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至圣林庙神道考析

作者：孟坡（孔子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来源：《孔子学刊》第九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四月廿三日壬午

          耶稣2021年6月3日

神道作为寺、庙、陵、祠等参拜场所前的道路，是建筑的前导部分。孔庙神道位于曲阜明故城正南门外，是指从万仞宫墙往南到今静轩中路桧柏夹峙而成的通道。此神道始建何时，文献资料大多语焉不详。孔林神道指从曲阜明故城北门经万古长春坊到孔林林门（习称大林门，位于至圣林坊后）之间的通道。而对于林门到至圣林门（原宣圣林神门，习称二林门）、墓门到享殿之间的通道，历史上曾称之为神道，而今多称甬道、夹道、夹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传世文献，借助碑刻史料，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通过对曲阜至圣林庙神道的考察，认识曲阜至圣林庙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与发展，和对曲阜明故城及城门修筑带来的影响。

一、曲阜至圣庙神道

曲阜至圣庙，又称曲阜孔庙，位于曲阜明故城内，孔庙大门正对明故城正南门。正南门外有一条长280米，宽20米，桧柏夹道而峙的通道，人们习惯称之为孔庙神道。孔庙神道在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陈镐《阙里志》、孔胤植补本《阙里志》等诸多家谱志书和现存宋以降历代孔庙图中都未见提及或标注。在笔者所查阅的史料中，最早提及孔庙神道的是孔尚任《阙里志•祠庙志》，文中记载：“明正德十年，移筑新城于阙里，以护庙寝。隆庆三年，辟城正南门以通神道。”

关于“移筑新城于阙里，以护庙寝”的情况，明《城阙里记》碑有明确记载：“正德辛未，盗入兖。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宫寺民居数百，虐焰所及，不崇朝县治为墟。是夕，移营犯阙里，秣马于庭，污书于池。”起义军给孔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也使得朝廷与孔氏族人震恐。佥事潘珍遂奏请朝廷“县庙必相须以守，盖即庙为城，而移县附之”，而建曲阜新城，城池修筑经始于正德癸酉（1513）之秋七月，讫工于嘉靖壬午（1522）之春三月，历时近十年完成。此新城乃今日我们所称的明故城。《城阙里记》碑现存孔庙十三碑亭院东南部，立于明嘉靖四年（1525），碑文为明嘉靖年间内阁大臣费宏所作，详细记述了正德六年曲阜县城和孔庙遭农民军焚毁至嘉靖元年移城卫庙的始末经过。陈镐《阙里志》、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以及乾隆《曲阜县志》等著录该碑。孔尚任《阙里志•祠庙志》言隆庆三年新辟城正南门，是庙前原有神道，因筑新城被截断而复通，还是为通神道而新辟城正南门，书中对此并没有特别说明。

陈镐《阙里志•卷一》对新城的描述有一张“国朝新筑阙里城图”，图上标注有四门，东南西北门各一，并筑有瓮城。从城门标注的位置看，孔庙正南无城门。成书于明嘉靖癸巳（1533）的陆釴《山东通志》也有新城所辟四门的记载，无城正南门。明正德六年，农民起义军“犯阙里”时孔庙大门是圣时门，圣时门前有至圣庙坊和棂星门坊。明隆庆三年（1569）殷士儋《明重修阙里林庙碑》记载：“棂星门之外，稍拓地纡回其道，以远衢市”。说明孔庙棂星门外，人员聚集非常繁华，为远衢市，才拓地纡回其道。据此亦可知，当时孔庙门前应无神道，所以也就没有因筑新城而截断孔庙神道，再复通神道之说。这就说明，隆庆三年新辟孔庙神道，并为此辟建曲阜城正南门，直对孔庙庙门。在传统社会，城正南门过去平时关闭，只有皇帝祭孔或派人祭孔时才开启。孔庙神道和城正南门的新辟，进一步凸显了孔庙的神圣和威严。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二》对孔庙神道有记载：“至圣先师孔子庙在曲阜县正南门内，正南门曰仰圣门……门外夹道植柏，为神路。”《孔府档案》[4918]也有记载：“正南门外神路，为圣驾经临辇道之所，原不许车马驰驱，以昭慎重。”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仁《明代神路消失记》一文中提出：

