”），了解经典所记载的事实（“记事实”），切忌没有文本依据的随意发挥、不顾事实的想象与臆测。离开这一原则，游谈无根，过度诠释，不惟无益，反而增添纷乱，产生误导。

第二，阅读经典要有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不能画地为牢。经典本身及对经典的理解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历代学者总是基于学术传承与时代需求，驳正旧说，提出新解（“辨义”）。这些学术成果，助推学术新新不已的发展，弥足珍视，决不能因为不合先儒旧说而加以排斥。同时，对经典的解释，要持平理性地看待质疑的声音（“疑义”）以及基于不同价值立场的观点（“异义”），切忌先入为主式的有意回避、视而不见，应当通过对质疑、否定声音的回应，实现自身学术的发展，把外部的质疑、否定作为促使自我更新、发展的催化剂。

第三，经典教育应当高扬经世致用的精神，以回应现实问题为导向。通经目的在于致用。经学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思维方式的塑造、文化主体性的确立、精神家园的建设，都是经学教育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认识历史目的在于指导现实，面向未来。“原治乱”，把握兴亡治乱之理，是为了给今天提供历史借鉴。“取议论”，无论我们如何选择、去取，所依照的是历史尺度还是道德尺度，尺度标准都必须在与当代现实问题的互动之中产生，其现实性不言而喻。

第四，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在经典学习过程中，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知识的积累，但又不能止步于知识的了解、记诵、积累这一层面。应当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深入经典的世界，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透过具体文本把握抽象的理念、原则、规律、动机、思路。在《读史六法》中，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这五项都涉及主体能动性问题。发挥主体能动性，阅读经典才能增长智慧、提高见识，滋养自己的成长，否则，就如同清代学者叶燮所言，“胸中无识之人，即终日勤于学，而亦无益”。

第五，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特点是以一种孤立化、碎片化的思维，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来讨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悬置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过程，而将视野拘囿于历史的局部、片段、表面和枝节问题，从而扭曲事实、臆断历史、消解历史认同。“考时势”“论心术”、求“通义”的要求可谓对治孤立化、碎片化思维的良药。新时代的经典教育，应当让学习者在历史的大格局、大趋势、大背景下对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有一个贯通性的理解，分析历史人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抓住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主流与本质，把握历史的主线，获得科学、理性的历史认识。

潘彬|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对拔尖人才培养的现代借鉴

作者简介：潘彬（1987- ），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人才培养办公室主任、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激发学术志趣和内在动力”是国家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导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北宋思想家张载道出了志趣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随着教育的发展，在当前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内在学习动力已成为制约学生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志趣的养成可以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为学生提供持久而稳定的内在学习动力。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经邦济世之才，积累了丰富的志趣养成资源。我们通过发掘和梳理古代岳麓书院志趣培养趋向和养成方法，以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为依托，构建今日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体系，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一、岳麓书院的志趣引领趋向

南宋大儒张栻在担任岳麓书院主教期间，曾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揭示了较为成熟的书院办学宗旨。张栻说道：“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在张栻的这番劝诫里，岳麓书院的学生不应该将时间精力花在群居佚谈上，士子求学并非为功名利禄与言语文词。岳麓书院兴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学子求道、传道的核心则在于“仁”。张栻认为，“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仁是“圣贤所传之要”，书院学子需“从事焉，终吾身而后已”。

大约同时的另一大儒朱熹在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期间，重申了张栻的这一办学宗旨。他在《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中提到，在官学之外设置岳麓书院，是为那些不远千里来到潭州求学而又无所依靠的有志之士提供“优游肄业之地”。广大书院学子真正应该立志与究心之处，不在于举业，而在于圣人之学，应当成为担当国家重任，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才。

张栻、朱熹两位大儒确定的书院办学志趣在此后一直得到认可和强调，弦歌不绝。元代吴澄在《岳麓书院重修记》中强调了张栻以仁为中心的为人之学，“仁，人心也。失此则无以为人”；指出“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并不是书院的志趣；书院学生的志趣应该是“审问于人，慎思于己，明辨而笃行之”。明代正德年间，陈凤梧在《兴复书院以崇正学事案验》中认为，书院学子要“不专事于举业”，而应在儒学课程外有更高的志趣，“务要讲论性理治道，参读五经诸史，求实得于身心”。

