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大一统”理论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

作者：刘丹忱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刘丹忱（1969－），男，山东烟台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在中国，“大一统”不仅是历史存在，还是中国人的信仰。刘丹忱教授指出，董仲舒的所谓“大一统”，实质上是天、地、人三才贯通之道，不仅涉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更关切文化统一、思想稳定。统一的思想文化必然要求制定国家法律制度，否则老百姓会无所适从。主张文化的“大一统”则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这是董仲舒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理念主张。西汉以后，“大一统”转述为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王权一统”，在此基础上则建立起疆域、民族、文字、服饰等各方面高度集中统一的庞大国家。富有见地，值得一读。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董子学院、董仲舒国际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

余治平博士

摘要：“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赋予其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以解决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及国家文化认同的问题。两汉四百年的空前统一更使大一统思想固化为民族心理，中华各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董仲舒确立的“大一统”学说为中华民族长期自在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各族人民能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超越既往的历史局限，使多元一体的格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价值追求。在中华多元一体的融汇进程中，各民族间的征伐与战争既是融合的阻力，也是融合的助力，因为他们共同维系着“大一统”政治实体。帝制时代结束后，“王权”不复存在，“大一统”观念去除掉王权内核，经过现代性转化，在现代意义上指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大一统”思想曾经也必将在未来凝聚中华各族文化向心力方面发挥历史性的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政权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3.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19VXJ001）

对于董仲舒所确立的“大一统”理论，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甚至否定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的正面价值。本文拟就“大一统”观念在董仲舒时代确立理论形态，成为国家意志，进而上升为民族共识的历史进程，做一点梳理与论证，试从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待董仲舒所确立的“大一统”理论的历史作用。

一

大一统观念在中国产生较早。自《尚书》开一统思想之先河，先秦诸子见仁见智，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墨子等，以及《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都涉及大一统这个命题，从他们的思想表述看，先秦诸子多对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持否定态度，主张大一统的发展方向，并对实现大一统进行了理论构思和学术争鸣。从儒家看，孔子的德治思想一直都是以全天下为治平目标的，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从周游列国追求政治理想的人生经历，到孔子欲居九夷不以为陋，以及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诸多说法，都说明孔门的思想视域绝不仅限于鲁国，亦不局限于华夏诸邦，而是以包括夷狄在内的整个天下为己任。后期儒家孟子“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与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思想，都是由此引申的。虽都有“一”的表述，但尚未从概念上明确提出“一统”。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唐代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1]“王正月”指周代历法中春季的第一个月。“一”是元，“元”者，为天道之始，所谓“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中多次使用“元年春王正月”，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达，更重要的是有重统尊王之意，以时间上的“一”表示政治上的“一”。公羊学“大一统”概念外延广泛，它将时空观、自然观与政治观、历史观贯通混合。它也是对自孔子以降先秦儒家强调尊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侯外庐先生曾经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本身运动得到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剔抉其秘密。”[2]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国分别灭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秦朝，这一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秦在后来的运行过程中日益暴露了法家思想的种种弊端。秦朝灭亡后，西汉王朝建立，这使中国再次进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一统时代。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所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立统一的国家意识。

大一统理论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春秋无义战，战国时期更是杀人盈城、杀人盈野，楚汉战争也是惨烈异常。社会失序，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汉朝建立之初奉行“黄老之学”，以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黄老之学”尊崇“无为而治”，这就带来了中央集权的软弱，造成了藩王实力逐渐强大，严重威胁到国家治理的稳定。董仲舒指出：“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3]2504-2505因“无为而治”，固守旧法而不知“更化”，内外之乱得不到有效治理。

经历汉初的七国之乱，使饱尝战争痛苦的人民倍加珍惜和平、秩序的可贵。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武帝决定改弦更张，调整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一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董仲舒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继承和发展先圣先贤思想以及经典论述，形成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并高度契合中华民族心理特征的大一统理论体系。后来成功地通过向汉武帝献策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能够自在地存在并良性地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关于“大一统”理念的陈述，主要表现在他与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在第一策中：“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3]2501-2503“元”者，为天道之始；“春”者，为四季之始，万物生发，是为地道；“王”者，人杰、天地之代表也，是为人道。董仲舒的所谓“大一统”，实质上是天、地、人三才贯通之道。而“春王正”的顺序也表明了董仲舒所说的“《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历史的机缘使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关联起汉王朝的政统及其政治实践，并奠定了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道统与政统关系的基本模式。