明嘉靖九年（1530），嘉靖皇帝对明初以来的礼制祭坛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废弃了合祭天地的天地坛，新建了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崇雩坛。每坛都配建有神路和神路前牌坊。所谓神路，指的是高等级祭祀建筑的前导部分，位于祭祀建筑之外。

神道，又称神路，是寺、庙、陵、祠等参拜场所前的道路，是“高等级祭祀建筑的前导部分”。曲阜孔庙作为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建筑前辟建神道自是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曲阜孔庙神道作为祭祀孔子礼制建筑孔庙的前导部分，是孔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曲阜明故城建成四十七年后，于隆庆三年（1569）辟通并保留至今，为此并在城墙上新辟城正南门，形成了曲阜明故城东西北三面各一城门和南面两城门的格局。在孔庙门前开辟孔庙神道，栽植仪树聚拢视线，起到了强化神圣、突出威严、营造氛围的作用。

二、曲阜明故城北门至大林门神道

出曲阜明故城北门，有一条两旁古树森严、一直通向孔林的大道，这就是曲阜至圣林神道，人们习惯称之为孔林神道。神道上，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万古长春”石坊巍然耸立，坊前东、西两侧各有碑亭一座，东亭内立《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道碑》，西亭内立《阙里重修孔子林庙碑》。孔林神道在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之金孔林图、明嘉靖本《阙里志》之明孔林图、明万历《孔圣全书》之孔林图、清潘相《曲阜县志》之清孔林图等均无明确记载。陈镐《阙里志•林庙志》有粗略记载：

“先圣林，前枕旧鲁城，林门与县北门相直，夹路桧柏森然。”

文中指出，先圣林林门与县北门相直，夹路桧柏森然。夹路，指列在道路两旁。唐岑参《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诗：“驷马映花枝，人人夹路窥。”宋苏轼《同王胜之游蒋山》诗：“夹路苍冉古，迎人翠麓偏。”显然，陈镐称夹路重在强调道路两旁的桧柏，没有明指此道路是否为神道。孔尚任《阙里志•陵墓志》记载：

林在今曲阜县城北二里，前枕古鲁城，林门与县北门相直。……北为文津桥，又北为万古长春坊，左右有神道碑。又北为林前村，即古孔里也。

万历二十二年，……特立石坊五间，题曰‘万古长春’。缭垣十里，壖垣千步。前辟神路，栽桧柏数百株。左右立神道碑，文定公于慎行为记。

由此记载知，林门与县北门相直，林前辟有神路，栽桧柏数百株，“万古长春”坊左右立有神道碑。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一》记载：

至圣林门，门外有坊，坊左右守林人户聚族而居，即《史记》所称孔里者也。又南为万古长春石坊，左右有碑亭，又南有桥，曰文津桥，又南即曲阜县城北门。自县城北门至林夹神道，皆古柏深茂葱郁，其直如矢。

文中指出，自县城北门至林夹神道，皆古柏深茂葱郁，并重点突出了曲阜城北门和孔林的道路很直，略无盘曲。

今人所编的《孔子文化大典•故里卷》记载：

嘉靖元年（1522）曲阜新城落成后，辟出直对县城北门的神道。……万历二十二年（1594），巡按连标等跨神道添建‘万古长春’石坊和两侧碑亭，栽植神道桧柏数百株。

林门以长达1266米的神道与县城城门相连，神道平直如矢，两侧桧柏龙干虬枝，夹道侍立，创造出一种古老而又庄严的气氛，使人清新涤虑，凝神直进。

此两段记载较详，可知林门与县城城门之间的神道在嘉靖元年（1522）辟出，长达1266米，直对县城北门，万历二十二年（1594）跨神道添建‘万古长春’石坊和两侧碑亭，栽植桧柏数百株。

综上所述，嘉靖元年（1522）建筑新城时，充分考虑了当时孔林林门、孔林神道的方位和走向，在城门的规划布局中开辟城北门直对孔林林门，城外道路与孔林神道相连通。今依始建年代而言，此神道或称之为明代孔林神道。万历二十二年（1594）跨神道建万古长春坊和两侧神道碑亭。明代孔林神道长1266米，两侧古柏深茂葱郁，平直如失，作为孔林的前导部分，辟于林门之外，营造出古老而又庄严的氛围。