总之，张栻与朱熹为岳麓书院学子确立了卓尔不群的求学志趣，即以圣贤为目标，通过在书院的学习，不断追求自我的完善，以期成为不为个人功名利禄之私、心怀天下，于社会、国家都有所用的综合性人才。

二、岳麓书院的志趣养成方法

“真正的精英教育应该帮助优秀学生成全自己的‘志趣’，从而使其中有人脱颖而出。”岳麓书院坚持培养“传道”“济民”的求学志向，注重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目标，激发持续的内在动力，培养严格治学的定力，经过千余年的传承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志趣养成资源。

第一，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涵养学生性情，志存高远。岳麓书院“择胜地，立精舍”，为师生提供远离尘嚣的优美读书环境。罗典掌教期间，费心建设岳麓书院八景等园林景致，使“诸生沭国家雅化深仁，萃处名胜，优资廪，亲师取友而外，晨夕出入，会心不远，皆得蠲尘俗以亲雅意，略戋小而与大观，裨益良多矣”。“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让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得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领会“天人合一”的境界。

明代弘治年间，长沙府同知杨茂元命画工将朱子在长沙的事迹绘为“紫阳遗迹”，并为赞于后，制成石刻，置放于岳麓书院尊经阁，希望书院学生看到时，能够“兴起其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道”。明代正德年间，陈凤梧在兴复岳麓书院时，曾将《白鹿洞书院教条》“大书，揭于壁间”，希望学子可以“朝夕探讨服膺，庶于二先儒之教，为不负矣”。今日岳麓书院仍然设有内容丰富、寓意深远的楹联、碑刻和匾额等，蕴含着丰富的治学做人的道理，如讲堂两壁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山长欧阳正焕书写的“整齐严肃”，书院内仍存有“明伦堂”“崇圣祠”等建筑命名。这些无一不昭示着一种崇高的志趣，激励书院学子优入圣域。

第二，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因材施教，助推志趣养成。传统的书院教育特别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就其才性所近加以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朱熹非常重视根据学生的个性气质特点，因材施教，成就多样人才，“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书院师长还善于主动发掘学生的志趣。清代湖南巡抚陈宏谋在制定的书院条规中，要求学生在读书时，“有嘉言善行，不拘长短偶句，各就心之所晓，意之所喜，随时录写”，然后将它们“或贴之壁间，或书于简册”。这样，学生本人能“触目会心，展玩绎”，老师也可以由此“觇其志趣”。

今日岳麓书院设立本科生导师制，让学生得以从游良师，“导师在与学生充分交流、了解学生个性特点、兴趣爱好、能力倾向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场合、不同机会有针对性地给予学生指导”。此外，岳麓书院每年还会邀请40余位海内外名师来院讲学，使得学生有亲近大师的机会，得以兴发其志向，引发其兴趣。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教授儒家经典，以理导人。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尤其是经学典籍，使得学生“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进而拓宽视野，拓展格局，德进业广，树立“传道济民”之志。王文清在主教岳麓书院时，也格外重视经学教育，希望通过经学教育使学生成为满腹经纶、知书达理、心胸开阔、志向远大的学者。今日岳麓书院每年举办新生入院第一讲，院长通过诠释《大学》《论语》等经典，引导学生超越个体局限，立天下国家之志。

第四，在课外活动方面，实施践履教育，“学贵利行”。岳麓书院在创院之初就有祭祀活动，在士人教化方面，“祭祀礼仪是重要的途径和方式，可以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岳麓书院为纪念儒家圣贤建立文庙，为纪念书院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设立专祠。今日岳麓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同样重视习礼育人，每年组织“清明祭”“端午祭”和“祭孔大典”等祭祀礼仪，纪念先贤，激发学生志趣，不忘圣贤之道。

损友、闲谈可能会消磨一个人的志趣。书院师长教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拒绝损友、珍惜光阴。清代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学规中谈到，“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书院的《取友戒》，提醒学子“友则情意较密，其善恶所在，习染尤易”；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志趣，“取友所以成德”。清代嘉庆、道光时期的山长欧阳厚均也告诉大家“逝者悠悠，不舍旦夕”，要珍惜“寸阴分阴”。

