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与讽寓的相遇与耦合

——从海外汉学到当代文论话语

作者：朱海坤（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六月廿一日己卯

          耶稣2021年7月30日

在中国古典诗学体系中，比兴作为独立范畴，拥有丰富且复杂的内涵，在中国古代诗歌世界是圆满自足的。有学者认为，“兴”这个概念难以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中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跨语际的文学研究中，它的翻译与解义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欧美汉学界以“讽寓”（allegory）代替“比兴”来从事《诗经》研究，这种做法是否得当，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本文藉此引出话题，在辨析这一组概念的内涵异同的基础上，讨论比兴如何借助概念耦合进入当代文学现场和文论话语。

一、比兴与讽寓的相遇

中国的比兴范畴和西方的讽寓概念在各自的文学传统和文化语境中原本是各自独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们在翻译、阐释和研究《诗经》时，对汉唐儒生执意从那些素朴自然的情诗民谣中强制阐释道德原则与政治伦理的做法感到困惑和不满。法国汉学家葛兰言最早将之命名为“讽喻式诠释”。这个命名得到了普遍认可，在欧美汉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欧美汉学界征用西方的讽寓概念从事《诗经》研究，引发了西方文论话语之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正当性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产生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讽寓与中国古典诗歌不相容，无法代替比兴范畴；二是讽寓具有经典阐释的普适性；三是中国有自己的讽寓传统。如果不回到问题本身，这样的争执不仅难避免，也无价值。在跨文化、跨语际的文学研究中，文学观念和理论话语的碰撞常常不期而遇。本土语境中圆满自足的事情一旦跨越了文化界限，往往变得疑窦重重。关于讽喻的讨论是欧美汉学界对如何正确地命名《诗经》阐释的探索，其间必然渗透着他者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讽寓”与“比兴”在欧美汉学界的相遇，为当代文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问题域：如何运用比较互释的方法合理地借“讽寓”概念实现“比兴”范畴的现代转换？

二、讽寓与比兴鉴同

余宝琳反对西方汉学家用讽寓命名汉唐《诗经》阐释。按照余氏的逻辑，这样做要么对讽寓的认识发生了偏差，要么对《诗经》传笺作了牵强附会的阐释。然而，这两种情况并未发生。葛兰言等人没有阐发《诗经》的哲学或宗教主题，反倒对这类掩盖诗歌本意的做法不满，提出了类似朱熹的废《序》主张。这表明，比兴与讽寓有一定的可比性，它们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独特性。其相同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从概念历史看，讽寓和比兴都经历了从文本阐释方法到文学创作原则的转向。讽寓最早产生于希腊哲学家对荷马史诗的阐释。他们把神话故事看作对抽象的哲学或道德观念的寓示，致力于找寻字面之外的深层意蕴。赋比兴发源于先秦时期《诗》的传授与阐释活动，后来被视为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诗大序》把《周礼·春官》中以声为用的“六诗”改为以义为用的“六义”，实现了对《诗》的经学化改造，为政治伦理隐喻提供了方便法门。汉儒们的阐释行为对后来的诗歌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理论上完成了从比兴解《诗》到比兴创作的转换。

其二，从语义结构上看，讽寓和比兴都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符指关系。allegory在词源上由希腊语中的allos（意为“另一个”）和agoreuein（意为“说话”）构成，其本意为在字面意义之外，还指向另一种深层意蕴。充满张力的言意关系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自觉追求，是兴的题中之义。这不仅在《诗经》传笺中体现为以“关关雎鸠”托喻“后妃之德”，或以“墙有茨”讥刺卫君无道之类的美刺观念，也是鲜明的诗论话语。

其三，在概念的种属关系上，讽寓与比兴都包含隐喻的因素。昆体良和西塞罗把讽寓视为“连续的隐喻”的观念得到了广泛而稳固的继承。《牛津简明文学术语词典》说：“讽寓可以被设想为一个扩展成结构化的系统隐喻”，强调隐喻与讽寓的局部与整体关系。罗斯蒙德·图夫认为，讽寓“展示了隐喻中从具象到抽象的正常关系，并呈现为一系列别具深意的细节”。比兴同样具有譬喻的性质。李健认为，隐喻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原生概念，而且“中国古代的隐喻理论基本上是依附在比兴的观念之中的”，比兴作为整体性的艺术思维方式对个别的隐喻意象具有涵容性。