三、孔林大林门至二林门神道

穿至圣林坊，入孔林大门，跃入眼帘的是由红墙、古树夹峙而成的通道，直达至圣林门（原宣圣林神门，习称二林门或旧林门）。此段通道与林门外明代孔林神道，给人的感觉并无两样，只是两侧高高的红墙、参天的古柏更加凸显了通道的深邃和悠长。孔尚任《阙里志•陵墓志》记载：

又北为至圣林坊并林门三间，内为神道，两旁筑高墉。又北有洞门，石镌‘宣圣林’，乃旧林门也。上建观楼，弘敞壮丽，额曰‘功参造化’。自城门至林门，桧柏夹道，其直如矢。

文中指出，林门内有神道，两旁筑高墉。宣圣林门（旧林门）上建有观楼。自城门至林门（此处指旧林门），桧柏夹道，其直如矢。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一》记载：

墓门外为洙水桥，桥南建石坊，坊左右有下马碑，折而东为辇路，辇路南为观楼，观楼即林墙门楼也。林墙周十余里，高丈许，厚半之。观楼外东西列垣夹甬道，其南为至圣林门，门外有坊，……自县城北门至林夹神道，皆古柏深茂葱郁，其直如矢。

文中指出，观楼外东西列垣夹甬道，也就是二林门到至圣林门有列垣而成的甬道。自县城北门至林夹神道，皆古柏深茂葱郁，其直如矢。此处县城北门至林夹神道，应是指县城北门到至圣林门（大林门）夹神道，而非指旧林门（宣圣林神门）。

对比上面两段的记载，大林门至二林门之间的夹道，分别称之为神道和甬道。甬道，也称为通道、夹道、甬路，是指两旁有墙或其它障蔽物的驰道或通道（《汉语大词典》第770页）。目前，城北门至孔林大林门和大林门至二林门之间，皆桧柏夹道，古树参天，是不争的事实，唯一不同的是大林门至二林门之间除桧柏夹峙外还有高高的围墙。为什么《阙立志》《阙里文献考》两种文献对大林门至二林门之间的通道有不同的叫法？考诸文献所记，发现这与神道的功能和神门的变化有关。

据《宣圣林神门记》碑记载：“至顺二年春，五十四代孙曲阜县尹孔君思凯，虑窃有樵牧者，乃垣而周之，前临通衢，崇建一门，甚为雄丽，榜曰‘宣圣林’。”此碑现位于孔林大林门内西次间，立于元至顺三年（1332）。碑文主要介绍宣圣林神门建造的缘由、时间、目的意义，并歌颂建造者的功绩等。孔思凯所建宣圣林神门，是孔林内第二个神门（较东汉永嘉元年所建神门而言），后之所以称之为林门，是因为此神门在功能上起到了林门“为禁樵牧”的作用，为强调和突出此门的功能性，而逐渐淡化了其神门的特有属性，所以也就成为目前有记载孔林历史上的第一个林门。按照神道的功能和建于建筑之外的规制，宣圣林神门建造后，神门前辟有孔林神道，今依建造年代或称之为“元代孔林神道”。现宣圣林神门上横嵌石匾“至圣林”三字，系清雍正十年（1732），重修宣圣林神门时将“宣圣林”所改，门额上并刻有“大清雍正十年七月吉日奉敕重修”。

据文献记载，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曲阜县尹孔克中添建林门木坊，“创门宇以严锁錀，建铺舍以便巡卫”，在宣圣林神门外建造至圣林坊，至圣林坊采用门的形制，柱间设栅栏，柱外栅栏与两侧八字墙相接。《圣祖林庙落成纪功碑》记载：“先是版筑孔林围墙千百余堵，手植神道桧柏数百株。今又重修帝王驻跸之亭，创造圣祖享祀之殿，以神门隘陋也，架以观楼而重其门于内外。”碑文详细记载了孔子六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弘泰于成化癸卯（1483）呈请宪宗皇帝恩允，重修林庙的情况。此碑现存位置不详，立于明弘治七年（1494）秋月既望，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司教授河汾王拱撰文。孔尚任《阙里志》辑录该碑。《阙里文献考》有相似记载：“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代袭衍圣公宏泰重修驻跸亭及享殿林墙门楼，建洙水左右二桥，植桧柏数百株”