三、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的现代启示

第一，引导学生养成与时代和社会宏观目标趋同的志趣。“拔尖人才教育不是培养抽离于时代的拔尖个体，环境与人协同互动才有可能造就拔尖人才，因此拔尖人才教育必须对所处的大环境予以回应。”岳麓书院注重引导学生树立“传道济民”的崇高志向，将个人价值追求与社会责任、国家战略需求和人类共同命运相关联。崇高的志趣可以激发持久稳定的求学动力。朱熹谈到：“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而明确的志向能激发百折不挠的决心，提供踏实治学的定力。张栻在《孟子说》中指出：“志者气之帅，所以帅其气者也。志在于此，则气随之矣。”从而“其志不摇，中正和平，通畅充裕，而德业日新焉。”我国高校拔尖人才培养，应该避免过多地关注学生学术科研水平，而是提供更多的环境支撑，让学生主动置身于时代和社会宏观需求，结合自身个性特征，制定与之相匹配的职业生涯规划。

第二，注重“师生互动”的志趣养成方法。“学生学术志趣与师生人际互动因素尤其是与和学生关系切近的学界领袖的榜样作用高度相关。”师生密切而有效的互动，是学生志趣养成的重要方式。岳麓书院历来重视导师的言传身教，在朝夕相处中，学生受到老师高尚的道德修养、深邃的学术思想的感召和影响，在人格养成和志趣养成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推进拔尖人才志趣养成教育，岳麓书院积极探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在制度层面，书院明确师生互选方式、互动频率和时间，要求师生定期提交交流记录；在交流方式上，导师可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有趣的师门活动，如开展读书会、远足踏春、聚餐或者文体活动等，容易形成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在指导方面，导师深入了解并尊重学生个性特征和个人志向，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指导，促进学生志趣的养成。

第三，构建良好的育人环境。岳麓书院的宁静和厚重，为学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岳麓书院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营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理念和方法，对现代大学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营造更为安静清雅的校园环境，并在楼宇和道路命名、校园景观设计、校史馆建设以及校园网络建设等方面，注重发掘校史和区域文化史方面的志趣养成资源。其次，重视校园周边环境建设。现代大学大多处于闹市，校内外商业气息过重，不利于学生踏实求学，需要高校和当地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兼顾高校的育人功能和社会效用。再次，充分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设立课外教学基地，形成育人合力，拓展育人资源。此外，还可以组织各类纪念活动，纪念革命先烈和历史文化名人，通过特别的互动方式，激发学生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四，探索坚守中华文明传承的通识教育。“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大学通识教育致力于学生的成人教育，是志趣养成教育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岳麓书院重视古代经典教育，在学生自学和师生切磋问难中，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培养学生完善人格、独立思考精神和探索能力等。在当今大学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应该继续加大传统经典教育，尤其是要重视经典文本的深度学习，以古典文化涵育志向远大、志趣高尚的时代新人。

谢丰|古代岳麓书院师生关系的构建及其现代转化

作者简介：谢丰（1977- ），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书院史、教育史研究。

荀子在《劝学》篇中阐述了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对于教学的重要性：“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千余年来，岳麓书院在传承学术、造就人才的过程中，师生以道相交、以情相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教育传统。分析古代岳麓书院师生关系的构建，将其进行现代转化，可为当今高等学校思考如何改善师生关系、提升教育成效、实践“立德树人”重要宗旨提供借鉴。

一、修德进学：师生个人发展的共同目标

岳麓书院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千余年来，一直着力培养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人才。书院的师生具有为学修德的共同目标，一方面，重视提升人生境界和完善个人道德；另一方面，重视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以道治世的儒家理想。修德进学的共同目标将书院师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首先，在品德学问方面，老师为学生树立榜样，学生被老师感召熏陶。岳麓书院作为湖南最高学府，历代均有一批学行兼优的名师宿儒授徒讲学。宋初山长周式以行义著称，以致“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康熙年间山长陈际鼎“道化所洽，能令人慕而从，从而服，服而思”。乾隆元年（1736），政府明确规定山长聘任“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的学者。书院老师丰富的人生阅历、对道德品行和学识的不断追求，往往感染并引发学生的敬慕之心，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山长欧阳厚均“与诸生文行交勉，道艺兼资”。学生李元度回忆侍坐请益时，老师“所以启掖之者甚挚”。欧阳厚均主教岳麓27年，培养了三千余弟子，多以节义功名显。