其四，从意义的主题看，讽寓与比兴虽各有侧重，但存在交叉关系，并非绝对矛盾。以讽寓的主题的形而上学性质为依据，反对将它用于《诗经》阐释的研究，有失偏颇。实际上，讽寓的主题除宗教和哲学之外，还有政治、道德和历史的。在《文学术语词典》中，艾布拉姆斯把讽寓区分为历史与政治讽寓和观念讽寓两种主要类型。《普林斯顿诗与诗学百科全书》采取了同样的分类方式，并把后一种具体地表述为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或科学的讽寓。

中国古代的比兴观念看重政治伦理讽喻，但这不意味着缺乏二元论的宇宙观，而是蕴含了古人对文道关系的思考和道之存在方式的认知。《周易·系辞》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古人认为，天道幽微，难以言明，故观物取象，因文明道。汉儒比兴解《诗》，结合《左传》，以诗证史，真正在意的是寄托在具体历史事件上的天道和伦理，是普遍性道德政治原则。这种思想在孔子那里已开其端。

三、讽寓与比兴辨异

讽寓与比兴有相通性，也有差异性。朱立元提出，借鉴西方文论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学习与博弈共存的“化西”的过程。运用比较的方法厘定概念的边界与属性，是实现中西文艺理论话语相互融通、耦合的前提条件。一个文学概念的产生、定型和变化，一方面是基于共同的文学经验，形成概念内涵的集束性和可通约性；另一方面扎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民族传统，具有独特的属性和适用范围。就讽寓与比兴而言，其间的差异性不容轻忽，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体裁差异，讽寓以叙事性作品为主，比兴在古代则专属于以抒情为主的诗歌；二是思维方式差异，讽寓以理性分析见长，而比兴偏胜于审美直觉；三是创作方法差异，讽寓基于模仿说，常用拟人法，而比兴类属表现论，多从感物而来。

中国古代诗论始终强调情感表现在诗歌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不仅要求在创作上“发乎情”，在内容上“吟咏情性”，还在效用上提倡“持人情性”。比兴在诗歌的情感表现中的作用是建立内在情感与外在物象之间的审美关系。学界通常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类比或并置。但是，与讽寓以一种合目的论的方式人为地建立抽象观念与具体形象之间的符指关系不同，由比兴所形成的心物关系是自然的和直观的，往往不受诗人主观意志的宰制，古人称之为“感”或“感物”。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哲学基础是气化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汉代董仲舒提出，宇宙中万物消长、四时轮替、政教治乱皆是天地之气化育的结果，而且天人相参，“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人的喜怒哀乐与万物之荣瘁盛衰相互关联。这为中国古代诗学中的心物交感奠定了哲理基础。与西方讽寓观念侧重于从具象到抽象的纵向认知超越不同，中国的比兴观念可谓是心物交融的横向审美超越。

四、比兴与讽寓的耦合

在南朝齐梁时期，伴随着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文论家们对“兴”的理解出现了分歧，由此开启了两种不同的诗学道路。一路以钟嵘为代表，他从纯文学的立场理解“兴”，进行审美化重构，释其名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剔除汉儒附加其上的政教意味。他提倡“滋味”说，主张赋与比兴参酌而用，使诗歌达到“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审美效果，开启了中国诗学中含蓄蕴藉的风格传统，在后世得到了司空图、严羽、王士禛等人的继承。另一路以刘勰为代表，他绍继《诗经》风雅传统，接续和强化了“兴”的现实关怀属性，倡导诗歌的政教干预功能，认为诗人讽刺“若针之通结”，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在《比兴》篇，刘勰梳理汉晋以来的文学史，对“辞人夸毗，诗刺道丧，兴义销亡”的状况表示不满。这种观念在初唐以后得到了回响，演化成中国诗学中的兴寄与讽喻传统。陈子昂对齐梁以来文章道弊、风骨不传而彩丽竞繁的形式主义诗风极力贬斥，提倡“兴寄”说。杜甫和白居易等都自觉创作讽喻诗，冀其诗作能够起到上裨教化、下纾民困的作用。这一路向来被视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嫡脉正统。