明万历二年（1574）谢登之《孔圣全书•卷二》首二卷一孔林图，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于慎行《兖州府志•府境州县图考》孔林图中，均可见大门碑楼（宣圣林坊）和至圣林观楼或称古鲁城（观楼）及其位置的标注。据此可知，明代时期的“元代孔林神道”长度应不短于宣圣林神门到至圣林坊，也就是现二林门至大林门之间的距离。

综上所述，元至顺二年（1331），孔子五十四代孙曲阜县尹孔思凯为禁樵牧而筑孔林围墙，在鲁城北门遗址建宣圣林神门，此神门为孔林内第二个神门，也是孔林大门之始建，宣圣林神门外辟有元代孔林神道。宣圣林神门和元代孔林神道为明代孔林神道的创建定下了基本方位和走向。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建造宣圣林坊，弘治七年（1494）曾植神道桧柏数百株，均应是在元代孔林神道上建造或植树。嘉靖元年（1522）曲阜新城建成，北门外道路与元代孔林神道相连通，形成了明代孔林神道。

四、孔林享殿至墓门神道

入孔林二林门左行，跨洙水桥往北，登墓门，便步入石仪成群，古木参天，直对享殿的通道。通道两旁共有4对8件石仪，从南往北依次为望柱、文豹、甪端、翁仲。诸多文献中，对此通道多称之为夹路、甬道，而不称神道。陈镐《阙里志•卷四》记载：

孔子墓在今孔子庙东北三里许，……前夹路，石柱二，石兽四，翁仲二。孔子墓高丈余。墓前有坛，石厚三尺许，方亦如之，其数四十有九。后汉永嘉元年，鲁相韩叔节造神门一间，斋厅三间。

文中指出，孔子墓前有夹路、石仪，永嘉元年（145）鲁相韩叔节造神门一间，斋厅三间。韩叔节，称韩明府，名欶，字叔节，汉桓帝时期鲁国之相。显然，陈镐《阙里志•卷四》所称夹路，是指石仪列于通道的两旁，所关注的重点在石仪而非通道。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一》记载：

循享殿而北四围缭以周垣方一里，以卫圣墓。直享殿而南为甬道，中峙石鼑一；旁列石翁仲二，左执笏，右按剑；元豹二；甪端二；华表二。制极精巧，雍正十年奉敕造。甬道南，墓门三间，其东偏为思堂三间。

清乾隆甲午新修《曲阜县志•卷五》记载：“享殿五间，殿南为甬道，中立石鼎，旁列两翁仲，左执笏，右按剑。元豹二，甪端二，华表二，制极精巧，南为墓门三间。东偏为思堂，思堂三间，左右厢各三间，门一间。”文中指出，享殿南有甬道，中立石鼎，旁列翁仲、元豹、甪端、华表，甬道南有墓门。

此段记载与上述《阙里文献考•卷十一》几近一致，都云享殿到墓门之间有甬道，甬道中峙一石鼎，旁列翁仲、元豹、甪端、华表。

以上三种文献对孔子墓前道路分别称之为夹路和甬道。据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陈镐《阙里志•卷一》“孔林图”中都明确标记孔子墓前有神门（墓门），石仪等，但没有标记通道的名称。

神道原意为墓道，指神行之道（《汉语大词典》第10481页第7卷879）。《汉书•霍光传》：“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茔，开神道。李贤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石望柱源自华表，墓前树立石望柱作为神道的标志，在东汉时开始盛行。石望柱上常刻有某某神道字样，实即早期的神道碑。唐代自干陵始，神道碑和望柱分离，石望柱渐成一种装饰石雕，并定制石像生前立石望柱以为开始，历代沿袭不改。

依据中国的墓葬制度，神道两旁的石像生（又称石仪）代表了墓主的等级地位。最早立石像生的墓是霍去病墓。《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崔浩云‘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北宋末年形成了以轴线为对称分布的石像生。孔尚任《阙里志•陵墓志》记载：“徽宗宣和元年，有司请于朝，命工镌造石仪，五年峙于墓所。”《孔子文化大典•故里卷》记载：“宋宣和元年（1119）‘有司请于朝，命工镌造石仪，五年峙于墓所’。经朝廷批准，为孔子墓刻立了石表一对、石兽二对、石人一对，形成墓道轴线。”此中所指华表、甪端等石仪，皆是宋宣和元年（1119）造。现享殿前两翁仲系清雍正十年（1732）敕造，原宋造两翁仲移至子思墓前。