其次，在日常教学中，老师注意引导立志、强调学行并进。老师督促学生遵从日常行为规范，在生活实践中修养品性、明理躬行，对于不良行为批评劝告、严厉禁止。康熙年间李文炤刚到山长任，就申明如有“縻廪粟而耽其牌”以及与人不敬不和以致“一言不合，怒气相加”者，必须立即清退出院，有“剧钱群饮，猜令挥拳，牵引朋淫，暗工刀笔”等恶习，亦决不宽容。

再次，在社会责任方面，师生道义砥砺，共同追求崇高理想。基于共同道义目标而非功利原因，师生之间建立的关系非常牢固，他们甚至表现为共同的精神气质、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形成经世济民的政治或学术群体。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师生们更会激发出同仇敌忾、爱国守义的斗争精神。在抗元战争中，岳麓师生乘城共守、共赴国难，共同谱写了舍生取义的壮丽篇章。

二、近其人：师生之间的密切交流

在书院生活中，师生有很多的共同活动，既有固定程式、整齐肃穆的教学活动，也有登山临水、轻松活泼的闲暇时光，这些都是书院培养人才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育人方式灵活多样，老师随处提点启发，因材施教，形成了密切互动、别具一格的师生关系。

师生之间的平等讲论、共相切磋是书院日常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山长李文炤不仅在每日讲经时，与学生共同论疑辨难、反复推究，对学生的考课评定亦可以共同讨论，甚至自己从未示人的集解《正蒙》之作，也愿意拿出来与学生一起商讨。

讲学之余，师生还常常在书院内外观赏四时美景，老师随处提点启发。罗典的学生严如熤称“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隐乌皮几，生徒藉草茵花，先生随所触为指示”。另一位学生周锷回忆“或罗坐花间，或侍立月下，或随行涧沼、墩径间，谈经道古，内而心性，外而身世之故，凡所欲闻者无不闻，而皆有以洽其意而餍其心”。师生一同置身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随处讲论，气氛融洽，一派和乐。

此外，师生还有其他很多共同的活动，比如，和到访书院的学者会见讲论，外出一同游学；考试后，师生们在文泉旁饮酒，在白鹤泉边品茗，吟诗作赋；老师带领学生在专祠或者文庙拜祭先贤，等等。在不同的时间以及空间场所中，学生有很多机会“近其人”。

在这种师生的密切互动中，教师对学生的志向、兴趣、个性、气质有深度了解，为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指导创造了条件。学生也因为灵活多样的活动，在从游问学、质疑问难的过程中受到教师言谈举止的影响，受到鼓舞和激励，得到启发和引导。年深日久，师生之间逐渐形成一致的价值认同。

三、好其人：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岳麓书院师生之间形成以情感为纽带的教学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老师视学生如子弟，对学生倾注情感与心血，关怀备至；学生在老师的呵护中陶然自乐，与教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甚至学生在离开书院之际，恋恋不舍，深感惆怅，离开书院多年之后，仍然牵挂书院的老师和书院的发展。

老师以满腔热情投入学生的培养之中，“弗懈益勤，孜孜训迪”，多方面参与学生的成长。在师生交流过程中，老师能够细心觉察学生的心理变化，诚挚地分享人生的感悟。清代乾隆时期山长李文炤言辞恳切地告诫学生：“子辈之龄皆在弱冠前后矣。如以为过时乎，则年富力强正在此际，不得谓之过也。如以为需时乎，则荏苒蹉跎不转盼而迟暮及之。失今不学而更何所需乎。”鼓励他们珍惜时光，从眼前做起。拳拳之心，惓惓之意，殷殷之情，令学生感奋不已。

对老师而言，因为有了情感的投入，与学生的相处就成为人生的乐事。欧阳厚均晚年时曾说，“聊藉友朋之讲习,以消迟暮之居”，“每与讲艺论文，亦觉乐此不疲，孜孜忘倦”，“一堂之上，彬彬雅雅，每雍容进退，未尝不顾而乐之也”。老师们时刻关注、欣赏着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为学生的点滴成就而感到快乐。罗典评点学生文章，“见一题各出机杼，无美不备，尝窃叹其补益智思过半不啻焉”。欧阳厚均忍不住为学生的好文章击节赞赏，在十多年时间里，他还遴选学生的优秀论文，汇刻出版了四集《岳麓课艺》。