中国的兴寄诗学注重诗歌的现实介入功能及其艺术化方式，对于当代文论具有实际意义，有补于当下文学观念的阙遗。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道德等的关系关乎文学本身，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始终是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延续。比兴虽然在《诗经》阐释传统中有依附主流意识形态、赞成厥美的一面，但其占主导地位的是怨刺和批判精神，这一点恰是当代文学的应有品格。发扬文学的兴寄传统，除复归文学的现实关怀外，还要强化文学语言的艺术品格。作家应当感物兴情，为情造文，并融情于物，因物喻志，化概念为形象，使读者披文入情，观象会意。将“文学的介入”与“介入的艺术”相结合，追求艺术审美与社会关怀的双重功能，弥合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裂痕，是中国古典比兴诗学融入当代文论的价值空间。但是，中国古代的比兴诗学要融入当代文论话语，仍面临一些难题。其一是跨越文体界限，从诗歌走向小说等叙事文学；二是拓展讽喻的主题，从古代较为单一的政治伦理向度扩增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在这两个方面，比兴范畴有必要与西方的讽寓观念相衔接，实现概念耦合，以便真正进入当代文学现场。

比兴范畴要活在当下，必须具备对叙事文学的创作与批评进行有效地理论阐释的能力。以比兴为代表的古典文论范畴在当代文学话语中的缺位并非由于它们缺乏阐释新事物的能力，而是某种拘泥固守的心态造成概念的僵化。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比兴”若要活在当下，不能以摄取它的全部义项为条件。如果全盘照搬西方是错误的，那么全盘照搬古代也未必可行。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换，关键在于找准问题，古为今用。比兴的施用从诗歌向叙事文体的迁移，关键在于延长比兴的思维链条，从原本偏重于感兴抒情的直观性审美感受变为感与思的结合，适当加入理性思考的成分。讽寓就此在创作心理和方法上对比兴构成了必要的补充。由于“比”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内涵和类比属性，加强创作过程中的理性思维和模仿成分，并不违背比兴范畴本来的意思，只不过在概念的相互关系上，当代的比兴观念要把“比”作为兴的次概念，着重在“兴寄”。

兴寄的文学观念包含三个递进的意义层次。首先是在创作发生层面上的因事起兴，文学创作是由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心感触所引发的艺术冲动，艺术情感务求现实性和真挚性；其次是在创作构思层面上的融情于思，将真挚的情感融贯于深刻的思想，由事入理，发掘个别生活经验背后的普遍意义，才能产生持久的艺术魅力和沉着透彻的批判价值；最后是创作手法上的比兴寄托，借助联想、象征、隐喻等艺术方法寄意于比，创造意蕴深厚的艺术形象，实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

讽寓在20世纪化身为现代社会文化批判的有力武器。在讽寓的主题拓展方面取得成就的理论家有两位：本雅明和杰姆逊。讽寓于20世纪20年代为本雅明提供了在犹太教文化视域下进行世俗现代性批判的美学方式。他从巴洛克悲悼剧碎片化的废墟和死亡意象中发现了“救赎领域的永恒生活”。晚年本雅明又把讽寓用于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以揭露现代社会的进步幻象。受到本雅明的启迪，杰姆逊把讽寓当成重建社会历史批评的主要途径。

相比中国古代较为单一的社会结构和相对固定的文人身份，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文学书写的题材和立场更加多元，思想资源和理论视野更加广博，这为现代形态的比兴诗学或兴寄观念创造了更具宽度和深度的施用空间。但单是概念内涵的相互融摄并不足以实现比兴范畴的现代转换，创作是批评和理论的基石，比兴真正融入当代文论话语，根基在于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自觉地运用比兴思维。具体地说，作家要触物起兴，缘情运思，寄思于比，寓情于象，意存象外，运用艺术化方式实现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干预。

结语

刘勰曾自叙论文宗旨道：“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他对文学的看法既不盲目地崇古，也非一味地贵今，而是要求理论切合文学的实际状况。对于当今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在中与西之间，存在类似的状况，理论话语自身没有高低之别，其要害是在比较中鉴其同，辨其异，面向实际问题，实现概念耦合和话语重构，进入当下文学现场，有效地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

比兴与讽寓在欧美汉学界的相遇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中西文艺理论碰撞与对话的必然性，也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比兴范畴的创造性转换提供了契机。比兴与讽寓两个文学概念在内涵上存在交叉关系和互补性。它们从各自独立走向耦合，是以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概念互补和内涵融摄。比兴范畴自身的现实介入功能及其艺术化方式是其进入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空间，而积极吸取和借鉴讽寓的艺术方法及其对现代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批判性，则是比兴寄托的诗学传统活在当下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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