显然，孔子墓前石像生（石仪）所夹之通道，称之为神道更为恰当。但为什么不称之为神道呢？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图本中，可明确看出金时孔林墓门在今享殿处，墓门前标识有石人一对，石兽二对，石柱一对。

据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一》记载：

成祖永乐二年，五十九代衍圣公患思堂基制狭小，当金元间权主祀事五十代孙，虽经补萁而未改其旧，因更加恢扩，又作墓门三间。

文中记述永乐二年衍圣公孔彦缙“作墓门三间”，当刊刻错误所致。是年，孔彦缙尚年幼，永乐八年（1410）袭封衍圣公。据《重建斋厅记碣》等史料，永乐二十年（1422），衍圣公孔彦缙修建斋厅并新建墓门，将永寿三年（157）韩叔节所造神门从现享殿处迁到思堂西今位置。门屋三间均设门，每扇门上均饰门钉九排，每排九个，是最高等级的装饰。神门迁建后，孔子墓前石像生（石仪）没有随着神门而前移，也就处于了新建神门（墓门）之内，按照神道当辟于神门之外的规制，原神道改称为甬道或夹路。据《圣祖林庙落成纪功碑》记载，弘治七年（1494）孔弘泰在原神门（墓门）处“创造圣祖享祀之殿”，也就是现在的享殿。

综上所述，东汉永寿三年（157），鲁相韩叔节在孔子墓前今享殿位置建神门（墓门），神门至孔子墓之间通道形成孔林神道之雏形，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孔子墓墓道。宋宣和元年（1119）神门前增设石仪，石仪夹峙而成的通道成为孔林神道之始，今依建造年代或可称之为宋代孔林神道，即自享殿（原东汉神门处）到思堂西墓门之间石仪夹峙而成的通道。

五、结语

孔庙神道的辟通与明代曲阜新城的建设密切相关。明嘉靖元年（1522）曲阜新城建成。明隆庆三年（1569），正对孔庙庙门新通孔庙神道，因通孔庙神道而新辟城正南门。城正南门进一步凸显了孔庙的神圣和威严，形成曲阜明故城东西北三面各一城门和南面两城门的新格局，并延续至今。

孔林神道在历史上几经变迁。最初应为孔子墓道的专称，东汉永嘉元年（145），鲁相韩叔节在孔子墓前今享殿位置建神门（墓门），孔林神道初现雏形。宋宣和元年（1119）神门前增设石仪，孔子墓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神道，是孔林神道之始，或称之为宋代孔林神道。元至顺二年（1331），曲阜县尹孔思凯修筑孔林围墙，在鲁城北门遗址建宣圣林神门，为孔林内第二个神门，也是孔林林门之始建，宣圣林神门外辟孔林神道，或称之为元代孔林神道，为明代孔林神道的创建定下了基本方位和走向，并直接影响了明代“移城卫庙”所营建曲阜城的规划布局。明嘉靖元年（1522）曲阜新城建成后，城北门外城道与元代孔林神道相连通，形成明代孔林神道。后随着孔林大林门修建，宣圣林神门至大林门之间的神道成为林内甬道（史料对孔林大林门始建年代说法不一，笔者倾向于明崇祯七年维修孔林时创建），不再称之为神道。现孔林神道指明故城北门经万古长春坊至孔林大林门之间的明代孔林神道，长1266米，延续至今已近500年。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跨神道添建‘万古长春’石坊和两侧碑亭，成为孔林神道上的标志性建筑物。孔林神道随着孔林林地规模的不断扩大，孔子墓前神门、宣圣林神门、曲阜明故城、大林门的渐次修筑而不断外迁或变化，原有神道因相继处于林内，或称甬道，或称夹道，最初的孔林神道甚至已成为孔子墓的组成部分。由于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埋葬之地，孔林神道也就不再专指孔子墓神道或当时壖垣之内孔林之神道，而成为整个家族墓地的神道。

曲阜至圣林庙神道，作为孔林、孔庙建筑群的前导部分，起到了强化神圣、突出威严、营造氛围的作用，是至圣林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至圣林庙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曲阜明故城建设而逐步形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曲阜明故城的规划建设布局，是历史上对孔子及其思想不断推崇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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