继位第七年的汉武帝再次诏贤良对策，董仲舒明确提出大一统是天地的通经常道，并提出思想大一统——独尊儒术的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2523综上表述可以看出，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并不仅仅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更主要的是文化的统一、思想的稳定。他认为统一的思想文化，关乎制定国家法律制度的明确依据，否则老百姓会无所适从。主张文化的“大一统”是董仲舒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理念。可见，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主张政治和思想上的一统，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

董仲舒的国家构想是以《春秋》公羊学为宗旨，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治术与学术相互依存的统一国家。他主张在文化上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以解决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这为汉代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文化基础。从国家政策层面看，自汉武帝以后的几代汉朝统治者都对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采取了认同的态度，这使“大一统”成为一种国家政治的共识。正是因为这种共识，才形成了当时整个社会对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形成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主流走向[4]。黑格尔认为：“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式）；民族的自我意识包含着民族的主观自由,因而也包含着国家制度的现实性。”“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单由主体制造出来的。”[5]汉承秦制，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发展的统一王朝，它继承了秦代首次统一的历史遗产，家国一体的政治组织与大一统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稳定的政治结构，从而使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结构。由此，两汉四百年的空前统一更使大一统观念固化为民族心理。在大一统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分裂状态下的时代都被视为乱世。

经过两汉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华各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董仲舒确立的“大一统”学说为中华民族长期自在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各族人民能够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一定程度地超越了种族的界限，天下一统成为中华各族强大后的共同追求，也使多元一体的格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新的价值追求。

二

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层面的“大一统”进程推动着民族层面由“夷夏之辨”向“华夷一体”观念的演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自在存在数千年的内在因素。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汉代的独尊儒术，使文化认同趋于一统，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大一统”观念体现在“族群”关系上，便是一种不同于类似后世“民族”意义上的“族群”，而是追求普天之下“文治教化”认同的“有教无类”，通过“华夷之辨”而实现“用夏变夷”，最终达到“华夷一体”，这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民族史上都是值得称道的文明成就。

古代中国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大一统”的文化底质，促进了数千年来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内聚。从上古“华夏”“东夷”“九黎”等部族间的冲突开始，民族融合便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民族向中原“华夏族”融合的主流趋势，并经秦汉时期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初级形态。

以秦汉为历史起点，中国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开始形成。在西汉大一统格局中，各民族的交往空前频繁，期间的冲突和对峙，也推动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互信，加强了彼此的交融与认同。紧接着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被称为五胡十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北方以内聚的形式打破了旧有“中国”的界限，共享中华文明的历史成果，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也实践了“华夷一体”的理想。

在所谓的“五胡乱华”时代，第一个突入中原灭亡西晋建立政权的匈奴人刘渊，为了强调对“中国”的认同，同时也希望得到“中国”的认同，刘渊自认汉朝的外甥，当然这些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数百年的汉匈和亲，的确使匈奴单于的母系融入了汉朝皇室的血脉。刘渊这样说：“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6]2649-2650国号“汉”，意为光复汉室之意，史称后汉。氐人苻坚继前秦帝位后，便以中华天子自居：“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6]2896声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6]2911更有意思的是，世出西戎的苻坚认为：“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6]2914俨然一副中华正主的语气。而建立了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则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6]3205因此，他把“大夏”的都城命名为“统万”，以明一统万邦的雄心壮志。

南北朝时的鲜卑人拓跋珪建北魏后颁诏：“《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7]37于是开始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征战。《魏书》记载了君臣们当时就国号问题展开的讨论。“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7]32-33。意在继承魏之正统，最后统一了中国北方。北周的鲜卑人宇文觉是通过“禅让”的形式得到帝位的，所以恐怕遭人非议，就援引中原古制：“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惟归于德。故尧授舜，舜授禹，时其宜也。”[8]可见，中华各民族均把是否“正”看作是获得一统天下的“一”的合法性。

统者，始也，统正而后一应得正。“正统”一词源出《春秋公羊传》，取意于“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北宋欧阳修的《正统论》对“正统”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9]10他在经过修改的《正统论下》中提出：“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9]12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强调：“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尤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9]54论证正统应具有道统的价值，但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从道统上强调正统，实在也是宋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种无奈的选择。