岳麓书院师生的教学共同体，是以道义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而形成的。学生感受到一种超越俗事束缚、超越功利计较的氛围，体会到在老师带领下切磋学问、砥砺品行的书院生活的快乐，对书院老师产生了深刻的情感认同。乾隆时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的贵州学政周锷感叹道：“夫人役役于尘鞅中，得则喜、失则忧，愈劳而愈不能遂，愈苦而愈不得休。视我辈得良师兼益友，游息睱豫耳目之前，人所苦于束缚而不易有此乐者，皆得因师之所有而共有之，其相去顾何如也。故地之有显不显，犹人之有遇不遇也。”

学生离开书院之际，总是惆怅不已，久久不忍离去。从严如熤离开书院时“与我心相亲，欲别频回首。迟回定行日，惆怅对离酒。去去违鳣席，寸心亦何有。师资忍暂远，庭有垂白母”的诗句，我们就可以看到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离开书院之后，严如熤常常念及老师，“拥比谈经人健否，何当重侍讲堂前”，“苦思风雨情相慰，绝恨关山道且长”。学生们也常常怀念师友共读的时光，还会时常回到书院看望老师。欧阳厚均随身携带岳麓求学时的《同门齿谱》，“间一展阅，犹想见联步登堂，抠衣问字，依依如目前事也”。

四、传统师生关系构建的现代转化

教育是一种关系性实践，通过人际交往影响学生成长。从现代高等教育师生关系疏离淡漠等实际问题出发，我们应当深入挖掘古代岳麓书院师生关系构建的时代价值，将其优秀理念与方法融通转化，为当代所用。

首先，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以双方的共同目标为基础。在高校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明晰的共同目标，能够使师生两个主体在共同参与的教育活动中产生相互期待、形成心理契约，主动从中获得支持、相互成就、教学相长。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就应当使师生双方都明确认识到，教学活动既是学生个人道德品行完善、志向旨趣培养、知识能力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教师服务社会、实现个人理想价值的重要环节，使个体自我得到充分发展，双方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基于这一共同的目标，学生在知识追求、情感需求、人生目标设定、特别是品格塑造方面，会得到老师的正向支持与推动；学生和老师的交流、积极反馈，也会推动老师不断提高个人的德业水平与教学能力，将教育活动上升到个人价值与意义实现的高度。这种基于共同目标的良性互动，是建立牢固坚实的师生关系的基础。

其次，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拓展师生相处的载体。师生关系的深入发展，依托于师生经常性、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只有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教师才能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兴趣志向、气质习惯有深度了解，理解学生的内在需要，为开展因材施教、个性化指导创造条件和机会，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老师在学生人格培养方面“身教”和“化育”的作用。

当代高校师生关系疏远、情感淡薄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学生与教师相处的载体，教师投入的精力不足。2018年以来，教育部多次强调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反复强调教师的第一身份、第一职责，通过各种举措引导教师把精力投入到学生身上。所以，高校需要拓展师生相处的载体，确立交流制度、营造交流环境、拓展交流空间、丰富交流内容与形式，使师生在课堂之外有更多相处机会。目前许多高校正在实行多种形式的导师制，开展师生从游活动等等，在拓展师生相处载体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与成效。

再次，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以情感为纽带。情感是心灵沟通的桥梁，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离不开双方的情感投入。师生之间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教师不仅要以人格魅力、丰富学识赢得学生的尊重与认同，而且要满腔热情地投入教学，亲近、关爱、理解学生，尊重他们的个性，关心他们成长，欣赏他们的进步，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以情感打动学生，激发其内在动力。教师的情感投入，最终会为学生所感受，他们会从心理上接纳老师，在内心产生对老师的亲近感、认同感、信任感，“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在真挚情感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

总之，新时代高校应进一步借鉴古代岳麓书院师生关系构建的经验，明确师生个体充分发展的共同目标，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通过频繁、多样的交流机会，以情感作为纽带，构建融洽紧密的师生关系。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