而与北宋对峙的辽倒是勇于追求一统，其在位时间最长的辽圣宗便“尊号曰天辅皇帝，……改元统和”[10]111，以“统有各族”的天下宗主自居。女真人入主中国北方后，继辽之后建立了金。他们更无视宋朝的正统地位，金熙宗宣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10]85金朝海陵王完颜亮认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10]1883对于正统地位的追逐，也可以被视为对“大一统”观念中“一”地位的追求。

明朝在一定意义上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朱元璋和朱棣曾说：“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11]也主张“华夷无间”“抚字如一”[12]。明朝官修的《元史》把元朝看成是继承宋朝的正统朝代。民国官修的《清史稿》也把清朝看成是继承明朝的正统朝代。可见承认胡汉一家、多元一体的中华格局是中国多民族共同的历史认识。强调元朝和清朝是外来统治的说法，更多地是以西方“民族主义”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的历史。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从来都不是这样的。确切地说，元清两代是蒙古族与满族以内聚的形式，继承并拓展了中华“大一统”的历史成果，将中华文明历史文化认同的疆域范围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清雍正皇帝这样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13]“始于秦”的“中国之一统”，是汉地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大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清的“塞外之一统”，是元、清两代分别以行省、宣政院和理藩院等对蒙古、东北、新疆、西藏行使的直接管辖。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受到欧洲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清末革命派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存在着以在所谓“本部”18个行省恢复汉族国家为目标的建国思想，武昌首义后使用的“十八星铁血旗”即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些客观上为俄国、日本等妄图借辛亥革命分裂中华的侵略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日本称中国汉族主要聚居的18个省为本部18省，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行文中要避免使用“本部”二字），同时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等各少数民族产生了离心的倾向，这使得中国在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因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立宪派是一贯反对民族革命导致民族分裂的，革命派在感到推翻帝制在望的情况下也努力维护多民族共存的政治局面。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清廷的态度，他们没有像元末时的蒙古统治者退回到蒙古草原为北元政权那样，而是在逊位诏书这样表述：“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意愿也表现得很强烈。最终使江浙一带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替代了湖北军政府象征18省汉族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也标志着国策由汉族立场转变为五族共和。南北议和、清帝退位，满族统治者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地交接给了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同时避免了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也避免了类似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多民族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土崩瓦解的局面。这些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中华多元一体的融汇进程中，各民族分分合合共同维系着“大一统”政治实体，历史上的征伐与战争既是各民族融合的主要阻力，也是各民族融合的助力。西汉以后，董仲舒结合儒家学说与王权政治将“大一统”阐述成特定的政治话语，“大一统”转述为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王权一统”，意谓着在“王权一统”基础上建立起疆域、民族、文字、服饰等各方面高度集中统一的庞大国家。帝制时代结束后，“王权”不复存在，“大一统”去除掉王权内核，经过现代性转化，在现代意义上开始指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这便是“大一统”观念。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这样赞叹：“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14]

结语

采用包括“大一统”理论在内的儒家思想治国理政，不仅使汉朝成为当时雄踞东方的世界性强国，而且稳定了两汉数百年的统治。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也因此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重要的文化理念。我们今天能够保有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文化根源上看，也可以追溯到董仲舒所留下的“大一统”这一文化传统。因为有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汉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就能够解决文化上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问题。

“大一统”观在历史上曾经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虽然大一统要求一统于华夏，但它事实上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观念，因为华夏文明是对民族意义的升华和超越，成为衡量一统各族的文化标准。在凝聚中华各族文化向心力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从《春秋公羊传》首提“大一统”概念至今，“大一统”虽然在不同时空框架中呈现出多维语义解读，但其主导性的思维逻辑、价值取向却一以贯之，始终彰显着“定于一”的历史文化意志，中国在民族关系上侧重“夷夏一体、多元一体”，也是基于传承不断的“大一统”文化背景。“定于一”的“大一统”成为叙述中华民族交流融合趋势的历史语境。“统一”成为中华世界唯一的理想形态，也是最终形态。

今天，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与保障，也是中国建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意识的引入，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助推着东方民族分裂主义。而苏联强调的民族自决、民族识别等理论对中国又影响很大，这些都强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独立性，而弱化了中华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我们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获得智慧和启迪，强化多元一体中“一”的意识，尊重56个民族的个性，但更要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强化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意识。同时深入研究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做现代性转化，为巩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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